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蓉，鞠明库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史海钩沉】

明代武职贴黄制度嬗变探究

刘 蓉，鞠明库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武职贴黄作为明代武官任免、晋升、奖惩等方面最为重要的档案资料，在明代武官管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制度形成于明前期，虽曾在明中期依据实施情况作出适当调整，明后期又对制度中的种种漏洞进行修补，但仍无法挽救其名存实亡的命运。可以说，该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创立到没落的嬗变过程。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与卫所制度的衰败甚至明末政治危机有关。

明代；官制；武官；武职贴黄

一、明初武职贴黄制度的创立

洪武至宣德年间是明代武职贴黄制度的形成期。为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明政府制定了种种政策，后世虽不断演变，但大都是基于此时的规定所作出的适当调整。

(一)立黄的创立

贴黄制作的首要步骤是为新升授的官员立黄(也称写黄)。《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正月，“命吏部月理贴黄。初，吏部以文武百职姓名、邑里及起身、历官、迁次月日，自省、府、部、寺暨行省、府、州、县等衙门，皆分类细书于黄纸，贴置籍中，而用宝玺识之，谓之贴黄”[1]卷60，1168-1169。这一记载说明了明初文武官员立黄的基本过程。明初文武百官的贴黄都由吏部掌管，但很快便开始由吏部和兵部分开管理。

武职贴黄分为“正黄”与“内、外黄”，并存放在不同的地方。洪武五年，申定“武选之法”：“将选过官员看毕，抄榜给符，立限到任，附写内、外贴黄与正黄，流号合同，请宝钤记。正黄送铜匮收贮，内外黄亦于内府收掌，遇有升调袭替续附如前。”[1]卷60,1168-1169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诸司职掌》亦称：“写黄仍写内外贴黄与正黄，关防走号合同，请宝钤记。正黄送铜柜收贮，内、外黄各置文簿附贴，亦于内府收掌。”[2]175此时为了提高武职贴黄的安全性，不但在立黄时比洪武四年所定政策多出“流号合同”或“关防走号合同”内容，而且将武职贴黄制成正黄和内、外黄，贮藏在内府，正黄更加隐秘，被收贮于内府铜柜中。

永乐时期是立黄制度形成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黄”和“小黄”的概念。“大黄”即正黄，是明代最为详尽的武职人事档案。“写大黄，备开脚色。凡姓名、旧名、年甲、贯址、从军归附来历、征克地方、杀获次数、受赏名目、升授职役、调守卫所，并给授诰敕，俱要细开。”写黄时“每写一官，后空白六行，以备续附”。正黄不像内、外黄那样采用粘贴的形式，而是按姓分类，“仍每姓类作一处分写”[3]卷122,225，然后装订成册。“小黄”即为洪武时期的内、外黄，内容比正黄简略。“小黄，止存从军归附、征克紧要地方，并卫所流官世袭事，总集开写二本，一为内黄，一为外黄。”“每写一官，后各空半幅，以备续附。”写毕内、外黄，依次编写字号册，武官用“武”字编号；达官则“另行类出”，用“达”字编号。如若“赐姓”，则“依百家姓编排”[3]卷122,225，不按姓分类，其编号用“达”字，其余的与武官写黄相同。

(二)续黄与揭黄的实施

由于摆杆在运动过程中会受到各种扰动因素的影响.为提高摆杆的控制精度，下面采用自抗扰控制方法设计控制倒立摆摆杆角度的控制器.

随着武官的“除拜迁调”，新的信息需增附到贴黄上，也即“更贴其处”[1]卷60，1169，此谓之“续黄”。贴黄的精妙之处便在于“贴”，即粘贴，“百官虽繁多，而此法便于勾稽”[1]卷60，1169。统治者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对武官贴黄进行有条不紊的管理。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的《诸司职掌》规定：“遇有升调袭替官员，次日即具升转袭替缘由奏闻，贴揭续附。”[2]175可见续黄的过程是紧跟武职官员升调袭替，于次日上奏其缘由，然后将贴黄从原黄本中揭出，续写上新内容，再贴入相应的黄本中。“续黄”工作，由明初兵部武选司设“续黄主事”[3]卷2,60负责。

