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珂

(东南大学　现代汉诗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1189)



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好五大社会生态关系*

王珂

(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江苏南京211189)

摘要: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把新诗建设成采用现代诗体抒发现代情感,直面现代生活唤醒现代意识的诗,现实任务是培养现代人和建设现代国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五大社会因素决定着新诗的“中国特色”,影响着百年新诗的现代性建设。新诗现代性建设是系统工程,要激进又保守地处理与时代的关系,介入又疏离地处理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热情又冷静地处理与文化科技的关系。要适度利用政治赋予新诗特有的批判精神来产生反现代性的力量,来加强对现代性的反思甚至批判。不能再让商业诗歌和艺术诗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极端对抗。要弄清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的差异,高度重视网络诗。新诗不能极端现代,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性转移而被中国化重构的境况之中,现实主义诗歌的保守带来的对现代性的“反动”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动力。

关键词:新诗;新诗现代性建设;社会生态关系;中国特色

现代性可以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具有政治学甚至伦理学的意义，后者具有美学甚至诗学意义。如果把新诗视为一种现代性文体，借用哲学的现代性理论与文学的功能文体学理论，采用文体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分别从题材与体裁角度考察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和教训，研究策略和方法，就会发现新诗的启蒙现代性建设主要是“诗题”的建设，要重点建设九大诗题：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新诗的审美现代性建设主要是“诗体”的建设，要重点建设八大诗体：自由诗、格律诗、小诗、长诗、散文诗、图像诗、网络诗和跨界诗。诗人生活在社会中，新诗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诗的功能，诗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诗体，不管是诗体建设还是诗题建设，都必须处理好它们与社会生态的各种非诗影响因素的复杂关系。

一、新诗现代性建设是系统工程

任何文体规范或文体自由都不会只局限在文体自身内，尤其是新诗这种“问世”的合法性被质疑不断的文体，更是受到人、社会等非诗的生态因素影响，在以白话诗运动为代表的新诗革命爆发百年后的今天，更有必要加强以新诗诗体及文体现代性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新诗现代性建设。通过新诗诗体建设带动新诗文体建设，通过新诗文体建设促进新诗功能建设和新诗生态建设，通过改善诗歌生态来改善文学生态，通过改善文学生态来改善文化生态和影响政治生态，即通过新诗现代性建设这一诗歌改良运动来完成培养现代公民和建设现代国家的使命，真正让新诗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汉诗”——用现代汉语写的诗和有现代精神的诗。即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把新诗建设成为采用现代诗体，抒发现代情感，直面现代生活，唤醒现代意识的抒情文体，现实任务是培养现代公民和建设现代国家。

21世纪初的这场汉语诗歌的改良活动与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在目的上大致“英雄所见略同”，在方法上也有些异曲同工。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变革的大系统中，汉语诗歌变革只是其中较低级的子系统，这一“革命”系统之间的递进关系式如下：新诗革命—文学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前者是后者的“革命先锋”。新诗革命百年以后的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再是“破”的时代，而是“立”的时代。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时代，因此今日新诗不需要“二次革命”，需要的是“二次改良”，在新诗的文体建设方面应该温和有序，不要建设极端的格律诗体和自由诗体，只能建设准定型诗体。在新诗的功能建设方面却要相对激进，重视新诗的“救国”的启蒙功能和“救人”的治疗功能，尤其是在和平时代更要高度重视后者，把20世纪的“启蒙宣传”功能适当让位给21世纪的“抒情治疗”功能，重视普通人的生存问题，肯定人的本能需要——人的肉体需要和审美需要，既要承认启蒙写作(革命家宣传性写作)、身体写作(平民自慰式写作)与审美写作(文人唯美化写作)三大写作各自存在的必要性，更要化解三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巨大矛盾。

今日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新诗应该绝对现代，但是不能极端现代。必须考虑到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有必要反思现代性，允许对现代性产生一些不满。“虽然弗罗伊德高度肯定了现代倾向的感觉(sense of the modern disposition)的重要性，但是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思考人类是否应该接受文明。因为文明的独到之处甚至负面因素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文明的人群中，文明的感觉让人的行为更坏，让人受罪更多，甚至超过了一些进化较慢的人群。”[1]416如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对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出现了生态危机。所以不能极端认为“新”就比“旧”好，“现代”就比“传统”好。因此在新诗现代性建设中既要倡导现实主义诗人采用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甚至要求他们向现代主义诗人转化，也要肯定现实主义诗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不能极端追求新诗的“现代化”，过分迷恋“现代派诗歌”及“先锋诗歌”。

