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鸿,张瑾燕

(大连民族大学 a.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b.学报编辑部， 辽宁 大连 116605)



供给侧改革与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李鸿a,张瑾燕b

(大连民族大学 a.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b.学报编辑部， 辽宁 大连 116605)

摘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是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民族地区产业变革的迫切需要，关键在于把握好文化产业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尤其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发展动能的转换。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双轮驱动，是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领域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重点。科技创新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内生动力，驱动产业实现引领性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产业的创新活力，体现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落实等多个层面。

关键词：供给侧；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创新驱动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培育发展新动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实现发展动力转换，这是中央确定的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1]。根据此方针，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重要目标之一。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以下简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关键在于能否把握好文化产业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来实现文化产业发展动力的转换。鉴于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性、滞后性和差异性，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供给侧改革与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当前，文化生产力相对落后与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民族地区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这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条主线，与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密切关联。中国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8.9 %，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云南、贵州、青海等民族省区及相关自治州、自治县占全国总面积的64.3 %。因此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课题。

供给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重点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特别是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458188248，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成为“十三五”时期解决中国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战略重点。以供给侧改革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就是要满足、适应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产业提质增效需求，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发力，特别是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推动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水平跃升，使文化产业成为民族地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既是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产业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更是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经济和科技融为一体，它伴随着时空转换和科技进步经历了传统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两种发展形态。前者属于文化产业的初始或低端形态，后者属于文化产业的中高端形态。传统文化产业只有同现代科学技术及资本市场结合起来，才能转型升级为文化创意产业。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从传承传统文化为主的戏剧表演、民间活动、手工工艺、饮食文化到技术含量较高的报刊、影视、广告、设计、软件、出版、休闲娱乐，再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包括由新兴技术支撑的创意设计、网络文学、数字影音、数字出版印刷、新兴电视媒体、网络游戏、数字动漫、流动多媒体、手机媒体、各类文化艺术的展演展映展播展览，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文化旅游、文化产业技术装备、远程传输和大数据开发等，文化产业正在由低端形态逐步迈向中高端形态。然而总体来看，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基本上还处于由传统向创意转型升级的过渡阶段，传统文化产业及产品的供给供过于求，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及产品的供给供不应求，即无效和低端供给有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文化产业及产品的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失衡，迫切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文化产业从传统型到创意型的嬗变不过十几年时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潮流，并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起步晚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东高西低”的不平衡现状相一致。从文化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看，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公认的标准是该产业应占GDP的5 %以上。2015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整体比重为3.9 %，而目前美国为31 %，日本为20 %，欧洲国家和韩国为15 %左右。在国内，北京2014年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3.1 %，上海2013年达到11.5 %[2]。相较之下，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则大部分在3.9 %以下。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具有丰厚的文化多样性资源，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极富特色和魅力，可以说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所依托的最大优势便是特色突出、内涵丰富、不可替代的民族和地域文化资源，但文化资源并不等于现实生产力。虽然在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民族地区已涌现出一批新的有特色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业态，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产业发展还不能满足各族人民的需求；文化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不强，发展步伐缓慢且投入严重不足；产业基础薄弱，市场化程度不高；高层次创新型文化科技人才、跨界融合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匮乏；在产业发展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水平低，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等方面，还存在较为明显的体制机制障碍，这必然严重制约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上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表明，只有从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两方面入手推进供给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传统文化产业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跃升。

二、科技创新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亟需的科技问题，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等方面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3]。以供给侧改革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双轮驱动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4]，科技创新能够极大地提升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影响力、表现力、传播力和吸引力，从而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内生动力。

文化与科技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双向作用、相互生成的关系，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且影响着科技的生成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明和变革，都直接导致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品形态的革命性变化，都会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并优化产品和产业结构。当世界已经迈入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际，文化与科技的融合程度更为显著，科技创新对文化及其产业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当代中国事实上已跨入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新时代，科技创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文化产品的内涵提升、文化业态的界域开拓、文化服务的品质优化[5]。为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已成为推进民族地区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重点和必然要求。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其内部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业内专家认为，随着互联网逐渐渗入到传统文化产业领域，预计到2016年底，中国文化产业中的互联网文化产业占比将达到70 %[6]。尽管存在着区域差异和发展的不均衡，民族地区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文化产业方兴未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文化产业专家金元浦认为，“互联网+文化产业”意味着文化与科技的高度融合，它可以引导文化产业更贴近市场，同时可以突破产业的界限，实现更高端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方式[7]。国内外许多成功经验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民族地区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文化资源丰富，在“互联网+”背景下通过柔性汇聚创新资源，文化产业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之路。

加强科技供给，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内生动力，应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刻认识科技创新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着力提升文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首先，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程度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水平和文化的生产规模，是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和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对后发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其次，要着力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事业协调发展，促进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融合发展。其三，民族地区现代文化产业具有技术含量高、环境污染小的绿色低碳特征，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的文化经济，大大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不仅具有附加值高的特点，而且代表着当今产业变革的方向。其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推进新丝绸之路文化产业走廊和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带状发展，实现技术和市场互利共赢及文化包容互鉴等，让具有民族特色、时代气息和原创性的文化产品及文化品牌走向世界。其五，依靠科技创新，让各民族群众共享低成本、广覆盖、高质量的文化发展成果，发展信息网络技术，消除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收入人群间的数字鸿沟。

