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泰尔·兰姆著，邓锐龄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英属印度与西藏》摘译（五）

阿拉斯泰尔·兰姆著，邓锐龄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本文依据大量英文原始档案，叙述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后，英人获得旅行中国西藏等地的权利，但条文本身就规定此权利的行使须依藏中情况而定，藏人视英人为敌，驻藏大臣不愿违背民意，以此清廷拖延发给护照。虽然英本土商人支持马科蕾使团的入藏计划，而国内异议和指摘很多。英印总督达弗林避免再在西藏用兵，最后决定把马科蕾的计划和在印的大规模准备全部废止。此文叙事里随时可见当时英伦政府、英印当局，英国驻华使署都承认西藏是清帝国属下的一边区。

西部西藏；拉达克；克什米尔；藏产羊绒；锡克；列城和约；勘查边界

编者按：英国藏学家阿拉斯泰尔·兰姆1930年生于中国哈尔滨，其父曾任英驻华领事、使馆参赞等职。他1958年在剑桥大学以《18世纪晚期至1904年荣赫鹏远征期间的英国与西藏关系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60年出版了《英国与中国中亚——通往拉萨之路，1767-1905》（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又经过删改补充，改名《英属印度和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于1986年出版。作者依据英国所存大量档案，包括当年英当局的文书、函牍、工商业者的禀帖，新闻界的评论等，叙述了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宣统二年（1910）长达145年间，英属印度与西藏的关系及英国对藏政策的形成递嬗的过程。总体而言，该书如实客观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文中将中国和西藏并举及称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等等这类西方学者普遍使用的错误提法，并不代表译者及本刊的观点，请读者明辨。

五、烟台条约和马科蕾使团，1876-1886

英国商人可以循四条路与中国的内地贸易接头，其中最方便的是行经按中英条约开放了的中国本土的各商埠，沿海岸溯江河而进入内地。而从英国在印度的属地进入清帝国，则有三条陆路，此三条陆路，在19世纪60和70年代，人们据小比例尺地图研究，还只有理论上的可行性,那时已引起许多关注英国商务者作极乐观的预言。英印与中国的领土邻近或接壤有三处：1、下缅甸与云南有着共同的边界线；2、英印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属地毗连着西藏；3、通过克什米尔和越过喀喇昆仑山口有路通往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及其他中国突厥斯坦（译注：新疆）的市场。下引两段文字，比分析任何经济

因素更能反映出19世纪70年代人们设想未来这些道路可以通行时的热忱。1873年，一个叫麦科什（J.MCosh）的人，上书印度事务部，提到当时人们纷纷议论（延续到世纪末未息）的一个计划：修造一条铁路经过缅甸把印度和中国云南省连结起来。麦科什说，这条铁路将带来一个时代，

那时中国人将不再以天朝自居而向边外的“蛮夷”（barbarians，译按：此指英印）伸出友谊的手；那时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Ning-tee河、伊洛瓦底江和扬子江上规模巨大的贸易，将以商品装上货轮，乘着一个时降时升从不止息的大潮，自东至西，自西至东颠簸前行。那时伦敦和利物浦(Liverpool)、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布拉德福德（Bradford）、格拉斯哥（Glasgow)和佩斯利（Paisley）、邓迪（Dundee）和阿伯丁（Aberden）将用巨罐汲此圣洁的江水而分配赏与当地诸色人众。[1]

1878年，博尔格（D.C.Boulger），素有中亚问题权威之名，发表在《皇家亚细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c Society）上严肃的文章里写到一个时代：

那时，四川人民使用着曼彻斯特的货物、设菲尔德的餐具，那时他们不得不承认英人的经商一贯坚守诚信原则，那时，另一方面那些携带中国丝茶的商队，穿过锡金和不丹的山口，其需时和费用仅为现时的一半，为丰富印度的市场奔涌而来。于是，我们可以充分相信：尽管中国人民现今走在接受更开明的思想路途上，其道德操守，直到今天我们还大大地不屑一顾，到那时，将更加诚心诚意地承认我们比他们优越，而让他们如此明白的是所有道理中的最有力的一条——对他们本身有利。[2]

在此类议论风靡之际，印度政府整个70年代必须着手调研这三条陆上通道的可行性，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对喀什噶尔的开放前景，有茀赛思使团（Forsyth Mission）正在探测。[3]锡金通往西藏的道路，也在调查中。勘探缅甸云南通道的各种计划，已告完成。正是这最后的一项促使驻华公使威妥玛得到全面审视英中条约关系的机会，把英中缔结的条约看作中国给予合作促使西藏开放的必要条件。1874年，一个考察团，由上校柏郎（Browne）统率，奉命穿过滇缅边界。威妥玛同总理衙门商妥为考察团经过中国领土做必要的安排后，指定他的属员马嘉理（A.R.Margary）任考察团的汉语译员。1875年，马嘉理在云南旅途上遇害，云南政府有参与谋杀的嫌疑。这个不幸的事件就构成若干“案件”之一，由此写出了大量19世纪列强与中国关系史。最后，1876年夏，中英在烟台（Chefoo，芝罘）会议，威妥玛得到《烟台条约》规定的条款。[4]

威妥玛用不着别人提醒,就把西藏问题列上烟台会议的议事日程。英印政府与英驻北京公使馆关于西藏问题的往来信件，如关于喀什噶尔地区（Kashgaria）问题的往来商讨信件一样，都已积攒成大宗了。英方似乎带点赏罚公平的味道，利用中国人反对开拓印度中国间一条通道，取得中国允许更顺畅地开拓另两条陆上通道，于是，烟台条约的别款（Separate Article）就规定中国允诺英国遣使团既去拉萨又去中国突厥斯坦。虽本书这里只讨论西藏，但不能忘记此时许多人认为：西藏和喀什噶尔地区似只供英国交替使用来达到英国在中国内地拓展商务的唯一目的。

威妥玛要求中国不论近年来对签证如何深恶痛绝，仍须给一个从英印入西藏的商务政治科学考察团签发护照；1876年9月8日，中国方面谈判大臣李鸿章在烟台同意发给，且说：“毋庸畏惧再出现加害另一考察团之事，盖处理此类事需费甚钜。（译注：意思似指以前处理云南马嘉理一案花费太多）”而9月11日李鸿章听总理衙门说：衙门不拟同意《条约》上的西藏条款，因此事涉及一个使团入藏可能冒土人攻击的危险，故颁发护照与否，须依据驻藏大臣查度情况后的意见而定；也就是说，中国人不愿再次出现马嘉理案件。9月12日，威妥玛接受了这个安全保证，从而改为：拟议中的使团可以从中国本部或印度入藏。这样，最后的条款于1876 年9月13日签订。另议专条全文是：

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当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

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5]

威妥玛领会这条文里有一些预先警告的措辞，不过觉得中国人担心再来一次马嘉理事件倒是合情合理的。无论如何，这样的警告词句也载于中国发给要旅游中国边疆的其他外国人的护照上。最后，给予由四川入藏的权利，似乎由威妥玛看来，已是极大的补偿，足可弥补条款措辞含糊的缺点，因此条约起码已给英人以明白规定的条约权利派遣一个使团去拉萨了。[6]

这条《别款》（Separate Article）虽得以成立，却被印度政府几年内不当回事。《烟台条约》到1886年才全部被批准，而那年之前，印度政府还一直怀疑这条约的有效性，觉得它全不适合自己的口味。尤其关于鸦片（洋药纳税）的条款让印度吃亏。印度政府时时想施加压力促使修订；条约不予修订，是得不到好处的。加之当时印度政府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别处，因总督勋爵利顿（Lytton）的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正在导向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印度西北前线出现全面危机，但是，英国并没有忘却《烟台条约》。例如：爵士迪尔克（Charles Dilke）1879年12月在议会下院质询是否1876年授权组成的使团已派往西藏。[7]作家们，如博尔格（D·C·Boulger），继续指出同西藏贸易的诸种利益。有时威妥玛也提醒总理衙门说:《烟台条约》已经签订，迟早将予实行；衙门最好说服藏人以后对待欧洲人采取理智的态度，不然，某一天“必须偿付罚金，如缅甸、安南突然挨了罚的那样”。[8]于是，这条《别款》让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对西藏事务有了新的兴趣。现在西藏卷入英国同中国的条约关系里来了。1876年后，英使馆从北京发出的快信里就常常提到西藏了。

