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根興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繁榮昌盛的時期，“貞觀之治”、“開天盛世”人們早已耳熟能詳，“大唐帝國”已經成爲古代中國的顯著符號。與此同時，大唐時節的輝煌成就也啟示現代中國，可爲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然而，相對於國內學界純粹的學術探討，國外學者針對唐朝發展軌跡對現代中國影響的研究更為深入。究其原因，其固然與國外學者看問題角度及關注的焦點不同有關，但不能不說也是國外學者長期以來重視參與中國歷史研究的必然結果。這些國外學者中，韓國著名東洋史學者，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名家，首爾大學名譽教授朴漢濟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

正如我們在本書“前言”中所見，本書是作者修訂補充四次學術講演稿結集而成，其中三個關鍵詞分别爲“遊牧民族”、“大唐帝國”、“現代中國”，故其內容和形式與一般同類著作可能還有一定的區别。書正文前有“前言”、“目錄”，其中“前言”闡述撰寫經緯、來自各方的幫助，以及作者的誠懇感謝語等，書後有“參考文獻”及“查找索引”，方便讀者閱讀。

第一章“大唐帝國的實體和外國人”。這是全書的重點，書稿分量占全書有效頁碼的40%還要多。作者分三節論述這一問題，即大唐帝國的實體、大唐帝國對外國人政策、大唐帝國的遺產。第一節“大唐帝國的實體”，作者首先闡述自五胡十六國以來“胡”“漢”間的相互衝突交融過程，認爲隋唐王室雖然號稱漢族，但其母系却多來自胡人，故其血管中流淌着胡人的血液，並引用現有研究，確定隋唐王室血統中有70%以上的胡人成分。其次，作者提到學界近年來出現的新觀點，即臺灣學者提出的“五胡興華論”，以及提出在形成中國歷史的兩大要素中，少數民族起到關鍵作用的論點，爲其20 世紀80 年代提出的“胡漢體制”學說張目。具體到大唐帝國，討論“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區别，古代東亞（東洋）漢字文化圈語境中的“統一”帝國和“分裂“帝國的不同特徵。對比大唐帝國與羅馬帝國的統一過程，兩大帝國的異同性等，排比中國人、歐美人、日本人，特别是韓國人對大唐帝國的不同評價。最后，從唐朝的軍隊、官僚組織中的胡人、在唐外國人的活動三個方面，探討大唐帝國的實像。

第二節“大唐帝國的對外國人政策”。第一，作者探討唐朝對外來宗教政策，涉及唐朝對景教、祆教、摩尼教寺院、信衆的政策，以及蕃長、薩寶的職責；會昌毀佛前後對佛教及其他宗教政策的轉變等。第二，商業及外國商人。提到胡商的代表族群粟特人的組成、遷徙、聚居形態、商貿分布、生活狀況等。依據日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論述分布於山東半島等地的新羅人的職業、經商領域，唐後期經營方式的轉變。第三，從唐朝律令制度入手，討論入唐外國人享有的待遇。其一，唐律對入唐外國人出入及在唐境內活動的限制，其中經過關塞及州縣嚴格的“過所”、“公驗”審查制度，而入籍唐朝，成爲唐朝編戶齊民者就不受如此約束。其二，唐律對涉外婚姻的規定；蕃坊及地方行政機構的管理。其三，唐朝廷管理入唐外國人所採用的屬人法、屬地法、財產繼承法政策，探討新中國吸收唐朝民族管理政策處理國內民族事務相關事宜。第四，作者強調大唐文化的開放性、折中性、國際性特徵，指出這種文化是在中原固有文化基礎上，吸收各個時期進入中原的其他文化綜合而成，其中少數民族文化發揮的作用不可低估。書中提到元和年間陳鴻祖《東城父老傳》、元稹《法曲》、白居易《胡旋女》等詩文，以及〔日〕原田淑人、〔日〕石田幹之助、〔美〕薛愛華、葛承雍等人著作，並從當時風行於中原各地的胡食、胡服、胡俗、胡曲、胡樂、胡旋舞，以及在長安、洛陽等地頗具盛名的胡肆胡姬，探討盛唐時代出現的胡化風潮的源流和表現。第五，爲進一步探討大唐帝國的實像，在上文與羅馬帝國對比的基礎上，作者通過大量事實，論述美國爲解決種族歧視走過的漫長路程，襯托千餘年前大唐帝國實行開放包容國策的可貴；用衆多前來長安的外國人參加科舉賓貢考試，以及大唐帝國與現代美國在法律運用上的相似點，對比現代版的世界帝國美國與大唐帝國的異同。