对于被除职官员贴黄的处理，则涉及“揭黄”范畴。“揭黄”是十分慎重的事，因为一旦被揭黄，子孙便不得不停止袭替。洪武二十六年载：“凡除官，开写年籍、从军脚色，赴内府清理明白……如有事故，亦须总为置簿，揭下附贴，以凭稽考。”[3]卷122,224将被除职的武官“开写年籍、从军脚色”[3]卷122,224，到内府对应清理，其实际意义就是“揭黄”，因事故除官，则需要另置册籍，把揭下的贴黄贴入规定的册籍，以便日后稽考。

(三)清黄的制度化

清黄是指有关机构定期对武职贴黄进行清理。起初，因为武官拜罢次数频繁，不免会出现“有未及改注更贴者”，于是由“吏部月一更贴之”[1]卷60，1169。这就是清黄的雏形。因贴黄对武职袭替晋升有重要的依凭作用，难免有人会打主意，以致冒滥之弊。如宣宗所言“清军贴黄，盖武臣百死一生，致军功得荫及子孙，不清理或有冒滥，则有功者屏弃，无功者反受利矣”[4]卷78，2009。因此，严格清黄是非常必要的。

永乐时对清黄的具体事宜作出了明文规定。贴黄“每三岁一次清理”，负责清黄官员为“兵部侍郎一员，总其事；都御史一员，主纠察；翰林官一员，主编纂；兵部仍委主事一员，管理取拨监生办事，官吏供用”[3]卷122,224。清黄过程中4名清黄官员各司其职，尤以主纠察的都御使引人关注。因为这一职位的设置说明明政府已意识到贴黄制度实施中存在着不少弊病，必须加以监督。事实也证明，监察官参与清黄也确实起到了纠察作用。宣德时，凌晏如作为右佥都御史参与清黄，清黄期间，他查出2位冒袭的武官，并奏罢之。“颜镇抚，既卒，子孙当一人继，乃复以一人冒官，三十余年无觉者。君阅其实，乃奏罢一人。又着令，凡武官有靖难功而无子者，不忍遽绝其禄，得以婿或义儿一人继，不再及也。”“有张指挥者，既以义儿者继矣，又欲冒及其子，因有所调发，托统帅以疾，豫以子代，亦十余年矣，君亦奏请罢之。”[5]卷56,850可见，佥都御史在清黄中确实行使了纠察的职责。

这一时期清黄的流程大致为：清黄之前，在京卫所、在外各都司卫所都要提前将所属武官的“亲供”缴到兵部，作为清黄的重要凭证。这种“亲供”应为武官自己上报的“干部信息表”。兵部收到亲供后，再用官方掌握的相关材料加以对核，纠正错误。基本程序为：先用“贴黄旧册”照名挨查，将亲供中有名而贴黄中没有的武官另行誊出；然后用“历年征克册”查对所供征克地方，用“诰敕簿”查对所供授过诰敕，用“选簿”和“升除册”查对武官升除情况。如亲供与贴黄的册籍不符，则依照贴黄或选簿等册籍改正添补。但如果亲供详细，而出现“亲供”无、贴黄有的情况，就依照亲供写黄。如果“充军抄没、无承袭及义男女婿充总旗”的人员则“另行类姓”编写，“用白纸开写，仍具事故缘由”。写黄后，将“各起达官亲供脚色，编写勘合”[3]卷122，225。由兵部盖印，和贴黄一起保管。

武职贴黄的创立对加强武官管理起到重大作用。首先，武职官员的选授、调职等变动都需要参对、附写贴黄。“凡武官升调袭替，或因事复职，及见缺官员应入选者，先审取从军履历，赍赴内府，参对贴黄。归附年月、征克地方、升转卫所及流官世袭相同，然后引至御前，请旨除授……将选过官员看毕，抄榜给符，立限到任，附写内、外贴黄与正黄，流号合同，请宝钤记。”[1]卷71，1319-1320其次，制诰需用贴黄核查身份。《明太祖实录》载：“其初入仕者，具年籍、父祖、己身功迹；其已入仕及升除者，具所历功过、年籍，大都督府咨于中书省，送兵部覆奏贴黄……承敕监官附籍，其咨省送部覆奏贴黄，参考对同。拟官、撰文、署名、用印，给授如前。”[1]卷71，1320也就是说，制诰时需要将入仕者提供的功过、年籍等信息与贴黄相核实，一致者才能“给授如前”。其三，军官优给需参对贴黄。《诸司职掌》云：“凡军官亡故，遗下嫡长子女，年未出幼，或母年老，或无嫡子嫡孙，次及庶子或弟或侄”需要得到优给赡养，也须“审取故官从军脚色，一体委官赍赴内府，比对贴黄相同”。才能“奉旨钦与优给”[2]175。显然，贴黄制度在明初武官选调、管理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二、明中期武职贴黄制度的调整

