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天雄，曾　鹰,曾丹东

(1. 湘南学院, 湖南　郴州　423000; 2.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1；3.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食品安全问题的道德反思*

曾天雄1，曾鹰2,曾丹东3

(1. 湘南学院, 湖南郴州423000; 2.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长沙410081；3.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食品安全不仅是中国社会嬗变遭遇到的巨大挑战,也是一个道德伦理转型的缩影。它所折射出的道德危机,揭示出中国正处于一种信仰式微、德性沦落以及意义丧失的境遇。这种危机不仅是外源性的,更多的是内源性的,要诉诸道德寻根,发掘和利用各类道德资源,尤其是寻求儒家的伦理资源,为食品安全善治提供一种信仰基础,为人格重构与社会公序良俗提供观念共识与动力机制,实现更加美好的公共生活。

关键词:食品安全;道德危机;道德批判;公共生活

一旦问题食品全盘裹挟人们的生活时，没有谁能成为这一场“浩劫”的幸存者。食品安全问题，不能说仅仅是单纯的“舌尖”问题，更是伦理畸型、人文恶化产生的毒果。如果不对其进行彻底的道德反思，而只是用功利实用的心态待之，我们难以寻觅其救赎之路。

一

食品安全沉疴表明，内在于人的道德规范，在现代主义视阈下，伦理逐渐被理性取代——理性成为一切法则的基础，成为外在于人的禁令，道德行为者由自我审视的道德关注转向外在伦理原则的权威，导致人的道德自信力缺失。个体之间的伦理关怀演变为缄默与冷漠对视，这不但酿成体制文化的价值怪象，还催生奠基于利益的权力异化的兴起。

(一)道德赤字化：信仰的式微与崩塌

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指出，在各种“不可公度的”概念图式与相互排斥的信仰体系和不相容的生活方式之间所产生的问题，就使得现代社会处在认识论和道德危机之中[1]49。食品安全的凸显，预示着中国还只是一个初级版的转型社会。国人的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人们更关注道德有什么用，能获得何种回报，而不是追求灵魂的自我净化。食品安全问题的“无法无天”，无疑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人类个性的危机”(瓦茨拉夫·哈维尔语)。

这种“脱魅”的“现代性”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凸显到极致。“领域的区分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徵，而且也是现代道德发生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2]148在物欲的驱动下，一些人人文精神缺乏，惟剩逐利一途。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变成了非道德的人，这就是非道德化社会的化身，进而带来社会深刻的道德危机。内心的伦理规范、道德底线都塌陷了，欲望被大规模释放，以致于人人似乎都是破坏者。

问题食品本身并不可怕，尽管它们的杀伤力很大，可怕的是精神世界的虚幻萎靡乃至坍塌。真正的信仰是一种深刻的“存在的维度”，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问题食品已由食品外部的卫生危害走向内部的安全危害，造假与制毒手段愈来愈多元、愈来愈“深入”、愈来愈隐蔽，背后勾勒出心灵的蛮荒。食品安全问题与2016年集中爆发的问题疫苗事件如出一辙，都是文化断裂之使然，也是人性中的懦弱对邪恶的放纵。它不只是呈现为个人信仰与道德的真空，而更多的是表征为整个社会信仰的式微与道德的缺席。

(二)技术乌托邦化：对强制完成现代性的抗拒

现代社会中，技术变成了决定社会生活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但它本身的正当性却成了问题，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数字悖论之中。技术理性主义在大力发展外在的制度性规范建构的同时，忽略了现代人的内在心灵秩序，由此导致人格发展的失衡。现代化带给人的是心灵秩序的感觉化趋势，个人的无意义感、无归属感、无认同感、孤独感，这些就是现代人的精神气质的体现[3]3。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应该如何行为”，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虽然人皆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四端”，但并非每个人都能自觉地将其扩充而为仁、义、礼、智四德，这需要教化的约束，以防止社会的“西西里化”。作为现代性的元叙事之一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不仅无法约束失范的社会秩序，反而具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非反思性和盲目性，随着它无孔不入的侵占，进一步造成空前的“亏空“和危机。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已急剧逆转，“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4]15，最令人担忧的是，现代社会由于无节制的大批量地生产消费品而陷入一种“硬化症”，由于对环境的破坏而进入一种慢性病，造就的是缺乏道德根基的文化，人生价值不复存在。

