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兵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艺文寻珠】

经以科学，纬以人情
——论刘慈欣《三体》系列对中国科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韩 兵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具有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双重表征。受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影响，中国科幻小说在百余年的文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科学性之维崇尚科学、普及科学和文学性之维面向现实、寄托怀抱的创作传统。“新生代”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延续了中国科幻对科学的推崇，又将科学和技术的展示由创作目的转换为文本架构的基础因素，纠正了中国科幻狭隘的科普化倾向；小说承袭了中国科幻反映现实、寄托怀抱的传统，又对科幻文本的思想蕴涵进行了深度开掘，对中国科幻的创作进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科幻；刘慈欣；《三体》系列；科学性；文学性

“科幻小说是通过小说来描述奇特的科学幻想，寄寓深刻的主题思想，具有‘科学’‘幻想’‘小说’三要素。”[1]科学幻想小说是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上的幻想故事，它具有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双重特性。作为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科幻小说自引入中国起就承担起了启蒙与救亡、富国与强民的时代重任，在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科学性之维崇尚科学、普及科学和文学性之维面向现实、寄托怀抱的创作传统。刘慈欣的《三体》系列是中国科幻的扛鼎之作，小说在部分承袭这两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作出了相应的纠偏和发展，对今后中国科幻的创作进路起到了建设性的指导作用。

一、崇尚科学、普及科学传统的延续

作为西方科幻小说直接催生的一类文体，“科幻小说的主要特征是谈论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正是看到了科幻小说(在晚清，更多人称之为“科学小说”)中的现代性因素，中国的文化先行者在“科学小说”被引进、创造之日起，便赋予了它反映科学、传播科学的现实使命：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认为“哲理科学小说”具有“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3]的新民功能；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认可文学在传播科学上的有效与实用，坚称科学小说拥有宣扬科学，使民众“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4]151的启蒙价值，要想“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4]151。毫无疑问，鲁迅先生十分推崇“科学小说”在传播科学、觉世新民上的作用。他对科幻小说功能的论述，成为了以后几十年我国一直把科幻小说当作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的滥觞。回首百余年的中国科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从晚清到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小说之中充满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大力描写，主题大都是歌咏科学技术的神奇魅力、普及科学知识以及憧憬科技发展创造的美好未来。虽然是直面现实的应时之作，但技术崇尚的独树一帜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科幻小说明显处于“功利主义”时期：人们直面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建构的现实进程，功利性地把科幻小说当成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的有力思想工具，更多关注的是它对于国富民强所产生的外部实用价值。

刘慈欣作为“新生代”科幻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在求新寻变的当代社会中并没有放弃对传统的坚守，对科学技术的狂热崇尚与重笔摹写构成了其科幻创作的鲜明特色。在《梦之海》《诗云》和《欢乐颂》等作品中，作家都对外星人的超级技术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但与中国科幻传统中技术崇尚是以社会启蒙和科学普及为现实目的相左，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大量描写远离现实的超级技术是源于对经典科幻创作理念的由衷体认。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都是以新奇的技术创意和恢宏的科学想象为创作内核，作为“硬科幻”文学的“卫道者”，刘慈欣的小说秉承了儒勒·凡尔纳、阿瑟·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等人的创作理念：对科学技术极度推崇，注重技术细节的准确与谨严，科学幻想建立在恰切、坚实的科学推理之上。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着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刘慈欣对科学和技术有着忠实的信仰。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技术狂，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技术解决。在他眼中，科学就是一座美的宝藏。他认为科学之美被掩蔽在僵硬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向的科学公式中，自身也无法通过形象、感性的表现方式来独立建构美的主体性，然而，一旦这种美的力量得以释放，它对灵魂的震撼和净化是空前的。“科学之美和技术之美，构成了科幻小说的美学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科幻小说很难展现出自己独特的美。”[5]80刘慈欣认为科幻小说就是科学之美得以呈示的绝佳平台，反过来，科学和技术的美感也加深了科幻小说美的深度与内涵。科幻小说是“人类科学、文化的实验室，是创新思考的实验室”[6]。科幻小说中的虚构社会是基于科学技术力量的虚拟建构，在这个虚拟空间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行、演化的直接动力和最终力量，文学世界的虚拟性建构又使它自由地跨越今天的种种分类和藩篱的限制，自由地结合今天种种不可能结合的因素，自由展示着明日可能的知识体系的蓝图，这就为科技力量的淋漓展示提供了一个自洽的平台。相较于其他表现形式，文学世界对科技魅力的展示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刘慈欣才宣称“想用文学的形式把科学的魅力表现出来，这就是我写作科幻的一个主要目的”[7]。