许多方面对《别款》感到厌恶或怀疑。俄国认为它给英人扩张势力到俄国边疆以方便，这同英国的中亚事务观察家习惯于注视俄人进一步扩张到大英帝国在印度的边疆，也差不了多少。对这条《别款》，俄国报纸《呼声报》（Goloss），俄历1877年12月22日（1878年1月4日）登出被印度事务部认为俄国式的解释，说：《别款》不外向那个瓦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政策，即盼望“由英国人对达赖喇嘛这位亚洲多数人的精神领袖施加影响”，更走近了一步，分明含有反对俄国的用意。[9]

藏人从驻藏大臣那里很快知道《烟台条约》上的条款，当然十分吃惊，[10]他们认为，据条款，授权入藏的外国团体马上就要动身前来。他们有充足理由这样想，因为大量迹象显示英国日甚一日地加紧敲击西藏大门。例如，1876年，一个俄国探险团就取得了可以进入藏区的中国护照，[11]因此最深谙列强在华外交的运作机制者，就提示只要俄国人一有所得，英国人必将很快地效尤。1877年，英领事官E.C.贝德禄（Baber）开始驻重庆。英国的影响这样上溯长江直达重庆，就清楚地说明：再进几步，到达东部西藏就指日可待了。此前这条道路法国传教会多年谋划开辟而未成，这时英国使团已经可以从华西取此路去拉萨了。藏人一直忧虑他们宗教信仰能否有安全的保障，正好看到随外国使团脚步而来的将是外国的旗帜。至少重庆领事贝德禄也是这样论断，他是反对“皈依圣教之潮”汹涌导向西藏的。[12]住在西藏东部的边缘上的法国神父们，也准确地论断，到1877年，西藏人确信他们一向享受的独立将濒临险境，他们不想用习惯已久的中国的统治改换为生活在一个欧洲强国的影响之下。法国神父们告诉贝德禄，拉萨已决心用武力拒绝《烟台条约·别款》的执行。[13]藏人对将要来到拉萨的外国团体的敌视，还可以找到另一例证，即1877年尼泊尔入贡北京使团经过西藏时受到的待遇。应该记得，藏人猜疑尼泊尔人，把他们看作是英印政府的准同盟者，这也可以解释尼泊尔贡使团在西藏、中国何以受到敌视，中国人不愿意对这些拉萨引以为敌的人们表示尊重。[14]

到1878年，藏人深信必有一个英人团体，也许是从俄国来的，企图抵达拉萨，其自信之深竟于其边上每件事无一不作如是理解。在西藏与印度交界或西藏与中国交界地带发生的琐事也许使他们相信一个英人团体已经首途，因1878年11月前打箭炉就流传着这类消息，把子虚乌有的外国人的冒险行动说得绘声绘色，细致如真。首先，重庆领事贝德禄相信这是真的。驻北京代办傅磊斯（Hugh Fraser,译注：同唐绍仪1905年谈判的S.M.Fraser是另一人，汉译名则为费礼夏。见下全书末章。）也无法解释这消息。印度政府否认它在考虑派出这样

的团体。傅磊斯认为在四川的法国神父们也许“有什么盼头大概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什么样的想法”，从而做出与这些传说的细节有关的一些事，因为贝德禄就是经过神父们才知道这些传闻的。但是傅磊斯感到在谣言的背后“必有事实的深远来源”，希望“不久就会真相大白。”[15]

对这类谣言出现及传播开来的原因，提出若干解释，倒不困难。先不提藏人的猜疑，那是早在英人在喜马拉雅山南印度一侧勘查修路时就极快地招惹起来的，此外还有四川当局受某些动机的驱使故意鼓动的，只要欧洲旅人走近藏区东部边缘，就出现谣言。这是四川当局用狡黠的手法提示列强：勘探西藏是件危险举动。中国人在《烟台条约》签订后，发现很难拒发护照给愿去西藏的旅客，——如1878年就发给了奥国伯爵摄政义（Count Szech⁃enyi）护照[16]——转而要造些口实使护照无效。其一，用老办法制造一些小小的障碍。其二，必是大造谣言说藏人敌视这类考察，以便证明总理衙门吊销入藏护照有理，因依据于公认有效的《烟台条约》的《别款》，西藏的环境确不利于旅游，存在着关系欧人考察者的人身安全的危险。

《烟台条约》后，英驻华公使常常同总理衙门的人辩论欧人应有进藏的权利问题，公使威妥玛及其后任者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国的这一块遥远的边区西藏多加注意。这也是多年坚持开放华西的对外贸易和促使该地区接受外来影响的结果。1877年，英国领事官员开始驻在重庆，从这里汇集西藏情报更加便利。如领事贝德禄1878年到过打箭炉，后任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82年也去过。1885年，重庆开放对外贸易，英国领事馆正式成立。领事寄出的常规报告中很重视西藏的商业和政治情况。贝德禄、谢立山、烈敦（Litton）等领事的报告交到国会，引起人们广泛研究。英印政府很快地懂得重庆这个观察前哨的重要价值，因重庆距西藏东部边境很近，离四川省内制造供应西藏的砖茶地点也不远，例如，1880年2月，英印政府就请贝德禄代为收集四川售给西藏砖茶的样品。重庆领事寄回的若干报告在传播印度茶叶贩到喜马拉雅山之北必获厚利的印象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喜马拉雅山麓的丘陵上发展种茶业必然引起把茶叶卖给西藏的想法。19世纪50年代大吉岭居住者，如坎贝尔（Campbell）和霍奇森(B.H.Hodg⁃son)，就讨论过这个设想的可行性。库珀（T.T.Coo⁃per）的几次旅行更强调了当前中国与西藏的茶叶贸易的重要意义。可是，首先研究这个贸易数量的却是重庆领事贝德禄（Baber）和谢立山（A.Hosie）。1881年，谢立山发现中国人从西藏进口到打箭炉价值约250000英镑的藏产毛皮、毡子、麝香、牛角、金砂、草药；而从打箭炉出口的货物价值则为150000英镑，其中120000镑为砖茶，其余是棉花、陶器、丝、外国制品。贝德禄于1879年估计砖茶的价值则稍高，为160000镑，他认为加上绕过打箭炉厘金关卡走私的和取它路入藏的砖茶，则总共值300000镑。这是最粗劣的茶，主要产于四川省，专供应西藏市场，用专门技术加工。把茶叶和碎梗混杂泥土，压成砖状，长宽高分别为9、7、3英寸。由脚夫背负从打箭炉西行，一人有时能背400磅或更重些。贝德禄相信川茶质量如此糟糕，一旦政治条件允许西藏与印度贸易有些自由，藏人一定欢迎优质的印茶。贝德禄写道：“藏人嗜茶且厌恶中国人，必将欢迎经由最短的道路输入到最好的市集上的质量最佳的货物。”[17]

烟台条约签订后五年中，在锡金，英人忙着改善交通以期入藏贸易之路平坦易行。1879年修成一条到则里拉山口（Jelep La）伸进春丕谷的行车大道，于是，从大吉岭可顺利抵达西藏边上。1881年，一条东孟加拉铁路的分支窄轨路建成，它在西里古里（Siliguli）从主线分开，经过精心设计的一套行车互让路和上坡路，直抵大吉岭。这样，从加尔各答用不了七天就到西藏边上。[18]

从1873年埃德加（Edgar）造访锡金以来，英国在该小邦的影响与日俱增，对此，锡金的统治者颇感焦灼。1874年，大君斯琼南杰(Raja Sidkyong Namgyal)卒，继之引发一项王位继承的争执。已故大君的异母兄弟之一土多南杰（Thutob Namgyal）坐上了王位，另一异母兄弟称勒南杰（Tinle Namgyal）逃到西藏，在那里听前首席大臣（ex-Dewan）多聂南杰(Donyer Namgyal)的劝告，开始阴谋反对在位的大君土多南杰，把大君刻画成英人的一个工具，说在锡金境内修路就标志着英国统治了锡金。(译

