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育良，张城林

(湘潭大学，历史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真理》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党风建设*

章育良，张城林

(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真理》是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1年在苏北阜宁创办的一份党内刊物。在其创刊过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传播马列主义、阐明党的政策、总结交流党建经验、推介党员英模事迹。注重党风建设宣传,从不同角度,多层面地论述了党风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相关问题,为加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作用,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真理》;华中抗日根据地;党风建设

《真理》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主办的党内刊物，1941年7月在苏北阜宁创刊，三十二开本，月刊。出刊第十期后，因1942年底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迁往盱眙县黄花塘，从第十一期起，在黄花塘继续出刊，到1945年1月出至第20期后停刊。主要刊登中共中央及华中局文件，刊登刘少奇、陈毅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同志关于党的建设、党的政策、党的实际工作的文章，以及新四军各师和华中各战略区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介绍等。《真理》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主办的一份重要的党内刊物，及时刊登华中局整风工作文件，传播党风建设的精神，分别从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党群关系等不同层面阐述了根据地的党风建设，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作风，强调所有党员在学习和实践中都应掌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号召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民主作风，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党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和理论宣传作用。

一、引导党员正确认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党的作风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中的一些党员与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问题。为了整顿这一不良之风，《真理》连续多期刊登相关重要的文章及文件，引导党员正确认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真理》第六期刊发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3]20向广大党员干部强调将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党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的文章，不仅向广大党员干部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在党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精神的贯彻，更是为华中抗日根据地整顿党风作了思想上的动员，从而正式揭开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整顿党风的序幕。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对理论和实际的认识，主要有两种错误倾向：其一，部分党员固守以往的成功经验，忽视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其二，一些党员机械学习马列主义，不注意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对此，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提出“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和“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都是没有正确把握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表现。认为理论脱离实际在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死板教条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4]59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统一起来，才是克服弱点、走向胜利的根本。

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工作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也没有正确地判断，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真理》第二期刊登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该《决定》批评了部分党员干部自抗战以来，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依然是粗枝大叶，缺乏周密系统地调查研究，造成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离。认为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主观主义”，并且“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5]67对于党员们出现的理论脱离实际问题，艾思奇在《主观主义的来源》一文中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作了详细地分析。在外部因素方面，他认为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包含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指出这种阶级性，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来源的基础。在内部因素方面，提出“片面的观察事物和理解，把事物同某一方面联系的联系孤立起来，夸大起来，忽视了其他联系”[6]49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是造成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根本原因。

如何引导党员们在实践中克服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真理》采用大篇幅报道的形式，除刊载中央相关决定外，另组织专门文章进行论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强调“只有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才能彻底肃清“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相脱节的恶劣现象”。[5]68-69根据这一指示，华中局党的高级机关专门设立了调查研究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将收集到的该地区的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作为在职干部的学习教材。同时，《真理》针对军队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情况，号召党员加强学习来克服这一问题。在《关于加强干部教育问题的指示》中，强调军队党员干部不仅要重视文化教育和科学教育，还要注意对于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国内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有全面地了解，严格执行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军直属队学习计划》向新四军所有部队宣传了军直属队开展的“以根据整风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检查干部的思想与各部门的工作，以改进思想与工作作风”[7]96的整风学习计划，建议各部队都要学习军直属队在加强党员干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采取的精读文件与反省检查的学习办法。

为了提高华中抗日根据地广大党员掌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真理》发表了吴黎平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指出“真正着手研究我们中国发展的历史、社会经济、阶级状况、政治制度、革命运动等等，由这得出理论的结论，并以理论是否适合社会真实发展过程，为理论是否正确有用之唯一标准”。[8]52强调党员只有依靠这种“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的方法，才能有效克服主观主义思想，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方法很好地向党员们阐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真正实现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出了有效地指导。

《真理》指出要真正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就要从根源上清除主观主义思想，这对于引导广大党员纠正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掌握并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纠正党员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