《三体》系列是一个现代宇宙学、生物学、物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科学门类和前沿高科技的大集成，恰恰是这些深邃的科学理论和高新技术，成为该小说审美性的有效来源。作品中大量远离现实、建构在当代科学制高点上的超级技术和科学计划的摹写体现了作家对科技的热爱和推崇。智子就是将单个质子进行降维化处理后进行集成电路蚀刻而成的智能计算机。它一方面干扰地球上的粒子加速器，阻止基础物理研究向前发展，一方面对人类实施监控，以及时了解人类可能的反抗行为。智子潜伏于高能粒子加速器中，通过有意给出粒子撞击实验错误和混乱的结果使人类对物质深层结构的探索陷入停顿，又借量子通讯的超距属性实现了地球上尚无可能的超光速通讯。小小的智子可以封锁技术进步，也可以实时监视全人类。由此可见三体文明的科技水平之高和作家对科技力量的赞颂。用超强度纳米丝来切割“审判日”号的巨大船体，用太空电梯来实现太空移民，用引力波广播来威慑三体文明，用冬眠技术来实现人类的跨世纪长存，用尺寸庞大、设备完善的太空战舰来抵御外星文明，“阶梯计划”用核聚变推动技术来输送人脑，“掩体计划”在大质量的恒星背面建立太空城，用曲率驱动的光速飞船来逃脱维度打击……在作家看来，在外星危机的压迫下，人类所做的一切抵抗均由科学规律和强大技术作依撑，面对外星文明的入侵，地球人手中的有力武器只有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的价值被提升到攸关整个人类、整个地球文明存灭的高度来演绎，而且以其合理性和实用性显示出现实意义。人造意味着先进，巨大意味着非凡，速度意味着现代，当人们用自身的阅读体验来亲自领略科技创造带来的壮丽场景和在危亡之际科技迸发出的护佑之光时，无不为科学技术所拥有的巨大而强有力的力量和美感所震撼，而这正是刘慈欣所要达到的阅读效果。

在《三体》系列中，作家的许多想象都有坚实的科学基础或者依据某种科学事实展开推演，也非常注重技术细节的准确与详实，力求真实可信。刘慈欣认为，科幻文学是唯一在科学和理性时代能够给读者提供真实感的幻想文学，这种真实感是科幻魅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科学幻想真实感的基础，是幻想中所依据的科学和技术”[5]109。在《三体Ⅰ》中，叶文洁用红岸基地的巨型微波发射机向太空发射信息，8年后才收到信息，如果接收方在接收到信号的同时又发回信号，则信号一共走了8年，按无线电波的速度，对方应该离地球4光年远，实际上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我们称之为比邻星，比邻星是半人马座α三合星的第三颗，它与我们的距离为4.22光年，与三体故事中的描述高度一致。再如《三体Ⅱ》中，作家在对水滴光滑绝美的外表进行描摹时，还对其构成原理——物质的相互作用力进行了精细的科学讲解。《三体Ⅲ》中，刘慈欣对许多科学想象均作了基于科学事实的详细说明：光帆飞船、无限细节、四维碎块、神经元计算机……此外，理论物理学界的十一维时空理论，在刘慈欣的笔下有了很大的发展。爱德华·维顿提出的超弦理论认为宇宙是十一维的，组成宇宙的不是微小的基本粒子，而是一根根拥有不同震动与运动频率的弦。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除四维空间外，其他维度时空还尚待发掘。刘慈欣以超弦理论为基频，不仅可以让低维向高维展开，还可以让高维空间向低维空间跌落，如《三体Ⅲ》中作家细致描写了整个太阳系被二维化的震撼过程。对科学之美的赞颂、对科学力量的相信，透露了刘慈欣将科学推向极致的野心，这些奇思妙想都展现了他以现代科学理论为依托而大胆进行的思想实验。《三体》系列绝不为科普而创作，作家不强调读者必须全部弄懂科学原理，但包含了这些内容。作家刘慈欣不单单为小说的发展给出了基础和理路，还为作品增添了许多真实感。

二、面向现实、寄托怀抱传统的承袭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8]。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同样也反映现实，受现实社会的影响。