注:承中根千枝教授2014年2月示知：据《锡金大君世系》，王位争执在此下一代。此时没有多聂南杰阴谋反对在位大君之事)在英人保护下，锡金向其多年宿敌尼泊尔的移民开放，尼泊尔人大量涌入，也成为称勒南杰的政治宣传资本。尼泊尔移民勤劳又多子孙，很快就开始取代原居民，锡金王廷议事厅（Durbar）就此抗议确有其充足理由。1878年，锡金人的多次提议有了结果，准知事（Lieutenant—Governor，译注：应是伊登，见下文）同意在甘托克（Gantok）以北横截锡金划一线，限制尼泊尔人只能居住在此线之南。但新来的尼泊尔移民与锡金人仍争吵不休，如1880年，在热努克（Rhenok）一地这两大集团就屡冲突。住在春丕谷的锡金反对派不失时机地记下这些事件，提醒拉萨：要是允许英人在西藏立足，那将发生何等之事。[19]

大约是为了抵制春丕谷的阴谋活动，1881年，孟加拉准知事爵士阿什利·伊登（Asheley Eden），得到印度政府批准，雇用了两名土著，即1879年代表印度测量局（Survey of India）到过日喀则的喇嘛乌坚嘉错（Ugyen Gyatso）、达斯（Sarat Chandra Das）,拟进入西藏与班禅喇嘛联系，如可能，再去拉萨。两个目的后来都达到了。班禅喇嘛很友好地接见了达斯，说他正要去拉萨，愿达斯随从前往。在他本可以介绍达斯到拉萨、好事在望之际，不幸突然圆寂。达斯则独自成行，力求在拉萨停留一段时日，而须隐藏在一位僧官友人的宅邸内。他的拉萨之旅并没有获得积极的政治成果，日后被藏人发现，只增加藏人对英人动机的猜疑。另一方面达斯的扎什伦布寺之行却促成他与该地摄政(Regent or Chief Minister)，即班禅圆寂后掌权者，结缔最有指望的友谊。此摄政对外面世界极感兴趣，要购得欧洲制造的石印机、照相机、电话机各一具，付给达斯一笔钱让他返回印度后为他购买。孟加拉政府抓住这个机会退还这笔钱并作为礼物送去他所要的东西。随之加尔各答与扎什伦布间就互通音信，看来好像扎什伦布寺要摆脱那作为多年西藏对外政策特征的孤立。[20]

不幸，达斯西藏之行正好遇到西藏尼泊尔边界上又出现一次危机。其时，西藏独立的新理念遍处传布，其成因容后论述，其结果则从1883年春拉萨传大召时爆发暴乱一事可以觇知。[21]暴乱指向住在拉萨的尼商群体，几乎引起又一次藏尼战争。起因琐细。一名藏妇要偷窃尼泊尔珍宝商人在拉萨开的店铺里的一小块珊瑚，被店主抓住，双方自然吵了起来。藏妇说她没有偷。很快现场聚拢了一群人，大多是在传召期间来自西藏各地的僧众，他们当然激情地支持藏妇。僧众俄而变成暴徒，藏妇与珠宝商人的口角发展成一场反尼泊尔的骚乱，拉萨的尼泊尔居民区被抢劫，84家尼泊尔商店被捣毁。尼泊尔人当然强烈反对，要西藏赔偿一笔巨款。藏人拒绝赔偿，反而威胁要停止从1856年战败缔约后向尼泊尔交纳10000卢比的年金。尼泊尔准备打仗。驻藏大臣，看到危机像此前1871-1873年那样的严重，非常为难。他竭尽全力寻求与尼泊尔和解而又显得不违背藏人的利益。为此，1884年中，他向藏人指出，如藏人放任势态自流，陷入战争，一旦开战，则英印只会援助尼泊尔。这样，实现了他的息战愿望，1884年9月，藏人终于与尼泊尔讲和，同意付300000卢比给尼泊尔作为去年损害拉萨尼商财产的赔款。[22]

驻藏大臣设想藏尼战争会导致所谓英人的干涉，这是对的。19世纪70年代上次危机出现时，英人觉得这战争危险距离边境太近，不能置之不理。但卷入藏尼战争有些难办的政策问题。虽然尼泊尔获胜也许对英人带来好处——甚至是解决西藏通商的一条途径，即便尼泊尔对英人的商业的态度并不鼓励英人作如此想——可是也会带来尼泊尔的国力声势的增强，这才是危险所在。无论如何，英印若拒绝廓尔喀人要求给予购买武器的便利，很难不激起尼泊尔的反感。可是，廓尔喀人武装力量的增强不但诱使尼泊尔推行扩张政策，威胁整个边境和平，而且也使不少本来应募进入印度军队的廓尔喀人，被留在尼泊尔当兵。从英印政府和伦敦印度事务部看来，这两类危害中，后者似相形较轻，遂决定：如尼泊尔要求武器，就供给它。[23]尼藏和谈虽然让英国省去了主动干涉之举，可是英人难免在藏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潜在的入侵西藏者的形象。尼泊尔人倒是毫不隐讳他们对英印政府的亲密友谊，1885年表示若英俄开战，他们会给英国军事援助。[24]

随着藏尼危机，西藏不丹相邻边境也出现了紧张局势。1880年藏人似乎又一次重申对不丹享有宗主权，不丹首领多年乐于享受英印的津贴，对西藏已不再唯命是从，对藏人如此声明，只有愤恨。1883年，拉萨反尼泊尔的骚乱过后西藏还在恢复秩序时，不丹的巴竹奔洛（Paro Penlop）就攻掠帕里。[25]锡金和西藏边界两侧也屡次出现紧张局面，结果导致同西藏的贸易较前更容易时时停顿，大吉岭明显地受到影响。如同1873年那样，贸易多次中断促使孟加拉政府要着手调查。政府似有必要派出一行使人,如以往埃德加等，再次赴西藏边上；而1884年，随着达斯入藏，英印已有了同扎什伦布当局联络的一些办法，此时实现印度与西藏关系的具体的进展隐约在望。孟加拉政府既有这样的考虑，1884年10月，遂任命孟加拉财务秘书（Finan⁃cial Secretary）马科蕾(Colman Macaulay)为代表，出访锡金。[26]

马科蕾的访问锡金报告读来酷似埃德加11年前写的那份报告。这回马科蕾见到的不是1873年的西藏帕里宗的宗本，而是紧邻锡金北界、位于去日喀则路上的小城岗巴宗的宗本。由达斯居中任口译，这位宗本说的还是老一套，只不过换了个说法，说是中国人才让西藏孤立至今。说在拉萨倒有个俗人集团一直反对僧人们顽固守旧，欢迎同英印缔交。说许多藏人近来才懂得欧洲制造品质量的优良耐用，愿意多做买卖，而僧人却顾虑其宗教的感召力和垄断贸易的丰厚收入遭受损失，一味反对任何改革，除非迫不得已，决不肯罢手。还说，僧人对中国的权威仍有相当的敬重。如果印度政府能让中国皇帝颁下圣旨，钤印密封，表示愿意改善印藏贸易的条件，那时，宗本他将尽力同马科蕾合作，如今他私下表示无论他怎样同情，但作为一名西藏政府的官员，他不得不在他的辖区内反对一切改变边境贸易结构的尝试。可是，一经中国同意，他觉得，边境贸易确是大有可为的。他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得到一件英国制造的东西，就有一百个人来瞧。”宗本最后暗示说：扎什伦布比起拉萨来，更愿意接受英人的主张。据说，扎什伦布把维多利亚女皇看作一尊保护神的化身，而拉萨呢，却看她是个女战神。扎什伦布对英印怀有友情的更确凿的迹象，从这个宗本愿意替印度政府把信件和礼品转交扎什伦布寺摄政上也看得出来。[27]

