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本书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吗？
——与杨天石先生再商榷

谢本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摘要：杨天石先生说，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是西南“反蒋降日”的领头羊，这是站不住脚的。龙云作为地方实力派，是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大多能顾全大局，以民族、国家为重，投入战斗，并非没有“是非、正义、民族、国家”观念的。龙云坚持抗战，是其一生的第一大功绩，他有着“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的声誉。1940年龙云希望从江西撤军，不是为了“拥护汪伪政府”“通电主和”，而是实施滇南抗战，拒敌于国门之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日战争。龙云所写《抗日战争前后的回忆》一文，并未“说谎”，总体上是可信的。例如，汪精卫说，龙云“完全同意”其“和谈”计划。而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记载，龙云曾“婉言相劝”，以至“言之泪下”。龙云不愧为坚持抗战、功勋卓著的爱国民主人士。

关键词：龙云；汪精卫；蒋介石；未爆炸弹；爱国抗日

杨天石先生先后发表了几篇有关抗战时期汪精卫出逃与龙云关系之论文。最初发表的是《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1](P75～89)《汪精卫出逃事件》[2]两篇。因我有不同意见，乃发表《杨天石说龙云破坏抗战，没有道理》、[3]《汪精卫出逃与龙云、蒋介石之关系——与杨天石先生商榷》[4]两文。接着，杨天石又发表了《龙云暗助汪精卫出逃》、[5]《再论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兼与谢本书教授商榷》、[6]《再论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兼述龙云谎言与两面行为，并答谢本书教授》[7]*此文与上文基本一致，但不是凤凰网转载上文，而是作者本人向凤凰网投稿。网页注明：来源“作者赐稿”。本文引用杨天石语，主要来自此文及上文，以下不再注明出处。等。杨天石先生声称是不断做了“进一步研究”“思考了很久”的结果。文章虽然愈来愈多地引用了原始材料(包括档案、蒋介石日记等)，也写得愈来愈长，然而其结论距客观的历史事实愈来愈远，最后的结论竟然说：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或者说“是抗战期间隐藏在抗战内部的一颗待爆炸弹”。这就完全否定了龙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龙云成了“反蒋降日计划的领头羊”，事实上认为龙云是一个典型的“假抗日、真投降”两面派似的“准汉奸”。对于杨天石先生的结论，笔者深感意外，难以苟同。

杨天石先生的论述，既涉及若干理论的认识问题，也涉及对若干史料的诠释和考证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在本文中先论说四个问题，与杨天石先生商榷。

一、地方实力派都是没有“是非、正义、民族、国家”观念吗？

杨天石先生把龙云看作是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的代表和领头羊。杨天石先生是怎样看待地方实力派的呢？他说：“地方实力派的命根子，一是地盘，一是军队，牢牢保有了这二者，才有可能独占一方，称雄称霸。至于是非、正义、民族、国家等观念，都是次要的，都是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弃如敝屣的。这一点，从龙云对汪精卫以及其对日态度，都可资证明。像龙云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并非一人，四川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等大体类似。”

在这里，杨天石先生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地方实力派统统加以否定，一棍子从政治上打死了许多人，说他们对是非、正义、民族、国家等观念，“可以弃如敝屣”，这完全不符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客观历史。杨天石先生的许多著述，除了高歌赞扬蒋介石以外，对许多参与抗日战争，并为之做出贡献的非蒋嫡系将领、地方实力派人士都是不屑一顾的。杨先生对某些进步势力，因与蒋介石有矛盾，似亦视如“地方实力派”。杨先生实际上是在宣扬和赞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所以杨先生特别强调蒋介石必须“控制”龙云等，“控制”是对的，不“控制”是不对的；凡不接受蒋“控制”的，统统是“动摇分子”以及随时可能“反戈投敌的分子”。这是历史的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这里涉及如何认识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的原则问题，如何给予历史定位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时候，曾指出：“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统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的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8]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9]这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地方实力派，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是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是革命力量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对象。

地方实力派、中间派的这些历史人物，在某些问题上认识模糊，行动摇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难以避免的，不然怎么叫“中间派”呢？正如毛泽东说，“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我们应当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10]然而却不可以把这种特定时期的某种动摇，简单地如杨天石先生那样归结为“反蒋降日”，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历史上看，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期，地方实力派始终是使蒋头痛的问题，对他们既要笼络收买，又要排斥和消灭。这与中国共产党人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教育、批评、帮助，促进其转化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地方实力派在其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相当引人注目的角色。从全国来看，地方实力派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北方地方实力派，第二部分是南方地方实力派。前者包括华北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和西北地方实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等)，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北军，事实上也有地方实力派的特征，不过其发展情况较为特殊。南方地方实力派包括四川的刘湘、潘文华、邓锡侯，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卢汉等。此外，桂系、粤系、湘系、黔系的代表，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实力派的特征，不过各派系的发展情况，都有其特殊的地方。这些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实力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后来发生明显的分化，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全民总动员，都投入了全民抗战的伟大事业中，地方实力派也不例外。地方实力派看重自己的实力和地盘，但是当面临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严峻时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顾全大局，以民族、国家为重，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在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在共同抗日这一点上，取得高度的共识，找到了共同点，因而表现出协力同心的态度。然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有抬头的趋势，一方面要集权和独裁，另一方面要分权和民主，共产党人则支持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民主要求，于是国共两党在争夺地方实力派的斗争中，矛盾加剧了。在这场斗争中，地方实力派也逐步分化。然而，在西南地方实力派中更多的领导人却倾向于共产党的主张，并强化了与共产党的联系，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在同共产党的联系方面联系得更为积极。西南地方实力派领导人的动向，对于国共两党势力强弱的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应当肯定的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实力派不管是否有过动摇，或动摇程度有多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积极地投入到反对日寇侵华的斗争，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之中，并为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1]笼统地说他们没有是非、正义、民族、国家的观念，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应当给地方实力派一个公正的历史定位，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部分，决不可以不加区别地、笼统地对他们全面否定，这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龙云是“反蒋降日”的领头羊吗？

