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桃香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翁伯托·艾柯读者理论的符号学解读*

朱桃香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翁伯托·艾柯用他的一生将读者理论追问到底。20世纪50年代末以降,艾柯一直倡导读者在阐释文本中的作用,对读者作用的思考和讨论贯穿他的理论专著、散论和小说。他把作者、文本和读者纳入到符号学框架之下,演绎其文本符号三角,把读者的解读看作动态的过程,来体现文学交际特征。他提出模范读者的构想,并探讨在作品的接受中,读者享有哪些权利,可以朝哪些方面做诠释,作品和百科全书如何控制读者的阐释运作,据此对文本批评方法的合法与不合法设立了一个具体的标准和模型。

关键词:翁伯托·艾柯;读者理论;模范读者;文本;符号

翁伯托·艾柯(Umberto Eco, 1932-2016)，是继罗兰·巴特之后欧洲最重要的符号学家, 当代达·芬奇式通才, 享誉世界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拥有多重知识身份，是中世纪和乔伊斯研究专家、文本理论家、符号学家、叙事学家、美学家、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大众文化批评家、先锋文艺团体“六三学社”(Gruppo 63)重要人物、《意大利广播—电视》(KAI)和国际符号学杂志《VS》编辑、欧洲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同时还是教授、小说家、翻译家、杂文家、漫画家、藏书者、鉴书家和讲座界的帕瓦罗蒂。艾柯精通六种文字：拉丁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他翻译自己的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还在欧美重要的文学理论杂志上用外语发表论文，参与各种前沿理论的建构。作为博学之士，艾柯专门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或者别人提及过，但是始终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对于读者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作品，其他理论家只是粗泛而论，而艾柯把读者视为符号，符号是可以做细致分析的，可以把问题讲透讲明的。他将阐释步骤明确下来，对合法和不合法的阐释加以区分，并且对滥解和曲评进行公开批判。

在文学理论界，接受美学、阐释理论、读者反应理论和叙事理论都承认，读者的阐释是作品存在的前提，读者拥有阐释的自由。而阐释究竟有哪些自由和不自由，艾柯终其一生在阐释学和符号学双重框架下加以追问。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艾柯一直强调读者在阐释文本中的作用。1970年代以降，他对读者的作用中一系列难题做了系统研究，提出“模范读者”(Model Reader)的构想，尝试对文本批评方法的合法与不合法设立了一个具体的标准和模型*请参见于晓峰的《诠释的张力：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以及其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的《埃科诠释理论视域中的标准作者和标准读者》。。他的每一本专著和大多数论文都要论及模范读者的作用，而他的小说，比如《玫瑰的名字》(1980)、《傅科摆》(1988)和《波多里诺》(2001)对不同的读者形象做了直观的演示。在他符号体系中，词典、百科全书和图书馆处于核心地位，而读者是其首要代码。

艾柯在发表他路碑式著作《开放作品》(1962)之后，一直关注文本中的歧义和多元声音，以及开放性阐释和阐释的限制这一命题。在《阐释的限制》(1990)中，艾柯重新界定文本性质和阐释对文本生产所起的作用。他从形式维度看文本，认为文本向主体间性阐释话语敞开，阐释产生其他文本，对世界的文本或者文本的世界做出反应。[1]21-23从《读者的作用：文本符号学探索》(1979，以下简称《读者的作用》)到《<玫瑰的名字>后记》(1984)，从《六次漫步小说林》(1994))到《一个年轻小说家的告白》(2011)，艾柯反复阐述他的文本阐释观：文本是一部懒惰的机器，期待读者的大量合作；作者直接把读者当成文本的组成部分写进了文本，设计出了合作的路径，作为文本的一种策略加以建构。本论文尝试探讨艾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符号三角模式下，是如何阐述在作品的接受中，读者享有哪些权利，究竟可以朝哪些方面做诠释，作品如何控制读者的阐释运作，以期厘清其错综复杂的读者理论的基本原理。