明中期，贴黄贮存、管理负担越来越重。武职贴黄制度在长期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问题，有识之士也就此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与意见，推动这一时期武职贴黄制度的调整。

(一)正黄功能的弱化

明初，正黄作为最为权威的武职档案，地位最高，等到中后期其功能开始弱化，地位开始降低。在明中期有关武职贴黄的记录中，正黄越来越无迹可寻。《菽园杂记》记载，贴黄只分为内、外黄，“外黄印绶监收掌，内黄送内库铜柜中收贮”[6]卷10,322。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查黄例规定：“如内、外黄查对不获，方查年远贴黄。”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题准续黄主事：“凡该续武职，除内外相同准续外，其有内无外、有外无内、中间脱落者，备查世次明白，即与注续。内外俱无者、就与立黄。”以上关于贴黄的记载中均未提及正黄，特别在选簿、查黄或者续黄出现问题时，也没有表示查正黄，而是查世次、年远贴黄，如无内、外黄可直接立黄。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了，此时正黄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那么正黄缘何弱化呢？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七月，兵部左侍郎曾省吾所呈“清黄四事”提供了答案：“清黄事例有内、外贴黄，复有正黄。正黄贮之金柜，启闭为难。”[7]卷77,1668正黄被逐渐淘汰的原因，即是启闭太难。于是，他提议立“黄纸号簿”，对内外黄缺漏作记录，代替正黄的主要作用，对正黄继续弱化。

(二)清黄措施的改进

随着贴黄制度的发展，其漏洞也逐渐显露，清黄的作用便越发之重。嘉靖时，贴黄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应袭者以查黄不出而守候经年，典守者以黄多难检而任人私揭。”[8]卷123,2939为何出现如此混乱的状态，嘉靖间主持过清黄的兵部尚书郑琬认为主要原因是所采用的粘贴方式。使用粘贴方式原本是为了稽查方便，但“后因续写贴黄，取其易揭不复黏”[8]卷123,2940，续黄者嫌揭下、粘贴不断重复很麻烦，就将贴黄随意加放黄本中。最终“以致名为贴黄，而黄多不贴”[8]卷123,2939，甚至“以黄多难检，而任人私揭，及今不理，弊且日深”[8]卷123,2939。因此，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三月，郑琬上书“清黄五事”[8]卷123,2939，即“严督率”“固粘贴”“增黄本”“慎揭黄”“黄选相同，方准袭替”。其中重点是对贴黄的管理方式进行改进。皇帝也对改良意见表示赞同，并且要求对出现违规或者没按时完成的官员，科道官要“纠奏治罪”[8]卷123,2942。此次整顿清黄，虽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后来的混乱局面，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就出现了一件篡改贴黄的事件。“先是，钦天监革职博士韩鉴与兵部武选司该吏毕文举、汪椿孙、李相，贴写胡椿等谋为奸利，授诸武职应革袭者金钱，阴通内府校役魏聪、韩昇及查黄该吏等盗出黄册，窜易洗改，妄增功次，钤以伪造御宝，潜复纳之内府。册中前后冒袭千、百户侯太等三十八员。如是几二十年，事未发觉。至是椿孙不礼其妻，其妻兄陈仁执所伪造黄蜡御宝及冒选武职私籍首之。”[8]卷297,5670案发后，除造假者被处斩或充军外，多名印绶监当事人员与包括郑琬在内的查黄主事被问罪降级。这件篡改贴黄冒袭武职的案子如果不是因为造违者之一的汪椿孙被其妻兄揭发，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在后20年的时间里，应有多次清黄，但都没有查出。除了作假者手段隐蔽高明外，还暴露出贴黄管理上的漏洞，特别是清黄工作的低效和清黄官员不负责的弊端。此案绝非个例。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十月，兵部右给事中徐纲等查出：“上五府所属及上直旗守等卫，宜减革、替职、改正指挥等官一千七百二十人，总小旗四百六人，力士一百五十人。因言总选错乱，贴黄散失及邦政事例混淆，吏缘为奸。”[8]卷390,6850由此可见，此时武职贴黄依然问题不断，相关措施虽经调整，但糟糕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三)贴黄人员构成的调整