马科蕾看到以往瓦伦·黑斯廷斯的对藏政策由此复活的远景，大受鼓舞。马科蕾与埃德加不同，他追踪黑斯廷斯两次遣使扎什伦布的往事毫无困难，因为1876年出版了马卡姆（Markham）主编的波格尔（Bogle）的日记，其中把黑斯廷斯所期待的西藏描绘得比此时一般所想的更为美好，马科蕾一定因扎什伦布的情势仍似1783年特纳（Turner）看到的那样而会深深感动的。1884年，确实，扎寺犹如1783年那样，同英人友好书札往还。往日与今天，各有一位班禅喇嘛，两位都表现倾向英人——这也就是喇嘛此次对待达斯如此亲切的缘故——而两位都圆寂了，随后还都有灵童在摄政保护下继续掌政，而摄政绝不反对同南方大国缔交。马科蕾在一些方面刻意模仿黑斯廷斯，例如，他劝孟加拉政府在加尔各答附近拨一块地赠给扎什伦布当局，以便扎寺建馆供给来孟加拉的藏人憩息，这正好像当年黑斯廷斯曾赠给班禅六世土地来建造一座习静的房屋那样。[28]

马科蕾写的1884年访问锡金西藏交界地带的报告里有些段落谈到英印与西藏缔交更密切的关系将获得的种种利益，洋溢着极乐观的笔调，这是黑斯廷斯时代以来英印政府官员中唯一做如此倡言者。他说商业利润将丰厚无比。如中国人一旦取消禁令，允许印茶输藏，则在市场上中国内地产茶将被全部驱逐。藏人对英国制绒面呢、布匹、餐具及印度靛蓝的需要将与日俱增，而藏人将供给英人以金子：“金沙无疑出产极多”；羊毛：“所知可供出口的羊毛极多。”如果延长一条道路通过锡金北部的拉钦山谷（Lachen Valley），再有一条路到春丕谷，英国商品既容易卖到日喀则，又容易卖到拉萨。实现如此大好事的障碍是遇到中国人和藏僧的反对，可是，对付藏僧，则可以巧妙地分别送礼给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此三寺，“代表永远反对中国人的民族集团”，使它们改变为默许英国的计划，从而最后将很高兴地看到事态变化只能以中国影响的衰退为结局。

马科蕾认为，至于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拒绝英国派使团进藏的请求。他们刚发给俄国探险家普

热瓦尔斯基（Prjevalski）入藏护照，对英国人也必定给予。因此，马科蕾急切敦促英方与中国人接洽，要求发给一个政治科学考察团护照，此类团体，为《烟台条约·别款》所特许，可去拉萨在那里与汉藏委员们商量取消印藏贸易上的各种阻碍问题，但双方讨论将不涉及欧洲人一般准入西藏的难题。一旦发给护照，则中国人应向拉萨诸大寺住持提出善待入藏团体的要求。当前英方应该继续同扎什伦布保持接触，万一中国人竟不同意人数多的团体入藏时，则可以派一个小团体代替去扎什伦布，新的班禅喇嘛将要坐床，也是这个团体去那里的正当理由，与1783年特纳所持者无殊。[29]

孟加拉准知事、爵士里弗斯·汤姆森（Rivers Thompson）欣然同意马科蕾的计划。[30]不过，印度总督达费林（Dufferin）却不以为然，他忧虑任何入藏之举或许惹来同中国的纠葛，甚至唯恐中国人把孟加拉与扎什伦布的书信往来看作侵犯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sovereignty）的行为。[31]驻京英国公使爵士巴夏礼（Harry Parkes译注：此人有名。少年时来华，参加两次鸦片战争，生事不少。1883年任驻华公使。1885年死于北京。）则觉得这倒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十分怀疑开放西藏能否比过去类似的尝试取得更好的效果。[32]

但孟加拉政府不久就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支持其乐观想法。1885年3月，孟加拉写信给扎什伦布的摄政，愿以孟加拉附近的一块地赠予该寺，摄政回信非常友好，隐约地提出可以在凉爽的季节亲身来访加尔各答，这较以前黑斯廷斯时班禅喇嘛的回信更具体。他也要求送来各样的物品，英语读物、藏英字典、自学英文读本，另有照相机和底片、香水及“敷面可致柔滑白皙的”香膏。[33]这一切说明西藏终于开始觉察到外面世界的存在了。

从卜鲁斯(Bruce，译注：英首任驻华公使）时开始，至此，西藏已是英驻华公使馆的一件经常应付的问题，北京的英代办欧格讷（O’Conor）仍然不喜欢理会关于西藏的种种计划。说总理衙门告诉他，西藏不是中国的一个附属国（a dependency of Chi⁃na）而是“大清帝国的完整版图的一部分(an inte⁃gral por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扎什伦布无权创造一新政策。[34]显然中国人并不愿意实施《烟台条约·别款》，欧格讷也不愿为了西藏贸易——那“最了不起也是个没有发展前途的穷买卖”[35]，这个不值得提起的理由,去逼迫中国人实施。

马科蕾此次造访藏边，在英国本土受到广泛的报道。《泰晤士报》登出了报道，[36]引起一部分人惊恐。下议院提出质询，问印度政府是否有意在藏“抛售”鸦片，这一指控受到否认。[37]然而，禁止鸦片贸易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不相信。这协会的秘书斯托尔斯·特纳（Storrs Turner），一知道要英国同西藏喇嘛联络的这个主意，就大为震惊，写信给《泰晤士报》抗议，说，马科蕾这次试图“讨好西藏僧侣，竟佯称女皇及英国国民相信也不否定活佛转世的那套骗术”，[38]对马科蕾这个做法，没有一个英国人引以为荣。

然而英国商人倒没有这些顾虑。1885年5月，迪斯伯里(Dewsbury)商会上书外交部，吁请加快开放西藏市场以便利英商贸易，说在西藏打开英国制品销路换来西藏的羊毛和金砂，有助于减轻“至今持续已久的贸易萧条。”这个商会敦促在北京立刻就此主题商议。[39]1885年7月，曼彻斯特商会[40]和伯明翰商会[41]响应这个意见。

1885年夏，马科蕾休假返英，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向大臣(secretary of state,译注：应是印度事务部大臣)勋爵伦道夫·邱集尔（Randolph Churchill）解释派遣一个使团的好处。他说：不但大吉岭是个向西藏和南部蒙古（South Mongolia）输出商品的天然口岸，不但去拉萨的使团可提供具有极高价值的科学研究机会，而且赢得两位佛教的大主教的友谊也有极大的政治利益，“这两位高僧对于中亚部落影响极钜，影响之大，使中国现在的王朝为了本身的安全，也必须安抚他们。”接着说，为了等待“中国障碍的墙，如耶利哥城墙（the Walls of Jericho，译注：见《圣经·约书亚记》）那样地倒塌”的那天到来，时间已经流逝不少，现在须派出特使立刻去北京为英国赴拉萨的使团取得护照。最后，他提到：传闻中国有意与英国结盟，这可以作为现在促进西藏开放的附加理由，他写道：“若是一切误解和嫉妒都消除，一位英国的使节与中国皇家特使将在达赖喇嘛宫廷中亲切地会晤，宛如结盟的亚洲两大帝国的代表，我们在中亚的政治影响会极大地增强。”[42]

勋爵伦道夫·邱集尔颇为这大英帝国的幻象所吸引，马科蕾既是胜任出使人选，就同意派他先赴北京取得护照，然后领团去拉萨。印度总督勋爵达费林（Duffrin）则不然，他只想建议中的使团倘若意外碰上藏人的攻击，不能不给予救援或报复而越过喜马拉雅山打仗，那势必耗费浩大。他请求稍稍推迟使团的行期，至少等到“阿富汗前线更稳定”时。但伦敦印度事务部的意见占了上风。[43]它认为，条件如此有利，而印度政府却要推迟使团之行，“必是神志不清了。”于是，马科蕾奉指示1885年8月离开英国本土。他在科伦坡(Columbo)带上达斯（S.C.Das）同行，10月抵达北京。[44]

驻华公使欧格讷不愿意见到一名印度政府官员要这样直接地插手英—华外交事务。他觉得，马科蕾只不过宣扬他的那套西藏计划，没有什么必要来北京。没有马科蕾，他欧格讷自己会办得更好，如果让他独自干这工作，一定更严格地遵守保密制度。中国海关总监督（Inspecter—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爵士赫德（Robert Hart），他在19世纪下半叶英中关系上起过重要作用，深以欧格讷之言为然。[45]