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党的群众政策、群众路线、群众方针是在全体党员贯彻执行中来实现的。因此，党与群众关系的亲密与否，取决于党员们是否树立了正确的群众观念。为了引导党员深刻地认识党与群众的关系，向明在《论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克服实际工作中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倾向》一文中提出：“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与革命群众的关系，必须是血肉相连的”。[9]65他在文中向党员们阐明了这种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是中共在长期的残酷战争环境中，始终在政治上正确地代表着千百万群众的觉悟与要求，在组织上紧密团结和引导着千百万革命群众进行坚决地自救解放的斗争。所以我们的党才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获得了最广泛最坚决的战斗力量，才能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从幼小走向壮大，并且发展为成熟的政党。为了使党员们懂得群众的支持对党的重要性，刘子久在《转变我们的群众工作方式与作风》一文中明确指出：“群众是一切革命运动力量的源泉，有了群众我们就能战胜一切，没有群众我们则一事无成”。[10]37党员干部的革命工作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他们有的或许淡化了这一意识，有的或许还未真正懂得。因此，让党员们认识到党与群众失去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就等于失去了革命的土壤和革命力量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些党员干部在开展群众工作时，经常出现命令式、官老爷作派，对群众表现出不耐心、不热心、不关心的情绪，这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其根源是在思想上的错误意识。《真理》发表了《关于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提纲》一文，文章批评了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在群众工作方式、组织方式上还存在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恶习，指出这些恶劣的传统“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11]38向广大党员强调这种脱离群众的恶习，不仅阻碍着干部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也影响着党与群众更进一步的血肉结合。而对于这些传统恶习的思想来源，向明提出“在政治上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倾向，与组织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便是破坏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主要障碍物”。[9]67

在讨论如何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问题上，《真理》将重点聚焦于农村地区的党支部。这是因为广大农村地区是中共领导武装力量进行抗战的主要阵地，而农村地区的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联系党与群众的桥梁。彭德怀在《加强农村支部的研究与建设》中，强调农村中的党组织要努力学习、掌握政策，充分发挥模范作用。提出“每个党员都要能够真正团结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周围，支部要能成为领导群众的核心”，而且每个党员应做到“为群众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12]35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中共开展武装斗争的根本方针，基层党组织在加强党群关系方面发挥模范与核心作用，是巩固党与群众密切关系的根本。在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上，刘少奇号召党员“学习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11]44他所指出的这种工作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党员干部在开展群众工作时，不能以命令强迫群众、指挥群众、包办一切，损害群众的民主权利。应该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以群众利益为重，使群众自愿接受我党的领导；其二，当群众拒绝我们的意见时，党员干部要耐心地解释我们的主张，刻苦地去纠正其错误，防止出现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指导意见，涵盖了对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具体工作要求，对于加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三、指导党员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列宁曾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17]213列宁所指出的这种态度，就反映在共产党员是否坚持了勇于批评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作风，更是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武器。针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没有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的情况，《真理》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及文章，不仅阐述了其必要性和分析了其原因，还就如何指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们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了建议。

《真理》第二期刊发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重要文件。该文件向党员们阐明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是中共与其他政党的显著区别，是党员克服弱点、纠正错误的利器。其目的是爱护和帮助我们的同志去改正错误，不仅是教育和挽救他们，也是维护党内团结的需要。因此，强调党员只有“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深刻反省自己，改造自己，才能使自己真正适合于党和革命的需要”。[18]66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党内斗争的利器，但一些党员干部在是非面前或沉默或采取调和主义的错误态度，使得党内民主之风一直得不到有效地发扬。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提出“那些不愿批评别人错误，以便换掉别人也不批评自己错误的想法”，[19]2表面上是为了避免党内斗争，巩固党内团结，实际上是害怕别人揭露自己的错误。他认为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坚强党性，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对自己和同志的错误所持有的态度上。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党开展敌后斗争的重要战场，在长期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党内民主生活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这与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党的形象和降低领导干部威信的错误思想有很大关系。任弼时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对党员干部的正常批评，不仅仅是对同志的负责，也是对党组织的负责。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只有认真开展自我批评与批评，纠正错误，才能“使工作做的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20]34