我国主流文学本身有着根深源长的现实主义传统。尽管科幻小说对中国而言是舶来品，但它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就会接受中华民族本土气息的给养。进入中国的科幻文学在经年的演变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面向现实、寄托怀抱的创作传统。清末民初，时局破败，国运衰颓，人们常常借助小说来反映黑暗的现实，投向未来的眼光中也充满了对光明的期许。作为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中随处可见对晚晴现实的影射和鞭挞。“月球社会”显然成为文明和理想的化身，其中寄托着作者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新法螺先生谭》的戏谑之中也有严肃的现实关照，地下世界的主人“黄种祖”、奇异器物“外观镜”“内观镜”皆有深刻的现实隐喻。“十七年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实践具有浓郁的社会主义色彩，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农村生产合作社这一极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具体的名称有生产队、红星公社、丰收农场等；工业领域中，资本家形象缺席，突出的是广大劳动者的形象，就连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性经济活动也缺席。此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也常常弥漫在“十七年科幻小说”中，如迟叔昌在《科学怪人的奇想》中对新中国的赞扬之情，又如郭以实在《科学世界旅行记》中借船员之口歌颂在科技带领下飞速发展着的祖国，都可见作家们的拳拳爱国之心。新时期的科幻小说和其他的文学类型一样，在抚摸“伤痕”，反思“疼痛”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如金涛的《月光岛》用科幻的手法反映了以梅生和孟薇为代表的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民族浩劫中的悲惨遭遇；郑文光在《飞向人马座》中也描绘出国家复兴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强烈表达了中国进入新时期后对民族、国家复兴的热切渴望，对重返世界中心的强烈渴求。

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出了科幻小说“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文本架构理路，即科幻小说一方面要“比事属词，必恰学理”，一方面要以丰富的社会生活为材料，“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4]151。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就遵循了鲁迅提倡的创作观念，在依据科学原理对头顶的星空进行恢宏想象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厚重大地的切实观照。他的很多作品(如《镜子》《赡养人类》《赡养上帝》)都不是仅仅局限于建构一个极端空灵的未来故事来展现科学的伟大与魅力，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隐喻性的文学想象来剖析现实、吐露臧否，寄寓深刻的主题，可谓中国科幻反映现实、寄托怀抱的当代延续。

“优秀的科幻作品在呈现惊人的‘差异’同时，魅力仍部分地来自与现实之间的相关性。”[9]刘慈欣认为中国读者对西方科幻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它不是一步步走到未来，而是抓起头发一下子扔到未来”[10]。为了适应中国读者惯常的阅读方式，刘慈欣延承了中国科幻反映现实、寄托怀抱的传统，在对《三体》系列中的未来世界景观进行总体性建构的同时，也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进行了隐喻式的描绘，以期让喷薄的想象力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也容易把读者带入想象的世界。

历史是文学作品遴选故事题材、编织故事情节的重要资源，《三体》系列中的许多事件都可以看作过去的历史在文本世界里的重新演绎。在《三体Ⅰ》中，故事的开篇便被置于对中国人来说极难忘记的政治风潮中，理性的丧失和暴力的泛滥在作品中被刻画得触目惊心，一如那段历史场景的真实还原，如果没有后面与外星空间发生的切实关联，人们很可能把这部作品当作现实主义作品。叶绍泰无辜地死于非命，在叶文洁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极左环境造成的“红岸基地”里的人心险恶使叶文洁对人性彻底失去信心，于是才有了她向地外星球寻求拯救的一幕，这也成为整个三体故事的诱因。在宇宙空间的星际尺度上，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都是以整个“世界形象”来表征自己的主体性的：在三体人看来，地球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经历了自我崇尚、外敌凌辱、狂飙突进、自相残杀，历经种种苦难却依旧强韧的宜居世界；三体星系与地球仅有4光年的近距离，它所具有的酷烈环境再加上其代言人的日本形貌以及它对地球的征服性入侵给地球带来的多重灾难，极容易让中国读者认为三体危机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东瀛侵凌的文学再现。罗辑根据“黑暗森林”法则建立起对三体文明的有效威慑，两个文明都可以利用手中的武器将对方置于死地，于是两个文明均处在随时可被对方灭绝的危险境地中，这可看作是对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均势核威慑的隐喻式描绘。

