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萍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友善观

张萍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党的十八大把“友善”列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既继承了中西方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相关内涵，同时又在新时代赋予了友善现时代的含义。通过中西“友善”相近、相关词的比较，以及梳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友善”观提出和确立的过程，发现“友善”已不仅仅是局限在处理人与朋友关系的准则。事实上，在社会发展和使用的过程中，“友善”已内含着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伦理道德价值诉求。所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友善观既具有培养“良好公民的品德”之需，也具有修养“善人的品德”之需。

关键词：友善；友爱；博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中、西“友善”之探寻

“友”在中国甲骨文中是两只手顺着一个方向靠在一起，表示以手相助，或二手协同。在《汉语大字典》中解释为：本义：同事，共事；引申义：同志，同人。“善”会意，从言，从羊。言是讲话。羊是吉祥的象征。本义：吉祥。

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友善”由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而来。“仁”是孔子以及整个儒家学说的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之对象不仅要求爱亲，而且要“泛爱众”。但这里的“泛爱众”所涉指的是个体对氏族或宗族的爱。“仁爱”是作为一种伦理原则，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为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西汉时期，《汉书·息夫躬传》中记载：“皇后父特进孔乡侯傅晏与躬同郡，相友善。”大意是哀帝刚即位时，皇后的父亲、特进、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是同郡人，两人关系很好。很显然，这里的“友善”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内涵，但范围变窄，特指朋友之间的“友善”。之后基本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西方伦理思想中，有与之相近的“友爱”和“博爱”。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之目的为至善，这里的“善”不是普通意义上与“恶”相对应之意，而是作广义解，有“外界之善”“心灵之善”和“身体之善”。在三者中，“心灵之善”为真正之善，其他两者是实现“心灵之善”不可缺少的条件。“友爱”是人实现“至善”的伦理德行之一，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不论对私人生活还是城邦生活都是最必需的条件。按照“友爱”的动机，认为有以德为目的的友爱、以乐为目的的友爱和以利为目的的友爱。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相互之间的善意才是友爱”，[1](P165)因为只有这种友爱是最持久的。由此推断，“友善”是亚里士多德追求的“友爱”的完美形式，也是很少的，因为“善”的“友爱”只能存在于两个有德行的人之间。现代西方社会的“博爱”源自于基督教的“博爱”，在早期的原始教义中，基督教之爱可分为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上帝对人的超越性怜悯；第二，是人对于上帝的宗教虔诚；第三是人对于自己同类的伦理关怀，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时代内容。*此内容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柏元海的文章《现代西方社会博爱观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和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中都内涵了“善”的存在性，但也都把关系限定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行为规范。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友善”一词是由“友”和“善”合成而来，把“善”局限在了前者“友”的范围之内，而“友”原初意义限制在了人与人之间，到后来的“同志”“同人”之间，即曰朋友。在西方的“友爱”和“博爱”中，其“友爱”不管是善的、快乐的还是实用的也都限制在了人与人之间的“爱”，而其“博爱”原初意义出自于上帝之爱，是一种他律。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意义的“友善”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友善”、亚里士多德之“友爱”相比更具包容性，不再仅仅局限在人对人的“善”和“爱”；与西方基督教之“博爱”相比，动力来自于“自律”，而非上帝之“他律”。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观的确立过程

(一)新中国建立前夕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友善观的雏形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于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宣布：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有必要性的。毛泽东早年时期就已有了道德救国的思想，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说：“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救国思想，但也可看出毛泽东早年已看到伦理道德对于社会建设的指导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中提到:为人民服务，至此之后，为人民服务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思想。这里毛泽东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定位为服务，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要友善。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了中国全体公民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里的“五爱”是当时社会时代的产物，可以认为是现在我们提出的公民道德基本要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雏形。在“五爱”中的“爱人民、爱公共财物”既有对人的“爱”，也有对物的“爱”，彰显了现代“友善”之“爱”超越了原初本义“爱人”。这里的“爱人民”与现在倡导的“友善”有同出之意即对人民要善，但又有区别，因为此阶段毛泽东对于人民范围的划分还是带有阶级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经历革命战争，新中国的物质基础是“一穷二白”，把“爱公共财物”凸显出来，作为公民道德基本要求也是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需要的。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世纪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友善观的逐步完善