欧格讷说对了。马科蕾的那些计划在北京保不住秘密。在马科蕾离英之前，《泰晤士报》1885 年7月9日刊出一篇关于英国处理西藏事务的详细报道，就以马科蕾1884年锡金之行和其建议的摘要作结尾，这部分文字只能是根据官方资料写出的。[46]而马科蕾不能理解办外交需要沉默的微妙之处，想欧格讷之反对他造访北京必出于欧格讷对西藏事务的“冷漠”，觉得有必要促其转变，自信他只要到了北京，就能让欧格讷开朗起来。[47]

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马科蕾一直得到伦敦中国驻英公使馆的很多援助。公使馆的秘书，爵士哈力迪·马清臣（Halliday Macartney，译注：此为H.Ma⁃cartney的华文名。另译名有马格理或麦盖理，为了避免与马嘉理等人名混淆，仍用马清臣）对西藏十分感兴趣。马清臣是后来19世纪90年代在喀什噶尔积极活动的乔治·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译注：此处也用其华文名）之父。当马清臣青年时，库珀（T.T.Cooper译注：此人事迹见前第3、4章，即西部西藏、锡金的开放）的探险生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875年，为了媲美于他崇拜的库珀，曾计划伪装一名中国富商，从华西直趋拉萨。紧接着在云南发生马嘉理（Margary）遇害事件，他又随从清廷派出的郭嵩焘使团到伦敦，就没能实现他的构想，但早年的探险的热情未能去怀。1875年，马清臣曾一度得到年轻的侯爵曾纪泽许诺帮助他实现旅藏计划。曾纪泽是曾国藩之子。曾国藩于太平天国时挽救清王朝免于覆亡立下丰功殊勋，故其侯爵为曾纪泽所承袭。现下曾纪泽任中国驻伦敦公使，不久要回国，马清臣不费气力地劝说老友曾纪泽答应尽力为马科蕾先容，扫除马科蕾旅藏的障碍。中国驻英公使馆还为马科蕾写了给总理衙门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介绍信。[48]

英印政府给予马科蕾的指令，就是马科蕾给政府报告里一些建议的概括。指令他领使团去拉萨，如拉萨不成，就去扎什伦布寺，如这也不成，就要求以清帝名义发出一件声明不赞许目前对印藏贸易设置种种障碍。英印的指令还授权马科蕾在讨论欧洲人入藏问题上弃权，他须让中国人相信英国臣民入藏的目的只是通商。指令也考虑到西藏通商问题可能在北京得到解决而不需派使团至拉萨商量，如果事实如此，他须要求印度西藏的贸易应享有自由，最多，英商在藏纳税税额不能高过在现时中国依条约开放的商埠所纳，西藏本部绝对不得对入境印度商品征收厘金或其他当地设置的杂税。他还须坚持印度商旅可自由进藏，在藏时商旅人身和财物的安全应受到合理的保护，最后他还须要求喇嘛们对商务的垄断必须废除。[49]

1885年10月，马科蕾和达斯到了北京。他们很快发现在这里是达不成贸易协议的，没有一番冗长麻烦的争论，总理衙门也是不会发给他们护照的。正如欧格讷所担忧的，马科蕾来北京的目的反倒弄得尽人皆知了。马科蕾到京的第二天，一家上海报纸就报道他就是为了西藏的事而来的。不久，发现总理衙门几个月前已经知道英人在考虑组团进藏。欧格讷唯恐提出开放西藏问题会搅乱刻下即将谈妥的英国与喀什噶尔的通商条例，认为喀什噶尔地区作为英国商业扩展的新园地显然比西藏更有盼头。而马科蕾却想他会很快说服欧格讷，“在西藏与喀什噶尔两问题中，西藏更为重要。”[50]

李鸿章个人并不反对开放西藏计划，却怀疑中国官场中有谁愿为此事承担责任。李本人就亲眼看到一厚叠西藏寄来的报告请求不准外国人来藏。还有，李说，皇帝的师傅，前驻藏大臣松溎（Sung Kuei）极力反对把现行的外人入藏的限制放松，松溎的意见在朝廷上颇有分量。看来很清楚，从一开头，马科蕾的工作就不像他原来一度设想的那么容易。[51]

总理衙门一开头就提出两条理由反对提议中的使团去拉萨，说:西藏人会反对使团前来，极可能动武。中国人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达赖喇嘛的政府。欧格讷和马科蕾当然给予反驳，说这两条理由站不住脚，说藏人很愿意同英印开展贸易。他俩声称目前商业往来上的困难并非出于藏人的敌对，而是中国人的阻挠。马科蕾说：1884年他去过锡金西藏的交界地带，在通向春丕的多处山口的一处，看见一件用汉文写成并加印御玺的告示云严禁外国人通行。总理衙门所持的理由不外如此。欧格讷指出，因为《烟台条约·别款》清楚明白地说总理衙门应该发给英国使团护照，目前衙门说的这些理由全是多余的废话。可是，总理衙门对这一点也做出有效的反驳。《别款》上提到的“特殊情形”（special circumstance）是留下的一个漏洞，衙门把当前西藏多次呈请拒绝欧人前来就纳入这个“特殊情形”的范畴，觉得他们在用足够的时间把这全部问题咨会驻藏大臣以前，还不能发给护照。欧格讷则说衙门不妨原则上先发给护照，然后再与驻藏大臣商议，时间还是充裕的。[52]

欧格讷相信到最后护照还是要发给的，真正的麻烦在保证这些护照必须受到西藏的尊重。为此，他提出，同护照一起，他要向总理衙门硬要一件发给驻藏大臣关于接待英使团训令的复本，还要总理衙门保证驻藏大臣依从衙门的训令实在地办事。即便做了这些保护措施，欧格讷仍然相信总理衙门还是尽力阻挠使团的成行。他向印度政府建议：一旦必需的文件到手，赶快叫使团进藏，越不张扬、越不耽搁越好。还有，因为这也许是派出欧洲人进入禁地的最后的机会，只要可能，印度政府应在西藏留下几名使团成员，如不能留在拉萨，就留在日喀则。[53]

随着谈判的进展，欧格讷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他必须承诺印度政府不关照中国政府就不得同西藏做出任何协议。——鉴于印度政府与扎什伦布之间关系大有前途，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他必须强调提议中的使团具纯世俗的性质，此使团决不为法国天主教会扩张势力来前藏铺平道路。[54]

1885年11月，护照发下来了，总理衙门也同意发给其指示驻藏大臣信件的文本了，欧格讷仍然相信办理此事的最困难的阶段就要到来。从边境到拉萨整个一条路上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麻烦，极有可能，使团走到日喀则，甚至江孜，就应该知足了。为了减少藏人的猜疑，他劝告印度政府毋宁在商业而非政治的基础上组织这团体，他的意思是绝对不可以用一支浩荡的军队扈从，那样一定会让藏人感到这个使团就是一支入侵的大军。应该严守重要的机密；使团应迅速推进，一出发就应坚决地走下去。欧格讷这时想：时机对这次探险有利，是当时英人在缅甸表现出的毅力和决心给予中国人以深刻印象的缘故。[55]他警告说：使团迟迟不行只会让中国人从容找到借口，纵然不全然阻止，也会再拖延使团出发。据他从总理衙门那里听到的消息，他判定驻藏大臣必然寄来关于藏人可能不欢迎使团的报告，“多是虚构之词”。如果这次西藏得不到开放，欧格讷说，极有可能，西藏永远就不开放了。[56]

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bdra Das）此时断定藏人确实对使团抱敌视态度。当马科蕾与总理衙门在争论时，他去黄寺。黄寺是北京重要佛寺之一，他住在那里，装束起居同该寺僧人一样，他遇到一名从拉萨派来的盯着北京中英谈判情况的使者，从这个藏人那里知道总理衙门做出的种种让步不过是个骗局。无论衙门答应了什么，中国人完全有可能阻止使团一行，因为中国人深知如他们不能阻止，藏人就会用武力抗拒使团入藏，届时将爆发一场比过去云南马嘉理事件更严重的危机。但迄今似无人对达斯的这些认识多予留意。[57]