大陆新诗现代性建设有必要总结台湾诗界的经验与教训。“台湾文学界自1949年以来，既然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其中尤以新诗最能反映这种状况，被视为‘台湾文学发展的火车头’亦不为过，一径前卫的创作实验，几乎都是由诗人带头掀起风潮的。”[2]1但是台湾新诗也没有采用“横的移植”的方式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以1956年台湾诗坛的一次关于如何接受西方“现代派”的争论为例。台湾现代诗的创始人纪弦在《现代诗》第13期正式宣告“现代派”成立，马上就引来寒爵的一篇《所谓“现代派”》的质疑文章。纪弦因此撰文谈台湾诗坛如何学习西方现代诗：“‘既不学波特莱尔的行为，又不提倡波特莱尔的思想，只是研究他的表现方法’、‘我们是今日中国的现代派，不是法国的颓废派’、‘一切艺术是为人生的。但，只有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态度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才能是真实的意味上的为人生的艺术。’”[3]301半个多世纪以后，台湾诗史家杨宗翰总结说：“我们可以发现，纪弦在‘引进’、‘移植’诸如波特莱尔、阿保里奈尔及其他超现实主义诗人的‘花’时，其实是非常‘自制’的，他设定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理想模式’：只要‘表现方法’，不要其他，不是西洋某国流派的翻版，而是‘今日中国的现代派’——在《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这篇回应覃子豪的文章里，他又将之称为‘后期现代主义’或‘新现代主义’……为了证明后者跟‘原来的’现代主义有所不同，纪弦非常自觉地与美学现代性的其他可能面向——例如颓废派(Decadence)——撇清关系。这也是他所一再强调的‘扬弃’。而对另一个面向——超现实主义，他的态度颇堪玩味：‘倘问如何扬弃与发扬光大，在这里，我可以举例以说明。例如，对于只有破坏毫无建设表现为艺术上极端虚无主义倾向的达达主义，以及阿保里奈尔试作美术之行动的立体诗，现代派是从未‘标榜’的，仅对其反传统的勇气寄以同情而已。而这，就是有所扬弃。至于继达达派的破坏之后开始走上建设之途的超现实派，在其企图现实之最深处的一点上说来，实在是一点也不超现实的；不过所谓‘自动的记述’，则为现代派所不取。在欧美，给予现代主义以相当深的影响的，主要的源流有二：一是超现实主义，另一是象征主义。而在这两者之间，现代派是偏重了后者的。我并不否认现代派的诗风，偶或多少带有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但这乃是基于表现上的有必要，而且现代主义究竟不是超现实主义，……我对超现实主义那种革命的精神倒是一向寄以同情的，因为要是不把旧的打破，何能建设新的？……超现实主义当初的革命运动是纯洁的，那种反传统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3]301-303洛夫等诗人正是采用这样的策略，学习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翻空离奇”“潜意识写作”等手法，完成了对中国传统诗歌的“背离与回归”，写出了《石室之死亡》《漂木》等优秀诗作。今日大陆诗坛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仍有必要采用纪弦半个多世纪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理想模式”，高度重视“表现方法”，适当重视“诗歌精神”，打造“今日中国的现代派”。

西方的现代性不能与中国的现代性相提并论，新诗现代性建设应该强调“中国特色”。针对中国诗坛现状，应该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并列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主要类型。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认为“五副面孔”是：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有必要把今日新诗的现代性的“七副面孔”定位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和媚俗艺术。“一种意识形态只能存在于通过转移而被重新构建的境况之中。”[4]43在今日中国大陆，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性转移”而被“中国化重构”的境况之中。这里的“中国化”可以用“中国特色”替换，正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五大因素决定着新诗现代性的“中国特色”。“在现代性中有一个共同的指涉物，也就是，共有的生活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共同元素的描述与反思——我们通常称为‘社会现实’。但由于每一种生活经验也都是独特的，所谓现代性的‘社会现实’这一指涉物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表述，也就将显现出迥然不同的面目。”[5]1新诗现代性建设运动必须处理好这种现代性的“社会现实”，具体为处理好新诗现代建设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复杂关系。正是因为“社会现实”使今日新诗不能完全放弃现实主义，也决定了新诗现代性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在“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的总方针下进行。