食品安全问题表明，由于被笼罩于技术理性的巨大阴影之下，“现代性”道德已沦为一种工具性道德。展开这一“道德谋划”的始作俑者源自具有普遍理想精神的“进步主义”，但这只能是一种带有文化强权色彩的“道德乌托邦”设计。因为它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在于：不仅无法“在道德价值上证明‘现代性’的‘进步’价值观，反而因为它自身的现代困境和失误而否证了这一基本价值评价系统的现实有效性”，以至于“几乎走向了这种现代性道德理想设计的反面”[5]178-179。这虽不是全部，但却是不可化约还原的维度。技术主义所导致的对人的“物化”以及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个体生存于其间的“生活世界”的分崩离析，陷入难以自拔的技术“陷阱”。

(三)伦理碎片化：生活世界“本质意义”的丧失

这是一个灰色的纯功利主义时代：现代科学技术自我确证、自我推动的形式动力学特性，人类力量的增加与个体无力感的增强的悖论，个人最高价值的丧失[6]5-14。随着人类社会行动趋向整体化淹没了作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体，个人根本无力去改变整体活动的走向。“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其为是的诸多不可能的任务中，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任务仅仅当做自身的隐喻)——凸现出来。”[7]37文化精神的深层断裂最终造成了伦理的碎片化。

“现代性”不只是一种事实陈述，还有其价值诉求和规范意蕴，道德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着现代性道德的谋划。现代性带来了物质繁荣，但始终未能确立起现代社会精神的生长点，其结果是道德的危机和伦理的失落，“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乏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8]5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诗人惠特曼以其诗般的语言，将人之所以为人，深刻地揭示出来。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问题食品的大行其道，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价值真空”，尤其是，市场导向的行为模式渗透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激发出包括“政治波普”和“格瓦拉”在内的各种社会反叛行为，人人都在自保中，良心的自由被囚禁起来，“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9]127。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和平衡，而传统伦理资源对此伦理诉求力不从心。如何确立“伦理的自信” 以及“怎样让当代中国人成为道德人”，已成为紧迫的实践性课题。

二

当食品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弊病丛生、积重难返时，需要的是对整个社会的系统反省，而非简单的对“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道德批判。公共理性本是公民的理性，然而，随着现代公共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公私领域的划界日益被视为不可逾越的“防火墙”。公共领域日趋扩张和拓展，私人领域不断积压和萎缩，在客观上使政治和法律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相形之下，道德伦理的社会功能不断弱化，不仅使现代社会越发淡漠道德伦理，也使我们越发疏于政治的哲学反省而沉醉于行政管理的理论要素以及“显性”制度的约束功能。这不得不迫使我们去认真反思：一种新的社会型构是否可能？

(一)人格重构：从道德虚无走向道德觉醒

一切道德人格的价值演变都是建立在对道德核心的美善之爱以及作为道德自足的自爱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1、对抗“非人性化”

康德断言：“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行为是否合乎责任，而在于它是否出于责任。”[10]10诚然，没有通过普遍的道德法则达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相容，秩序只能成为人心中的“一道坎”、“一个绊”，而不能生成基于“爱”或“美善”的和谐。古人亦指出，道德是一种“遵道而行”的价值选择：“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荀子·解蔽》)道德哲学的使命在于唤起个体内在价值选择的自觉，使个体的理性欲望得到满足，使个体的价值选择成为社会价值选择的起点，进而形成社会成员之间“求同存异”的价值交往机制。“规范告诉我们的是，应当做什么；价值告诉我们的则是，什么值得去做。获得承认的规范，对每一个接受者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没有什么例外可言。”[11]128。不得不指出，食品安全问题充分折射出的市场垄断、法治不彰，无不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社会结构失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这种外在性的“规范”为人所接纳，进而变成一种内在性的“美善”。

