陈 楠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200)



《阿姆斯特丹》：镜像时空体及其文化叙事意义

陈 楠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200)

《阿姆斯特丹》是伊恩·麦克尤恩继“恐怖伊恩”“理念伊恩”之后，“突破我执”到达“成熟伊恩”的作品。从空间诗学的角度考察，小说由引语整合，叙述主层中有两条互相交叉叙述主线，在时空聚集交汇的道路中，潜藏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镜像，形成镜像时空体。以读者的经验意识作为媒介，与现代社会地理空间符号的对应，接轨了现实世界与小说及小说描绘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实时空，从而生成小说的文化叙事意义。

阿姆斯特丹; 镜像时空体;文化叙事

在英国当代小说界，伊恩·麦克尤恩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位小说家从创作以来，一直受到西方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和严肃对待。他创作的第一阶段限于揭露人的各类精神问题，包括《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 Last Rites)到《只爱陌生人》(The Comfort of Strangers)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小长篇，被评论界戏称为“恐怖伊恩”。①从《时间中的孩子》(The Child in Time)开始，麦克尤恩进入到“理念伊恩”时期，致力于深入探究产生这些精神问题的种种原因。而在《爱无可忍》(Enduring Love)出版的次年，他突然抛出了《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这部黑色、轻松、讽刺小说开启了他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创作状态执著于展现和探究人性的阴暗面和精神问题的根源，是“我执”。那么《阿姆斯特丹》就成为他“突破我执”，从而进入真正成熟的创作阶段——在保持着对人性的探讨和精神追问的前提下，更开放地接纳多元创作领域和风格。②细读之下，《阿姆斯特丹》在整体谋划、情节设置、叙事风格等等上都有独特之处。本文试图从空间诗学的角度，探讨《阿姆斯特丹》的镜像时空体及其文化叙事意义的生成。

一 镜像时空体

在展开讨论之前，先对“时空体”这一概念作解释。这个术语源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以之为依据，见诸数学科学中。巴赫金将它借用到文学理论中，几近于比喻的一种状态。它在文学场域中是被当作形式和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所理解的，表示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巴赫金为“时空体”下了概念性的定义：“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之称为时空体(——直译为‘时空’)。”[1]从这个角度出发，麦克尤恩的小说《阿姆斯特丹》同样具有艺术时空体的特征。

小说开篇之前，麦克尤恩引用了奥登的十四行组诗《追寻》(The Quest)第三首《歧途》(The Crossroads)的首句，并对原文略加修改：“The friends who met here and embraced are gone,/ Each to his own mistake.(在这里相逢并拥抱的朋友已经离去，/各自奔向各自的错误)”[2]仅对文本的分析，应当先剔除作者意图将会对文本解构产生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采用现象学“悬置”的方法将它暂时搁置。这些可能是偶然克服了社会等级和空间分隔的“朋友”在这个时间进程和空间路途上邂逅。他们在这里相逢，并且离去。结合小说叙述文本，这里的“他们”指喻了四个主要的叙述中心人物：克利夫·林雷(Clive Linley)、弗农·哈利戴(Vernon Halliday)、朱利安·加莫尼(Julian Gemini)和乔治·莱恩(George Lane)。描述的这句话隐去时间的显现，带出了空间的流动，在空间流动中潜藏了“离去”和“奔向”的道路。这实际隐喻了小说叙述中存在的两个主要的空间点：伦敦与阿姆斯特丹。克利夫和弗农、加莫尼和乔治在伦敦参加旧情人莫莉的葬礼上相遇，前两者在阿姆斯特丹死去，后两者在阿姆斯特丹放下了最后的道德底线。一个是人生结束的过程，一个是人性泯灭的过程。于是在这条路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镜像，同时也是整部小说具体描绘、具体体现的中心。一切事件的发生始于伦敦，结束于阿姆斯特丹。一系列的时间和空间被抽象出来，时间被注入空间借以实现物质化，《阿姆斯特丹》所体现出的便是镜像时空体。正如巴赫金所说： “……时空体在作品中总是包含着价值的因素，但这个价值因素要想从艺术时空体的整体里分解出来，唯有通过抽象的分析……抽象思维当然可以把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加以思索，可以超脱他们包含的感情和价值因素……直观对时空体的把握，是把时空体当作一个充实的整体来看。”[3]

《阿姆斯特丹》通过镜像时空体的特征，将实际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方面艺术地统一起来。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小说开场莫莉·莱恩的葬礼。这个在纪念仪式上被定义成热爱着一切的女人带出了她生前的情感史中最为人私下津津乐道的四个情人，③从此以虚拟的形象活跃在之后他们的所有交集中。政治家、作曲家、报社主编、出版商，四个社会身份迥异，看起来并无职业交集的人同时出现在一处，此后的事件基本围绕这四个男人的相遇展开对话，发生冲突。所以这场葬礼就成为了故事的一切延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浓缩、凝聚的节点。在这个时间与空间点上，四个人物的时空进程交错相遇，是与之相关的一切身份、年龄、信仰存在着的代表。他们成为了一种符号，在时空体的叙述过程中被典型化。正因如此，即使他们原先命运和生活的一系列时间与空间状态都带着复杂而具体的社会性隔阂，但在这里，一切都被克服，不同的命运相遇一处并相互交织，在情节的推动下不同一般地结合起来。他们在同一事件上的不同应激反应和意识倾向，以人性的道德打磨直指现代性的深刻危机。