一、作为文本策略的读者

艾柯对读者的关注承袭了他的导师，都灵大学的哲学家派瑞松(Luigi Pareyson)的衣钵。派瑞松坚持艺术具有个性和独特性，艺术家和有机形式之间存在对话和交流，否定克罗奇“艺术即直觉感悟”观念，肯定阐释者的积极作用，强调形式可能对无限的新视角开放。随后，艾柯在《开放作品》中提出，作品和接受者之间是一种文学交流，读者的阅读和阐释就是生产作品并使作品存在。艾柯重视读者在有些珍本书中留下的记号和笔记，比如他收藏的帕拉塞尔斯古书上的批注，因为“读者的参与就像给印刷文本添枝加叶”。[2]126-127文本的存在和流传离不开读者的阅读、思考和阐释这些交流互动。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艾柯和卡尔维诺不谋而合地表达出对读者的关注。艾柯在哈佛大学诺顿文学讲座中指出，他的《读者的作用》和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1979)几乎同时发表，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他的《故事中的读者》(Lectorinfabula，1979)，部分内容与《读者的作用》一致，“故事中总有读者，这个读者不仅是讲故事的过程，而且是故事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3]1而卡尔维诺则演示了“故事中读者的在场”。[4]1卡尔维诺曾经赠书于艾柯，题词“狼在上游，羊在下游”。事实上，《寒冬夜行人》是对伊瑟尔《隐含读者》(1974)、《阅读行为》(1978)、巴特的《文本的欢愉》(1973)、艾柯的《读者的作用》提出的读者接受理论进行了有趣的仿拟，来应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阐释理论中的热门话题。小布洛克(Ed Block，Jr.)称，艾柯历经20年完成的作品《读者的作用》中的读者理论比1978年伊瑟尔出版的《读者行为》和大卫·布雷的《主观批评》更加复杂，而现象学、心理分析读者反应可归类到艾柯模式的子部。《读者的作用》在“文本如何启动读者获取意义的语言学能力和文化能力”方面给出了一个模式。[5]97

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聚焦读者，在宏观层面上提出了读者类型。故事第十一章发生在图书馆，提到了七种不同的阅读方式：第一种读者看到书上第一次出现的词语，不看文本，就开始反思；第二种正好相反，只读文本；第三种，每本书都是新书，即或是不新的，也算新书。第四种，阅读只是把每一本新作吸收到他理想的图书馆中。第五种，寻找小时候读过的原型书。第六种，喜欢任何书的篇首：标题和书前文字。第七种，更喜欢结尾之后的东西。第五种读者值得赞赏。如何对卡尔维诺的这本小说做开放的阅读，小说每个开头句下边可能包括10个其他故事，小说结尾的话之后还有更多的故事。[6]123读者在世界之书中阅读，进行阐释模式对话，形成阐释的迷宫。

《寒冬夜行人》演示小说如何生产，读者如何阅读，世界如何处理，作者如何写作。[7]126相比之下，艾柯要详细演示读者以文本为阵地所采取的不同阅读路数和步骤。于艾柯，作品就是“作者下意识动机的证据”,[8]820即“在作者未达到的意图和读者值得商榷的意图之间，存在着透明的文本意图，来驳斥不着边际的阐释”。[4]59艾柯反复强调他的文本就是产生阐释的机器*参见Umberto Eco. Postscript to the Name of the Rose. Trans. William Weaver.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4. pp.1-2; 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Cambridge: Harvard UP, 1994. p.3; Confessions of a Young Novelist.Cambridge: Harvard UP, 2011. p.28, p.35; “Reading My Readers”.MLN,1992,107(5)819-827. p.820.，读者的解读让这部懒惰的机器运转起来。他把叙事文本比喻成“林地”，用博尔赫斯暗喻来说，“林地是小径交叉的花园”。[4]6文本非常复杂，读者穿越了叙事林地，故事就完成了。换言之，只有读者对作品加以阅读和解读，作品才真正存在。

艾柯依托其符号学框架建构他的读者理论。在这一框架下，他对作品进行重新界定，把作者和读者都视为文本策略。他在《开放作品诗学》第二章从作者方和接受方对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我们视之为作者努力地以如此方式安排产生交际效果的最终产品序列，以至于每一位受述人可根据作者的设计重新制作原文”。[9]49作者、文本和读者形成关系场，形成文本符号三角模式，启动对文本进行符号阐释的新模式。这样，三方产生交际互动，作品就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运动中的作品”，即“作者给阐释者、执行人、受述者一部作品，让其去完成”。[9]62作者通过安排、定向，给出作品进展的具体说明，设计了诸多可能性。作者并不知道其作品如何结束，但是成品仍然归他所有。阐释对话结束时，会出现他当时并未预料到的形式，但是作品性质不受影响。