第三節“大唐帝國的遺產”。無疑，這是本章也是本書作者着重要說明的問題。但是，他並沒有按照一般的論述軌道陳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首先論述“現代中國的實像”。作者談及現代中國的人口、土地面積、行政區劃，迄今爲止出現的各種地理、氣候、歷史、人口密度分界線，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地域分布，以及五大少數民族自治區域組成，衆多的少數民族自治機構的存在。認爲現在採用的“中華民族”學說來自於社會學專家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境內所有人民，以及海外廣大中國人的共同的夢。與此同時，“中華民族”比日韓學界所說的“中華主義”具有更加多元性特點。北魏孝文帝主張“胡越兄弟”，而唐太宗承襲了這種治理國家脈絡，宣告“胡越一家”，這種民族共生共榮精神，和今天推行的民族政策基本方針有很多共同點。也就是說，新中國現在執行的民族政策，部分繼承了大唐帝國多民族國家的治理策略。其次，論述“中國的領土和統治方略”。作者探討漢唐時代的羈縻支配和國境，把中國的“省”、“自治區”、“自治州”管理體制和唐代的“羈縻州”、“道”、“藩鎮”相比較，重點討論秦漢乃至唐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羈縻支配及國境線涉及問題，力圖找尋上述兩者的共同點，得出自己的看法。同時，如何治理羈縻州府成爲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作爲西北民族共同推舉並公認的“天可汗”，唐朝皇帝享有在羈縻州府動員征發、平定叛亂、維護和平等權利和責任，唐太宗、高宗父子在位期間，唐廷對周邊地區，特别是對西北地方羈縻州的統治堪稱典範，而安西都護高仙芝領兵西上，與大食國間爆發的“怛羅斯之戰”，雖然最後以唐朝失敗而告終，但唐朝對周邊羈縻州的維護治理從中可見一斑。歷史發展到唐代，邊疆羈縻州府、縣首領，其實就是唐廷的邊疆地區地方官，其轄下的百姓當然也是唐朝的臣民，成爲大唐帝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還有，作者認爲唐王朝羈縻統治，既區别於漢代的“徙民實邊”式的領土擴張，又與歷代統治者遷徙少數民族到各地“分而治之”明顯有異，並爲宋、明、清各代治邊所模仿，經過明清之際南方地區的“改土歸流”式的調整，最終和新中國治理邊疆奉行的自治州政策相聯繫。

第二章“胡漢融合與大唐帝國的誕生”。作者數十年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提出“胡漢體制”論，本章的撰作，應該說是對其觀點的清算總結，也成爲本書最具代表性的論述。第一節，“大唐帝國的出現過程”，作者以介紹西方學者皮特·特森《帝國的誕生》，蔡美兒《帝國的終結》，以及艾斯莫格魯、詹姆斯·A.羅賓遜合著《國家爲什麼會失敗》三部書開篇，闡明帝國的誕生、發展和衰亡的關鍵問題，簡單來說就是解除外部威脅、從外部獲取利益、相對的寬容、普遍的合理性等。接着，探討民族移動和胡與漢接近及融合，涉及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方民族移動及匈奴族的西遷，鮮卑族的興起，而隋唐王朝就是在遊牧與農耕、胡與漢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現的。作者引用文化學者余秋雨的論述，證明遊牧民族進入中原，輸入新鮮血液和氣息，而這種文化的融合和流動是在一系列的衝突中進行並完成的。具體來說，其肇始於五胡十六國政權入主中原，經過北魏政權的創造性發展，六鎮之亂後形成胡漢合體的關隴集團，最終促成胡人美麗轉身後的大唐帝國誕生。與此同時，還對北魏孝文帝改姓及西魏賜予胡姓，隋唐皇室胡人血統等問題有專門探討。