在回答杨天石先生龙云与汪精卫“暗通”问题之前，有必要论说抗日战争时期龙云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反蒋降日”领头羊的问题。

从抗日战争历史发展总体进程来看，龙云始终坚持抗战，作为抗日爱国将领是当之无愧的。反蒋有之，降日则无。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1962年龙云去世时，曾明确指出，龙云一生有四大功绩：抗日、反蒋、联共、支持民主运动。*作者访龙云第七子龙绳德夫妇谈话记录，2014年6月于昆明。又据作家马子华说，1962年周恩来在吊唁龙云时，肯定了龙云一生三大功绩：反蒋、抗日、联共。作者访马子华记录，1985年5月2日。无论是三大功绩还是四大功绩，抗日都是龙云的重大功绩，这是无可非议的。抗日是龙云一生的第一个重要功绩。在1984年龙云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时，强调“龙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支持抗日民主运动，并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昆明一度成为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龙云先生是出了力的。在这期间，龙云先生秘密加入民主同盟，并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为民盟在云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龙云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人民日报》1984年11月20日。这些评价，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龙云的基本认识，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并为历史发展所证实。

龙云(1884～1962)，字志舟，彝族，云南昭通人，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从1927年起掌握云南大权， 直到1945年10月蒋介石在云南以武力把龙云赶下台为止，统治云南长达18年之久。作为地方实力派，龙云政治态度的转变有一个历史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作为有爱国主义热情的龙云，其政治态度有了缓慢的转变。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对龙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了更为明显的转变。龙云致电蒋介石表示：“时局至此，非集我全民力量，作长期抗战之计，无以救危亡”。又说，战斗开始，“恳以六万至八万之数，组成建制部队，由职亲率，开往前方增加(抗日力量)，或留长江沿海一带布防，均不无禆补。”*《龙云恳组建部队亲率开赴前线电》(1937年8月2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3页，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表示自己愿率部队，奔赴抗日前线。蒋介石非常高兴，立即复电龙云：“忠贞谋国，至深赞佩。”*《蒋介石复电》(1937年8月4日)，同上书第3页。

8月，龙云奉命出席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乘飞机离开昆明，经成都、西安转赴南京。龙云到达西安时，与亦拟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巧遇，于是同机飞赴南京。途中以及在南京期间，朱德利用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及在滇军任职的经历，与龙云多次交谈，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团结御侮的决心，对龙云帮助甚大，使他深感“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12]因而，在南京期间，龙云多次表示，“当尽以地方所有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龚自知：《随节入京记》，《云南日报》1937年8月，转见《云南文史丛刊》第3辑第107页。龙云作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滇军统帅，虽然后来没有亲赴前线，然而滇军在前线的重大行动，都是请示龙云后执行的，是龙云指挥的。龙云始终坚持抗战的态度是明确的。

龙云从南京回昆后，拨款新滇币一万元，仅用28天的时间，编成约4万人的一个军，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182、183、184三个师，分别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1938年4月下旬，六十军奉命赴台儿庄，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六十军英勇抗战，牺牲惨重。龙云毫不气馁，多次电令卢汉说，滇军“如此应付强敌，不但扼守阵地，且能出而反攻，似此忠勇壮烈，纵有任何牺牲，亦属光荣。惟恐各长官不无目击心伤，务望再激再励，振作士气，始终勿懈。须知目前鲁南之战，已成为中日相争之焦点，胜负攸关，无论如何牺牲，必留为中日战争史上最光荣之一页也。愿互相奋勉，以获得最后之胜利为要”。*《龙云复电卢汉》(1938年4月28日)，《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55页。

六十军各部在以台儿庄附近禹王山为中心的战斗中，坚持20多天的阵地战，粉碎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次战斗中，六十军投入战斗人数为35123人，伤亡达18844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高级将领旅、团长伤亡10人以上。在整个战斗过程中，蒋介石曾三次特电嘉奖。徐州会战后，滇军名声大振，龙云、卢汉、张冲等都成了“抗日名将”。

杨天石先生说，当云南健儿在战场上与日军搏战之后，龙云对抗战的态度却已在暗中变化。尤其是1938年10月，日军深入广东、湖北以后，龙云“态度急剧改变”。仅根据几个电报、几条日记等材料，就得出如此结论，是难以服众的。