二、文本中的模范读者

艾柯在阐述他的读者范畴时，提出了理想读者的一个具体模型——模范读者。事实上，他的模范读者是符号学上的范畴，“目的不是要损害符号文本理论的基本假设，而是打破交际模式的僵化决定论，在符号框架内容纳文学交际的具体特征”。[10]182文学交际的符号理论，承认读者的积极作用，又肯定文本及其代码对读者阐释的控制。

何谓模范读者？艾柯在《六次漫步小说林》首先区分了故事的经验读者和模范读者：经验读者指阅读文本的任何人，他们用各种方式毫无规则地进行阅读，文本沦为他们情感的容器；模范读者则是作者创作过程中预见的理想类型，是叙事文本的旁观者和合作者，他紧跟故事。[3]8-9,27但是，经验读者若能发现文本对模范作者的要求，是可以转化成模范读者的。以《玫瑰的名字》为例，在故事向大众呈现的开放而复杂的可能世界的背后，隐含着模范作者对有百科全书能力、通晓理论和文学议题的模范读者的深切关注。在《玫瑰的名字》2006年英文版本前言，艾柯谈到出版社编辑曾经要求他删掉前100页文字以及插图，他拒绝删除，因为它们可以启发读者探明阅读的路径。[11] xiv

模范读者是由模范作者设计出来的。“文本是为生产其模范读者而构想出来的工具”，[8]821其中预设了具有无限推测能力的模范读者。经验读者只是一个演员，扮演作品设定的那类模范读者。模范读者要主动揣摩模范作者在文本中流露的意图。模范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就对两种层次的阅读产生两类读者做了预测：语义读者、批评的或者审美的读者。文本往往建构两种模范读者：第一个层次语义读者只关注故事的结局；第二个层次符号或者审美读者，会追问故事要求他成为何种类型的读者，追问文本背后的模范作者下一步要做什么。第二层次批评式阅读决定文本是否有两层或者两层以上的意义，是否有寻找寓意的必要，故事是否也谈论了读者，这些不同意义是用稳定而和谐形式混合在一起的，还是断裂游离的。[12]221-223, 225艾柯在意大利语版《玫瑰的名字》第一版封面对读者三种可能的阅读方式做了批注：阅读情节，包括经院辩论和哲学对话；把辩论与现实扯上关系；发现这个文本编织了许多其他文本，而去追根求源。倘若要读通读透，三种方法必须一起上阵。[11] xiv- xviii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先做方差齐性检验，若方差齐性，则采用SNK法比较组间差异，不服从齐性分配采用friedman M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rson线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艾柯建议使用两种方法穿越叙事林地：第一种是尝试一种或几种路线尽快走出去；第二种是漫步，摸清林子的模样，哪些路径可行，哪些路行不通。[3] 8-9, 27阿加莎·克瑞斯蒂的《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中的模范读者呼唤第二层次读者合作，其叙述人就是凶手，在叙事中用有歧义的人物将模范作者的意图表现出来。艾柯的模范读者是作者的同谋，在阅读游戏的过程中成为“文本的猎物”。[13] 50艾柯的模范读者旨在为作品找到知音。

如何才能成为第二层次模范读者？帕尔森斯(Kathryn Parsons)在《回转：翁伯托·艾柯》一文回顾艾柯1993年春做哈佛诺顿诗歌讲座教授经历，提到艾柯寻找能辨认出“地毯上的图案”的“第二层次读者”。[14]24首先，读者要理顺叙述人打乱的事件顺序，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接下来，经验读者要发现和理解模范作者需要他做什么，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模范读者。模范作者在叙述话语中设定了理想读者类型，并做了示范，即模范读者的一切信息由文本设计出来。[3] 32, 27, 93读者还可以根据生活经验和对其他故事的了解，进行林子外的想象漫步，预测故事的走向。