第二節“天可汗轄區向中原的擴張及皇帝天可汗”。作者探討“天可汗”、“皇帝”稱號的產生，“中華”概念的變遷，唐人、蕃人的區别和融合，認爲只有大唐帝國的君主才真正稱得上“天可汗皇帝”。而從西晉江統的《徙戎論》，到貞觀年間唐太宗君臣共論的安置突厥“悉爲吾民”論出籠，體現出在長期胡漢融合的大背景下，兼有天可汗和皇帝身份的唐太宗的寬闊胸懷和真知灼見。這樣，大唐帝國執行“兼容並包”國策，臣民構成、族類多樣化特點由此形成。作者還從漢茂陵霍去病墓前馬踏匈奴石刻，以及唐昭陵司馬門前十四蕃君長像、乾陵六十一蕃臣像石刻的造型和排列，章懷太子墓壁畫《客使圖》等，說明漢唐兩代對待胡人（蕃人）的不同政策和態度，即漢王朝千方百計將胡漢兩者區分開來，而唐朝則是通過執行兼容並包策略，走向繁榮昌盛。

第三節“‘胡漢之分’的再現和大唐帝國的消亡”。作者認爲，大唐帝國之所以繁榮，其關鍵來自於“共存”和“寬容”政策，而帝國走向衰亡，起因於腐敗和“不寬容”，以及對外國人的厭惡。大歷年間揚州殺害數千名外國人；大曆十四年詔書中，明確規定在都城的外國人不准穿戴唐人服裝，並廢除自隋朝以來的官員朔望朝服袴褶規定；863 年起，唐朝禁止臣民與異民族有色人交往。就這樣，經過安史之亂，以及韓愈排佛論的擴散，武宗毀佛排外，黃巢在廣州殺害外來商人，綿延至唐末五代乃至宋朝，就從唐王朝奉行的“華夷無間”、“胡漢之分”，轉換到宋王朝強調華夷差異的“華夷之辨”了。同時，作者宏觀探討了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胡漢融合，以及異民族如蒙古族、滿族入主中原統治期間胡漢間的矛盾和融合。

第四節“胡族的中華化和中國歷史的時代區分”。作者認爲胡人入主中原，並非要全面消滅中原王朝固有的文化，而是首先改變自己，吸收對統治有用的文化成分，實現漢化或者文明化指向。談到中國歷史的時代區分，作者引用雷海宗先生的中國歷史文化兩分法，傅斯年對淝水之戰時期南方抗禦的評價，拉希德丁《蒙古集史》中的歷史分期，以及何茲全、內藤湖南的歷史分期法，認爲上述分法的共同點均和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有關。無疑，北方遊牧騎馬民族進入中原，對中國歷史的展開和轉換具有重要的作用，表現在中國的種族因此多樣化，疆域也呈現逐步擴大的特點。現代中國人口衆多、疆域廣大，如果純粹由中原中國和漢民族單純發展的話，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三章“大唐帝國的經營和統治術”。作者首先探討大唐帝國的外形特徵，認爲以皇帝爲首的皇室成員保有特異的行爲方式，如和歷代皇帝相比，唐代皇帝在都城圈內舉辦比武就十分頻繁；皇帝獨自處理國政；皇帝和皇太子個人品質優秀；皇后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其參與國政的頻度高，中國古代唯一女皇帝就出現在唐代；引用王夫之、趙翼、顧炎武等人觀點，討論唐代宦官專權。其次，具有多樣性的人口結構、完備慎密的制度設置、嚴格細密的法律規定的大唐帝國，作爲國家的象徵，皇帝統禦和國家運行，其結構性運行方法需要進一步探討。