滇军在以后的战斗中，继续英勇奋斗，毫不妥协。徐州会战以后，滇军第六十军扩编为第三十军团，辖第六十、五十八两军；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辖六十、五十八及新三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1940年后又组建滇南作战军、滇越边区总司令部，预防日寇从越南向滇南发起进攻。1945年再扩编为第一方面军。滇军先后在鲁南、武汉、湘北、赣北及滇南作战，龙云的指挥从未动摇，因而“均能忠勇奋发、一往无前，弹雨枪林，伤亡枕藉”。*《前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代电》(1946年12月28日)，云南档案馆：《滇军抗战密电集》(云南档案史料丛编)第487页，1995年9月内部印刷。但从不畏缩。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派出滇军支援前线作战的超过40万人，伤亡约10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民工、民众伤亡数字在内。此外，征送其他中央、杂项部队之士兵，又约5万人。抗战开始时，对仅有1200万人的云南省来说，先后派出数十万人，开赴前线抗战，而且几乎全部装备、大部分给养均由地方自筹，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13]对此，朱德在1938年8月21日给龙云的信中，给予了热情的肯定，“近年来，云南在吾兄领导下已有不少进步。抗战军兴，滇省输送20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朱德致龙云的信》，《云南图书馆》1981年第3、4期合刊；《云南日报》1938年9月4日。龙云亦表示：“滇省原为贫瘠之区，但国事如此，誓以将政府历年所蓄，及民间所有公私力量，悉数准备，贡献国家”，而无怨言。*《龙云为补充团已成立将致前方电》，《滇军抗战密电集》第75页。龙云坚持抗战的态度和行动，是明白无误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滇军没有出现过伪军和投降将军，这也是龙云和云南人民值得骄傲的。而鲜为人知的滇南抗战，拒敌于国门之外，亦是龙云和滇军值得骄傲的事件(下节论述)。

除了滇军抗日的军事行动以外，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和云南人民，在后方支援方面也做了重大努力。例如(1)修筑滇缅公路，成为抗日战争的生命线，创造了历史的奇迹；(2)开辟驼峰航线，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空中生命线；(3)修建史迪威公路、修筑中缅输油管道；(4)在粮食和农产品方面，“以一隅而荷天下”之重任，成为大后方仅次于四川的农产品供应区；(5)民夫的支援(包括修公路、铁路、机场、滇西抗战后勤运输和保障等)，总人数在300万以上，约占抗战初期全省人口的1/4；(6)大批工厂、学校、机关内迁，在昆明形成四大工业区，创造了多个“第一”，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改善了民生，也为战后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1942年以后的滇西抗战方面，虽然主力是中国远征军(属中央军系统)，但云南人民的支援力量也是难以估计的。龙云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放手让中央军、远征军入滇，并为他们在滇西的行动提供各种方便和支援，以省政府名义号召全省军民和各级地方政府，支援滇西抗战，要求滇西沦陷区开展游击战，组成自卫队，协助中国远征军打击敌人，“随时向驻军长官请示机宜”。[14]龙云还令驻保山之滇军旅长及保山县长等，“军民务必同心协力，一致合作。在此期间，凡保山部队、地方团队及民众，一律听宋总司令希濂指挥，精诚团结，以收军民一致合作之效。请勿各行其是，步调分歧”。[14]实际上把滇西地区军民等一切行政、军事权力，都交给了中国远征军。同时，致电在滇西前线的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说：“目前保山所有军民应如何应用，悉听兄指挥，万勿客气，昨已电令各方知照矣。”*《龙云请宋希濂指挥保山抗敌电》(1942年5月9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云南——档案史料(上)》第365页，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龙云应蒋介石及远征军各部的要求，组织民工，破坏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路基及便道，以及组织民工运送军粮、弹药和伤员等。龙云还组织边境土司武装进行抗战。滇西反攻战的最后胜利，成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先声，如果没有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努力，没有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援，滇西抗战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而龙云深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支持民主运动，使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龙云在抗战后期加入民盟及其所做的努力，都为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对于云南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抗战中做出的重要贡献，龙云在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曾著文指出：“回忆抗战初起，奉召晋京，接受任务，即认定此次抗战，前途异常艰巨，决心以全省人力物力贡献国家……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云南地理骤形重要，对外通路，只此一隅，而滇缅滇越交通线之开辟与维护，粮秣物资之供应与输将，遂为我云南同胞血汗之荟集。敌人欲屈服中国，非全面封锁不可，对于云南，包围、威胁不遗余力。1941年(应为1940年)法国战败，敌人攫取安南，1942年盟军失利，日寇进陷腾龙。四年以来，云南两面受敌，形势异常险恶。计难孤危支柱，竭其余力。其间不断轰炸，时惊风鹤，所持者厥为最后必胜之一念，与乎我西防南防大军，攻守兼备，美国盟友比肩奋战。云南民众，竭厥输将，苦撑数年，幸能促此。其间经过，可谓备极艰苦。”[15]龙云的回忆与总结，真实地反映了云南艰苦的抗战历程，事实上也表达了龙云本人的抗日态度及其所做的重大努力，这里没有浮夸，也没有掩饰。从整个抗日战争历程来看，龙云不存在“降日”问题，更谈不到是“反蒋降日”领头羊。

三、一九四○年龙云从江西撤军，是为了“拥护汪伪政府”“通电主和”吗？

杨天石先生在文章中，推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说什么：1940年汪精卫政权在南京成立，龙云让滇军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将正在江西战场血战的军队撤出来，退到湘西去，“以便响应汪精卫的号召，通电主和”。并发表了一通对日妥协、投降的言论，准备公开投日。由于高荫槐坚决反对，龙云大发脾气，以拳击桌，曾将茶水震泼满台。杨天石先生的主要依据是高荫槐本人的回忆录。杨先生还说什么，对高荫槐，云南人是很尊重的；对他发表的回忆录，云南人从未提出过异议等。这似乎证明龙云“降日”已成了铁案，云南人也从未提出过不同意见。这是严重的误读。