人心被物欲遮蔽，“非人性化”使人类变得工具化、碎片化。当下的中国，工具理性正在侵蚀人文精神，个人责任与道德的维度几乎全然缺席。中国社会首先需要一场道德觉醒，使道德重回生活的中心，让道德成为社会生活与个人自由选择的基本立场。惟有经过了道德觉醒，制度变革才有可能真正启动，制度变革的过程才有可能真正展开。

2、重塑内在的个体

正是道德感的弱化导致道德约束力的下降。建构内在个体不能靠强化道德法庭，而应从道德感出发重建道德。这样，即便他律不存在，人的自律或良知仍然可以为道德行为奠基。儒家学说发现并肯定了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仁让人友善，义让人公正，智赋予人认识自然、社会和自己的能力，礼则是对同样具备内在尊严的他人所赋予的对等尊重。《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中的“明德”就指向了人对道德的这种自明性，它向我们揭示出：道德并非只奔利益而去，相反它是个体自明性的一种善的冲动。

中国要建立合理的价值系统，需要很多具体细微的建设，更需要人们的真正的信念。以食品安全为例，如何理解“个体”？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作为具体个体的人身，是在试图以“立人”为基础，以重新定义“个体”为支点，来想象另一个世界。食品安全监管，说到底是反抗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奴役和伤害，这是无法以任何名义为由来突破的底线。

可见，食品安全不能仅仅靠政府的力量由上而下地来推动，道德问题一定是由下而上、由内向外在个体的层次上发生的，这有赖于一个非常健康和强大的民间社会的推动。作为个体的个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方式来推动道德改革的进程。它最终要靠每个人的自律，而自律是不可能每时每刻靠摄像头来监控的。儒家相信，“万物皆备于我矣”，毕竟，“人性包括理性，还包括心性。……对人来说，‘理性’属于外治，‘心性’属于内治；理性侧重共同性管理，心性是让每一个人自己管理自己。这两者必须结合。只有二者结合了，才能使价值导向体现人的真正‘本性需要’，并保证人类沿着正道发展。”[12]144-145

(二)社会重建：从熟人社会走向人民社会

相对于个人是工具性的，社会是人的本源性的生活世界，是为每一个个体的幸福而被人类文明进程创造出来的。从传统关系社会演进到现代法治社会，社会裂痕必然出现，正如涂尔干所言：社会失范是由于传统社会中的机械团结解体，而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尚未建立而导致的。当前中国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过是表象，社会失范乃是本质，必须从个人与社会层面共同介入，澄清道德的维度以及社会形态的演进。

1、重构“公德”与“私德”的张力

“道德的存在不是为了维系社会的运转，而是让人成为人。”(帕托切克语)德行或法律都不能偏废“虔诚”，虔诚并不只是对神的崇拜，而是承认并充分尊重一种可以称之为“自然”的神的道德法则。“私德”存在于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梁启超说“新民云者”，新民是什么意思？“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自新，即自己去新。“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自新”正是私德的集中体现。

“公德”是处理个人和群之间，尤其是与社会、国家这样一些关系上的道德问题。梁启超在《新民说》第5节名为《论公德》中，开宗明义讲：我国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为国家，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13]12。公德其实质为“利群”，公与私的区别在于“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13]12“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庭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兹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13]13。在公共道德重建中，将人当作理性的主体，这样，立法者才可能通过使公民养成好的习惯使之成为道德的公共个体：一方面自觉服从合法的权威，另一方面与他人紧密合作。当今中国，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被权钱裹挟。“公”为权力统摄，“私”被金钱宰制，社会表现出一个高度偏“私”的状态，面临空前的伦理道德危机。

若依照其适用范围，道德可划分为伦理道德与公共道德。其中，“公共”二字既表示公共道德的施行之所是公共的社会空间，又表明公共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精神世界萎缩的填充与弥补。公民意识包含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的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领域的自身维护和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公共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和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14]18。