第二節“皇帝的日常行爲和統治術”。第一，皇帝的親政體制和親征。作者十分關注受到濃烈遊牧影響的五胡十六國到唐朝的皇帝們治理國家的方式與手段，曾在《震檀學報》、《東洋史學研究》、《東亞文化》等學術雜誌發表系列論文，闡述自己的觀點。唐代皇帝巡幸各地，到高宗、武則天、玄宗時期，無論是巡幸距離還是次數都很空前，特别是來往兩京巡幸的頻率很高，其中牽涉就食、避暑、狩獵、封禪，以及多京體制等問題；安史之亂後皇帝巡幸的範圍和頻度均呈下降趨勢，作者還將這種巡幸和遼金時代的“四時捺缽”聯繫起來。作爲具備“遊牧型”特點的君主，隋唐皇帝親征與皇位繼承的激烈爭奪及不確定性有關。皇帝御駕親征，一方面轉移由於皇位繼承引起的內部矛盾，另一方面擴大影響鞏固發展自己的實力。不僅如此，親自處理朝政，親臨釋奠等，也是隋唐皇帝採取的治理國家措施之一。作者將上述諸問題總結爲隋唐皇帝的“親政體制”。第二，賑恤和倉庫。作者論證具備遊牧型特點的北朝至隋唐皇帝在即位之前，作爲皇太子均表現出“仁”、“孝”的風格。而從北魏獻文帝開始，由此前遊牧民族君主親征—掠奪—頒賜特徵，改變爲農耕民族的耕作—稅收—倉庫保管形式，隨之而來的是新的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儲藏制度的出現。這樣，均田制、租庸調制，以及和糴等制度就應運而生，反映出由胡族爲主的掠奪型經濟向農耕型農產品生產爲主的經濟轉型的現實，而皇帝、皇太子在災荒時節賑恤百姓，無疑是“仁”的體現。這樣，從北魏獻文帝到唐中期，強調皇帝、皇太子德行時極力宣揚“仁”的規範就不難理解了。作者還探討了大唐帝國宦官專權現象的出現及其根源所在。

第三節“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問題”。第一，作者談及武則天改唐爲周，成爲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探討唐代婦女的地位，並涉及五胡十六國至隋唐時代的北方民族風俗。無論如何，遊牧民族的生活生產實際狀況，決定了北朝至隋唐婦女的開放性格和享有的崇高地位，並成爲皇后許可權擴大的緣由之一。第二，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的變質和歪曲。作者詳細排列北魏皇位繼承序列，涉及子貴母死、皇太子監國、臨朝聽政及攝政等。第三，皇太子妃缺載現象和多皇后制度的出現。五胡十六國及北魏時代皇太子的夫人，史書多以“妻”、“椒房”、“孺子”稱，沒有後代所載的“妃”稱號，而《資治通鑒》却以“妃”記載，作者探討其出現原因，並得出自己的結論。一個皇帝數名皇后，這種現象出現於五胡十六國、北齊、北周時期，有三皇后鼎足、兩皇后並立，直至五皇后環繞等狀況。第四，唐後期出現長時段缺乏皇后現象。作者依據日本學者的統計，唐朝存在的289 年中，只有78 年半有皇后存在，其中包括武則天數十年皇后生涯，進而得出整個唐朝存在70%的時間內沒有皇后的結論。認爲唐朝長時間缺乏皇后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其與受遊牧民族影響導致皇后權力太重，以及嫡長子制度難能確立有關。

第四節“胡漢復合社會和制度的整備”。作者論述唐代之前中國歷史中出現的諸色隸屬民戶的出現和良賤制的產生，提到北魏的“計口授田”，官府統轄的手工業戶，進而在胡漢不斷融合進程中，發展到北魏孝文帝均田詔敕的頒布，以及配套的三長制、租庸調制的實施，得出北朝末之所以出現“北強南弱”局面，就是因爲胡漢復合的各項制度的執行及發揮的效力。至於胡漢復合帝國的都城制度，作者引用《洛陽伽藍記》、《長安志》、《雍錄》，新出墓誌銘資料，以及權威學者的論述，探討北魏平城、洛陽城，隋唐長安城的建造，闡述“坊”和“里”的不同，關注坊牆功能以及坊市制度的出現。他主張大唐帝國兩京都城以及縣以上城市均採用坊牆制；宮城均位於都城以北中間偏北位置；宮城後面設置地域廣闊的禁苑。這三種特徵用於都城建設，體現出遊牧民族進入中原後，少數人統治多數人自我防禦的心理需求，也和《周易》太極思想密切關聯。作者在本章涉及的問題雖然很多，但均與他極力強調的胡漢體制相聯繫，成爲他集中論述的重點之一。