如何指导党员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真理》通过分析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内出现的无原则纠纷现象来教育和指导广大党员。在《华中局关于禁止党内无原则纠纷的决定》中，批评了部分党员干部为实现个人目的，在提出批评和意见时，不讲原则和组织手续任意批评攻击，严重破坏了党内团结和组织威信。提出党员干部应“当面负责的向本人劝告或批评”，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应“尊重党员所提的意见和批评，不得压抑或漠视”，并且还应该注意“适当扩大党内民主”，[21]75虚心接受批评意见，规定了党员干部提出批评意见的正确方式和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考虑到一些党员干部害怕提批评意见的心理，《真理》有针对性地刊发了《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一文。文章鼓励共产党员应该以不惧怕打击报复，不害怕吃苦头的勇气，积极监督、勇敢批评错误思想与行为，要求党员干部应与“调和主义和自由主义”[22]24作坚决地斗争。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的有效方法，而无原则地批评往往会将民主推向极端化，必将破坏党内的团结。为防止这种极端化民主现象的产生，《真理》刊发了《论提高党内铁的纪律》一文，文章批评了一些党员为实现个人目的，借口党内民主“在党外肆意发牢骚，不满意组织，胡乱批评组织上的负责同志”[23]16的行为。对于这种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文章强调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决遏制这一错误思想在党内继续扩散，并建议各级党组织要经常向党员开展党纪教育，使党纪成为时刻悬在党员头上的一把利剑。而新四军由于长期担负作战任务，在流动性作战环境下，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的党内民主生活难以有效开展起来。张凯在《论军队中党内民主的范围与运用》一文中提出新四军也需要适当的民主，但他强调这种民主批评是“在一定范围内，党员对负责同志有批评权建议权以致控诉权”。[24]38鉴于军队本身的特殊性，经过一定的党组织和必要的程序，在一定的会议上进行适当地批评和建议，这种程序和方式是有必要的。也只有在兼顾军队特殊性下采取的有原则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克服军队里的家长制作风，才能将军队的集中领导与民主领导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军队的团结和提高战斗力。

四、反对党员官僚主义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尖锐地提到“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5]552他认为官僚主义是共产党员走向堕落毁灭的决定性因素。作为华中局主办的党内刊物，《真理》在办刊过程中也密切关注这一问题。针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以连续报道的形式来提高党员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员官僚主义作风。

要克服官僚主义，首先就要明白什么是官僚主义以及它的危害性。刘子久在《转变我们的群众工作方式与方法》一文中，提出官僚主义者在群众工作中“喜欢以政府人员的面目去对群众发号施令，摆官架子，卖官牌子”。[10]38指出这种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作派就是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作风极具危害性，不仅严重损害了党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党保持纯洁性的最大障碍。

对于官僚主义作风产生的原因，《真理》刊文分别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面进行了专门讨论。在客观方面，《晋察冀边区各种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的经验》一文分析了家长制官僚主义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有时候为了紧急动员工作，就容易采取强迫的命令；其二，党的成分绝大多数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封建社会的封建压迫习惯及方法就会或多或少反映到党的作风上来了。文章认为以上的特殊历史环境和党的阶级成分是“家长制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工作作风的生长基础”。[26]55向明在客观因素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地补充，他认为中共成立于处于长期封建统治并且缺少民主生活的广大农村地区，而且“由于抗日根据地的党，是处在频繁战争的环境中，斗争任务是复杂而严重的，工作是多方面而又常常是迫不容缓的”。[9]68在这种异常艰苦的特殊环境下，一些理论文化水平低的党员干部，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与科学思想方法的修养上得不到充分地指导，开展群众工作就容易出现过于急躁，方法过于简单粗暴的现象。在主观因素方面，《真理》刊发了《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许多同志不注重与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喜欢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谈”，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满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与不善于在作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地领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27]93因此， 该《决定》鲜明地指出党员干部之所以沾染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其根源就在党员的主观主义思想。

因此，要消除官僚主义作风，首先就要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意识上克服主观主义思想。吴黎平在《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真正反对唯心论形而上学，真正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8]51才能在思想方法上进行彻底的革命。强调党员只有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的思想方法作为思想指南，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彻底肃清党内的官僚主义遗毒。为了引导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彻底地纠正官僚主义作风，《真理》刊登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文章从工作方法和制度建设两个层面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作了具体地指导。在工作方法上，该文提醒党员干部“要正确的决定问题，就必须非估计到群众所有的经验不可，群众是亲身感受到我们的领导的结果的”。因此，文章强调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是克服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前提。并且该文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有计划地开展工作。认为只有严格挑选称职的干部去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让群众真正地理解党的政策，才能“把党的计划转变为群众的计划，我们每一个党员成为执行这个计划的模范”。指出这种带有有计划性和针对性的工作流程，是克服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重要措施。在制度建设层面，该文强调各级党组织应该建立经常性的审查制度。提出“只有在经常性的审查中，才能根据工作中的经验发出具体地补充指示，以便更好地更进一步地解决具体问题”，认为“只有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相配合的审查方法，才能使我们对于工作执行的实际情况了如指掌，才能使我们的审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20]26-37。该文还特别提醒各级党组织审查必须要是全方位的，强调全方位的彻底落实审查机制，是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保障。审查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利于监督工作的进展，确保各项政策是否落实到位，还能能够及时发现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的不足，督促其改正。对于身染官僚主义作风的党员干部，有了良好的审查制度，这一思想顽疾就无处遁形。