《三体》系列在将历史纳入文学视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当下现实的观照。“黑暗森林”法则，即“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是刘慈欣对零道德宇宙运行规律的形象化概括：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各个文明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在保护好自身的前提下消灭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其他文明，这其实也是宇宙中各个文明激烈竞争、相互倾轧的理论基础。所谓的猜疑链就是对其他文明怀有戒心的最大恶意想象；而技术爆炸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猜疑的现实根源。这条法则不仅是《三体》系列情节得以延伸的内在依撑，也是当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为了生存和利益而殊死博弈的文学参照。支撑各国发展的地球资源越来越少，可供个人攫取的社会利益有限存在，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为了谋求国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有利益冲突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竞争的程度越来越激烈，方式越来越多样，手法也越来越高明。“和平与发展”只是昙花一现，“战争与革命”才是永恒，于是发展与竞赛成为了整个《三体》系列的铿锵主旋，这也是刘慈欣透过理性的双眼所看到的残酷现实。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其话语系统中无不浸染着创作主体的情感蕴含。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逐渐显现，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跃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分外光明，科幻作家们敏锐感觉到了这种大国崛起的现实可能，于是，一种对中国地位超速提升的渴望之情逐渐产生。纵观《三体》系列，不难发现刘慈欣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的创作主体，在文本中寄寓了向往国家与民族复兴的强烈感情。中国第一个得到了外星球的信号，第一个回复了外星球的信号，中国科学家探析了宇宙的运行准则，中国人成为了拯救世界的“面壁计划”少有的几个入围者，而恰恰是中国提出的方案成为抵抗系外文明的唯一有效方案，中国人成为了救世主……从这些在文本中强力弥漫的中国元素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慈欣殷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

三、对中国科幻传统的纠偏和发展

在科幻文学的两个维度上，中国科幻历来就有重“科”轻“文”的倾向，这就造成了中国科幻科普化色彩极为浓重而文学性较差，其中尤以思想性孱弱最为突出。

功利性地看待科学技术本身，会导致科幻小说过分地追求具体科学知识的讲解，从而使科幻小说在文体自身的探索方面相应地受到限制。在20世纪80年代前，科幻小说确实更多地执行着科普功能，很多科幻小说情节的设置就是为了科学知识的讲解。如晚晴时期的科幻小说《生生袋》中的“移血之奇观”是通过换血治疗疯病来普及医学知识；《幻想翼》中的霭珂借仙女赐予的“幻想翼”遨游太空，并通过介绍沿途所经过的行星的特点来讲解天文知识。又如“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空中世界旅行记》，该小说讲述的是“我”与老友以及气象学家一起乘着火箭飞船到天空中游览，其中大量篇幅是对大气层构造的介绍和解释。这类科幻小说在经历长时间的创作实践后，在科学性、准确性、预见性三大戒律下，越来越陷于图解知识的桎梏，科幻本体内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徘徊不前。高士其先生针对这种创作现象曾直截了当地指出：“我国的科幻小说创作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是：小说的特点不够。很多科学幻想小说，充其量只能是科学幻想故事，而算不上小说。”[11]

《三体》系列中对科学和技术的大规模演绎承袭了中国科幻百年来科学崇尚的传统，洋溢着对科学技术能动的建构力量的赞美，但是在对待科学和技术的态度上，《三体》系列纠正了借科幻小说实现社会启蒙和科学普及的狭隘“工具论”思想，而是把传统科幻作为目的的科学原理和科技发明的展示只当作编织故事的必要构件。作品中的科学设定和技术说明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科技的神奇魅力，但大多是为了故事延伸和人物塑造而刻意埋下的根苗，甚至有的就是情节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如智子能对人类的对话和行为进行实时监控，但无法体察人的思想，这一技术设定就为此后的“面壁计划”的开展提供了可能；冬眠技术的应用使逻辑能够跨越时空，进而见证“黑暗森林”法则的正确性；又如三体世界由于三个恒星不规则运动导致“恒纪元”和“乱纪元”交替出现而形成的酷烈环境是三体人入侵地球的直接原因；“黑暗森林”法则的提出及印证开启了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生死较量的新纪元，也为罗辑成为地球文明的救世主作好了铺垫。由此可见，刘慈欣秉承了“硬科幻”的创作理念，在进行科学设定和技术构造时摒弃了科幻传统肩负的科普使命，更多考虑的是在科幻文学的本体论层面探讨科学技术对文本建构的能动作用，在小说中，“科学内容又成了手段，它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的”[12]。将科学和技术作为科学想象展开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基础，而不是作为文本建构的目的，这就廓清了中国科幻文学“工具论”倾向的流弊，回到了科幻文学发展应有的正确的探索道路上来。

《三体》系列在科幻文学的文学性维度上承袭了中国科幻反映现实、寄托怀抱的传统，但文本中对人性、道德、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思考与追问增加了小说的思想深度，富有鲜明的哲学思辨色彩，从而提升了科幻小说的艺术魅力。