换言之，文本的最理想的读者人选在创作时就已拟定，文本为读者预设某种格式的百科全书，比如，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预见、要求并需要模范读者有无限的百科全书能力，甚至要求比经验作者乔伊斯还要高级的读者做出作者没有想象过的阅读发现，比如引经据典和语义联结。在故事中，作者在给出的信息里面发出了一套阅读指令。[3] 109-110, 116艾柯认为，作者自己是“模范读者”，可以拒绝看起来不经济的阐释。[4]53作者在写作时，就想到了读者；作品完成后，文本和读者的对话建立起来。作品在写作过程中，就存在双重对话：文本和前面写好的文本的对话；作者和模范读者的对话。[13]147

1980年，艾柯在博洛尼亚大学研究符号学，在耶鲁讲授文学。同年秋天，他在《今日诗学》雅各布逊研究专栏发表《文本阐释的两个问题》，对他1979年在《读者的作用》和《故事中的读者》中提出的叙事文本阐释理论作进一步阐发。艾柯当时的研究兴趣在“阐释叙事层面和外延推理”，即对故事和可能世界的研究上。他所谓文本阐释的两个问题，一是同位素(isotopies)；二是“深层组织结构的内涵方面阐释的一些问题”。[15]145艾柯借用格雷马斯的话，把同位素界定为“能连贯解读故事多层语义的范畴复合体”，[15]146呈现一种伞状语义结构。他精心绘制了语义解读的流程图，在这篇文章和《读者的作用》一书中都附有这幅图。

这是一个理论模型，在阐释之时并不是照搬照抄。文本的内涵和外延结构是由十个板块组成的流程图：箭头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流转的，上下左右互证互参互推的。虽然解释这个流程图很复杂，难以囊括全部信息，但是可以大致解读如下：

开始的三个板块是文本的第一个层次，即表达的内容。它指的是内在的代码、亚代码与外部的话语环境共同构成的线性文本表达。一方面，代码和符号指文本所采用的基本词典、互参原则、语境和情境的选择、修辞和风格的超符码化、普通框架和互文框架、思想的超符码化。文本固有的这些符码是客观存在，读者解读时要求尽可能贴近原文，避免篡改。另一方面，话语环境是关于信息发送者、时间和社会环境和言语行为性质等做的假设，属于具有推理性质的可能世界。

在文本基础之上，内涵的构成因素从下往上的关系是，从话语结构可对叙事结构加以分析，在叙事分析的基础上发现行动元(actant)结构，然后剥离出基本思想结构；自上而下也可以进行反向推理。在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加以推导，可以在外延方面自下而上做三个层次的追问：话语结构所呈示的单个小主题、框架的演绎、放大和麻痹的特征，展示语义和同位素；根据话语结构，第一次提及某一个可能世界，这是所谓括号化的外延。接着，叙事结构揭示故事的宏观命题，包括主题、动机和叙事的诸多功能；根据叙事结构，做一番预见和推理漫步，追问时间连续体和故事呈现的世界状态、可能性断裂及其推理的深层意义何在。然后，行动元结构显示行动者角色现实的行动元角色；根据故事的行动元结构和基本思想结构，推理出世界结构，世界的布局，所赋予的真理价值，进入多种世界的可能性，对假设态度的认可。反之亦然。

三、读者和文本的合作

艾柯在把读者纳入文本策略时，就提出了模范读者的构想，并要求模范读者采取和作者共谋、和文本合作的方式，对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以此重构和占有文本。虽然有学者担忧，“将读者(和其他任何实用概念)引入文学理论，潜藏着一个危险，就是冲动地将文学作品的意义和阐释程序相对化”。[16]114艾柯的接受理论对这一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预防。他的《开放作品》的思想为作品阐释创造了张力，让阐释在无限和有限之间进行，百科全书作为调控的标杆。原来的批评家和破解符码的作者，现在变成了符码设置者，让读者在寻找定义和真理时合作和服从。