五、批评党员个人享乐主义倾向

享乐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艰苦奋斗作风的天敌，也是一个政党走向衰亡的起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局下，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些党员干部松懈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思想堕入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中，严重背离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为了及时刹住党内的这一不良之风，纠正党员干部的享乐主义思想倾向，《真理》组织专题文章，旗帜鲜明地批评个人享乐主义倾向。

郑位三在《关于当前淮南党内主要的不良倾向给区党委的信》一文中，向广大党员阐释了什么是享乐主义。指出“把享受放在主导地位责任放在次要地位，就统一为堕落的享乐的人生观”。[28]49这种腐化堕落的人生观，对党员和党组织极具危害性。《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一文鲜明地指出了其危害性就是“党员(任何人一样)只要一传上这种人生观，就要丧失党员最可贵的品质——前进心、责任心、创造心，而变为落伍的、没有出息的、腐化的废物，变为党的一种单纯的负担，甚至变为危险的人物”。[22]9-10文章强调这种不良之风不仅腐蚀了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崇高品质，还腐蚀了党的肌体，如果不彻底肃清这一毒瘤，任其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党员要克服享乐主义思想，首先就要弄清楚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邓逸凡在《为克服党内各种不正确倾向而斗争》一文中，从革命动机的角度出发，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党和革命事业，而是抱着为实现个人目的投机革命，没有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革命奋斗目标，忽视共产党员党性锻炼，结果就成为“满足于现在，满足于自己，守旧落后，寻求享乐，不求进步”[29]52的腐化堕落分子。吴芝圃在《反对不良倾向，铲除自私自利腐化堕落的个人主义》中从出身角度进行了分析。他在文中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仍然保留了旧社会私有经济、道德奴役、散漫虚荣等阶级劣习。认为这些劣习使一些党员干部迷恋权位，以革命功臣自居，最终走向腐化堕落。因此，他强调部分党员干部染上享乐主义思想的根源是“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性”。[30]60除此之外，瞬息万变的残酷战争环境，也是党员沾染享乐主义思想的原因之一。《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一文中提到“他们脱离生产，脱离阶级太久，反映不到群众中的前进的革命情绪，被革命的艰苦斗争所吓住，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及共产主义事业中的艰苦性，他深受旧社会腐化生活的影响，他已经或正在开始蜕化为社会上的游离分子”。[22]11很多党员干部正是因为职务和身份的变化而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党性，背弃了革命使命，沉湎到个人物质享受中，这也是值得所有党员干部警惕的。

为彻底纠正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内出现的享乐主义之风，《真理》从思想根源和纪律制度两方面，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教育和指导。在思想根源层面，吴芝圃提出要克服享乐主义思想，最起码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党员在日常的生活上要“养成有秩序有条理的习惯，养成严肃，朴实，刻苦自励的精神”，并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以好学深思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无上的爱护党和爱护自己的精神和艰苦反省的态度去与一切奢侈、怠惰散漫的封建残留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他在文中建议各级党组织要将扫除享乐主义思想行动与“整风学习密切的联系起来”，[30]66强调只有将克服享乐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之间的斗争来教育党员，才能从根源上铲除腐化堕落的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在纪律制度层面，郑位三提出要建立“严格的制度与纪律”，深入开展自上而下的“生活检讨，思想检查”。[28]55建议各级党组织将整风运动从上至下来推动，对沾染享乐主义思想的党员干部要“给以严格的纪律制裁”。[31]34认为只有自上而下地进行检讨，干部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对所有党员实行严格的纪律，才能从全局推动治理党内的享乐主义之风。

