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强

（东北师范大学　传媒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运动中的新闻“真实”
——深度报道的社会弥合作用探析

陈德强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摘 要：生活在冗杂且碎片化的信息环境里，关于媒介“真实”的讨论又增添了新的内容。面对众说纷纭的报道与评论，真相不仅仅是微观事实的要素准确、符号客观，还是媒介有机运动过程中全部事实联系和发展的表露。本文立足深度报道的报道优势，从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维度出发，纵向地阐明深度报道的社会弥合作用，以求通过补充、更正、疏导等具体方式，减少信息误传或误读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关键词：新闻真实；深度报道；弥合作用

新闻作为人民知事实、明价值的精神交往方式，其传播的内容不仅仅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更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表征功能。尤其是在自媒体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内容建构主体的多元使得信息的呈现也变得更加零散、无序。所以对新闻制作者的要求也随之愈加复杂。因此，再度审视新闻“真实”便不仅仅是微观事实的要素准确、符号客观，而应是媒介有机运动过程中全部事实联系和发展的表露。事实上，在信息冗杂且碎片化的媒介环境里，新闻也很难成为现实社会的镜像反映，诸如无中生有、以偏概全等报道问题也会在舆论的漩涡中给社会带来伤痕。本文基于深度报道的理性和思辨特征，从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维度出发，力图纵向地阐释深度报道的社会弥合作用。以求媒介“真实”地再现过程、展现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全貌，从而减少信息误传或误读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所谓社会时间即社会运动的持续性，它强调了活动之间的顺序和间隔长短，因此它是社会进步和人类精神文明的记录。而深度报道的时间逻辑——追溯既往、立足现实、预测未来也应表征和促进人与时代的发展。故将深度报道的这种作用称为“顺承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操作层面则体现在其对媒介内容的补充、改造和疏导作用中。

一、媒介失语的补充作用

众所周知，追求媒介信息全面、准确之前，信息的及时传递更为重要。因为信息之间的互动才是现代社会良性运作的前提。而所谓“媒介失语”，便是媒介主体在面对新闻事实时，尤其是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事件时，迫于经济利益或者某些社会舆论等原因，对新闻事实置之不理或者报道不够及时的新闻现象。换言之，社会转型期的“媒介失语”有责任淡薄和价值失态之嫌。而深度报道作为“意义的报道方式”更适合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关照和监督，譬如调查性新闻。因此，其在新闻事实的酝酿和发酵过程中不能丧失纠正社会主体行动错误偏向的功能。而这种意义的补充也是优化媒介环境的重要组件，是构建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以2003年非典报道为例，从2002年11月16日的第一例非典型性肺炎到2003年4月媒体直面这一议题，国内媒体5个月的缄默使社会谣言四起，各种小道消息纷沓而至。这种前期的失语代价是昂贵的，不仅形成了群众对媒体的质疑声，更降低了国人对权威机构的信任感。为了让谣言止于“阳光”，深度报道应当及时做出反馈以弥补消息类报道的时空限制。事实上，《新闻调查》、《面对面》、《焦点访谈》等深度报道也通过深层次、全方位地解读，给国人带去抗击病毒的信心。并通过塑造英雄故事和政府高度关注的正面形象和一线记者的忘我精神，传递出一种积极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使得非典事件“成为中华民族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粘合剂”。［1］

在“非典”报道中吸取教训，媒体从业者应当注意到公共危机事件中适度发声的重要性，更应明确流言成为新闻替代品的危害。而深度报道发挥特长，其补充作用及时巩固了国家政府的权威，并挽回了媒体的积极形象。