这里我们不得不追叙高荫槐的回忆，他的回忆文章题目是《回忆录三则》，也就是回忆他所经历的三件事，这篇50多年前内部发表的仅有几千字的回忆，*高蕴华(荫槐)：《回忆录三则》；见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6-42页，1963年5月内部印刷。说实在话，几乎没有引起云南人民的注意。回忆录发表后，既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人响应，几乎淹没了，然而出人意外地却受到了杨天石先生的青睐。

高荫槐回忆的三件事，现在看来，几乎全部都存在失误。他回忆的第一件事是说1913年二次革命时期，唐继尧、蔡锷支持二次革命，并早已潜兵入川，准备发难等。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唐继尧或者是蔡锷都不赞同二次革命，甚至还要派兵参与镇压在重庆响应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根本不存在唐、蔡派兵入川，支持二次革命的问题。第二件事，高荫槐说，红军长征过云南时，龙云曾严令追击部队迫使红军进入西昌、会理地区，“若红军深入不毛，可收当日清军消灭石达开之成果”等。这个回忆也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第三件事，就是1940年龙云趁滇军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第一集团总司令为卢汉，因卢汉请病假治疗，而以高荫槐暂代其职务)回昆述职之际，在龙云“私宅秘密谈，(龙)令高速回前线，将第一集团军各军师兵力，秘密向湘西两岸移动，以达湘西，彼时龙云即通电主和”。这段话更近乎天方夜谭。高荫槐误解了龙云，也冤枉了龙云，杨天石先生即据此做出了龙云即将公开“降日”的荒唐结论。

龙云在1940年确有从江西前线撤出滇军第一集团军的行为和言论，然而撤军的目的，不是“降日”，而是回援滇南战场，更好地抗击日寇的侵略。蒋介石最终也批准了龙云的要求。这怎么会成为龙云“降日”的依据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从滇南战场的形成说起。

滇南战场的形成，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南亚，特别是侵略印度支那密切相关。1935年以来，日本已向东南亚地区做了入侵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大批日本特务、间谍也在这一地区活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以后，入侵印度支那以及东南亚地区，以完成对中国的包围提上了日程。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军占领，1939年2月海南岛被夺取，随后日本轰炸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已做好入侵印度支那与东南亚地区的准备。

从1940年开始，形势急剧恶化。同年9月，法国政府在希特勒的压力下，同意让日本占领越南北部，此事是在日本与轴心国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的同时发生的。日本与法国当局签订了军事协定，法国当局同意，日军进入越南红河以北地区，并将河内、海防、金兰湾等地让给日本，于是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这些地区，把侵略军推到滇越边境地区。这样，滇越边境的滇南地区相当吃紧，日军随时有可能利用滇越铁路、滇越通道进攻云南，从中国西南地区包围中国。于是，滇南抗战(滇南战场)从此揭开了序幕。

面对这种十分险恶的形势，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深感忧虑，积极动员和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南抗战之中。滇南是昆明的重要门户，是中国西南的大门，保卫昆明就需要防守滇南。而此时云南军队(滇军)的主力已调往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抗日前线，省内军力薄弱，防务空虚，相当吃紧和危急。因此，云南一方面加紧省内的组织、准备工作；另一方面，龙云政府希望调回在江西前线的滇军第一集团军，特别是该集团军的第60军和新3军，以防日寇向滇南发起进攻。这就是龙云向高荫槐提及调动滇军第一集团军之事，而高荫槐对此事却完全误解了龙云的意图。

龙云不仅向高荫槐表示要调动滇军第一集团军的意图，而且向蒋介石中央政府发出多次急电，请求调军。由于高荫槐的误读和不解，龙云未将电报发给高荫槐，而直接发给滇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要卢汉离开病床，急赴前线，面见蒋介石，以越南防务紧张为题，要求率部回滇，加强滇越边境之防务。最初蒋介石也不理解，应付说：“欧局剧变，法国停战，须静观数日，俟欧局明了后，兵力如何分配，方能统筹。”并推脱要卢汉就军事安排与陆军部长何应钦商议，就经费安排与财政部长孔祥熙商议。[16]

1940年6月20日，滇越铁路停止了运输，实际上滇越铁路已被日军截断。龙云又急电重庆政府内政部长周钟岳(云南人)转卢汉再转何应钦说：“海防铁道，既突然停运，敌军自必登陆，滇省首当其冲，感受严重威胁，防务倍形重要”。因此再度要求紧急将第一集团军调回，以资应付。[16]6月25日，龙云再电重庆呼吁，如果不调回第一集团军主力，而以其他零星部队凑数，恐难以担负滇南抗战之重任。[16]

9月5日，日军入侵越南已不可扭转，龙云万分焦急，乃以“特急”电，直接发给蒋介石、何应钦求援，甚至强调说：“中日相战，虽已三年，而此次实为最后之一着，不能不特别注意。”[16]蒋介石似才开始注意到滇南形势紧张，不能不抽调军队回滇，乃指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因第一集团军归薛岳指挥)，先抽调一个军回云南，并告知龙云：“已令薛长官从速抽调一军集中柳州候令。”[16]经过多次反复商量，蒋介石最后批准第一集团所属第六十军第182、184两师先行回滇，调回部队由第六十军军长安恩溥率领。龙云获悉后，稍感安慰，又急电安恩溥说：“惟当此国难家危之际，中央尚且垂念滇省，特派吾弟兼程回滇协防。吾弟分属滇人，救国尚且不落人后，乡危何忍坐视？故此时，论私论公，卫家卫国，吾弟惟遵命力疾，克日率队起程，则全国幸甚矣。”[33]为此，龙云为回师部队的行军路线及粮草后勤保障都做了细致的安排。