第二，加快构建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现代装备为基础、现代经营为特征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一是加强全局性、战略性重大科技课题与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攻关，以先进技术支撑民族地区文化装备、软件的系统研制和自主发展。二是构建民族地区文化创意产业技术路线图，积极拓展基于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的文化业态，培育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到2020年逐步使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 %以上。三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提高出版、印刷、传媒、影视、演艺、网络、动漫等领域技术装备水平，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文化的传播功能。四是以“互联网+文化产业”为创新平台，完善市场体系，发展支撑商业模式的现代服务技术，积极培育要素市场，壮大骨干企业，使文化消费成为新的增长点，驱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形态向集约化和高级化迈进。

第三，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促进产业链整合及业态融合。在现有条件下，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产业可以通过技术支撑、整合并购和产业链条的延伸，释放出更多资源，开发出更多的文化创意产品，这不仅有利于发展新型创业服务模式，打造区域创新示范引领高地，而且有助于促进文化供给从同质化到精品化的转变。要鼓励发展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工艺品、特色节庆、特色展览等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同时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富有创意、科技含量高、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促进文化建设各领域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例如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在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文化旅游过程中，创造了现代农业加旅游的“农旅一体化”模式；内蒙古、新疆、宁夏等民族地区十分注重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和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保护与建设中的集成应用，明显提升了公共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服务效益；广西的“印象刘三姐”等文化演艺，运用数字技术提高了艺术生产及装备水平，增强了文化演出的创造力、表现力和传播力。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也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渗透和溢出效应，使特色文化产业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结合起来，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社会建设的深度融合。

三、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

以供给侧改革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还需要体制机制改革这个轮子，体制机制改革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具体来讲，即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落实等方面，担负着深化文化与科技体制改革，优化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管理机制、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的职责，特别是在人财物诸领域应切实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进而实现引领性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是汇聚文化科技专业人才队伍，大力培养高端创新人才与产业技能人才，造就一批文化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高级管理经营人才，加大培养文化科技青年后备人才的力度，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创业人才激励和吸引政策，让各类创新主体和不同岗位的创新人才能够得到政策、项目、经费的支持及创新成果的合理回报，为创业者提供工作、网络、社交和共享空间，降低大众参与创新创业的成本和门槛。

二是推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文化科技公共服务基础平台建设，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创新体系，统筹开展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协同创新，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及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加强资源整合，构建以技术创新型企业、文化综合服务运营商及骨干文化集团为主体的文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文化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在文化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孵化和培育创新型小微企业。

三是多渠道增加文化产业的创新投入，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增加文化科技财政投入，形成对基础性、战略性和公益性文化产业及产品研发的稳定支持渠道。完善竞争性投入机制，激励并引导企业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探索建立符合民族地区实际、适合文化企业创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与科技宣传、普及、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形成支持、参与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四是进一步完善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通过政府主导、创意转化、科技提升、金融财税支持、健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融合等途径，因地制宜推进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产业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创业创意园区。依托国家高新技术实验园区，打造民族地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示范基地，把重大项目纳入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对特困民族地区、农村牧区、边远山区文化产业发展给予重点支持，同时探索建立扶持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差别化区域政策。在产业拓展中，要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建设有历史记忆、民族和地域特点的特色文化村镇，保护原始风貌、文化特色和自然生态。要加强东西部合作，提升民族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维护国家文化和信息安全。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 [2015-11-03].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1103/t20151103_520379989.shtml.

[2] 郭永辉.“文化+”与文化产业崛起[J].红旗文稿，2015(22):23-26.

[3]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6-06-01(1).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N].科技日报,2016-05-20(3).

[5] 汪建根.文化建设也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N].中国文化报，2013-01-29(7).

[6] 戴宇.“互联网+”如何加文化[N].中国文化报，2015-03-13(6).

[7] 陈晨,杨君,刘伟.新常态下的新机遇[N].光明日报，2015-04-02(14).

(责任编辑王莉)

Supply-side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Minority Areas

LI Hong, ZHANG Jin-yan

(1.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2. Editorial Office,Dalian Minzu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05, China)

Abstract:The promo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minority areas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the urgent need of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in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Minority areas should properly handl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cultural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dynamic through supply-side refor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ystem and mechanism reform are strategic focus for minority areas to realize supply-side reform in cultural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provide endogenous power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el the industry to achieve leading develop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reform can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vitality of industry in system arrangement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supply-side; the cultural industry of minority areas; innovation driven

收稿日期：2016-05-08；最后修回日期：2016-05-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MZ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BMZ1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重点项目(20150202)。

作者简介：李鸿(1956-), 男, 内蒙古包头人,教授，学校优秀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研究。

文章编号：2096-1383(2016)04-0289-05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