新诗的生态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分为诗人的因素与社会的因素两大部分。社会因素主要有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因素，尤其是这五大因素直接影响到诗人的创作。人的因素主要指诗人的个体因素，如诗人的性别、年龄、宗教、民族和地域(籍贯)等个体生态。依据近年新诗的文体类型及文体功能，可以把未来新诗现代性要建设处理的十大关系及主要诗歌形态具体为：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时代(先锋诗歌和保守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政治(官方诗歌和民间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经济(商业诗歌和艺术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文化(文人诗歌和大众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科技(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宗教(神性诗歌和人性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性别(女性诗歌和男性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年龄(青少年诗歌和中老年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地域(国语诗歌和方言诗歌)、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民族(汉语诗歌和民族语诗歌)。

二、激进又保守地处理与时代的关系

处理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时代的关系需要重视激进与保守的对抗，具体为要重点建设“与时俱进”的先锋诗歌和“不知有晋”的保守诗歌，前者更多指“后现代诗歌”，后者更多指“现代诗歌”。“现代的精神气质始终像妄自尊大一样是自我泄气的，而且总是两者同时兼有。”[6]265“后现代”强调“解构”，现代既强调“解构”也重视“建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是新诗现代性的一副面孔，“规范”的现代主义，甚至“温和”的现实主义也是它必不可少的面孔，甚至现实主义诗歌的保守带来的对现代性的“反动”，也可能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动力。如新诗百年中的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的三次诗体之争，格律诗与自由诗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各自的发展，竞争带来了双赢。

以新诗史上最大的一次诗体之争为例。与打破“无韵则非诗”这一中外诗歌都遵守的做诗信条的白话诗运动比较，强调建设诗的音乐美和建筑美的新格律诗运动就是一次新诗诗体的现代性建设运动。与其说它是在恢复古典诗歌的格律传统，是对自由诗运动的“现代性”的“不满”，不如说它与自由诗运动殊途同归，都是想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诗歌。否则很难解释为何这个运动由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和留学英国的徐志摩当领袖，他们主张的格律实质上不是古代汉语诗歌的格律，而是西方的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产生的现代诗歌的格律。“法国的‘现代’诗无疑开始于波德莱尔。诗人们如英国的艾略特和庞德在他和拉弗格、兰波那里找到了他们正在寻求的现代性。……早在1870年，兰波就宣称：‘应该绝对地现代’。”[7]90闻一多、徐志摩、孙大雨等新月派诗人主张的新格律诗，虽然没有采用属于英语现代主义诗歌的意象主义诗歌的自由体诗的格律，但是采用的是同属于英语诗歌的现代运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格律。1926年的新格律诗运动并不是新诗现代性建设史上的一次倒退行为，而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建设运动。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都采用了浪漫主义诗人的做人方式和做诗风格。

新格律诗的格律是西方的格律而不是中国的格律。白话诗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革中国格律的“命”，正是因为只“破”未“立”，新格律诗运动才试图“立”——建立起新诗的格律。1926年成了百年新诗史上唯一的“诗体建设年”，建设的结果如1930年12月12日梁实秋给徐志摩的信的结论：“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8]141新格律诗的诗体理论源流应该是西方格律诗而不是中国格律诗。新月派推崇强调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的新格律诗，采用的正是“西洋的形式”：诗行的退行一字书写方式，诗的一句话另起一行的分行方式，诗的四行分节和两行分节方式，完全是西方诗体形式的“横的移植”，根本不是古代汉诗的格律诗的书写形式的“纵的继承”。“固定行数”分节方式，尤其是四行分一诗节、两行分一诗节方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语诗歌中十分流行。1916年美国纽约初版的《大战的诗》(POEMS OF THE GREAT WAR)收录的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主要选自当时重要的诗刊和诗选，如伦敦的《诗刊》(POETRY REVIEW)、伦敦与纽约合办的《诗》(POETRY)、《意象派诗人诗选》(SOME IMAGIST POETS)，尽管当时意象派诗人已经倡导自由体诗，“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的说法，似乎也是外国‘自由诗’的影响。”[9]3但是分行排列，尤其是四行一节和两行一节的诗在诗集中随处可见。

