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辉,陈思旭

(1.大连民族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5；2.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生态”向性

陈迎辉1,陈思旭2

(1.大连民族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5；2.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对蒙古族具有特定区域和族群特性的审美文化进行研究，分析了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生态特性，提出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美的”规定性不只是形式的，更是生态的，符合生态观念的，便是“美的”，这是蒙古族审美意识建立的基础。可以说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精神内核正是它的生态特性，是它不同于西方传统，也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审美经验和特性。

关键词：蒙古族审美文化；生态向性；共生

一、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生态”根性

蒙古族的审美文化孕育于其整体的生态文化圈中，其逻辑起点应该是以对自然的观察和对生命的感受和歌颂开始，逐渐繁育出丰富的蒙古族审美文化。从造型、色彩、图案三个角度去考察研究它的形成历史，会发现在蒙古族审美文化中，一个事物之所以“美”，主要是源于对象的生态功能。蒙古民族的审美诉求往往与如画的风景、与形式等关系不大，而与其生态伦理有关，与生态过程的完整性有关。在经典的美学话语体系下，“美”的规定性往往都有一个复杂隐秘的文化积淀过程，且与权力和特定阶层的趣味关系更密切一些。但在蒙古族的审美文化中，“美”的规定性与“生态”的关系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关系。蒙古族审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虽然也曾经深受萨满宗教以及特定阶层的权力趣味的影响，但其文化根性依然是生态性，其根脉深植于蒙古民族的原初纯朴的生态意识和观念中。

在分谱系对蒙古族审美文化中的祭祀仪式、民俗审美事项、造型艺术等进行考察，对其所隐喻的审美内涵进行发掘和阐释时发现，这些审美事项在内涵上往往呈现出明显的“生态”向性。如蒙古族常见于蒙古袍、腰带、帽子、靴子等上的图腾图案及各种象征符号图案：如日月形纹、高山流水纹、葫芦纹、漩涡纹、回纹、雷纹、云纹、山纹、水纹、火纹以及狼纹与鹿头冠纹图案，这些图案、色彩和符号背后蕴含的往往是蒙古民族认知自然、珍视自然的生态的诉求，隐喻着生态向性及生态内涵[1]。这些纹饰并非某种单纯的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积淀着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是蒙古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他们对自然与生命的认知和敬畏等感受积淀为观念，由观念积淀为形式的结果。在这一积淀过程中，宗教起了重要的作用。蒙古民族信仰的萨满教是在蒙古族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生存实践中产生的带有直观性、混沌性、类比性等特征的原始宗教体系。从巫术仪式与艺术起源的角度考证，萨满文化孕育了蒙古族早期的一些艺术形式，对蒙古族审美文化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萨满宗教仪式使蒙古族人在其生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朦胧的生态意识变得更具有神圣性和仪式感，审美意识得到固化和强化，逐渐演进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各种表演仪式、图腾及各种象征符号图案。原始的图腾含义逐渐消失，抽象的几何纹饰逐渐增多，逐渐积淀为艺术形式。对这一复杂的积淀过程如果从早期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蒙古族审美文化的深层根脉依然是蒙古族原初、纯朴的生态意识。

美学自康德后，美与形式之间便建立起稳定的关系，20世纪后，形式主义美学成为美学话语的主流。但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审美文化中，“美的”规定性不只是形式的，更是生态的，符合生态观念的，便是“美的”。蒙古族的审美文化具有鲜明的“生态”向性。生态特性是蒙古族审美文化的本根性存在。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美”的规定性往往与如画的风景和形式没有太大关系，而与生态有关，符合生态观念的，便是“美”的，这是蒙古族审美意识建立的基础，可以说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精神内核正是它的生态特性，是它不同于西方传统，也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审美经验和特性。

二、蒙古族审美文化的“共生”结构特性

在以往的蒙古族美学研究中，往往以“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来表述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结构特点，但是，这一表述尚不足以精准地描述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特点和结构，因为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描述汉民族道家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审美文化。基于蒙古民族从人、自然、宇宙的视角看待问题以及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蒙古人形成万物有灵，浑然一体的生命观，即“天、地、生、人”是“共生”的。“共生”是蒙古族生态审美文化的核心范畴。

共生(commensalism)从语源上是一个生物学概念，首先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安东·德巴里在1873年提出的,指两个不同生物体之间的互利共生。共生现象在生物之间广泛存在, 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20世纪中叶以后,共生扩展到生态学、社会学领域，往往指不同事物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共生”理论由挪威的阿伦·奈斯提出，主要是指人类与自然的平等和共生共荣，与人类战胜自然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后来这一范畴在民族问题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主要用于强调不同族群之间的“间性”关系，是各族群需共同遵守的生态伦理法则。