1886年初，使团集结在大吉岭，同欧格讷建议的不声张、低调行事相反，扩展为一支规模宏大的远征军了。马科蕾为主使，陪伴有秘书保罗（A.W.Paul）、勘测员上校坦那（Tanner）、地质学家博士奥

尔德姆（Oldham）、医官博士利尅（Leakey），驻华领事馆的巴卫理（William Warry译注：译名据《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William原文没有，今补）被任命为汉语译员、达斯为藏语译员。上尉埃尔威斯（Elwes）和上尉格沃特金（Gwatkin）为司令率领由三百多名印度兵（sepoys）组成的卫队。这卫队的规模后来有些缩小，——1886年5月减至五十八名——但也不足平息藏人猜疑它是一支侵略大军的先锋。[58]

尽管欧格讷劝告使团要尽早出发，使团则表现不甚情愿。[59]对于如此推延，印度总督勋爵达费林主要应该受责备，可是达费林也并非没有道理。1885年下半年，达费林答应仰光（Rangoon）的英商的多年诉求兼之惧怕法国的秘密图谋，进行了征服上缅甸（Upper Burma）战役，1886年1月该地区正式归英国统治。这场行动引起国内不少非议，由于并吞了的地区远未平靖，未来极易招来更多的批评，以故勋爵达费林几乎不愿意又卷入一场因藏人抗拒马科蕾入境而爆发的边境战争。这样，1886 年2月，他听到驻藏大臣即将换人，就提出使团应该等到新大臣到藏履任时再说。[60]欧格讷看来，这就让中国人占了便宜，因为留给中国人想出一条完全阻止使团成行的对策的时间，[61]不过达费林没有被这种言论动摇，也在寻找推迟使团出发日期的理由。3月中，他提出缅甸是同中国有传统关系的国家，使团出发日期应推迟到英印同中国关于缅甸问题达成协议时。[62]4月中，他建议因中国声称对缅甸有某种宗主权（suzerainty），故应该对中国做出让步以换取中国保证改进印度对西藏做买卖的条件。[63]但伦敦印度事务部受马科蕾的方案影响很深，这时通知达费林说关于西藏的各种安排“已经做得十全十美，就不必要也不方便同另外两个问题搅在一起了。”[64]

在如此拖延之际，中国政府对事态发展的趋向越发警觉起来，看到英国报纸上刊出关于进藏卫队的规模一类报道，十分恐惧，完全不相信英国并吞缅甸之后就不会紧接着吞并西藏。[65]看来，这必定与重臣四川总督的感受有关，此人5月里就提出了派遣川军去拉萨保卫西藏抵抗英国入侵的意见。[66]欧格讷费大力气说服了李鸿章相信英国并没有考虑入侵，李鸿章自诩有办法可以让四川总督平静下来，不过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不是欧格讷可以拒绝了的。不久，等待很久的驻藏大臣关于藏人对马科蕾之行的反应的报告终于到了北京，报告直言不讳地说：“万一英国人不能克制，硬要进藏，一定带来麻烦。”凭借这话，衙门请求英方再次推迟使团之行，理由是《烟台条约·别款》提到“情形（cir⁃cumstance）”而目前的“情形”确应该“适当查度（due regard）”[67],这倒不让伦敦的外交部感到惊讶，它已经觉得马科蕾使团在印度一开头就弄糟了。[68]5月底，总理衙门使出最后一着，他们向欧格讷提出缅甸问题可立即解决，其交换条件是永远放弃马科蕾使团。[69]勋爵达费林马上同意。他如释重负地电告印度事务大臣勋爵金伯利（Kimberley）说：“我毫不犹豫为了和解而牺牲西藏的使团。”[70]

总理衙门立刻看到它处在上风了，为了取得彻底的胜利，它提出了要废除烟台条约的《别款》。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给予拒绝。[71]然而，如欧格讷所言，《别款》现在事实上已全然无效了。它只规定了派遣一次使团，只有一次，也未确指此使团必定成功或必定到达其目的地。这点是无须讨论的了，因为此后多年内英人没有希望派任何使团去拉萨了。同时为了消释中国因缅甸问题正在急速上升的反感，最后的和解倒是迫切需要的。[72]

这样，欧格讷巧妙地威吓衙门说不管藏人如何反应，马格蕾使团也要派出，[73]从1886年6月到7月大半时间，他硬是把衙门拖在谈判中。他继续对英外交部说：英国的目的既然是同西藏贸易，使团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事实已经证明它不可行了。[74]达费林因北京协议未达成一致前，使团既不能从大吉岭撤退，其耗费将日愈浩大，感到烦恼，7月前，他宁愿达成任何协议，只要方便他从这事里完全脱身就行。[75]于是，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欧格讷终于能在1886年7月24日同总理衙门签订《中英“关于缅甸西藏”条约》（Conven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relative to Burmah and Thi⁃bet’）中的第四款：

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

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76]（译者注：此款文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485页）

这等于英国全部放弃了开放西藏的希望。中国人总会找到“难以逾越的阻碍”，英国人则不能“过分”强求解决此开放问题。英国纵有机会与中国重议西藏问题，——确实后来就是如此——中国人也比1885年站在更强有力的地位上。至此一直存在着的疑问是西藏在其对华关系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别款》责成中国人协助英人遣使去拉萨，但没有约束英国人同西藏打交道必须通过中国，实际上，已经承认英国有权与西藏人直接建立关系了,而1886年7月《中英“关于缅甸西藏”条约》反倒去掉这个问题上所有模糊之处，未来英国涉及西藏的一切谈判都必须通过中国。此条约造成的种种后果之一是英国与扎什伦布多次接触得到的政治成果遂无望享用了。

然而，很快印度事务部就赞同达费林，认为他们缔结条约有功。他们牺牲了英印在西藏的还未确定的收获，而赢得了“中国政府对英国在上缅甸的统治的正式承认”，——“将来中国也许对缅中交界处的领土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应对时已有了行动的充分自由”——和“一项关于安排缅中边境贸易及中国西南部的对英开放贸易的保证。”[77]

另方面，英本土商会则对马科蕾使团落得个如此下场很不高兴。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接到了哈里发克斯（Halifax）、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伦敦、曼彻斯特等处商会的请愿书，还是请求开放西藏贸易。[78]这些商会注意到稍晚加入马科蕾使团任汉语翻译的领事武官（Consular officer）巴卫理(Warry）刊布的一篇文章，文中愤慨地叙述在大吉岭余存的藏印贸易如何被西藏横加阻遏。巴卫理非常反对放弃马科蕾计划，写道：“现届政府能够不受怂恿这样地后退以致西藏继续封闭30年，让英帝国名誉因此备受诋毁侮辱吗？”[79]印度政府读了巴卫里的话，评之为“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而迪斯伯里(Dewsbury)、利兹（Leeds）商会，此两城市本来对优质羊毛的来源地西藏相当关心，读过巴卫里的文章，颇受感动，催促再次组团去藏。[80]有趣的是汉语专家巴卫理认为阻挠使团之行来自西藏人，而埃德加与马科蕾却归之于中国人。正如中校贝利（Bailey）注意到的，英国对西藏的关系就因为有关官员不是偏袒中国就是偏袒西藏，而受到很大的影响。[81]

为什么马科蕾使团失败了呢？无疑，倘若使团在1886年冲进西藏，虽未必能到拉萨，一定能到江孜，使团一来到西藏，必然迫使西藏贸易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同样无疑的是，马科蕾绝不是搞东方外交的人才。他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但不懂外交手段。他越过上级印度总督达费林，向勋爵伦道夫·邱集尔(Randolph Churchill)兜售他的计划，虽则印度对他的目的还是怀着同情心，他却几乎不盘算怎样去激发印度政府对他的计划给予嘉许。他对开放西藏一事入了迷，甚至影响了他的若干判断。他总是渴求他的愿望能为全世界共有。当印度政府不准许他印出1884年锡金秘密旅行记事时，他改用长诗写出，采用一个与他同名的人写的“古罗马之歌”（Lays of Ancient Rome）的风格，题名“拉钦之歌”（Lays of Lachen）。[82]伦敦外交部的爵士菲利普·柯里（Philip Currie）相信，使团的护卫规模之大缘于马科蕾难免要摆出大英帝国的派头。[83]马科蕾自己认为他去北京的目的无须保密，这从他请求准许印行一件述说他的全部设想的记事就可以看出；[84]也许他本人在1886年2月及2月以后把护卫的规模细节公开应负责任，即便是间接的责任。