第四章“結束語”。從表面看，本章內容似乎和全書涉及的中心問題關係不大，但實際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或許由於本書是以講座講稿形式修訂的原因，作者當時可能要照顧聽衆興趣需求，故其內容和新世紀以來韓國民衆，特别是一般民衆集中關心的中國問題有關。作爲一名長期關注並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可以說是“中國通”的外國學者，面對中韓建交以來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關係，根據自己的理解，提到中國一系列的邊疆研究課題，其中包括“東北工程”研究的指向、難能解決的問題，以及他認爲不可理解的地方，其中的一些看法不無道理，而另外一些看法因探討問題的立場不同，其結論無疑存在問題，但這也使我們通過本書了解到更多國外相關資訊和對某些問題的不同認識。其次，三十餘年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社會、人民生活均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這對我們周邊鄰近國家無疑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作者在韓國常常會聽到“中國會否分裂”的詢問，故而作爲研究中國分裂與統合數十年的中堅學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分析了傳統中國分裂與統一具備的一般要素，其中提到農民起義、外族侵入等。現代中國邊疆地區虽有零星紛亂，但中國政府採取了一係列解決問題的政策和策略，故上述紛擾對國家安定統一並不能產生太多的影響。同時，作者還從人口構成和數量、地域分布，以及歷史發展過程中從邊疆地域進入的遊牧民族已和中原融合凝聚密不可分等方面，論述蘇聯分裂和中國不會分裂的原因。特别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濟高度增長、國家聲譽提高、百姓生活改善，不具備產生分裂的要素。雖然一些人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存在疑慮，對腐敗、貧富分化等有些許不滿，但這些均不能構成國家分裂的必要條件。第三，非常中國的形成。作者列舉大量史實，肯定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對中國歷史文化發展形成所做的貢獻，認爲沒有五胡亂華，就沒有北魏席捲華北狀況的出現，也就沒有所謂的大唐帝國，而唐朝的多元化、國際化也就無從談起。如此說來，遊牧民族進入中原並非一般所說的“五胡亂華”，而應該是“五胡興華”，其最終成果無疑就是現代中國。作者以韓國人的立場，不認同中國人常常提及“中華民族”的說法，認爲應該統稱爲“中國國民”。作者還述及研究中國歷史的心路歷程，即從研究“統合”到“胡漢體制”，以及20 世紀90 年代至今，把握多文化、多民族研究方法的“新唐史”；遊牧民族進入中原胡漢統合，並非“漢化”或“胡化”所能概括，而應該是“互化”的過程，作者將其總結爲“華化”。第四，中華兒女共同的“中國夢”和“大唐工程”。作者引用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的系列講話，闡述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國家發展的偉大成果，以及中華民族實現“中國夢”的強烈願望。而中國夢目標到底是什麼？通過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認爲多元發展、繁榮富強的唐代成爲這種期許的重要指標，賦予理想與現實的“一帶一路”偉大戰略，其實就是“大唐工程”的集中體現。作者還對單一民族國家與多民族國家，全球化進程中國家民族主義地位，以及敞開國門、開放創造，爲各種人才提供發展的舞臺—構成大唐帝國繁榮昌盛的根本原因等問題做了論述。