安恩溥遂率全军能够行动的5619名官兵，从江西上高、奉新等地步行到湖南渌口、衡阳，再分别乘湘桂铁路火车至广西柳州，然后步行至滇南砚山，再开赴蒙自，着手滇南布防。

这就是1940年龙云要求滇军第一集团军从江西撤军回滇的主要过程。这哪里有“降日”的影子呢？又何来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呢？恰巧证明这是龙云为了更好地抗日，是龙云坚持抗日的体现。

还要说明的是，这部分滇军回到云南后，即以此基础组建滇军作战军总司令部，仍沿用第一集团军名义，后又改组为滇越边区总司令部，仍以卢汉为总司令，展开了滇南战场的英勇抗敌斗争。为防御日军由越南沿滇越铁路进犯滇南，云南于1940年9月10日派工兵炸毁了滇越铁路边境河口铁路大桥及一号钻洞，随后又撤除河口至蒙自碧色寨的滇越铁路铁轨177公里，使日寇失去进犯滇南的便利条件。 蒋介石这时亦深感滇南抗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乃指令军委会抽调一批专家组织“军委会驻滇参谋团”，以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为团长，制订了《滇南防守计划》。再抽调以关麟征为首的第九集团军，以杜聿明为首的第五集团军，协助以卢汉为首的滇军第一集团军防守滇南。

这样，即使日寇在越南驻军最多时达10万人以上，但由于滇南作战军的严密布防，又发动群众，联合沿边土司武装，结成抗日的铜墙铁壁，最终使日寇不敢越雷池一步，拒敌于国门之外。这是滇南抗战的伟大功绩，是龙云为抗战所做的又一贡献。这就是龙云回忆中所说的“南防大军，攻守兼备”的结果。因此，1940年滇军从江西前线撤军一部分回云南，不仅不是为了“降日”，而是为了更好地抗日。这与杨天石先生所说，从江西前线撤军，是为了“降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四、龙云的回忆录是“说谎”吗？

杨天石先生在其文章中，多次强调，汪精卫自重庆出逃，到达昆明以至离开的经过，龙云在《抗日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的叙述，是“说谎”，而且“撒了好几个谎”。杨先生为此列出了一大堆“原始材料”来推论证明。

首先杨天石说，龙云自己回忆，他虽然知道汪精卫到昆明，但不知确切日期，所以事前无准备。但汪精卫到昆明机场的时候，看见龙云以及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地挂起了所谓国旗。“显然，汪精卫到机场受到的不是草率接待，而是盛大欢迎，说明龙云对汪的重视和努力溜须、拍马的情况。”

这个分析，让人感到意外。汪精卫作为中央大员，国民党政府的第二把手，到达昆明，龙云作为地方政府首脑，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本是无可厚非的。其实在这之前三年的1935年7月，蒋介石来昆活动时，龙云亦曾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据宋美龄回忆，当她陪同蒋介石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时，“那里搭着一座彩棚，龙主席及龙夫人率领云南的男女学生和各界同胞来欢迎我们。我们坐汽车进城，街道两旁，排列着一群一群穿白制服的学生，其中也有穿蓝色的。进了城门，即见人山人海，塞满了街道，家家户户的门前飘扬着国旗，街坊上高悬着彩灯。这种热情的表示，使我们异常感动”。[17]从宋美龄记述看，欢迎蒋介石来昆的场面及其热烈的程度，不亚于汪精卫到昆的场面。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相应的欢迎仪式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按杨天石先生的说法，龙云“努力溜须、拍马”，那么对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努力溜须、拍马”，而不是单独对汪精卫如此。但这种“努力溜须、拍马”，宋美龄“异常感动”；而汪精卫却“很生气”。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据汪精卫亲信、被汪精卫派到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回忆：汪精卫见到昆明机场隆重欢迎仪式，却“很生气地问我(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只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18]

如果龙云真的要“努力溜须、拍马”，就应按汪精卫的吩咐，只一个人到机场迎接汪。但龙云却违背了汪的旨意，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为什么？龙云不怕得罪汪精卫，是有自己的考量的。汪要保密，龙却要造成“奉命欢迎”的热烈场面，以表明自己与汪并无内部勾结。两人对这一问题所持的不同态度，是令人玩味的。这表明，龙云有自己的想法，并不完全听命于汪精卫。惹得汪精卫颇为“生气”，怎么谈得上是“溜须、拍马”呢？所以杨天石先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个小谎”。