散文退后两格分段，诗退后一格分行或不退格分行，早已成为现代汉语的书写规范。新诗的第二个诗行要退后一字书写，完全是模仿西方诗歌的第二个诗行退后一个字母书写的方式。始作俑者是胡适，在这一点上，他真堪称新诗的鼻祖。他最早在刊物上发表的白话诗是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期刊发的《白话诗八首》，其中《朋友》一诗被视为白话新诗的开山之作。这首诗在新诗史上的最大贡献在“诗体改革”上，它打破了古代汉诗必须是“齐言体”的书写法则。编辑还特地在诗后加上“注”，强调这种“破格留律”式“改革”：“此诗天怜为韵、故用西诗写法，高底一格以别之。”[10]由此可见《朋友》是中西诗体合流的产物，“天怜为韵”源自中国诗体，“高底一格”纯粹是“西诗写法”，这个“注”却有意遮蔽了前者，突出了后者，称这首诗用的是“西洋写法”。这是中国诗人第一次公开宣称采用“西诗写法”写诗。此风一开，仿效者众，使外国诗歌成为新诗最重要的诗体资源，甚至出现新诗是中国人用汉语写的外国诗的说法。

虽然孙大雨、朱湘等少数人采用近代英语诗体，如莎士比亚时代的十四行诗写作。孙大雨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是最早用白话写十四行诗的诗人之一，1926年4月10日，在《晨报副镌》第1376号发表了十四行诗《爱》。他的十四行诗代表作还有《决绝》《回答》《老话》《惋惜》等。但是在新月派倡导新格律诗的时代，孙大雨写的汉语十四行诗虽然严格地遵守了十四行诗的体式和韵式，却在分行与分节上做了一些变通，重视白话的简约与新诗的音乐性。说明他当时是一位现代诗人，只是继承了一些古典传统。

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试图用“现代性”中的“秩序意识”来纠正当时白话诗运动导致的对自由诗的极端推崇，想为新诗建立起“新格式与新音节”——新精神下的新格律。“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11]333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当时反对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这种格律“新建”还被支持新诗现代性建设的激进力量误认为是格律“重建”，尤其是很多诗人把新月派主张的新诗的新格律与旧诗的旧格律混为一谈，认为是新诗史上的倒退复古运动。新格律诗运动导致了新一轮的诗体“自由化”运动。

“现代性的动力首先是在一个拥有传统和固定信念的世界里开始动摇传统和信念的。”[5]65用古代汉语和定型诗体写作的古诗具有“质文代变”的时代性。用现代汉语和不定型诗体写作的新诗也有在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特点。不管是被称为“新诗”还是被称为“现代诗”，用现代汉语和相对自由的诗体写作的这种抒情文体的时代性更鲜明，常常出现先锋与保守的对抗与和解，也导致同一位诗人的创作、同一个诗论家的诗体观、同一种诗体都在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如胡适、郭沫若、艾青的新诗创作都有从自由化到格律化的转变现象，古诗中的“老去渐于诗律细”现象在新诗中重演。

闻一多也曾与时俱进地降低他的格律诗标准。1932年12月，闻一多在《论〈悔与回〉》中承认了长篇的“无韵式”的诗的价值。1943年12月《当代评论》第4卷第1期刊登了他的《文学的历史动向》，几乎否定了他1926年提出新格律诗理论：“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12]21如他所言，此时的新诗正受到“时代的威胁”，中国正处在全民抗战时代，诗的启蒙宣传功能受到极端重视，山歌、小调、大鼓词、信天游等民间形式被诗人广泛借鉴，闻一多诗观发生巨变也是受到了“时代的威胁”。何其芳也与时俱进地修改他的格律诗规范，这也可以说明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他于1944年在《谈写诗》中说：“从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13]455他于1953年在《关于读诗和写诗》中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14]267他于1954年在《关于现代格律诗》中说：“如果我们现在办一所培养写诗的人的学校，……先练习写格律诗比先练习写自由诗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适合它的现代语言的规律的格律诗，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全的现象，偏枯的现象。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但我们总会感到这是一种缺陷，而且对于诗歌的发展也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的理由。”[15]140-141