六、《真理》宣传党风建设的特点

《真理》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主办的一份重要的理论刊物，以党的建设为中心，努力宣传整风精神，积极推动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的党风建设。

首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真理》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在政治上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以其鲜明的党性原则作其灵魂。一方面，它及时刊登中央文件，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党员的头脑，使党员思想达到高度地统一。例如刊发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着重讨论了党员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上的误区，强调正确的马列主义学习动机是为革命、为人民而奋斗，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在介绍交流党风建设的经验上，《真理》高度关注党员们的实际工作情况，不仅有党的领导同志的重要文章，还有一般党员干部的工作总结性文章。例如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的《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任弼时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等。号召党员正确对待马列主义，将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党员积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利器，弘扬党内民主之风。同时，采用典型案例对广大党员进行教育，并结合相关评论文章，引导党员去正确认识问题。例如在讨论郭力军为满足个人私欲而不顾党组织利益的事件中，《真理》第四期刊登了华中局专文《关于郭立军错误的决定》，告诫广大党员：“这种极端个人主义，阴奉阳为，对组织实行两面手法的手段，毫不顾忌党的利益和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起码应该要有的党性的行为，是一种严重丧失党性党纪的错误”[32]。与此同时，《真理》在第四期还刊登了邓逸凡的专门评论文章，他在《关于郭力军错误我们应有的认识》一文中明确提出：“在实践中，在实际斗争中，在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党员必须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警惕自己”[33]。引导党员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中央和上级的决定上来。

其次，高度重视理论宣传。《真理》围绕中共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在思想上坚持以马列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努力宣传党中央的整风精神，将马列主义思想送到每个基层党员中，阐明了党的宗旨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号召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坚持实事求是，掌握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大篇幅地报道拥政爱民运动和军民生产互助运动，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刊登刘少奇、彭康、刘子久、邓逸凡等革命理论家和实务工作者的文章，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号召党员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明了只有立足中国革命实际，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才能实现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有效指导。而且极力倡导“群众是党的根基和力量源泉”的群众路线，号召党员时刻注意与群众保持血肉相连的关系。指明了我们的党员只有紧紧地围绕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利益，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思想，树立为民为公的清正廉明思想，才能使党永葆生机，才能使军队用永葆战斗力。

通过舆论引导和理论宣传，华中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党风有明显改变。例如在根据地党内，“各级干部学习情绪大大提高，党内团结空前增长，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相当的改造了，许多负责干部对调查研究工作引起了注意，对了解下层深入下层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处理问题比较客观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在克服过程中了，一般干部的组织观念提高了一步，无原则纠纷逐渐减少，干部相互关系走上更正确道路”。[34]52新四军四师通过一年的整风学习，“干部同志对整风学习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也有了转变”、“在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上都有了一些转变”、“组织观念和组织修养上前进了一步，这表现在党内生活比较正常，党的支部作用一般的加强”。[35]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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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吴芝圃.反对不良倾向——铲除自私自利腐化堕落的个人主义[J].真理,第15期.

[31] 谭震林.淮南新铺上干会议的总结[J].真理,第15期.

[32] 关于郭立军错误的决定[J].真理,第4期.

[33] 邓逸凡.关于郭力军错误我们应有的认识[J].真理,第4期.

[34] 饶漱石.华中整风初步总结与今年整风方向[J].真理,第12期.

[35] 一年整风学习总结[J].真理,第15期.

责任编辑：熊先兰

Truthand the Propaganda of the Party’s Style Construction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 of Central China

ZHANG Yu-liang，ZHANG Cheng-lin

(DepartmentofHistory,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105,China)

Abstract：Truth is a party publication,which set up by the Central China Bureau of the CPC in 1941 in Jiangsu Funing. In the process of founding, it always adheres to the correct theoretical guidance, insists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spreads Marxism Leninism, expounds the party's policy, sums up and exchanges the Party building experience, promotes party stories of heroes.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propaganda of the Party's style construction, and from different angles, multi-level discusses the Party's style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ase area.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oretical 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Fourth Army and Central China Anti- Japanese base area,and still has a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owadays.

Keywords：Truth；anti-Japanese base area of Central China；Party’s style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15-02-06

作者简介：章育良(1964-)，男，湖南益阳人，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专项任务项目：“中共中央机关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编号：14MY18)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6)03-01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