二 文化叙事意义的生成

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阿姆斯特丹》，会发现小说的镜像时空体与其文化叙事意义生成有所关联。

要进一步了解镜像时空体在《阿姆斯特丹》中实际承担的文化叙事功能。首先要解决“阿姆斯特丹”的空间定位问题。从经验意识来看，文本中的“阿姆斯特丹”与客观存在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通过文学的镜像映射，在象征意义上重合了：它隐喻了一个放纵原罪与原欲，连死亡的意愿也可以被伪造的独立空间。除了阿姆斯特丹，另一个明确指出的地点还有伦敦。从小说的空间地理上来看，伦敦是所有事件开始的空间节点，阿姆斯特丹是所有事件结束的节点。如果说伦敦是欲望滋生并且不断催生的第一空间，那么阿姆斯特丹就是欲望膨胀直至爆裂的第二空间。时间被浓缩融入到空间中，“小说里一切抽象的因素……都向时空体靠拢，并通过时空提得到充实，成为有血有肉的因素，参与到艺术的形象中去。”[4]情节是其在时空体中的具体化，一切的事件被选择在这里进行。因此，整个小说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行径就是从伦敦到阿姆斯特丹的过程。而小说题为《阿姆斯特丹》，那么文本世界在空间定位的整体倾向已经表达出来。故而，无论是伦敦，还是阿姆斯特丹，地理空间的变化也不过是一种语言意义上的换喻，所有的能指最终都指向一个所指：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极端自我与享乐主义，以及失去道德的规范而被不断割裂的人性逐渐脆弱的历程。

更为重要的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叙事意义生成中，镜像时空体充当了一种特殊的表现方法。它接轨了现实世界与小说及小说描绘出来的世界，并丰富了现实世界，生成小说的文化叙事意义。结合小说的空间地理节点与叙述角度，我们会发现小说存在两条由人物带领的叙述主线：弗农与克利夫、乔治与加莫尼。两者均从莫莉的葬礼进入叙述主层，前者的关系从朋友到对抗乔治和加莫尼的盟友，后因为矛盾的爆发而友情破裂，最终互相为对方选择在阿姆斯特丹接受“安乐死”；后者从情敌到对抗弗农与克利夫的盟友，后因加莫尼异装照片的暴露而加深合作，最终确定弗农与克利夫死亡之后各自回归原先的社会身份。两条叙述主线同时进行，叙述内容互相交叉，四个叙述中心人物在这个时空聚合点交汇，共同演绎了现代都市人意义上的故事纠葛。小说以现代性的空间地理坐标，如“伦敦”“阿姆斯特丹”等为标志，在引导读者进入文本描绘世界时不自觉的套用他们现实世界中的经验意识与之对应、接轨，因此这些空间坐标就成为了一种空间符号。而在文本描绘世界中，这些客观的现代地理空间符号隐藏了时间标志，时间被注入空间，促进空间的流动并显示出主要的时间特征。弗农、克利夫、乔治、加莫尼、莫莉等人物，也在接轨中戴上了现代都市人的身份面具。通过读者的解读作为媒介，贴上现代都市进程中某个阶段某个信仰甚至某个阶层的标签，成为被截取的现代社会史中的符号成分。在这一交流过程中，“作品及其中描绘出来的世界，进入到现实世界中，并丰富这个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进入作品及其描绘出的世界……(它)本身就具有时空体的性质，因为它能发生在历史发展中的社会性世界里，却又不脱离不断变化着的历史时间。”[5]在《阿姆斯特丹》的镜像时空体里实现着文本与现代都市进程中历史与生活的接轨，体现作品中的特殊生活，形成了小说独特的历史现实时空，并生成了《阿姆斯特丹》的文化叙事意义。

注释

① 因为伊恩·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充满了阴暗面的话题，如暴力、乱伦、性等，因此他的作品一度被冠上“震荡文学”(Literature of shock)。评论家Hermione Lee 称之为“震荡文学的大师”。

② 冯涛先生对麦克尤恩从1975年到2012年的创作时间段提出了“三个分期”，为“恐怖伊恩”“理念伊恩”与“成熟伊恩”。详细参考冯涛先生翻译的2011年7月出版的《阿姆斯特丹·译后记》。

③ 即使乔治是莫莉法律意义上的丈夫,但通过弗农与哈利戴在”追思花园”中的对话，可以判断他也不过只是莫莉生前的众多情人之一。具体参看《阿姆斯特丹》。

[1]巴赫金. 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4.

[2]伊恩·麦克尤恩. 阿姆斯特丹[M].冯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3]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44.

[4]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52.

[5]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56.

Class No.:I106.4 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Amsterdam：Mirror Image Phenotype and its Cultural Narrative Significance

Chen N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200，China)

Amsterdam is Ian McEwan’s another novel followed after Terrorist Ian, the Concept of Ian, Break- through the Ego to Mature Ian. From the angle of the poetics of space, the novel has two narrative thread, two different life mirror, which constitute mirror phenotype. Taking the reader's experience of consciousness as a medium,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the fiction depicted the world, forming a uniqu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time and space to generate novel cultural narrative significance.

Amsterda; Ian McEwan; cultural narrative

陈楠，硕士，温州大学2014级文艺学专业。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温州大学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镜像切换的价值生成”(项目编码：316201501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I106.4

A

1672-6758(2016)11-01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