什么是“大谎”呢？按照杨天石先生的说法，就是龙云的回忆录，回避了汪精卫在1938年12月18日到达昆明之夜，与龙云秘密会谈的情况，而只承认12月19日两人的交谈。杨天石先生引用了汪派几位大员的回忆，都认为12月18日的晚上龙、汪进行了秘密会谈，而龙云却说：那晚“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会后已夜深，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物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香港看他们是否有诚意。’他说：‘我还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19]杨天石先生归纳龙云的话是：“当晚未见面，仅19日匆匆谈了几句，事后又电告了蒋介石，似乎并无很大不妥。”这一段回忆，“龙云撒了好几个谎”。第一个“谎”是说12月18日晚未与汪秘谈，隐瞒了这次谈话；第二个“谎”是12月19日仅“匆匆谈了几句”；第三个“谎”是龙云“完全同意”汪的“和谈”计划；第四个“谎”是龙云“知情不报”等。谎言罪状可谓多矣。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关于第一个大“谎”问题，说龙云回避了1938年12月18日与汪精卫秘谈的问题。我查阅云南省档案馆的相关资料、云南省图书馆藏当年的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证实了龙云和汪精卫先后谈话两次，12月18日晚的谈话确实存在。早在1938年12月19日，龙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即汇报说：“汪先生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离滇飞航河内。昨夜(18日夜)及临行时，两次晤谈，内容另电详呈。”*《龙云致蒋介石效电》(1938年12月19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电子原文列表：1106-003-00174-001(以下档案资料电子原文列表同，不再一一注明)。《云南日报》12月21日刊登“云南通讯社”新闻稿说：“汪副总裁于前日(18日)莅滇，龙主席及云南省各委员及厅长、省党部两委员赴机场欢迎。汪副总裁下机与欢迎人员一一握手寒暄后，赴旅邸休息。在滇期间与龙主席畅谈两次，极为欢洽。”[20]《云南日报》涉及汪精卫来昆报道，仅200字左右，篇幅较为简短。报道说汪精卫“离滇飞渝”，乃依据汪精卫本人致蒋介石电的说法(见下文)。从档案和当年报纸报道，都证实了龙云与汪曾有两次谈话，而龙云的回忆则说12月18日夜没有谈话，应是一种记忆“失误”。因为，龙云向蒋介石的报告，明确承认，汪在交谈中，要去香港与日本人“和谈”，这个内容才是实质。承认了实质性的内容，而对于谈话的时间或次数，相对来说是次要的。这里不存在有意“撒谎”，而只能说记忆“失误”，因为这并非实质性问题。

关于第二个大“谎”问题，说龙云在汪精卫临行前仅“匆匆谈了几句”。龙云并未说过临行前仅与汪“匆匆谈了几句”。“匆匆”二字是杨天石先生强加给龙云的，以强化龙云故意回避谈话的实质性内容。虽然龙云回忆与汪精卫的谈话内容较简略，但并不等于说只“匆匆说了几句”。而且回忆涉及汪精卫要去香港与日本人“和谈”的实质，显然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汪精卫要给龙云做工作，也不可能“匆匆”几句话就可以了结。杨天石先生强加给龙云的“匆匆”二字，并不能证明龙云撒了“谎”。

第三个大“谎”是说，龙云回避了“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谈”计划。这也是杨天石先生强加于人的“罪状”。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的“和谈”计划，纯属汪派人员的说法，并没有其他材料来证实。而龙云在1938年12月21日给贵州政府当权者吴鼎昌的急电中，却有另外的说法。龙云向吴通报了汪精卫来昆谈话的情况后说：汪与蒋“有各行其志之慨。(龙云)当即婉言相劝，汪、蒋两公不可分裂，合则可以救国，分则足以亡国，望其慎重考虑，言之泪下。观其态度乃急忍已久，不可挽回。党国纠纷，又已开始，实深焦虑。事关大局，特电奉闻，尚希暂为守密勿宣。”*《龙云致吴鼎昌急电》(1938年12月21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龙云在这里表述的是，他并不同意汪的“和谈”计划，乃婉言相劝，以至“言之泪下”，但汪仍拒绝接受，不可挽回。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已掌云南大权十年之久的大男人，竟然留下了眼泪。可以想见，龙云的相劝是动了真情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推测，最后结果是龙云作为地方官员，对中央大员做礼貌性的应付，或者说了几句客套话，汪精卫就编造了龙云“完全同意”他的“和谈”计划的言论。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的亲信大将陈诚，虽然也曾多次指责龙云，但在龙云与汪精卫的这次交往中，却说：汪精卫“突然到了昆明与龙氏晤面，仍说有一个礼拜的逗留，并假定一游览日程。龙氏不疑有他，当夜请他吃饭，则以病辞。殊不料次日清晨，他即离去。龙氏得信往送，问何以如此匆促？答云：将往香港，访日本某要人洽商和议；如果有诚意，即建议中央，以备采择。龙氏以有战自必有和，故未加反对。”[21]陈诚虽非当事人，却是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内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而他在台湾的回忆，虽有不确之处，其主要内容与龙云在大陆的回忆，却颇有相似之处。这不应是一种偶然巧合吧。

还要提及的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仍然写道：“吾人当前最迫切之危险，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转引自(美)陶涵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译本第117页，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0次印刷版。此书杨天石写了中文版“推荐序”，称其为“颇有功力的蒋介石传记”。“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杨天石先生，怎么在自己的文字中，“忘记”了蒋介石还有如此“经典”的表述呢？

