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网谷，高　军，夏　欣，周大庆，李中林，蒋明康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42)



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分布现状及其影响

徐网谷，高军①，夏欣，周大庆，李中林，蒋明康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210042)

摘要：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加强，社区发展与资源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已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核心工作之一。基于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项目，并结合历年研究资料，综合分析了我国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分布状况及其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结果表明，截至2014年底，全国1 657个已界定范围边界的自然保护区内共分布有居民1 256万人，平均人口密度约为0.1人·hm-2；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涉及土地资源、野生动植物及环境质量等。该研究系统地厘清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的分布状况及其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方式，这对于制定相关保护管理政策以及促进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分布；人口密度；影响分析；功能分区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已成为当今全球性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之一[1-2]。作为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我国自然保护区经过近60 a的建设,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基本形成类型多样、功能比较健全、区域分布趋于合理的自然保护区体系,使我国大多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重要自然遗迹得到了有效保护[3]4-5，[4-5]。然而,自然保护区大多位于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偏僻山区,当地社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强,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居民对资源的使用,从而导致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我国早期的自然保护区建区方针是“早划多划、先划后建”,所以大多是从已被原住居民利用的土地上划出的[6],自然保护区同当地居民的村落、农田、牧场以及集体山林等交错在一起,甚至许多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也有居民分布。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平参差不齐,部分自然保护区还存在边界不清或根本未划界的问题,土地权属复杂,加上缺乏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以规范等原因,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居民之间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6-7],能否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直接关系到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成败[8-9]。因此,厘清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分布状况及其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对于制定相关管理政策和社区扶持政策,促进自然保护区和社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研究对象与方法

由于我国早期的自然保护区大多属于抢救性划建,范围勘定等管理工作未能及时跟上,部分自然保护区界线不清或根本未划界。因此,该研究基于环境保护部“全国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与评价”专项调查结果,仅对已明确范围边界的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分布状况进行调查统计。调查工作自2009年11月起,在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分阶段分区域开展。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建有自然保护区2 729个,其中已明确边界的自然保护区有1 657个,包括42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9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72个市级自然保护区和364个县级自然保护区。通过问卷调查对各自然保护区内总人口数量及各功能区人口数量进行统计,并结合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综合考察报告等相关材料,对其中存在缺失或明显错误的自然保护区人口数据进行筛选核对。

2我国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分布状况

根据“全国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与评价”专项调查统计结果,截至2014年底,全国1 657个已界定范围边界的自然保护区内,共分布有居民1 256万人,平均人口密度约为0.1人·hm-2。不同级别、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自然保护区以及自然保护区不同功能区内居民分布状况呈较明显差异。

2.1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分布状况

从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分布状况(图1)来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居民约413万人,占全国已明确边界自然保护区总人口数的32.9%;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居民约843万人,其中省级、市级和县级保护区人口数分别为592万、110万和141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人口密度约为0.04人·hm-2,明显小于地方级保护区。据不完全统计,42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约有103个自然保护区内无常住人口。

2.2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分布状况

从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分布状况(图2)来看,古生物遗迹类自然保护区平均人口密度最高,达2.36人·hm-2;其次为海洋海岸和野生植物类,平均人口密度分别为0.43和0.42人·hm-2;地质遗迹类平均人口密度为0.21人·hm-2。

图1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明确边界

自然保护区内居民分布状况

Fig.1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the

nature reserves with clear boundaries in 2014

图2不同类型已明确边界自然保护区内居民分布状况

Fig.2Averag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boundary-defined

nature reserves different in type

古生物遗迹大多埋藏于地下,地质遗迹有部分埋藏在地下,也有部分是由于人类活动(如开矿采石等)而被发现,因此这2类自然保护区对人类活动影响考虑较少,且部分自然保护区面积相对较小,故区内平均人口密度较大,如河南南阳恐龙蛋化石群和山东山旺古生物化石等自然保护区。海洋海岸类自然保护区中,以海岸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内人口数量较多,保护区所处的滨海地带往往是人口和经济的高密度带,区内及周边社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如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和山东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等自然保护区;而以海洋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内人口数量则较少,如浙江韭山列岛、广东南澎列岛和海南三亚珊瑚礁等自然保护区。野生植物类自然保护区(如贵州省的部分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仅针对某一种或几种珍稀濒危植物的就地保护,面积往往较小,且这些自然保护区多位于集镇附近,因此人口密度较大。森林生态类自然保护区平均人口密度为0.18人·hm-2。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部分森林生态类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居民大多世代居住于此;另外,此类自然保护区大多由林场改建或是从林场中划出一定区域建设而成,因此其实验区及周边地区人口分布数量相对较多。