如果印度政府全心全意赞成这次使团，虽然对披露此事不高兴，但仍然接受，纵有随之而来的种种反应，也许都不妨碍使团的成行。但是，像爵士艾尔弗雷德·莱尔（Alfred Lyall）在其所著勋爵达费林传里指出的那样，印度总督达费林全然对使团不热心，觉得整个计划是英本土发来的指示“强加”于他的。他非常怀疑派出马科蕾使团一举是否明智，而恰好当时藏人就可能反对马科蕾一行，他由此看到他的怀疑证实无误。他同意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的意见:在亚洲一场成功的军事远征，其结局常常引来不亚于一场败绩的尴尬。那么，何处是止境呢？1886年英与阿富汗的关系仍然处于危急中，一支军队又被牵制在缅甸，再承担

派兵越过喜马拉雅山远征的义务，必引起藏人的抵抗，这确令人惊恐。达费林只能愉快地放弃使团之行而换来缅甸问题的解决。他必是在他任期内不再想听到有关西藏的事了。只有某个欧洲强国咄咄逼人地出现在西藏时才找到理由派兵远征。艾尔弗雷德·莱尔在所著勋爵达费林传里的看法是：这样的威胁出现，恰好区别开1886年的英对西藏的政策与20世纪开头几年的政策，后一年代的政策导致1904年荣赫鹏使团（Younghusband Mission）进入拉萨。[85]

最后，必须承认，欧格讷一直不喜欢有个使团去拉萨，即便他本来可以喜欢。1885-1886年马科蕾使团存亡两可之际，正标志着英国远东外交史上特别困难时期。英俄在亚洲互相敌对，两方已濒临战争边缘。俄人进到马雷(Merv)和喷赤河（the Pan⁃jdeh）(译注：现在作the Pyandzh)的危机造成了一个新局势，其中中国和英国的友谊特别值得珍视，欧格讷和爵士赫德（Robert Hart）都认为不久友谊成熟时英中两国可以成立正式的联盟。[86]况且西藏完全不是当时英中关系间唯一必须讨论的问题。在马科蕾使团在扩大其规模时，欧格讷在纠缠着总理衙门讨论中国在鸦片上征收厘金的难题。另外，英国为了监视俄国和探索中亚新市场派出爱莲斯（Ney Elias，译注：译名据《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使团去喀什噶尔地区和帕米尔，欧格讷正在为他们铺平道路。欧格讷还试图解决总督达费林吞并上缅甸后出现的不少问题，包括缅甸对清帝国传统关系究竟为何、缅甸习惯定期遣使到北京的实意何在等等。鸦片、喀什噶尔、缅甸和西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联系着的。它们都同印度与清帝国的贸易有关。欧格讷准备在一个问题上退让而换得另一个问题上获利，也不足为奇。莫说用中国承认英国在缅甸的地位最后交换英国放弃马科蕾使团之行，在更早阶段，欧格讷就考虑过在鸦片问题上让步来换取中国在缅甸和西藏上的退让了。西藏总是英中关系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因为如此，它就深受英国对华的现行政策的影响。1886年，中国就像一堵抵御俄国在亚洲扩张的坚固屏障，欧格讷也好，英国外交部也好，都不愿意逼迫中国过甚。[87]

[注释及参考文献]

[1]FO 17 670，印度事务部（IO）1873年10月17日致英国外交部(FO)。

[2]博尔格(D.C.Boulger)“经过西藏到中国”（“China via Ti⁃bet”）载于《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RAS NS),vol.X,1878，第113页。

[3]参见本书第三章结尾。

[4]基尔南（E.V.G.Kiernan）:“印度中国和西藏”（”India China and Tibet”）载于《大印度学会会刊》（Jounal of the Greater Indian Society）卷14，第2号，1955年，第117-142页。马士（H.B.Morse）著《清帝国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卷2，（伦敦，1918年刊），第283页。王绳祖（S.T.Wang）：《马嘉理事件和烟台条约》（The Margary Affair and the Chefoo Convention）。纪事和文件，1876年，LXXXII,393：关于华西勘察一行的受到突袭和马嘉理先生的遇害的通信（Correspondence on the attack on the expedition to Western China and the murder of Mr.Mar⁃gary）。纪事和文件，1876年，LXVIII,171：更多的通信。纪事和文件1876年，LVI.647：论英属缅甸与华西商业的发展及1874-1875年至云南的考察团（Pape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between British Burmah and Western China,and on the Mission to Yunnan of 1874-75）。纪事和文件1880年，LXXVIII，279:关于1876年烟台协定的通信（Correspon⁃dence on the Chefoo Agreement of 1876）。纪事和文件1882 年,LXXX,147：更多的通信。FO 17 726威妥玛1876年8月25日第185号。

[5]FO 17 728，威妥玛1876年11月23日机密另件（separate and cofidential）。

[6]印度本地通讯（Home Correspondence India）卷20，171：威妥玛1877年7月14日致勋爵德比（Lord Derby）。

[7]FO 17 822，爵士迪尔克（Sir.C.Dilke）1879年2月15日提出的问题。

[8]FO 17 809，威妥玛1879年7月10日第29号。FO 17810，威妥玛1879年8月9日第56号。

[9]印度本地通讯，卷23，f.283。

[10]冈德里（R.S.Gundry）著《中国和其邻居》（China and her Neighbours,London,1893）第128页。

[11]FO 17 782，傅磊斯（Fraser）1878年8月7日第129号。

[12]FO 228 608，贝德禄1878年1月4日致傅磊斯（Fraser）。

[13]FO 17 756，傅磊斯（Fraser）1877年7月16日第142号。

[14]FO 228 576，印度1876年7月25日致北京。FO 17 772，印度事务部1877年10月8日致英国外交部。FO 17809，米尔班克（Millbank）1879年3月24日致英国外交部。FO

17829，威妥玛1880年1月16日第10号。

[15]FO 17 782，傅磊斯1878年9月17日第166号和1878年9月30日第172号。FO 17 783，傅磊斯1878年10月12日第184号及1878年10月17日另件；印度事务部（IO）1879年5 月17日致英国外交部(FO)。

[16]FO 17 783，傅磊斯1878年12月7日致函总督，在印度事务部（IO）5月17日致英国外交部(FO)中。

[17]1878-1879年纪事和文件，LXXII：贝德禄（Baber）先生去打箭炉旅途的报告。1884-1885年纪事和文件LXXX：谢立山（Hosie）先生行经四川中部的报告。贝德禄著《华西旅行考察记》（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皇家地理学会[RGS]增刊卷1，伦敦1886年印）。谢立山著《华西三年》（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第2版伦敦1897年印）。FO 228 666印度1880年2月6日致北京。FO 228 627贝德禄1879年3月4日致威妥玛。FO 228 698谢立山1882年12 月6日致格罗夫纳（Grovenor）。

[18]孟加拉1882-1883年外贸（同尼泊尔、锡金、不丹）报告（加尔各答1883年印）。前引奥马利（L.S.S.OMally）著《大吉岭》（Darjeeling,Calcutta 1907），第30页。

[19]前引艾奇逊条约集卷12，第54页。赖斯利（H.H.Rise⁃ley）《大吉岭地名录》（Gazeteer of Sikkim Calcutta 1894）第6页。

[20]马科蕾（Colman Macaulay）著《出使锡金至西藏边界的报告》（Report on a Mission to Sikkim and theTibetan Frontier,孟加拉秘书处印刷所，加尔各答1885年）第73页。达斯著《1881-1882年入藏至拉萨之旅》。（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Lhasa in 1881-82,加尔各答秘书处印刷所，加尔各答1885年），第78-84页。还可看达斯著，柔克义编：《拉萨之旅》（Journey to Lhasa）。

[21]爵士贝尔（Sir C.Bell）著《达赖喇嘛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第46页。前引柔克义著“达赖喇嘛”（The Dalai Lamas of Lhasa,载于《通报》（ToungPao，Series 3）卷11 （VolXI），1910年，第71页。