但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共生”，是从其文化土壤中生长出的生态理念，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共生”意识的生成与北方地域空间下的地理环境以及萨满教有着源头性的关系。蒙古民族受其生存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比较辽阔的空间意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上边是天父，下边是地母”，辽阔的背景和严酷的生存环境，使蒙古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体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命运”感，即“共生”意识。“共生”主要包含两方面内涵，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共生”。为了保持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成为蒙古族为维持其生存必须遵循的生态伦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各个民族都积累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蒙古民族在这方面，更是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经验。共生，还关涉在同一生态圈中，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共生”关系。这与萨满教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萨满教是在蒙古族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生存实践中产生的带有直观性、混沌性、类比性等特征的原始宗教体系，“万物有灵”论是萨满教的基本理论。“万物有灵论”使蒙古族人不仅崇拜天神，山川、树木、日月星辰、雷电、云雾、冰雪、风雨、彩虹、祖先的灵魂，驯鹿、老虎、柳树等动植物都是崇拜的对象。萨满教常赋予某些动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万物有灵，“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河流湖泊都有灵性和神性，不能轻易地扰动、射杀和破坏，否则将受到神灵的惩罚。世上万物都是天地父母所生，不仅相互平等，而且亲上加亲。作为天父地母之子的人类，应像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样崇拜天宇、爱护大地、善待自然。”[2]蒙古人把自我的生命,融入天地万物，形成万物有灵，浑然一体的生命观，“天、地、生、人”是“共生”的。“共生”是蒙古族生态文化的核心范畴。

因为具有强烈的“共生”意识，生命之间彼此关联类比，如《蒙古族祭灶词》中有“上有腾格里之熳火,下有额托格地母之热力,以精铁为父,以榆林草木为母”。因生命之间是共生关系，彼此关联，因此，在蒙古族的审美文化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构成一种强烈深沉的情感关系，这种介入式审美关系是建立在强烈的对大地与长生天以及萨满神深沉的“挚爱”与“敬畏”之上，因此其审美情感往往有着汉民族审美文化所没有的深沉、苍凉、孤独、悲情的浪漫精神。

在蒙古族审美文化中，这种介入式情感关系普遍存在，从审美经验的角度讲，属于典型的介入式审美经验，而欣赏形式美的分离式审美经验在蒙古族审美文化中很少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蒙古族的审美文化中，“美的”规定性不只是形式的，而是生态的。蒙古族审美文化在根性上属于一种生态审美文化。蒙古族传统文化中遵循的“万物有灵，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和谐共生”等基本的生态伦理法则成为蒙古民族审美文化中的审美理式，并据此生成了蒙古民族统一于自身的审美系统。这一系统在结构、意义上与其他的文化生态圈具有“同构性”。

三、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

在当前的美学研究中，对地方性、民族性审美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属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蒙古民族艺术资源丰富，审美文化发达，但是长期以来，对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却很薄弱，多年来一直没有实质的进展和突破，如此，使富有情感和精神深度的蒙古族美学精神无法被以理论形态很好地“呈现” ，许多潜在的生态文明理念及其价值尚未被挖掘和激活。

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北方草原民族的审美文化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环境美学,也不同于汉民族具有中国“中和论哲学”特色的“生态人文主义”。它是一种从宇宙、自然和人的结合点上来考察问题,以“生态伦理”为基础,“天、地、生、人”融于一体的生态美学。蒙古族审美文化中的“和谐”“共生”等生态理念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和生态美学价值。近些年，生态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受到蒙古学各相关学科的普遍关注。在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深入挖掘和阐释蒙古族生态意识、生态智慧、生态文化成为研究重点之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语境下，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生态性”也开始受到重视，但整体研究还尚未展开。近年，对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研究呈现了由文本形式研究向纵深研究、田野研究发展的学术取向。对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各类仪式及艺术符号的艺术人类学考察和文化解析逐渐增多，研究对象也由“文本”更多地转向了“活态文化”。这些成果，虽然尚属星星之火，但使蒙古族审美研究走出“文本”，走向了制度、宗教、历史、生态等更为复杂的文化因素。基于生态视角的蒙古族美学研究, 将能使目前以文艺美学为主要范式的蒙古族审美文化研究获得理论上的拓展和突破，使蒙古民族更为完整地建立起具有自己文化根性的审美价值体系；有利于蒙古族审美文化以自己淳朴、深邃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在全球化视野下获得“存在”，积极参与美学价值体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王同亮,张海波.蒙古族图形文化研究：浅谈蒙古族传统图形文化特征[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87-88.

[2] 陈寿明.草原文化的生态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6-37.

(责任编辑王莉)

“Ecological”TropismofMongolianAestheticCulture

CHENYing-hui1，CHENSi-xu2

(1.CollegeofChineseandLaw,DalianMinzuUniversity,DalianLiaoning116605,China;2CollegeofPreparatoryEducation,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ispaperprobesintotheMongolianaestheticculturethatbearsitsspecificregionalandethniccharacteristics,analyzestheec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itsaestheticculture,andholdstheviewthat“beauty”isnotonlyexhibitedinformbutalsoinecologyor“beauty”iswhatevercanconformtoecologicalconceptwhichisregardedasthebasisofMongolianaestheticconsciousness.DifferentfromwesterntraditionandthetraditionalaestheticexperiencesandfeaturesofHanChinese,thespiritualkernelofMongolianaestheticculturerestsinitsecologicalcharacteristics.

Keywords:Mongolianaestheticculture;ecologicaltropism;commensalism

收稿日期：2016-04-12；最后修回日期：2016-05-04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项目(14DLZ019)。

作者简介：陈迎辉(1967-)，女 ,内蒙古赤峰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 、美学研究。

文章编号：2096-1383(2016)04-0375-03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