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

从重庆上清寺汪公馆会商的决定，到上海的“重光堂协定”，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的谈判字里行间都与龙云有关。1938年5月，汪集团“中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特务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人谈判时，就提到当汪精卫向全国发出“和平通電”，各方面“正在想停止战争”的杂牌军会予以响应，包括“从云南的龙云起，四川、广东的将领们，加上山西的阎锡山”等。这是现有材料中较早谈到汪精卫与龙云关系的情节。

对此，龙云当然矢口否认，但关于汪精卫集团如何与龙云搭上关系并商讨投敌事宜的，在汪集团上下个人的日记和回忆中以及汪集团与日本人谈判留下的记录中多有记载。汪派大体上都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将龙云算在汪派人士的圈子内。

汪精卫内侄陈春圃曾回忆说，1938年夏秋间曾随汪妻陈璧君在昆明前后活动长达一月之久，并多次约晤龙云，商讨汪精卫叛变后经昆明赴越南河内事宜，希望能得到龙云协助。1938年12月5日，周佛海抵达昆明为汪的越南之行打前站。在与龙云会晤后记下的日记中，周佛海称双方“一拍即合”。

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抵昆明，随后与龙云秘密交谈。周佛海日记当日记载，汪龙两人当晚交谈时间甚长。此后，龙云为汪精卫准备了飞机，汪精卫得以成功离开中国，飞到越南河内，正式迈出了叛变投敌的道路。但所幸最终龙云悬崖勒马，没有响应汪之叛国通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