媒介失语现象除了对事实报道的滞后问题，还有报道内容反馈和后续发展的缺失，即“断头新闻”也是失语的体现。所谓“断头新闻”是只有头却没有尾的新闻事件——“雷声大、雨点小”，往往形成了舆论场却又不了了之。但不了了之的“旧闻”却不能消解群众心里的愤懑，随着相关事件或类似事物的出现，矛盾便再度激化。2013年7月～ 2015年8月为期两年左右的“气功大师”王林事件在舆论强度中呈现出了“高——低——高”的走向。这种从“风口浪尖”到“偃旗息鼓”再到“万众瞩目”的事态变化和媒介的报道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新京报的一篇文章《隐秘“大师”王林的金钱王国》的出现，腾讯新闻、央视、重庆晨报等媒体纷纷就其非法行医、违规占道、诈骗、重婚等方面进行披露。一时气功治病、空盆变蛇等所谓的“神技”遭到了群众的广泛质疑，王林复杂的社会关系更是令此次事件得到广泛关注。为了及时遏制王林现象的进一步发展，《焦点访谈》、《人民日报》也先后就此事件作了《“神功大师”的真面目》和《是谁捧红了王林》的深度报道和评论。但是随着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调查，媒体的报道也随之走出大众视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调查部门没有出具过任何与之相关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被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旅游行业价格欺诈等其他热点事件夺走。一直到2015年7月，伴随着王林被江西萍乡警方带走调查，这段被“遗忘”的记忆才又被重新唤醒。

在这段被遗忘的时空中，我们不难发现媒介和受众一样，有着“喜新厌旧”的习惯。但是媒介这种消极迎合受众口味的报道“法则”却忽略了舆论引导的作用，并丧失了监督涉事部门的权力。新闻媒体，尤其是深度报道应该认识到其在舆论事件报道中为受众释疑解惑和维护正义公平的责任，进而才能积极发挥追责的功能。因此，深度报道在杜绝新闻“断头”的同时，也应积极地为群众疏解压力，并为社会健康转型贡献力量。例如，北京科技报的《王林倒下，但仍要提防下一个“大师”》，从科学的传播角度并以提高公民的怀疑、求证精神为思路，给予了此场闹剧以理性的关照。不仅就此事给予了人民群众科学的建议，更深入浅出，就“大师文化”这类社会问题带来了很多思考。由此看来，舆论多元、分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深度报道应当积极塑造正确的舆论格局，即依靠自身的理性思辨色彩，“通过对典型实例的剖析来传播一种精神、一种观念，并从思想观念上给人启示”，［2］而非失语。

二、肤浅解读的更正作用

如今中国正处在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也决定着政策的制定是社会深度转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产物，即带有着过渡性质，因此改革政策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而现在的每个利益主体都可能有着自己独特的诉求，尤其需要一个更为集中的声音。媒介对政策的解释性报道——运用话语权传播来进行权威解读则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媒体在解读过程中经常会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逻辑错误，为了一味迎合政策而做出逆实际情况，不合乎潮流的肤浅报道。针对此类情况，深度报道的顺承力量便体现在利用自身报道优势展开对问题的批判和更正，从而还原客观事实的本质意义，“最大化地发挥它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3］2005年12月1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并在2006年的元旦宣告中国人民正式与农业税告别。“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具体政策”。［4］而不少媒体将这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解读为国家号召外出务工农民回乡种田或者一味强调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这便是媒体肤浅解读国家政策的典型案例，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其实不是简单地依靠取消农业税，农民外出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更是提升农民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的举措。因此，这种笼统的号召农民回乡种田是不理性和逆时代潮流地解读，而这种解读直接给农民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导向，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因此在政策的解读报道中，作为传播主体的媒体从业者应有理性之光，并善于高屋建瓴，这主要表现为报道主体能够透过表象揭示本质，探索规律。面对扑面而来的“农业税惠农”报道，人民日报就曾载文《喜看“难点”变“亮点”》，它告诉我们，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依靠农业发展支持工业进步是普遍趋势，直到工业化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工业才能更好地反哺农业，并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这篇深度报道从宏观角度告诉了人民群众，取消农业税说明国家工业化发展达到了一定水平，而科技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高才是农民发家致富的新的依靠力量。这便是深度报道的更正和顺承力量，能够更为细致地帮助群众识别误区。