据此，模范读者识别文本中设置的符码限制，根据相关的文化百科全书，做溯因推理，进行无限衍义。但是，读者可能发现不了符码或者做出有争议的解读。艾柯在《读者的作用》中将语言、思想和阅读主体放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对于文本的歧义，巴特和克里斯特瓦建议把语言和身体考虑进去，而艾柯把歧义也当成是文本策略，目的是让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他强调歧义是文本信息的一个层面，解读发生偏离、改变既定范式或者代码是自然的。德·洛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称，艾柯的符号视野消解了心理、身体、本能、欲望这些因素及其呈现。[17]215-217

艾柯早在《开放作品》中就提倡给读者自由，读者、观众和旁观者参与的自由。“然而，在阅读自由和作品限制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许多人夸大读者阅读自由，忘记这是相对于阅读客体而言的。不是文本的权利，而是文本的权利和读者的权利之间的辩证法”。[14]23艾柯强调作品引发的开放性解读活动，而大多数读者却把注意力放在开放类型的文本上。艾柯对手写本《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的多种阐释方式起到了示范作用。本书有12个月袖珍画。艾柯在20岁出头时做了误读，看重其装饰性。后来，他走文献路径，来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状况；从古怪图像入手，来满足好奇心；把此书当成不完整和不协调的书，当成肖像学或者百科全书来看。[18]87-92

诚然，文学作品鼓励阐释自由，允许读者对文本中的话语进行多层次阅读，把语言的歧义性及其反映出的真实生活的歧义性发掘出来。艾柯提醒读者，对书中的定论需要谨慎对待。比如“安娜·卡列琳那自杀了”是永恒的真理，读者无可辩驳；对耶稣是上帝之子或者在历史上存在持否定态度的读者，是值得尊重的；宣称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结婚的人，却不值得尊敬。[19]5这三个例子把恰当阐释和过度阐释的界限，文本的阐释和思想的阐释的界限进行了划分。正如艾柯在《无限的清单》(2009)所言，“形式有如封印”，[20]12意义就在这场景之内。但是，思想观念是可以接受挑战的。

《阐释的限制》将作者意图、读者意图和文本意图作了区分。艾柯在《阅读我的读者》中强调，文本是为生产其理想读者而构设的工具，生产对它的挑战做出反应的读者；要证明文本意图，唯一方法是把文本作为连贯的整体来审视。[8]819-827他在《一个年轻小说家的告白》中分析文本意图的重要性，因为“认识到文本意图意味着认识到了符号策略”。[4]39《阐释的限制》把阐释的自由和不自由做了规定：可以让故意产生歧义的文本说许多事，但不能、不应该让文本说它本来没有打算说的事。这种阐释观并不否定或者抵触《开放作品》中的理论，而是明确地指出无限制的互文解读和过度阐释的危险性。艾柯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间，阐释者的权利强调过甚了。虽然说阐释无限，但仍有标准可依。如果阐释是无限的，那么“话语宇宙本身的运作限制了百科全书的规模”。[15]154

哪一种阐释最合法？艾柯的回答是读者要探明文本发出的阐释合作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文本的读者在恰当的百科全书能力基础之上，通过连续的溯因推理，提出多种主题、多种解读方法和连贯性的假设；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阐释主动性由文本的性质决定”。[15] 154多元意义是文本设置的一种现象。即使作者当时没有考虑过鼓励读者在多层面上进行阅读，读者也可以根据其百科全书能力的大小来做不同层次的解读。

面对文本，是阐释还是使用决定两类读者。区分自由使用文本和阐释开放的文本，是巴特“文本的欢愉”的分水岭。阐释牵涉到作者的策略和模范读者反应的辩证关系。随意的、反常的利用文本进行审美活动不是没有可能，有时甚至会有创造性。博尔赫斯的《皮埃尔·马拉德，〈堂吉诃德〉的作者》就是绝好的例子。[15]154言外之意，解读文本时，要对作者承载的文化传统，文本的阐释历史做一番了解，因为解读行为是读者了解世界的能力和文本设定的能力之间“困难的交易”。[8]822