关于第四个大“谎”，说龙云“知情不报”。这个说法，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汪精卫离重庆飞昆明，蒋介石是心知肚明的，事前已有迹象，且当日既有戴笠特务系统的报告，后又有空军司令周至柔同机飞昆的报告。而且，12月18日、19日两天，龙云都向重庆发了加急密电，汇报了汪精卫到昆明的情况。18日(汪精卫到昆当日)的电报，不知何故，未看到原件。但19日(汪精卫离昆之日)的电报已有了很好的说明，电报全文说：“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晤谈，内容另电祥呈，职龙云。效秘印。”*《龙云致蒋介石效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第6编第46页，台北1981年版，电报原稿今尚存云南省档案馆。电报底稿上注明：速发，午后6时译发。从这个电报看，12月18日、19日龙云都给蒋介石发了“详呈”电。

这个密电说明，汪精卫到滇当晚(12月18日)，龙云就详细电呈了蒋介石；汪精卫第二日(12月19日)临行时，又再度详细电呈蒋介石。这应是很清楚的。[22]

杨天石先生也引用了12月19日龙云致蒋介石的电报。但非常遗憾的是，杨先生只引了电报的前一句至汪精卫“离滇飞航河内”止。而有意遗漏了后一句，即“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以证明龙云“知情不报”或不及时报告，到汪精卫走了才报告。这种故意隐瞒电报全文真相的做法，只能说明杨天石心中有鬼，这不是学者治学应有的态度。

而汪精卫本人欲盖弥彰，离昆前也给蒋介石一个电报说：“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龙云如实报告汪精卫飞去了河内，而汪精卫的电报则说，将返回重庆云云。也许《云南日报》12月21日的报道，汪精卫“乘机返渝”，即以汪精卫这个电报为依据的。

就在12月19日这一天，龙云还向其时在香港的宋子文发电，通报汪精卫来滇情况，并希望宋子文在香港密切注意汪精卫与日本勾结的行踪。电报说：“事关大局，特此电闻。希即就近秘密探查一切，勿宣。”*《龙云致宋子文电》(1938年12月19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宋子文却复电龙云说：“汪抵河内后动向尚未明憭，但未必来港。”龙云又于12月23日再电宋子文说：“汪等在滇先询购直飞港航票，后因无票，故改飞河内。似此判断，必到港无疑。”*《龙云致宋子文电》(1938年12月19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这表明龙云对汪的疑虑，而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大员，又是蒋介石的舅子和亲信，自然也会向蒋报告的。

过两日，即12月21日，龙云再电蒋介石：“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探明，其态度亦不似往日之安详，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人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重大，未识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龙云致蒋介石电》，原件亦存云南省档案馆。

与此同时，龙云还向四川当权人士邓锡候、潘文华，在长沙的方面军总司令薛岳，在贵阳的当权人士吴鼎昌，在香港的宋子文等多人发密电，通报情况，请他们注意、警惕。在12月19给四川邓锡候、潘文华的电报中明确地说：“汪先生昨日飞滇，今日飞河内，且有速飞港之意，此行似近秘密。听其言论，对于中日议和，不无有关。蒋汪之间意见似乎未见相同。此行大局亦有关系，特此电闻，尚希守秘勿宣。”*《龙云致四川邓锡候、潘文华急电》(1938年12月19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该文底稿注明：速发。又注：20日午前11时半译发。给在长沙的薛岳密电更不止一次。

从上述一系列电文看，怎么能武断说龙云“知情不报”呢？龙云对汪精卫到香港与日人“和谈”一事，十分忧虑，他在12月22日给在前线的滇军将领卢汉的急电谈了三件事，前两件涉及当时的军情，第三件则说：“汪先生前日到滇，昨日赴港，愿效昔日之李鸿章，今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谈，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23]杨天石先生看到我在前文中曾引用这段文字，又发议论说，汪精卫“要像李鸿章，那就是订《马关条约》，要学张伯伦，那就是向德妥协。你可以告诉卢汉，为什么不向蒋介石报告？”还说谢本书强调龙云为党内争论，“忧心如焚”，却“回避了电报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这个分析是站不住脚的，是故意挑剔、吹毛求疵。汪精卫要学李鸿章、张伯伦，而当时对李鸿章、张伯伦的认识，并不是我们今天(或者说如杨天石)的认识，龙云这里是与卢汉谈心，这与向上级正式报告是两码事。而且龙云在向蒋介石报告中，已经点明了汪要与日“和谈”，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明眼人都很清楚，这个电报的重点，应该是担心国民党内的内争，而影响抗战大局。这与龙云给吴鼎昌电报中所云“实深忧虑”是一致的。这正反映了龙云希望坚持抗战、团结对敌的基本态度。

由于抗日战争的形势千变万化，情形复杂。因此作为地方长官的龙云，经常向中央领导请示、问计，本是无可厚非的。因此，在汪精卫还是重庆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时，龙云曾在1938年10月20日致电汪精卫，询问中央面对困难局势，“如何应对”？“当兹千钧一发！国命攸关，今后一切，伏乞指示。”10月23日，龙云再致电汪精卫“望钧座立定大计，愿以追随而救亡”。*《龙云致汪精卫》，台湾“国史馆”藏档，转引自杨天石文。杨天石先生据此说，龙云“向汪精卫问计”，表明他“完全赞同对日妥协求和，已经完全站到汪精卫一边了”。这个分析是牵强附会的，因为此时汪还是重庆政府的领导人呢！