正是因为重视新诗的时代性，今天才要强调新诗现代性建设的重要性。中国的20世纪的主旋律是“破坏”而不是“建设”，是“革命”而不是“改良”。如同中国的改革既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新诗现代性建设不仅涉及以诗体为代表的新诗形式建设，还涉及以诗题为代表的新诗内容建设。“现代的观念本身就多半是西欧、基督教传统的产物，……这个词语的出现，是在5世纪晚期或6世纪初期的某个时候……并不是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一种对立，而是把古人的智慧与实践活动‘转变’为一种新的语境的方式问题。”[6]41诗人不仅要当时代的弄潮儿写先锋诗，还要当时代的隐居者写保守诗。在新诗现代性建设中有时需要让传统与现代多对抗，有时也需要两者的和解。不管是对抗还是和解，都是为了更好地“古为今用”。

三、介入又疏离地处理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先锋性带来政治性，甚至可以说先锋即政治。与时代的关系过分密切导致新诗常常受到政治的左右，有时甚至依附政治，“时代的传响筒”常常可以与“政治的工具”并论。高度严肃性是新诗重要的文体特色，正是极端的政治性带来了高度的严肃性，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在很多时期都是新诗最重要的功能。百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诗歌伦理：在激进时代，学习外国就是开放，推崇现代就是革命；在保守时代，继承古典就是爱国，重视传统才是正常。新诗的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新诗的先锋性，甚至与新诗的政治性相提并论，新诗现代性建设与中国现代性建设几乎同步，在这一进程中，既有现代性的力量，也有反现代性的力量。两种力量的对抗远远多于和解，对抗产生了负能量，还产生了正能量。这是新诗在百年中更多是一种先锋性甚至政治性文体的重要原因。新诗现代性建设要适度利用政治赋予新诗特有的批判精神来产生反现代性的力量，来加强对现代性的反思甚至批判。五四诗歌运动和朦胧诗诗歌运动这两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最值得借鉴。特别是五四运动，更具有浓郁的反对“传统”，极端地追求“现代”的色彩。“五四运动原是一种文化觉醒运动，……在当时的激流中，要停下来不分新旧只辨好坏完全客观而深思熟虑地去处理文学者实在不多，而且亦非当时的主流。”[16]11五四时期的新诗诗人大多被政治激进主义思潮裹挟，缺乏的是现代性中的理性主义和规则意识，这种理性主义不仅有助于吸收传统，还有助于重建规则。

虽然朦胧诗运动如五四诗歌运动一样，为新诗现代性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与政治的关系也值得反思，尤其需要反思它为什么成了七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报春鸟，甚至“朦胧诗”为何成了“政治诗”的代名词。诗人们本来想写的是“纯文学”的诗，他们的诗却成了“时代的号角”，他们成了“革命的先驱”。与其说朦胧诗潮是一次文体解放的诗歌运动，不如说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政治运动，诗人们扮演的是“诗意的先锋”，而不是“诗艺的先锋”，他们表面上是诗歌改革的先锋，实质上是政治改革的先锋。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认为北岛的诗是“纯文学”，如同今天很多人不把舒婷的《致橡树》视为爱情诗，当时这首诗的政治宣传力量并不亚于北岛的《回答》。家庭是社会民主的最小单位，对家庭民主的追求必定带来社会民主。所以这首诗被称为“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

吴思敬是朦胧诗的最早支持者之一，他在1982年3月就写了原题为《男子汉的诗》，发表在《诗探索》第10期(1984年7月)，题目被编者改为《追求诗的力度——江河和他的诗》，香港《中报月刊》1985年1月号发表时仍用原题《男子汉的诗》。两个标题都显示出江河的诗及整个朦胧诗都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诗歌的这种精神力量成为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一大动力。2006年3月，吴思敬在《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读舒婷的<致橡树>》中说：“《致橡树》是舒婷的名篇，写于1977年3月。1979年4月在《诗刊》发表后，便以其鲜明的女性意识、崇高的人格精神和对爱情的热烈呼唤，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被多种诗歌选本选入，并成为朗诵会的保留篇目。”[17]373《致橡树》问世以来，一直以思想性而不是艺术性流行。舒婷写于1980年2月的《一代人的呼声》总结出了朦胧诗人崇尚“使命写作”而不是“生命写作”，推崇“生存关怀”而不是“生命关怀”的原因：“为了百年后的天真的孩子/不用面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由此不难明白舒婷为何在1979年4月创作出《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这样的爱国者的“宣言”。朦胧诗更多是社会的外在体验的政治抒情诗，不是自己的内在体验的生活抒情诗。