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P256)在这里初显人与人同志式关系“友善”的初步表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3](P586)“五爱”不仅是共产主义道德所要求的公民的道德行为，而且成了宪法所要求的公民的法律行为，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五爱”道德的新发展。“爱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指我国的社会性质，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在中国的时间到现在不过近60年时间，远远年青于资本主义社会的200多年时间。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历时性发展所经历的矛盾，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共时性出现的，必然我们会看到所出现的矛盾具有复杂的特征，所以我们要对她包容，像对待一位朋友一样发出爱的善意。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坚信马克思的“两个必然”！

(三)20世纪末至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友善观地位的确立

进入21世纪，我们继承了20世纪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行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新内容的增添和整合，提出适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道德要求。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全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4](P1982)这是首次明确把“友善”纳入公民道德规范之一，这里的“友善”内涵了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提出的“爱人民”“爱公共财物”和“爱社会主义”的与人善、与物善、与社会善的多层内涵。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说：“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5](P706)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内含了与物为善，更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人要与自然为友，与自然为善，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将“友善”与“爱国、敬业、诚信”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倡导的公民个人行为的价值准则。“友善”虽然处于基础地位，但其内涵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完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观内涵

有位伟大的哲人说过：“友善是道德中最大的秘密。”16世纪改革家马丁·路德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越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理论内涵会随着不同时代根植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出现创造性创新和创造性发展，以适应时代所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友善”是我国倡导的公民价值准则之一，虽排在其他价值准则的后面，但是它是“爱国、敬业、诚信”价值准则实现的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友善观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所赋予的思想内涵，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也吸收了西方社会的博爱、友爱的思想精华，善意的爱；与此同时，新的时代赋予了“友善”新的时代内涵。所以，作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要求的社会主义友善观，内含着与他人友善、与社会友善、与自然友善以及与自己友善的伦理道德价值诉求。

(一)人与他人之友善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很近，实际距离却很远。因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6](P107)。所以，人们交往的对象大都有血缘关系，是一种熟人交往。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实际距离很近，心理距离却很远。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7](P107)。在这种“全面关系”的社会体系下，人与人的关系建立的基础不同于过去的血缘、地缘的熟人关系，而是利益的关系，互不熟知。

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就要不断朝着马克思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阶段。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财富。最难实现的是第一个：个人全面发展。个人全面发展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道德教育。在中国孔子讲“仁爱”，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讲“友爱”，都是阐述如何要与人为善。为什么我们要与人为善？孟子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中国有句民间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亚里士多德认为：“孤单一人则难于生活，并且只靠自身就难于进行不断的现实活动，只有在他人的帮助之下，与他人的协作之中才更容易些。”[7](P203)

(二)人与社会之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观也内含着与社会友善，源自于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是人民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近60年的时间，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社会是人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社会构成了一种人生在世的‘存在论’前提,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也为人创造幸福和价值提供了可能。”[8](P17)经过近60年的发展，我们有过奋进、也有过挫折；曾模仿过、也积极的探索过。但总的方向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不足。对待我们所生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更多地包容和理解，不能一味地抱怨她的不足，而忽略她的成就。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三)人与自然之友善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9](P95)马克思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经历了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魅”，到近代工业革命后的“袪魅”，到现在现代社会的“复魅”时代。如何“复魅”？“实践哲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的善是最完整的善，它可以措置各种善的位置。”[10](P21)1962年，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迅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大量列举了环境污染的事实和数据证明，一方面人们在创造文明，一方面人们也在毁灭文明。我们要吸取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的教训，宋人张载在《西铭》中说的简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我们要把大自然看作伙伴。历史和现实教育我们，既要理性的认识自然，也要友善的实践改造自然，珍惜资源、关爱自然。

(四)人与自身之友善

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人必须爱己，其所行善事，利己兼能利人。恶人不可爱己，其爱己也，适以害己，且亦损人。”[11](P177)善人“爱己”是理性的爱，有德之爱，“利己利人”。恶人“爱己”是非理性的爱，“损人利己”之爱，其结果“害人害己”。爱自己，才能爱人，爱人才能交友，才能爱国；不爱自己，也不会爱别人，更交往不上德行之友，不利己也不利国。所以，与他人友善、与社会友善、与自然友善的根基是与自己友善。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均、权力腐败、阶层分化严重等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不断出现，表现为社会心态的不平衡，寻求无果，便铤而走险自残或残他的轻视生命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害人害己，更重要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该如何更好地应对和解决此类现象的不断重复上演？有专家指出：“心态问题最终还要落到‘心’上去，全社会要有一个‘养心’的过程。”[12]要养好心，必须要把颠覆的生命价值观(重物轻生)扭转过来，形成正确的生命价值观(贵生轻物)。因为一个人如果贵生轻物，那么即使他失去身外名货，得到的却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健康长寿；反之，重物轻生的行为对自己最有害，因为一个人如果重物轻生，那么即使他得到了身外名货，却失去了性命，岂非杀身以易衣、断首以易冠？”[13](P511～512)所以，与自己做朋友，善待自己，多一点理性、少一点感性，既要积极进取，也要心平气和！只有首先与自己友善的人，才能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友善。