除了宏观的政策性解读，媒体对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的解读亦然，深度报道的更正作用即在媒介的有机运动中展现出事实全貌。2015年12月1日，新浪微博认证的新浪河南网官方微博以“河南大学生在家没事，掏鸟16只获刑10年半”的标题报道了大学生小闫“掏鸟窝获刑”的消息，简短的几句话招来了群众的围观。为什么掏鸟窝会招来重罪？随着案件报道的模糊性，此案件一时成为网上的热议话题。而此时郑州晚报的“掏鸟16只，获刑10年半”也进入了大众视野，并随着事件的发酵，网上形成了一片“量刑过重”的声音。不难发现，针对此事件的相关报道有着以偏概全之嫌，此外判决书的树林换作了“家门口”，猎捕更是改用了生活化的“掏鸟窝”。如此偷换概念之做法无疑是借助案件搅起了不当舆论，并以此混淆了大众视听。随着舆论的进一步发酵，事件真相也在随之的深度解读中得到了理性审视，南方周末撰文《“大学生掏鸟”的刑罚尺度 小鸟“大案”》、《“掏鸟”大学生：他不是第一次》真实全面地再现了此案真相，并从法律量刑的角度给予了“10年半”以合理的法律依据，此时不实舆论才在真相的基础之上得到平息。由此可见，往往在事物的联系发展中才能遇到新闻“真实”，而深度报道便是遇到新闻“真实”最好的捷径。

三、心理误读的疏导作用

李普曼在19世纪20年代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认为人们开始从大众媒介当中去接触和理解自身所不能直接感知的外部世界。这样世人的思维对象和反应对象便从客观的真实世界转向媒介世界。先不论媒介组织的“趋利性”，单是媒介工作者的认识局限，便注定媒介环境存在偏离真实世界的可能。即使新闻作为媒介内容中极具公共性和公益性的部分，其在信息的选择和加工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与现实情况偏差的情况。诸如“扶老人会被讹”、“城管爱暴力执法”等媒介炮制的社会刻板印象也印证了媒介“虚拟世界”的强大效果。这些在统计学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消息，却因种种原因导致了人们认识和行为的失误与失当。而深度报道区别于消息，能够凭借“全”和“深”两大法宝及时地对媒介环境予以关照。2015年10月百姓眼中最贵的东西莫过于“青岛的大虾”，除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调侃，传统媒体也一道将“好客山东”的品牌狠狠地摔到地上。其实在新闻传播领域，青岛的大虾不是第一例，还有“河南人偷井盖”、“新疆人卖切糕”、“云南人黑旅游”，这些事件已经无意识地与群体或地名联系起来，进而“臭名”变成了群体标签。在诸如此类问题中，深度报道的理性之光便成了疏导和驱散认知偏差的利器。比如《锵锵三人行》从旅游业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角度给予了青岛这座城市更多地理解和宽容，使受众对青岛的不当认知得到了理性的回归与重建。

除此之外，受众心理的错误认知还体现在娱乐信息对价值内容的淹没上。正如波兹曼所言，“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5］殊不知“娱乐”的假象正是媒介环境背离现实生活和受众迷失独立判断的过程，我们不再关注重要事务，取而代之是莺莺燕燕的“歌舞升平”。然而，娱乐的假象“也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假象中的‘假’也是对事物表现出的一种外在现象性质的界定或描述。之所以说它是假象，只是因为这种现象不能反映事实的实际情况，不能反映事实的本质状态”。［6］所以，如何界定“假象”与“真实”便成了复杂的问题，如果报道只看到事物的外在特征，误将假象当作真实，带来的必然是新闻虚假。与此相反，深度报道的“分析”、“挖掘”、“开拓”擅长的便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浮躁的信息面前，更应发挥“瞭望哨”积极功能，从权利纠纷、科技发展、生态平衡、医疗进步等本质层面关照生活，解开娱乐“蒙蔽的外衣”，给予媒介真实以纠错和匡正。

由此可证，媒介环境的迅速变化，不得不对新闻报道提出更高要求，尤其是在信息碎片化、舆论多元化的网络环境。在民众宣泄自身不满情绪的虚拟空间里，强势的不良舆论也扩大着社会负面情绪的影响。因此，媒介要确立舆论中心之地位，便不能在对简要的消息报道上停滞不前，必须向深度报道开拓，并进一步发挥深度报道的宣导抚慰功能。［7］有学者曾论述道，“消息类新闻是桥头堡的突击队，深度报道是全面扫荡战场的正规军”。［8］由此可见，深度报道的顺承力量不容小觑，应当为捍卫新闻的“真实”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李倩.央视近十年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研究［D］.山西大学，2010.

［2］叶子.电视新闻节目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79.

［3］杨卓.论解释性报道在新闻舆论引导中的重

新闻界，2008（05）：43-48.

［7］蒋晓丽.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兼论在西部地区的特殊作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8］叶子.电视新闻节目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6.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5-0038-02

作者简介：陈德强，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