荒漠生态类自然保护区平均人口密度最小,仅0.002人·hm-2,此类自然保护区往往为大中型自然保护区,多位于人烟稀少地区,自然保护区内没有常住人口或人口很少,如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和内蒙古巴丹吉林等自然保护区。

2.3不同地区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分布状况

不同地区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平均人口密度总体呈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逐渐递减的趋势,这与全国人口总体区域分布状况一致(图3)。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分布一般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多,西部内陆地区少。东部地区除部分沿海省份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域中,区内基本无常住人口外,其余自然保护区大多位于人口稠密地带,人口压力较大。中部地区多为内陆平原区,部分自然保护区沿江河湖泊建立,人类活动频繁,如河南黄河湿地和湖北丹江口库区等自然保护区,因而自然保护区内平均人口密度总体较大,略低于东部地区。

图3不同地区已明确边界自然保护区内居民分布状况

Fig.3Averag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boundary-

defined nature reserves in different areas

具体按各省份统计,安徽、天津和河南等省份自然保护区内平均人口密度较大,这些自然保护区多位于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自然保护区内或周边社区人口压力相对较大,如天津古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涉及天津市滨海新区、津南区、宝坻区和宁河县,区内及周边常住人口较多。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地自然保护区规模较大,多为大中型自然保护区,且多位于人烟稀少地区,因此其平均人口密度相对较小。此外,上海4个自然保护区由于位于沿海或沿江河口沙洲地带,人为干扰较少,区内几乎无常住人口。

2.4不同功能区内社区居民分布状况

功能区的划分是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也禁止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在实验区开展不影响自然与景观资源的人为生产经营活动。事实上,由于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的本底调查和基础研究工作滞后,致使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不完善[10],许多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仍有原住民。此外,部分自然保护区受经济因素及技术条件的限制,至今仍未开展功能区划工作。

据统计,在已明确边界的1 657个自然保护区中,共有1 313个自然保护区已划定功能分区。截至2014年底共分布有约1 109万人,其中核心区内102万人,缓冲区内196万人,实验区内811万人。各功能区平均人口密度分别为0.02、0.05和0.20人·hm-2(图4)。总体上,各功能区内分布的居民人数以及平均人口密度均呈按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依次递增的趋势。

图4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区内居民分布状况

Fig.4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various functional zones of the nature

reserves different in level of protection

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划定状况存在差异,总体上保护区级别越高,功能区划定状况越好,各功能区内平均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已进行功能区划分,各功能区内平均人口密度明显小于地方级保护区,但仍有部分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有人口分布。据不完全统计,42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仍有约125个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有人口分布,总人数约32万人。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县级自然保护区中,近半数保护区仍未开展功能区划定工作,而已划定功能分区的自然保护区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大。

3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从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相互影响来看,一方面,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地居民对区内资源的利用,使世代依赖这些资源的居民面临着新的生存难题;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用于维持自身生计的生产生活活动给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区内生物资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11-14]。

3.1占地影响

我国自然保护区内社区的产业结构以农牧为主,包括传统的农、林、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大多生产方式低效,对资源进行消耗性利用,以致占用过多的自然保护区土地资源。此外,部分自然保护区内居民人数较多,因而住宅建设和村寨扩建等活动较多,居民地范围呈扩张趋势。对2012年40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调查和实地核查结果进行统计,共有360个自然保护区内有农业生产用地,364个自然保护区内有村镇建设用地,农业生产用地和村镇建设用地总面积分别为211.03万和18.46万hm2。

对自然保护区土地资源的永久性占用会改变原有自然景观,导致自然植被破坏及生物量损失,部分农业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还会致使自然保护区内原生性生态系统结构、格局和功能发生变化,如大规模的滩涂围垦使自然湿地面积大量减少,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丧失。

3.2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自然保护区往往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其中大部分为可更新资源,如森林资源和植物资源等,这些资源本身具有一定的生产力。社区居民进行的自用林木采伐、经济植物采摘等资源收获活动,若严格控制在自用范围内或根据生长量控制活动范围及资源利用强度,其影响往往较小。但过于频繁的采集活动会对野生动植物造成干扰,甚至导致森林植被退化,物种资源减少或丧失,对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部分自然保护区人口压力不断增大,对薪材和建设用材的需求随之增长,采伐林木地点不断扩大,甚至偷伐现象时有发生。