人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织体。小说中描写的叶文洁身上善恶的相互交织和殊死角力，白沐霖为逃脱牢狱之灾而对叶文洁的诬陷，罗辑利用手中的权力调用全球资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危机消除前后人们对待罗辑态度的滑稽转变以及三体威慑下人类群体中出现的各种消极思潮、大国之间的利益倾轧，这些现象的背后都蕴藏着人性自私、贪婪、虚荣等恶的一面；对汪淼、史强、罗辑等不惧不畏、勇于抗争的一类人的刻画又高扬了人性光辉的一面，两者在文本中形成的张力突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嬗变。“我认为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这就是我写‘地球往事’的初衷。”[13]在《三体》系列中，刘慈欣通过世界设定把对人类现行主流道德观的思考放在了零道德的极端环境中来进行，这就使得这种追问和思考成为了可能。在零道德的“黑暗森林”里，在面临三体危机行将亡国灭种的现实压力下，人类应该坚持何种道德操守，是为了生存抛弃道德还是遵循道德律令走向灭亡？刘慈欣在这两种道德选择的夹缝中艰难跋涉。在“黑暗森林”法则的理性推演下，有道德的人类终究无法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人类道德性行为的施展是最终导致人类与其他文明一同毁灭的根源。既然道德无法维系生存，那么道德有效的场域究竟在什么地方，道德的本体究竟是什么？是选择有道德的灭亡，还是选择无道德地生存？这是刘慈欣对人类生存意义发出的天问。对此问题，刘慈欣通过程心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作出了回答。作为善良博爱的“圣母”式人物的程心选择了前者，她曾有两次机会拯救人类，但她都在道德律令引发的博爱规训下让之溜走，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在日常生活中，程心的行为几乎是每个人都会赞许的，它符合人类的主流价值体系和道德倾向，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道德却不能为维系生存迸发出力挽狂澜的力量，反而成了招致祸患的黑手。程心式的灾难说明“所谓道德，也不过是集体生存的权宜之计，是会随环境变化的”[14]。道德的有效场域仅限于生存威胁极其微弱的日常情境之中，在生存压倒一切的极端环境之中，它本身也并没有宣扬得那么神圣。“科学幻想故事，不管它是纯粹的奇遇还是哲学思考，总能找到这个基本准则，即惩恶扬善。”[15]在理性的生存压力面前，感性的道德对于挽救人类毫无用武之地，但刘慈欣还是设置了程心这一形象，我想这是作家为了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念而有意为之：人生在世，应该遵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即使爱不是维系人类生存的力量，但却是人之所以称为人的显著标志，是人们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三体》系列在科学性之维延续了中国科幻对科学的推崇，既有科学话语的阐述，又不拘囿于枯燥的理论说明；既有奇幻瑰丽的想象，又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基于科技推演的艺术升华；将科学和技术的展示由创作目的更转为文本架构的理路，纠正了中国科幻狭隘的科普化倾向；在文学性之维承袭了中国科幻反映现实、寄托怀抱的传统，又对科幻文本的思想蕴涵进行了深度开掘，提升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可以说，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对今后中国科幻的创作进路一定会产生深远且富有建设性的影响。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353.

[2]吴岩.论科幻小说的概念[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5-9.

[3]《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G]//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41-47.

[4]鲁迅.《月界旅行》辨言[M]//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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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岩.科幻文学论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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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舒晋瑜.刘慈欣：从娘子关到三体三[N].中华读书报,2012-11-28(17).

[11]高士其.祝贺《科幻海洋》的诞生[M]//《科幻海洋》编辑部.科幻海洋.北京:海洋出版社,1981:2-5.

[12]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J].人民文学,1979(6):110.

[13]刘慈欣.三体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02.

[14]李珊珊.刘慈欣 让我们仰望星空吧[J].南方人物周刊,2011(14):84-87.

[15]让·加泰尼奥.科幻小说[M].石小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3.

Composing by Science and Emotion—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Body” Trilogy by Liu Cixin

HAN Bing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s a literary style,science fiction has dual characters: scientific nature and literariness. Influenced by unique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formed a tradition of adoring and popularizing science on the scientific aspect, reflecting reality and expressing emotions on the literary aspect. “Three Body” trilogy by Liu Cixin inherits the tradition of adoring science, and sets popularizing science as the composing theme rather than the original composing purpose and correct the narrow them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He inherits the tradition of reflecting reality and expressing emotions on the literary aspect, and deepening the idea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ll those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mposition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Liu Cixin;“Three Body” trilogy;scientific nature;literariness

10.15926/j.cnki.hkdsk.2016.04.013

2015-11-19

韩兵(1990— )，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

A

1672-3910(2016)04-00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