其实，龙云不仅向汪精卫“问计”，而且也多次向蒋介石“问计”。如1937年12月16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国策有无变更，目前如何进行，祈秘示，以资遵循”。[24]类似的电文，在档案中还是比较多的。龙云问计蒋介石，与问计当时还是重庆政府领导人的汪精卫，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问计蒋介石可以，问计汪精卫就不可以呢？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表明了公开投日的态度。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讨汪高潮，举国谴责，国民党中央也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杨天石指责龙云对汪精卫的叛国，没有单独表态，发表个人谴责的声明，只是“跟着大伙后面，签了一个名”。龙云“既要跟汪精卫联系，也不能得罪蒋介石，同时也要保护自己，滴水不漏，所有尽可能出问题的渠道他都堵住了”。这个逻辑令人诧异。难道在集体谴责汪精卫的电报上签名，就不算是表态吗？而且，龙云在1939年1月5日致电蒋介石，就明确地说：“汪精卫艳电在异地突然发表，一般观听，不无惊疑。幸国人在委座领导之下，确知国策久定，毫不为其动摇。故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无影响，祈释廑注。此后如有所闻，当随时报告。”*《龙云致蒋介石电》(1939年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第6编第49页。这对蒋介石不算表态吗？说什么是龙云“留有余地”，其实当时蒋介石也是留了余地的。在1939年1月1日，蒋介石同意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却不同意下通缉令，也没有公开谴责汪精卫，还派谷正鼎到河内劝汪精卫回渝，但汪未能同意；劝汪出国远游，汪又加以拒绝。只是到了最后，无可奈何的情况，蒋才同意暗杀汪精卫。

其实，蒋介石早已下令对汪精卫妥协投降一事，“要冷静处置之，不问为宜。蓄急求谅解，或为彼代谋，徒增其疑窦”。*《蒋介石致龙云电》(1939年1月9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要为汪“留有余地”。*《蒋介石致龙云电》(1939年1月6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所以龙云才有“惟照钧座电示，代彼宽留余地外，一面速谋挽救，以免误己误国”的表示。*《龙云致蒋介石电》(1938年12月27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从龙云电文看，在这之前，蒋已有明确指示，要对汪“留有余地”，只是原电文未见。在政治斗争中留有余地，应是一种策略，这不是也不应是妥协投降的表示。从这些电文看，其时龙、蒋之间通报情况、交换意见还是比较多的。

再从当时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云南日报》发表的消息、文章来看，云南对抗战态度是坚决的，反对汪精卫妥协投降旗帜也是鲜明的。汪精卫“艳电”发表以后，在1939年1月2日，《云南日报》即以鲜明的大字标题《中执监委会委一致通过，汪精卫开除党籍》的消息，指出汪“匿迹异地，违背国家民族主张，根据敌酋荒谬声明，向贼屈辱求和”。同日《云南日报》发表短评《汪精卫开除党籍》，这就为“国民党前途，为中华民国前途庆”，给予高度肯定。1月3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汪精卫背叛党国》，指出汪精卫违背国家民族，荒谬绝伦，举国共弃。这对抗战事业毫无影响，我们一定要“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1月4日《云南日报》还连续发文，《各方面对汪丑同声诛讨》《汪兆铭可诛可杀》等。1月5日，刊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声明，拥护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案，一定要在委座领导下奋斗，决不为携贰叛徒所摇惑。同日，云南省抗敌会亦发表了同样的声明。1月6日，《云南日报》再发消息，汪精卫穷途末路，愿国人共弃之。1月10日，《云南日报》报道，龙云视察滇军某部，声明要完成军人神圣任务，发扬六十军鲁南抗战光荣精神，打破敌人武器精锐的迷信观念，“为国尽忠，为民尽孝”。与此同时， 在1938年底到1939年初，《云南日报》分多期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一文。这一切，无不反映龙云的基本政治态度。

龙云在历史上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完人”，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始终坚持抗战，而且是功勋卓著的爱国民主人士。杨天石先生说他是西南地区“反蒋降日”的领头羊，“抗战阵营内部一颗未爆炸弹”，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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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龙云请卢汉静养治疗并通报升卢汉为总司令及汪精卫离滇赴港等事电(1938年12月22日)[A].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C].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24]龙云请秘示南京失守后国策有无变动电(1937年12月16日)[A].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C].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李官〕

Was Long Yun an “Unexploded Bomb inside the Anti-Japanese War Camp” ?——Discussion with Mr. Yang Tianshi

XIE Ben-shu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222, Yunnan,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Mr. Yang Tianshi, Long Yun was an unexploded bomb, a bellwether who took a stand of opposing the Jiang administration and being subjected to Japan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is opinion is untenable. As a local strength, Long Yun was the middle power during the war. It was a fine tradition that most of the local strengths could always took the national and state interests into account, and actively joined into the battle in the critical moment of national crisis. Research shows that Long was worthy of his reputation of being “a glorious patriot”, with his firm standpoint in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1940, Long Yun hoped to withdraw from Jiangxi, the purpose of which was not to support the “Wang puppet government” but to fight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southern Yunnan, driving the enemy out of the borderland. Also, Long Yun’s essay Recolle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s credible in general. For example, Wang Jingwei once said that Long “fully agreed” with the “peace talks” plan;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iscovery of archival materials, Long had pleaded tactfully, even with tears. Thu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Long Yun was really a distinguished patriotic and democratic personage.

Key words:Long Yun; Wang Jingwei; Jiang Jieshi; an unexploded bomb; an anti-Japanese patriot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6)04-0092-11

作者简介:谢本书(1936-),男,四川邛崃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