二

第三，引用廣博，除了原始史料之外，還涉及中、日、韓學界的研究成果，乃至英文、法文、拉丁文研究成果。從引用範圍之廣，引用語言之多等方面來看，本書堪稱近年來韓文學術著作的典範。筆者統計書後所列“參考文獻”，除了學者們常常引用的正史二十四史之外，作者還列有中韓兩國現存其他史書，包括政書、地志、個人文集、筆記小說、石刻墓誌、詩賦歌詠、諸子、佛典約97 種。撰寫如此專門選題的學術著作，即使是一般中國學者，引用如此多的原典史料實屬不易。其次，作爲韓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作者引用韓國學界的研究成果亦不遺餘力，書中引用著作28 種，研究論文68 篇（包括作者的18 篇論文），基本囊括了韓國學界現有著名學者的同類研究。再者，從投入時間和產出成果看，日本學界在過去某一時段，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代表了海內外學界研究的最高水準，加之20世紀50 年代之後中韓間特殊時期所限，韓國學者對日本學界成果的關注實屬空前，故本書引用日本學界著作多達39 種，學術論文46 篇，文章中具體引用，但參考文獻中亦有未列出者。還有，歐美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特别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起步相對較晚，研究隊伍人數相對不多，但近三十年來，隨着中國敞開國門改革開放的深入，與西方學術界的交流也日益增多，西方學者關注探討中國歷史文化的動力增強，故以西方文字撰寫的中國古代隋唐歷史學術著作也頻見出版，書中引用英文、法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關聯著作24 部（包括已經翻譯爲韓文的9 部著作），學術論文12 篇，足見作者對韓日學界，以及西方學界研究動態的洞察無餘。當然，作爲中國歷史發展中的重要階段，中國學界的研究也是作者不可或缺的參考來源，除了上文談及的引用原始史料之外，書中引用中國學者63 部專著，75 篇學術論文。不僅如此，書中還收集和主題有關的新聞報導，其中韓文15 篇、中文2 篇、英文1 篇。採用如此多的史料和衆種語境文字的研究成果，不僅加強了作者對相關問題研究深廣度的精准把握，而且使作者掌握最新研究動態，站在已有研究的最前沿，有利於相關結論的得出。

第四，拉通中外古今，縱橫捭闔中韓古代歷史，採取對比研究方法，談古論今，鑒古知今。雖然作者所持立場不同，其中得出的一些結論還有待進一步考察，但作者所付出的努力和嘗試確實值得讚賞。如談到大唐帝國的形成，作者花費筆墨，從四個方面以較大篇幅將其與西歐羅馬帝國相比較，深入論述兩個帝國的異同點（第23—33 頁），得出大唐帝國無論從其威名波及地域，文化傳播的深廣度，還是對後世的影響力，中外其他帝國均難能望其項背。談到“帝國”的誕生和滅亡，作者介紹《帝國的誕生》、《帝國的未來》、《國家爲什麼會衰落失敗》三部西方學者的著作，經過論證，最終得出自己的觀點。論及世界各國人對大唐帝國的評價，作者引用《華盛頓郵報》在1997 年香港回歸之前對上海1000 名學生的問卷調查，表達中國人對大唐帝國時節國家繁榮發展的嚮往，對現代中國走向強盛的期待；引用《劍橋中國隋唐史》之前出版的《審視唐代史》序言，認爲長安並非單純意義上的唐朝首都，而是當時的國際化都市，和現在美國所在的紐約一樣，是人們嚮往的世界文化中心，表達了歐美西方學者對大唐帝國的尊崇；述及日本學者從《萬葉集》的編撰、正倉院收藏大唐帝國遺物，以及遣隋唐使派遣因由，對大唐帝國抱以非常高的評價。當然，作者還探討了韓國人厭惡唐朝，差評大唐帝國的原因，這就是唐太宗、唐高宗時代唐朝和朝鮮半島新羅政權聯合，共同滅亡朝鮮半島另外兩個政權百濟、高句麗，而在高麗、朝鮮時代的一些文人文集中，出現對唐太宗的人身詆毀等，因此導致現代韓國人對大唐帝國多持負面評價意向。特别是論及大唐帝國的遺產，作者採取倒敘的論證方法，首先從人口分布、民族構成、地理環境、行政區劃、治國方略等方面，找尋現代中國社會實像背後隱藏的歷史印痕和中華民族興盛發展的緣由，並以此爲線索，進一步將論述的觸角伸向遙遠的充滿想象力的開放年代，力圖嗅出大唐帝國所施政策方略對現代中國散發出的嫋嫋餘香。作爲一個長期從事中國古代五胡十六國至隋唐歷史研究的外國學者，作者對唐代處理周邊民族事務奉行的羈縻政策多有心得，十分關注現代中國實施的民族自治政策及其源流問題，並將此作爲大唐帝國的重要遺產之一，這種比證探討是否合適？其中是否還有可資探討的地方？相信讀者能夠得出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本書的第四章所列的四項內容，幾乎均和現代中國，或者說是新世紀之後當下中國密切相關。如何評價這種撰述行文方式？知古鑒今有沒有一定的界限？回答如此問題或許還有待時日，但這種嘗試和努力應當予以肯定。