处理新诗现代性建设与政治的关系需要减少官方诗歌和民间诗歌的对抗。这种对抗也是造成当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不正常的重要原因，一些诗人拥抱政治，一些诗人对抗政治，一些诗人逃避政治。“文革”时期出现“官方诗歌”与“地下诗歌”的对立，改革开放初期出现民间诗刊刊发的“民间诗歌”与官方诗刊发表的“官方诗歌”的对立，改革开放中期出现个人化写作与社会化写作的对立，今天仍然存在公共性写作与私人性写作的对立。近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尤其是政治的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新诗与政治的关系日渐正常，民间获得了空前的办刊自由，网络诗歌不需要任何编辑的审定就可以公开发表，已经没有了官方诗歌和民间诗歌的极端对抗。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只有大学校园办的诗刊才“合法”，社会青年办诗刊很难获得“准印证”，没有准印证不可能进印刷厂。但是近年过度流行的“唯美写作”及“个人化写作”也导致了题材的轻化和思想的淡化，诗的政治性和严肃性越来越弱，新诗的启蒙功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代社会离不开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正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双管齐下才使中国30年来的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处理好与经济的关系，不能再让商业诗歌和艺术诗歌极端对抗，诗人尤其要向广告人学习，借鉴艺术性广告的制作方式，创作艺术性广告诗。古代汉诗一直有为商业服务的传统，如清末民初重庆江津诗人钟云舫(1847-1911)写成了中国第一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该联1612字，他推崇西方诸国“以商贾为重，以技艺为宗。”也为茶楼酒肆等店铺写了很多短联。他的《振振堂联稿》收有对联1850副，其中500多副是商业对联。这样的对联就是广告诗。甚至古代诗人无意中创作的诗句，今天竟然成了非常有经济效益的广告词，如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今天黄鹤楼、扬州和桃花潭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近年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尤其是为了推介旅游景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主办诗歌节，邀请诗人游玩后写带有旅游性质的广告诗，促进了广告诗的发展，但是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广告诗写作者和广告诗创作团队。诗人写作这类诗时也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广告人”，没有按照广告制作的科学原则和商业原则写作。现在由各地文化局编的当地诗选很多，很少是由旅游局编的。只有少数景区意识到广告诗的重要性。如2006年厦门旅游局想把厦门重要景区的鼓浪屿打造成“诗歌岛”，来增加它已有的“音乐岛”(“钢琴岛”)的文化影响，举办了“第一届鼓浪屿诗歌节”。主办方倡议参加诗会的30多位诗人写有关鼓浪屿的诗，但是并没有说如何采用这些诗。2007年5月，由厦门旅游部门主编的《鼓浪屿诗影集》出版了，每张精美的风景图片配上了诗人写的诗，这些诗写的几乎都是与当地有关的景物，大到大海，小到三角梅。全国各地的景区都出版了宣传画册，但是有画又有诗的，只此一家，它对宣传鼓浪屿及厦门旅游起到了较大作用。诗歌节刚结束，《厦门日报》和北京的《诗歌月刊》就刊登了这些诗，也达到了一定的广告宣传效果。但是没有一位诗人写诗时是把它当广告诗写，甚至很多诗人在骨子里也坚持“文商不通”，甚至“君子固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传统文人的生存观和金钱观。这些观念是当今很多诗人认可的观念。说明广告诗在大陆仍然需要认真建设，甚至还需要为它的商业性“正名”。

大陆很多诗人不仅不屑写广告诗，也蔑视写歌词的人，总是认为写诗的人比写歌词的人在艺术品位和做人境界上更高。这说明新诗现代性建设需要处理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要处理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既要建设文人诗歌，还要建设大众诗歌。“艺术应当不仅在文化上，并且在物质上都成为生产力。”[18]105现代新诗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物质上也应该成为生产力。

四、热情又冷静地处理与文化科技的关系

文体革命源自人的喜新厌旧的天性、社会的进化潜能和文体自身的革命动能，社会文化直接影响文体变革。在西方，艺术的现代性与文化的现代性休戚相关，甚至成为精英文化对抗大众文化的产物。“那种生活，即现代的生活，已经变得如此常规化，对它自身来说也难以理解，以至于现在要呼唤一种全新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新的形式由于使人不能容忍或含混晦涩，因而是对商业化和大众文化的抵抗，成了现在唯一可能的真正艺术，是一种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历史的，甚至是哲学的艺术，不过，其目标是纯审美的，深刻地受到已成为一种观念的现代性的促动，并受到对终极的现代‘真诚’的要求的促动，那种真诚是对人类理想的偶然性和变化不定的确认。”[6]61在今日中国，也存在这样的现代性语境下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抗。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好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化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抗是困难的。但是不管多难，都必须迎难而上，才能让精英和大众都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只有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公民”，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国家”。