儒家传统所提供的大量私德资源，其实是通向于公德的私德，公私之间如何定位，本身就是一个文明自身不断摩擦、划界的一个过程。公共生活总在“私”之前或之先，纯粹的“私”是不存在的。如今，“公德”与“私德”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当下中国，仅靠道德感召，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在道德问题上势必面临着相当沉重的决策负担：少数人选择完全牺牲己利甚至自身权益的做法，于是道德在他们身上就成为一种可以说是相当惨烈与悲壮的事情；而大多数人则不能承受这种个人牺牲，又无更妥当的行为模式可供遵循，则结果自然就是大多数人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15]17。

2、形塑“人民社会”

我国屡禁不绝的食品安全问题，恰恰彰显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人民社会”的重要性。它“是一国之内由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既不是曾被梁启超叽诮、曾令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也不是靠某种假想契约维系的、独立个人的机械聚合，而是一个既磕磕碰碰、又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16]39作为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是一种拒绝前现代社会包袱的社会秩序，它不只是一个坚持个体要求、缔结个人利益契约的场所，它更是一个建立关于好社会和社会正义共识的伦理空间，即通过改变传统的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促进更好的社会性交流，其重要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道德价值。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表明，自由市场不能任由金钱为所欲为，“它需要有一个积极的结构。自由交换并不能维持它本身。它需要由制度、规则、规范和习惯行为来维持。”[17]322华尔泽在《哲学和民主》一文中援引卢梭的观点：人民“受法管理，只有当自由的人设立了法，法才能约束自由的人。”[18]379-399利益的平衡永远都是相对的，道德主体以此为据时，恐怕不得不使“道德”本身承受双重风险：即任何“不道德”都可以成为“道德”的权宜之计，任何“道德”都会变成一种缺乏实际内容的、空洞的出发点[19]122。

在公共道德重建中，选择一条以正义和法治为基础的道德文化之路，本身是一种道德选择。“现代社会需要有适用于所有人类的、超越文化传统的道德。这种道德不能随社会或政治环境说变就变。”[20]60这种道德就是人权，它是神圣的、普遍的、超越性的。扭转当下的食品安全困局，亟待建构的是“人民社会”，虽然目前它只是一个理念，但它是社会建设的目标与方向，是衡量现实的理想标尺。没有人民社会的形成，任何有关文化的理想主义设计，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道德乌托邦”。

食品安全问题意味着我们既需要制约权益，也要依法治理，更要加强道德建设。当务之急是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增强法治意识，培育德法并重的“人民社会”，依法治国，形成市场-国家-社会之间能够相互制衡的结构。食品安全不仅是外源性的，更多是一种内源性危机，要让饱受“有毒食品”之苦的社会回归常态，我们必须诉诸道德寻根，不再将自身视之为权力、利益驱使的对象，而是逐渐恢复自己的道德理性，为人格重构与社会公序良俗提供观念共识与动力机制，实现更加美好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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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饶娣清

Moral Introspection on Food Safety Issues

ZENG Tian-xiong1，ZENG Ying2，ZENG Dan-dong3

(1.XiangnanUniversity,Chenzhou，Hunan423000,China；2.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China；3.HuazhongNorm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China)

Abstract：Food safety is not only a great challenge for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evolution, but also the miniature of the moral and ethical transformation. The moral crisis behind it, reveals that China is experiencing the decay of faith and virtue, and the loss of meaning. This crisis is not merely exogenous, but endogenous. The solution to food safety issues needs a foundation of faith, which resorts to moral roots, the discovery and usage of all kinds of mo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Confucian ethics. It can provide mental consensus and motivational mechanism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ral quality and social conventions, and then realize a better public life.

Keywords：food safety; moral crisis; moral criticism; public life

收稿日期：2016-01-20

作者简介：曾天雄(1963-)，男，湖南永兴人，博士，湘南学院二级教授，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曾鹰(1973-)，男，湖南永兴人，博士，湘南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食品安全伦理问题研究”(12JJD720008)、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食品安全治理的公民道德治理研究”(14YBA345)、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法治视阈中的食品安全治理研究”(2015ZK3054)成果。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6)03-01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