读者的合作受限于文本自身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而断章取义的片面阐释会加以破坏。什么是“连贯的整体”? 艾柯借用奥古斯丁的观点作答，“对文本某部分的阐释如果被同一文本的另外部分所证实，是可以接受的；若受到挑战，则一定要加以拒绝。在这一意义上，文本的内部连贯性对读者失控的动机加以控制”。[4]38艾柯的前提是，阐释行为要靠读者愿意和文本潜在的信息合作。读者提出信息话语结构的假设，在解码过程中根据文本和历史语境决定是有效还是无效，合法还是误读。[21]11-12

有时候，艾柯对评论者的态度是法官式的。他指出，虽然尊重读者是必须的，但是创作者是自己作品的理性读者，有权挑战牵强附会的阐释。[4]5《〈玫瑰的名字〉后记》就是针对读者误读小说标题而写的。艾柯还批评玛丽亚·波拿巴(Maria Bonaparte)1949年把艾伦·坡作品中病态人物和作者自传牵扯到一起分析，而这跟该文本的模范作者不存在关联，这种阐释变成了医学诊断。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讨论坡的《一封被窃的信》时，也是针对文本无意识层面的话语，但他主要对文本结构进行分析，把故事分析推进到行动元结构，艾柯称之合法批评。艾柯用这些例子论证，指向文本合作模态的批评和为其他目的而利用文本是不同的。[15]159-161在《解读我的读者》中，他点名批判了五位评论者对他《玫瑰的名字》进行断章取义、武断推理的过度阐释，来捍卫他把作品当成连贯的整体来阐释的原则。其中，他不认同阿蒂吉安尼(Artigiani)对他小说中插图的批评、柯莱蒂(Coletti)说他小说抹去性别、鲁比诺(Rubino)对书中猪的解读、文本自反游戏和贝隆(Veron)建构模范读者的策略。他指出这些其实是孤立的解读，但是这些读者却自认为是模范读者。[8]822在很大程度上，艾柯自评作品可以视为在演示和继续阐发他的阐释理论。

总之，在符号学家的眼中，理论难题是不能做含糊和空洞的处理的，而是可以用符号加以穿透的。艾柯在读者理论上的孜孜以求证实了这一点。在其文本符号学框架内，读者这一符码是设置在文本里面的，不是作为独立于文本之外的旁观者而存在的。文本符号学把读者的解读符码化、结构化、客观化和革命化，建构起阐释标准和阐释策略，赋予读者理论以丰富的内容，克服了其他相似类型理论的空泛性。读者的解读与作者、文本产生互动和交流，给作品注入生命。正如多勒泽尔所言：“文学交流图式中的‘理想’读者不必写作和生产文学文本，其阅读和阐释便可以‘占用’现存文本。”[10]181-182艾柯的模范读者具备百科全书能力，能够在语义阅读和审美批评的协作中打开叙事迷宫。在文本符号学框架下，作者、文本和读者进行三方交流互动，读者在文本阵地中发现作者设置的阅读合作信息，据此对作品进行独创性的阐释。要之，艾柯的读者理论顺应时代的发展，在文本阐释中充分肯定文本的核心地位，肯定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把阐释的权威交给读者。模范读者不需要屈从作者的权威，但是却可以用文本和百科全书为杠杆，在自己心目中创造出文本的模范作者，写出自己的文本，把作者影响作品阅读方式的决定性效果加以抵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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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莲姣

A Semiotic Reading of Umberto Eco’s Theory of the Readers

ZHU Tao-xia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Abstract：Umberto Eco has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exploring the theory of the readers. Ever since the end of 1950’s, he has never stopped his emphasis on the readers’ role in interpreting texts, and his theoretical works, essays and novels have shown his incessant concern with the issue. Under the semiotic framework, he develops his textual semiotics in the light of the semiotic triangle of author, text and reader, whereby to turn the readers’ interpretation into a dynamic process to demonstrate the communicative nature of literature. He constructs his Model Reader, and answers what rights readers have, how they interpret and how the text and the encyclopedia regulate the readers’ interpre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ception. He aims to establish a concrete standard and model to draw a dividing line between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textual criticism.

Keywords：Umberto Eco; theory of readers; model reader; text; semiotics

收稿日期：2015-12-26

作者简介：朱桃香(1966 - )，女,湖北荆门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叙事理论、西方文论和西方小说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翁伯托·艾柯的迷宫文本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0BWW00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YJA752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6)03-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