对于大多数野生动物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其生境被分割、侵占、破坏、缩小或退化。频繁的人类活动会影响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包括对动物觅食、迁徙和繁殖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影响其正常的生存繁衍。

3.3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社区居民生产生活中排放到自然保护区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逐渐累积,可能超过自然保护区可以承受的环境容量,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甚至影响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的生存繁衍。如为控制虫害和提高产量,作物种植中大量施用的农药和化肥会造成环境污染,水产养殖中投放的人工饲料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4建议

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居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势必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保护构成压力,引发资源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妥善解决社区居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协调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的关系,是促进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的必要途径。

(1)因地制宜,探索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目前，社区居民对于区内资源的利用大多为传统资源利用方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等传统观念决定了资源的利用率处于较低层次,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应当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项目优势,在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下,帮助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地开展资源的合理利用,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这不仅可提高当地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还可以减少不合理的资源消耗和浪费,从而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15]。如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拥有大片的毛竹林,毛竹林的经营是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辽宁双台河口和江苏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位于沿海滩涂地区,盛产芦苇,芦苇滩是越冬丹顶鹤偏爱的夜宿生境之一,避开丹顶鹤的越冬季或迁徙季节进行芦苇收割,既可获取相应的经济效益,又对丹顶鹤的影响甚小。

(2)明确职能,健全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作为自然保护区开展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及日常管理的常设机构,近年来,机构建设问题虽然得到重视,但仍然存在设立不规范、管护能力有限的现象,“批而不建、建而不管、管而不力”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因此,应明确管理职责与机构定位,将自然保护区管理与资源开发经营完全分开,以提高执法能力和保护能力。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保护管理目标和保护对象,对自然保护区内的资源利用活动进行统一规划。同时健全社区管理机构,协调社区关系,指导和监督社区资源利用活动。

(3)广泛参与,建立有效的共管协调机制。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离不开当地社区的支持和配合,在现行体制下,通过推动广泛参与,建立共管协调机制,提高社区参与保护管理的积极性。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工作,通过运用一系列有效的激励手段,将社区参与资源管理的过程与其经济利益相结合,激励社区群众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并合理分配利益。同时建立地方政府、社区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互相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并加大新闻舆论的监督力度[3]20-21。

(4)政策扶持,推动社区发展。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限制,自然保护区内的社区居民仅能从事法规许可的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能新建任何生产设施,从而使得自然保护区内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自然保护区外的居民,这已成为制约我国自然保护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应的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的扶持政策,通过加大对区内居民生产项目的扶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科学合理利用实验区内资源等多项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在相关政策未出台前,可以在新农村建设、扶贫和生态移民等方面对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予以重点倾斜。

(5)完善机制,加大补偿力度。生态补偿制度是协调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完善,主要以政府单方面决策为主导,补偿对象、范围、标准和方式不明确,补偿难以落实到位。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草)工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生态转移支付[16],多用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补偿标准偏低[17-18]。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建设投资7.6亿元用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办公用房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总投资370亿元,其中20亿元用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支出。因此,应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修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力度,提高补偿标准和针对性,不仅将资金用于基本管护,还应用于生态移民和社区发展项目等。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居民,中央财政生态补偿专项中应明确相应比例资金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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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素)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Nature Reserves and Its Impacts on the Reserves in China.

XUWang-gu,GAOJun,XIAXin,ZHOUDa-qing,LIZhong-lin，JIANGMing-kang

(Nanji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anjing 210042, China)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nature reserves offers the most basic guarantee to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Howev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 the reserves has been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with the country strengthening its effort on in-situ conservation, how to harmonize the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serv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tasks for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Distribution of local residents in and its impacts on the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basic survey program of nature reserves and the literature available. Results show that by the end of 2014, a total of 12.56 million residents had dwelled in the 1 657 boundary-defined nature reserves, averaging 0.1 ind·hm-2. The activities of the residents inevitably rendered some impacts on the nature reserves, mainly in the aspects of land resources, wildlife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nature reserve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reserves in China, which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formulation of related policies for in-situ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promotion of harmonized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e reserves and the community economy.

Key words:nature reserve;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population density;impact analysis;harmonized development;functional zone

作者简介：徐网谷(1981—),男,江苏无锡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自然保护区管理方面的研究。E-mail: xuwanggu@163.com

通信作者①E-mail: gaojun@nies.org

基金项目：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509042);环境保护部专项(HBSY0915);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遥感调查与评估(STSN-7)

收稿日期：2015-09-10

DOI：10.11934/j.issn.1673-4831.2016.01.004

中图分类号：X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831(2016)01-0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