随着武职贴黄规模的扩大，清黄工作的深入，明中期的清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表现有三：其一，写黄、清黄过程增加了兵科给事中。《大明会典》载：“凡兵部造完武职贴黄及续附贴黄，并中书舍人写完武职诰敕，尚宝司官用宝，本科(兵科)官一员监视。”[3]卷213，534明确指明兵科官员负责监督用宝。《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五月“先是，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以清理军职贴黄事竣，会同原清黄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边镛、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及尚宝司少卿胡恭、司丞杨泰、兵科给事中鲁昂等用宝于奉天门”[9]卷14,343。此记载也说明清黄中补充了兵科给事中，加强对写黄、清黄用宝的监督。其二，增加核对抄录武官贴黄信息的誊黄通政。《大明会典》卷二“通政使司条”载：“添设誊黄右通政一员。”[3]卷2，68誊黄通政的职责是“录武官黄于内府，核其归附、征克、升转、卫所、流世、袭替之故，以征选事”[10]126。而誊黄通政设置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万历九年革[11]卷73，1781。所以在明中期，贴黄过程中也有誊黄右通政的参加。其三，打破原有的清黄小组人员构成。如，成化二年春正月，“命大理寺左少卿乔毅清理武选贴黄”[12]卷25,509。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六月“升右春坊右谕德朱国桢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清理贴黄”[7]卷484,9129。万历四十年十月“升右谕德孙如游为右庶子管理清黄”[7]卷500,9446。综合来看，改调的几乎都是大理寺和春坊的官员。《词林典故》的记载也可证实原清黄官中的翰林院学士，多数改为宫坊官员。“凡清理军职贴黄，兵部手本到阁，中堂题差，旧俱用学士，近来间用宫坊与兵部侍郎一员坐院，佥都御史一员同事。到任有酒席，于西阙门外北河边群房内坐。每日有专管清黄主事一员在彼提督监生书写，逢三兵部侍郎进，逢六佥都，逢九衙门，各有定期。其黄稿则专送衙门看定，事毕，常以三年为期。”[13]从中还可以看出，此时，负责清黄工作的主要是监生和兵部清黄主事，而兵部侍郎、都察院佥都御史、翰林院学士等官只是分期在旁值班辅助。

三、明后期武职贴黄制度的修补

明后期，贴黄依然是武官世袭的重要凭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曰：“凡军职非失机重情，及大逆不道，罪止及身，子孙仍许袭承。然必身首异处者，方揭黄停袭。”[14]在此制度下，贴黄越积越多，万历十一年“清过黄张，实十一万四千一百有奇”[7]卷149,2769。武职贴黄制度中的漏洞弊端层出不穷，明政府也展开了最后的修补与挽救。

(一)造总簿、铸关防加强对贴黄核查与控制

武职贴黄制度发展到明朝后期，简单的调整与改进已无济于事，不得不通过造总簿与铸关防加大整顿。首先明政府不断地造总簿对混乱的贴黄册重新统计，查漏补缺。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七月，在兵部左侍郎曾省吾条陈的“清黄四事”[7]卷77,1668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立“号薄”归黄，意即“将内外黄张，与续书见贮者，尽数简明登记，以为纲领”，然后进行对比，归附黄本。其次还要仿正黄规式立“黄纸号簿”存放在兵部，内、外贴黄有缺者就在“黄纸号簿”上挂号标记，以便日后查补。万历十一年，要求武官上报“亲供手册”[3]卷122，226，地方衙门汇总武官相关信息，上报兵部，作为清黄依据。万历十二年又要求各巡抚责令都司“另造总数花名文册”。其格式为：“某卫所某官若干员，见袭几员，革袭几员。”上交来的总数花名册由“管黄司官，置立簿扇，督同监生将供册详查”[3]卷122，226。如果发现有弄虚作假的记录，将参奏该卫所官。同时为了保时保质地完成三年清黄任务，明廷将武职贴黄分为三份，规定“自万历十二年起，即以清过十一万四千为准，每年务毕完三分之一”[7]卷149,2769，三年内通完。显然这些措施都是对原有贴黄制度的补充。

为了进一步加强贴黄权威性和清黄官的责任意识，明政府又给清黄官铸关防印。万历十二年三月铸“誊黄清黄立事关防”，四月铸“清理贴黄关防”[7]卷148,2756发给清黄官收用。清黄簿上还需要清黄官签名，“俱注本官职名于后”，责任到人。都指挥使司“仍另誊清册，即用关防钤盖，收贮该司”[3]卷122，227。另存一册以作备份。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后期贴黄管理十分混乱，而此时对贴黄的修补已不再是小范围的，而是对武官贴黄进行重新统计，并且多次造印加强管理与监控。