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友善观的现实价值

“依靠一套理论，一个人可以创建一个学派；但是依靠一套价值，一个人可以创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14](P434)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探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友善观的现实价值对于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友善观可以明示其价值取向。

一般来讲，所谓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这里的客体特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友善观，主体可以指个体也可以指社会。随着时代发展，友善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限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友”的对象也包括社会、自然界与自己，因为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与自己都是在同一进程中产生同一意义。培育和践行友善观的现实价值就在于能实现主体和客体价值的统一，具体可以表现为“良好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

“良好公民的品德”：公民这个概念是个舶来品，公民指具有某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从新中国成立前夕、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我国在不同阶段明确规定了我国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公德，其内容不断得到修正、完善和成熟，到党的十八大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的公民公德，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其中“友善”内涵着与人为友、与社会为友、与自然为友、与自己为友，只有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他人、对待社会、对待自然和对待自己，作为主体的“我”才能在互动中不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过一种好的生活。

如果说“良好公民的品德”的培育和践行是在强调进行伦理治国，教化公民，成为“合格公民”。那么“善人的品德”则是个人道德修养，是比“合格公民”更高层次的个人价值追求，成为至善之人。“道德之所以进化者，以天下有为善之人故。而其退化者，以天下有为恶之人故。使天下为善之人多，而为恶之人少，则道德进化之处多，退化之处少。使天下为恶之人多，为善之人少，则道德退化之处多，进化之处少。进而论之，使天下之人，皆为善而不为恶，则道德有进化无退化；皆为恶而不为善，则道德有退化而无进化。”[15](P74)“友善”是个合成词，起点在“友”，最高点在“善”，为友是一种集体要求，为善是一种个人修养。如果我们能在与人为友、与社会为友、与自然为友、与自己为友的起点基础上，在往前发展，达至与人为善、与社会为善、与自然为善、与自身为善，我们就会处在一种道德生活的境界。

“良好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是一种互动的过程。正如冯友兰所说，人不是总是处在“自然境界”，也很少有人会处在“天地境界”，常人一般都在“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之间徘徊，时而处在“功利境界”，时而处在“道德境界”。只要我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1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语重心长谈到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卞绍斌. 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多重向度[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丁立群.“理论”的嬗变与自然之“魅”：一种实践的哲学进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

[11]严群.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时事报告.科学分析和看待当前社会心态[EB/OL].(2011-08-31)[2014-11-1].http://www.ssbgzzs.com/txt/2011-08/31/content_4449046.htm.

[13]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4]戴维 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5]王泽应.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6]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EB/OL].(2014-10-16)[2014-11-10].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6/c64094-25843852.html.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友善观”的提出，既继承了中西方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友善内涵，同时又在新时代赋予了友善现时代的含义。“友善”一直以来不被人们重视，也很少有人关注。在哲学大辞典、伦理学大辞典以及宗教大辞典，找不到关于“友善”的直接解释，只有关于“友爱”“博爱”和“善”的相关解释。党的十八大把“友善”作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要求，既是维系社会国家之所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与时俱进的结果。

〔责任编辑：李官〕

The Socialist View of Friend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ANG P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Friendly”, a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of China on the Report proposed in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is a heritage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ethics thought, and is given present-day meaning in the new era as well. By comparing the related words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combing the process how the term was proposed and established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word has gone beyond just as a principle to deal with friends. In fact, it has extended to include such ethical and moral value pursuit as a rule to deal with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man,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tween man and himself. Hence, actively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friendl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th the fostering of good citizens and that of fine character.

Key words:friendly; friendship ; fraternity; core socialist values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6)04-0007-05

作者简介:张萍(1981-)，女,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度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金项目(3192014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