總之，本書無論是選題還是內容撰述，堪稱韓國魏晉隋唐史學界近年來最前沿的研究論著，又由於其中的論述涉及中國、日本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必將對中國和日本相關研究領域產生重要的影響，並推動海內外學界魏晉隋唐史的整體研究走向新的高度。

三

當然，作爲書評或評介文字，指出所要介紹書籍的不足之處，應該是撰寫書評者不可推卸的責任。筆者通讀本書，從中學到很多自己此前不甚了解的知識，但“雞蛋裏挑骨頭”，也從中發現一些小的瑕疵，希望與作者共勉。

第一，從全書內容結構分布看，似乎有頭重腳輕的感覺。如上所述，筆者統計全書可資計算的內容頁碼（除去目錄及每章的空白頁共20 頁）共388 頁。第一章157 頁，其內容占全書總量的40%以上；第二章102 頁，占全書的26%；第三章97 頁，占全書的25%；第四章29 頁，占全書的9%。或許如上所述，本書是作者修改、補充四次講演稿件而成，可能講演的有些內容並不符合修正後全書的撰述意旨，故予以刪節，但其結果却造成全書編排結構上的瑕疵，這是應當指出的問題。

第三，由於本書對史料和論著搜羅廣博，論述體系龐大，涉及古今中外重大事件，加之作者畢竟是一位外國學者，因此本書也有一些明顯筆誤等情形出現。如第21 頁，作者提到唐高祖李淵祖父李昞，作爲北周創業的功臣，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封爲“唐國公”，其封地在今山西太原。但很明顯，李淵的祖父爲李虎，父親名李昞，這裏顯然存在筆誤。第37 頁，作者討論日本學者對大唐帝國的評價，引用杉山正明、氣賀澤保規、王勇等人的著作，但衆所周知王勇乃中國學者，他只不過在東京講談社出版了一本日語著作而已。也就是說，這裏引用王勇的著作有些不太合適。第53—54 頁論述唐初定居都城長安的突厥人戶口數，作者引用《新唐書》卷215，《長安志》卷10 等史料記載，得出當時唐都長安人口中單突厥人就占總人口1/8 的結論；但仔細檢索作者的論述，似乎很難得出如此數字結論。就是說，針對現存史料的模糊記載，在統計核算之時亦應是一個大約的數字，如果將其精確計算，得出的結論無疑會引起相應的質疑。第62 頁引用嚴耕望《新羅留唐學生和生徒》論文統計，入唐新羅僧侶有法號者共130 人，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統計現存《舊唐書》、《新唐書》有名有姓者爲2624 人，作者兩相比較，認爲入唐新羅僧侶人數相當多。可以看出，作者採用的比較源可能有問題，兩個數字相比較似並不能說明上述問題。

第四，韓語與漢語對接，以及引用史料中出現的誤字。第64 頁的“阿羅喊”應爲“阿羅撼”。第68 頁的“樸質業”應爲“樸承業”。第88 頁的“資產”或爲“財產”。第89 頁注釋248 條中“雪山百越路”應爲“雲山百越路”。第90 頁“真神功”應爲“田神功”。第104 頁注釋引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記載，其中“鉤留”應爲“拘留”。第115 頁“德宗元和年間”應爲“憲宗元和年間”。第161 頁“武己校尉”應爲“戊己校尉”。

第五，作者對於五胡十六國至北魏隋唐時期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在有的地方稱爲“異族人”，而在有的地方却寫成“外國人”，這在第一章中多處出現，筆者認爲應該統一寫爲“異族人”，以便和其他章節中論述的中亞、歐洲入唐的外國人相區别。

最後，筆者認爲，雖然以上列出本書的一些筆誤和值得注意的事項，但瑕不掩瑜，絲毫不影響本書的總體價值和對學術界的貢獻。我們期待作者繼續努力，進一步完善已有的理論體系，發掘新的研究課題，爲中韓學術交流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