(二)另立册籍替代贴黄

有鉴于明后期贴黄管理的混乱及权威性的动摇，为挽救日益衰败的贴黄制度，明政府除了加强对贴黄的核查外，开始另立册籍替代贴黄，替代形式一为贴黄节略本，一为黄稿。明制，武选一般每年六次，每次都赴内府清黄十分不方便，如果对贴黄进行摘要，直接存留在兵部，需要查对时就可方便使用。万历六年，兵部规定“将清查过各黄誊录紧要略节，约为册籍二本。存留部科，以便稽查”[3]卷122，226。节略本的出现虽然方便核对，但作为武官管理核心档案的贴黄，其作用已被大大弱化。

崇祯时，武职贴黄制度的颓势仍未见好转，清吏司便提议立“黄稿”代替贴黄，并留存兵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十月，崇祯帝阅览武官贴黄册时，发现贴黄册颠倒混乱，“有目录在前而名在后，有目录在后而贴黄在前”，“错乱如此”，“余册可知”。可见清黄人员的漫不经心和清黄工作的粗疏草率。其实早在嘉靖时就有类似情况。《明世宗实录》载：“后因续写贴黄，取其易揭不复黏，固多致混失。在京者误入外卫，府属者误入上拾。”[8]卷123,2940通过近百年时间的调整，贴黄粘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对此，原兵部清吏司郎中寇从化建议：“取各卫所亲供文册，关领内库贴黄册，查对符合，立为黄稿。贴黄交内库，黄稿留署中。”[15]将黄稿存放在兵部武选司，平时武选后就不用赴内府查对贴黄。等到三年清黄之期，再对内府贴黄进行清理。如此虽便于武选，但贴黄权威性进一步弱化，贴黄几乎名存实亡。

四、余论

综上考述，明代武职贴黄从创立到没落，经历了建立、调整、修补的一个渐变的过程，直至最后名存实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贴黄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其一，由于武选、武职更替等原因，武职贴黄修改频繁，极容易形成错乱。其二，清黄作为保障贴黄正确性的举措，也因任务大、工作粗疏草率、监督不力等因素效果难以保障。其三，为相互牵制并保障贴黄的权威性，无论是正黄还是内、外黄均置于内府，或因内府宦官的不配合等原因导致“启闭为难”，以致难以及时续黄、清黄及为兵部提供有效利用。

2．与武职袭替制度的衰败有关。至明中后期，因“承袭太烂”造成军功地主阶级人数急剧膨胀，且战斗力低下，生活糜烂。武职世袭制度已成为众矢之的，所起作用大不如从前，政府也降低了对武职贴黄的关注。

3．与明代后期政治混乱有关。明后期，政治昏暗，吏治腐败，贴黄制度也无法置身事外，武职贴黄制度运作的过程中弊病丛生。总之，武职贴黄作为明代武官任免、晋升、奖惩等方面的最为重要的档案资料，在明代武官管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

[1]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校印本.

[2]诸司职掌[M].续修四库全书本.

[3][明]申时行.大明会典[M].续修四库全书本.

[4]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校印本.

[5][明]凌迪知.万姓统谱[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明]陆容.菽园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校印本.

[8]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校印本.

[9]明孝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校印本.

[10][明]郑晓.吾学编[M].续修四库全书本.

[1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校印本.

[13][清]张位.词林典故[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277.

[1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8.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山西按察使佥事寇从化为贴黄册内错乱事奏本[G]//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73.

Evolution of Military Post Stickers Yellow System In Ming Dynasty

LIU Rong, JU Ming-ku

(HistoryandCultureInstituteof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Military post stickers yellow as the most important archives on military attache appointment, promo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Ming Dynasty,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military attache. The system form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Although make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in the mid-Ming Dynasty and repair all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ut still can not save the fate of it exist in name only.It can be said that the system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change from founding to decline. The reason is not only the system itself, but also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Wei regime system and even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Ming Dynasty; attache; military post stick yellow

10.15926/j.cnki.hkdsk.2016.04.003

2016-02-09

刘蓉(1991— )，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明史研究；鞠明库(1974— )，男，河南潢川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史研究。

K248

A

1672-3910(2016)04-0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