新诗现代性建设应该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没有低级文化就没有高级文化。……大众艺术的功能是娱乐。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娱乐，因为娱乐既可以是优雅的、有趣的和深奥的，也可以是粗鲁的、原始的和肤浅的。高雅艺术的髙级爱好者有时也是大众文化的高级消费者。”[5]167精英文化及精英文人应该“引导”甚至“规范”大众文化，应该采用“介入”而不是“教育”甚至“控制”的方式。尤其不能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对大众文化横加指责。精英文人应该“平视”，而不是“仰视”或“俯视”大众文化。新诗现代性建设有必要针对新诗在诗艺上的“粗糙”与新诗诗人在学养上的“浅薄”，响亮地喊出：“新诗与‘不学无术’无关！”要求新诗诗人要有学养和技巧，要求新诗写作要有难度和高度，甚至倡导新诗诗人学者化，但是更应该明白现代社会推崇的是政治民主与文化多元，尤其是现代政治追求的是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充分考虑中国各地文化的差异性和各种文化的层次感，既要学者型唯美写作，也要大众型唯情写作。

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好与科技的关系，要弄清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的差异，高度重视网络诗。在现代社会，“科学不仅仅成为一种力，而且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5]115科技改变了艺术，网络诗颠覆了人们已有的诗歌观念，让人的图像思维和诗的视觉形式受到重视，诗甚至由“抒情的艺术”变成了“视觉的艺术”，由“语言的艺术”变成了“音乐的艺术”或“图像的艺术”。尤其是改变了诗的创作方式，人的语言智能让位给人的空间智能和音乐智能，语言思维让位给图像思维，人不再凭借语言写诗，可以真正满足人的这种基本的审美需要。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的交流的方便，如“在线写作”让历时性写作变成了共时性写作，让时间与空间合为一体，没有了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快慢，使网络诗写作变成了“智力游戏”或者“智力体操”，诗人更关注写作的过程而不是写作的结果，追求的是写作中的快感而不是作品完成后的成就感。网络还可能将诗人由艺术家变成匠人，把诗由“艺术”降格为“技术”，如近年甚至出现了做诗软件，“机器诗人”虽然不能像工业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取代“人工诗人”，但会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诗人地位的降低。“技术的本质肯定不是技术性的。它并不存在于机器、事物中。它存在于现代人的思考方式中。”[5]102这正是软件诗近年问世后没有得到诗坛认可的重要原因，它可以改变诗的创作方式，却不能改变现代人的思考方式，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如同工业生产上的仿生机器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智能化，电脑做诗软件和硬件都会越来越好，如近期出现了新闻写作软件正影响甚至威胁着新闻人的职业生存一样，它对诗人、新诗的影响，尤其是对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这种影响对诗人中心而言如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解构，会让“诗人已死”的预言成为现实，新诗创作不再以诗人、诗作和读者三轴心运行，诗人有可能被机器取代。但是对文体及诗体重建而言，则可能是一件幸事，做诗软件采用的逻辑语言与文体惯例及诗体定型有异曲同工之处，诗家语和诗体是电脑合成诗的两大基本元素，因此诗体建设会更受到重视。“在现代主义中，典型的现代体验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或者是‘中心不再有效’，它已激发起了创造一种‘主体性的中心’，即一种自主的和自我界定的艺术家，对后现代主义而言，则完全没有任何中心，主体本身被‘非中心化了’，再也没有根源或来源，它本身就是一种结果，是社会和心理的多重力量的产物，全都要求一种与现代主义小说家偏爱的内心独白全然没有联系的话语。”[6]252网络诗写作也可以给诗人带来“现代体验”，因为它发表自由，诗人自己可以任意在网上公开，不受官方或权威，甚至印刷技术、时间空间的束缚。去中心化及主体性的丧失，会给诗人带来更多的“后现代体验”。所以网络既有助于满足人的低级需要的情色写作，也有利于满足人的高级需要的唯美写作。狂欢性写作、游戏性写作、形式主义写作、伤感主义写作等受到纸质写作的严肃性束缚的各种写作方式都会获得空前的解放。

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将纸质诗与网络诗分开建设，尤其要倡导诗人要有科学精神，要重视网络诗的科学性，用科学的眼光来打量网络诗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既要认识到科学对诗带来的好处，更要发现它的害处。网络诗的受者通常采用的是碎片式的读图方式，而不是整体性的读文方式，这导致了阅读的随意与接受的粗浅，使读者无法抵达诗作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即使是好诗也因为没有反复细读无法品出诗味，高明读者及深度阅读的缺失也会使诗人不再精雕细琢地写诗，本来是最高的语言艺术的诗沦落为最不重视语言的精致的大众艺术，如近年意象诗沦落为口语诗，口语诗差点沦落为口水诗。这对促进新诗现代性中的世俗性有好处，却会因为过分的世俗化缺少诗应该有的严肃性和艺术性，导致诗人过分依赖电脑技术，缺少必要的学养和技巧。无论是汉语诗歌还是英语诗歌，在古代，诗人要创作图像诗，书写及排版的难度极大，现在电脑可以自动排版，大大削弱了诗人创作图像诗需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机器取代人完成有难度的写作，会让精明的现代人变成呆板的古代人。

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两大任务始终是培养现代人和现代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如在五四时期追求的是民主与科学，在改革开放时期追求的是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在今天这个和平时期，追求的是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新诗现代性建设最重要的任务是造就现代公民和现代国家，更应该处理好它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社会生态要素的关系。在实际建设中，它们都可能是双刃剑，如现代科技并不只是可以造就现代人，还可能伤害现代人，尤其是削弱现代人的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妨碍现代人必须有的独立人格的有效建设。“功夫在诗外”，新诗现代性建设也必须高度重视这些非诗因素。

参考文献：

[1] Lionel Trilling.The Modern Ele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M]//Donald M.Kartinganer.Malcolm A.Griffith.Theori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72.

[2] 孟樊.当代台湾新诗理论[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3] 杨宗翰.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M].台北:巨人图书公司,2002.

[4] Judith Williams.Decoding Advertisements[M].London:Robert MAClehose and Company Limited,1978.

[5] [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M].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 [美]罗伯特·皮平.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论对欧洲高雅文化的不满[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 [美]R.S.弗内斯.表现主义[M].艾晓明,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8]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M]//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9]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0] 胡适.白话诗八首·朋友[J].《新青年》第2卷6号.1917(2).

[11] 徐志摩.诗刊弁言[M]//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17-1927.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12]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M]//袁謇正.闻一多全集文学史编·周易编·管子编·璞堂杂业编·语言文字编10》.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3] 何其芳.谈新诗[M]//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选.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14] 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M]//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5] 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M]//何其芳.何其芳选集.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版社,1979.

[16] 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7] 吴思敬.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读舒婷的〈致橡树〉[M]//吴思敬.中国当代诗人论.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8]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万莲姣

On Five Major Social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of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eo-Poetry

WANG Ke

(InstituteofModernChinesePoetry，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1189,China)

Abstract：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New Poetry is to make New Poetry become Modern Poetry with modern poetic styles which express modern feeling, reveal modern life and awaken people’s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real task of th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New Poetry is to cultivate modern people and build a modern state. To build the modernity of New Poetry, what determin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Poetry are five social factors including times,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technology. Th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New Poetry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w Poetry and the five factors properly, facing the times both radically and conservatively, facing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with intervention and alienation, and facing the culture and technology with enthusiasm and dispassion. We should appropriately adopt the unique critical spirit of New Poetry from the politics to produce power of anti-modernity to strengthen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modernity. We should no longer make commercial poetry and artistic poetry,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extremely against each other.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aper poetry and internet poetry. Internet poetry deserves our high attention. Chinese New Poetry can not be extremely modern. Modern poetry is to a great extent in such a situation that realistic poetry and romantic poetry transfer to the modernity, and tend to be reconstructed with Chinese background. It is the anti-modernity which is brought by conservative nature of the realistic poetry that is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New Poetry.

Keywords：Chinese Neo-Poetry; th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eo-Poetry; social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2015-11-30

作者简介：王珂(1966-),男，重庆市人，文学博士，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诗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2YJA751058)阶段性成果，项目负责人：王珂。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全球新诗文体生态调查及新诗现代性建设研究”(项目编号：3213005423)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6;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6)03-0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