[22]FO 17 698，IO1884年1月11日致FO。《泰晤士报》，1883 年11月14日。FO17 923，格罗夫纳（Grosvenor）1883年7月3日第102号。前引贝尔著达赖喇嘛，第254页。FO 17 948，巴夏礼（Parkes）1884年1月21日第15号。FO 228 772，巴夏礼1884年1月21日第15号致函总督。FO 17 985，欧格讷1885年10月29日第442号。FO 17 986，欧格讷1885年11月24日致函总督。FO 17 972，IO 1884年11 月12日致FO。前引李铁铮（T.T.Li）著《西藏的历史地位》（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纽约1956），第64页。

[23]FO 17 971,IO 1884年7月19日致FO。

[24]印度来信(Letters from India),卷44,f.827:印度外交书信(Indian Foreign Letter)1885年6月19日第101号。

[25]前引赖斯利（H.H.Riseley）编锡金地名录。前引马科蕾的报告，第74页。

[26]前引马科蕾的报告，第10页。

[27]前引马科蕾的报告，第43-47页。

[28]前引马科蕾的报告，第57-74页。

[29]前引马科蕾的报告，第83-104页。

[30]FO 17 1002，IO 1885年7月23日致FO。

[31]印度本地通讯（Home Correspondence India）卷69：达费林致金伯利（Kimberley）。

[32]印度本地通讯，卷71：巴夏礼1885年1月24日致格兰维尔（Granville）。

[33]前引马科蕾的报告第59页。FO 17 1002，IO 1885年7 月23日致FO。

[34]印度本地通讯，卷75：欧格讷1885年5月2日致达费林。

[35]印度本地通讯,卷76:印度事务部备忘录（IO memo）1884年12月1日致印度对外贸易?（Indian Foreign Trade）。

[36]《泰晤士报》1884年11月24日，12月1日、2日29日。

[37]FO 17 972伯恩(Burne)1884年12月3日致戈德利（God⁃ley）。

[38]《泰晤士报》1884年12月12日。

[39]FO 17 1002,迪斯伯里商会（C.of C.）1885年5月19日致英国外交部。

[40]印度本地通讯卷76：曼彻斯特商会1885年7月14日致印度事务部。

[41]FO 17 1002，伯明翰商会1885年7月14日致英国外交部。

[42]FO 17 1002，马科蕾1885年7月16日写的备忘录。

[43]FO 17 1002，IO 1885年7月23日和31日致FO。

[44]印度本地通讯,卷75:Sir Owen Burne 1885年7月22日的记录(Minute)。

[45]FO 17983,欧格讷1885年8月11日第379号。

[46]印度本地通讯卷75：佩德勒（W.G.Peddler）1885年7月10日的备忘录。

[47]印度本地通讯卷77：马科蕾1885年8月21日致伯恩（Burne）。

[48]印度本地通讯卷76：马科蕾1885年8月17日致伯恩。印度本地通讯卷75：1885年7月20日马科蕾与伯恩会晤备忘录。博尔格(D.C.Boulger)著《哈力迪马清臣爵士传》(Life of Sir HallidayMacartneyNewyork1908)第242页。

[49]FO 228 813,鸠兰德(Durand)1885年8月24日致欧格讷。

[50]印度本地通讯卷79：马科蕾1885年10月13日致伯恩。

[51]FO 17 984,欧格讷1885年10月10日第423号。

[52]FO17 985，欧格讷1885年10月17日第433号。

[53]FO 228 813，欧格讷1885年10月17日致函总督。

[54]FO 17 985，欧格讷1885年10月29日第443号。

[55]FO 17 986，欧格讷1885年11月16日第455号。

[56]FO 17986，欧格讷1885年11月30日致函总督。

[57]米基(A.Michie)著《维多利亚时代在中国的一名英国人》(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2vols,Lon⁃don 1900)卷下，第309-310页。S.C.达斯（S.C.Das）著，N.C.达斯（N.C.Das）编《印度班智达在雪域》(Indian Pandits in the Land of SnowCalcutta 1893)第VII—VIII页。

[58]前引冈德里（R.S.Gundry）著《中国和其邻居》第342页。FO 17 1062,欧格讷1886年5月16日第164号。

[59]FO 228 840,欧格讷1886年2月12日致印督。

[60]FO 17 1061,欧格讷1886年2月28日第67号。

[61]FO 17 1061,欧格讷1886年2月27日致印督。

[62]FO 17 1062,电信（Tel.）。印督1886年3月2日致国务秘书（Sec.of State）。

[63]FO 17 1062,印度事务部（0）1886年4月24日致英国外交部（F）。

[64]FO 17 1062,印度事务部1886年5月26日致英国外交部。

[65]FO 17 1062,欧格讷1886年5月11日第154号。

[66]FO 17 1063，欧格讷1886年5月30日第177号。

[67]FO 17 1063，欧格讷1886年6月1日第184号。

[68]FO 17,1021,电信1886年5月28日第27号致欧格讷,附爵士柯里（Sir.P.Curie）的记录。

[69]FO 17 1063，欧格讷1886年5月31日第178号。

[70]FO 17 1063，电信印督1886年6月1日致国务秘书。

[71]FO 17 1063，电信欧格讷1886年6月4日第28号。

[72]FO 17 1063，欧格讷1886年6月5日第189号。

[73]FO 17 1063，欧格讷1886年6月9日第195号。

[74]FO 17 1063，电信爵士华尔身（Sir.J.Walsham）1886年6 月16日。

[75]FO 17 1064,爵士华尔身1886年7月12日第214号。

[76]FO 17 1021,爵士华尔身1886年7月8日第40号。

[77]FO 17 1064,印度事务部1886年7月31日秘密备忘录关于中国人称对缅甸有宗主权。

[78]FO 17 1053,哈里发克斯商会1887年1月8日致英国外交部。哈德斯菲尔德商会1887年1月10日致英国外交部。伦敦商会1887年1月20日致英国外交部。FO 17 1038，曼彻斯特商会1886年12月30日致英国外交部。

[79]FO 228 856，印度1887年2月3日致北京。

[80]FO 228，印度1887年2月3日致北京。

[81]贝利（F.M.Bailey）著《中国、西藏和阿萨姆》（China,Ti⁃bet and Assam,London 1945），第11页。

[82]路易斯（J.A.H.Louis）著《西藏的大门》第2版（The Gates of Thibet,2ndEd Calcutta 1894），第83页。前引达斯著《西藏的班智达》，附录1。

[83]FO17 1021,电信，1886年5月28日第27号致欧格讷附爵士柯里（Sir.P.Curie）的记录。前引博尔格(D.C.Boulger)著《哈力迪马清臣爵士传》(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Newyork1908)，第425页。

[84]印度本地通信，卷79：马科蕾1885年11月3日致伯恩（Burne）。

[85]爵士莱尔（Sir A.Lyall）著《达费林及阿瓦传》（The Life of the Dufferin and Ava 2vols London 1905）布莱克（C.E.D.Black）著《侯爵达费林及阿瓦传》（,The Marquess of Duffrin and Ava,London 1903）第21页。

[86]FO 17 983,欧格讷1885年7月18日第357号。赖尔特(S.F.Wright)著《赫德和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Belfast 1950)，第558-617页。

[87]基尔南（E.V.G.Kiernan）著《1880-1885英国在华的外交》（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 Cambridge 1935）第30页。罗伯茨（P.E.Roberts）《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Oxford 1952)，第481-482页。马士（H.B.Morse）著《中国的商业和管理制度》（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London 1921）第368页。赫茨莱特（G.E.P.Hertslet）著《大不列颠与中国所缔结的条约》（Treatie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2 vols,London 1908）卷1，第85-87页。关于爱莲斯可看杰拉尔德摩根（Gerald Morgan）著《尼爱莲斯——亚洲高地的探险家和特使.(Ney Elias.Explorer and Envoy Extraordinary in High Asia London 1971)；又，〈1810-1895年英俄在中亚的对抗〉（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1810—1895 London 1981)。前引G.J.Alder书。[原文如此，此书似是〈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British India s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London 1963）]。

[责任编辑 顾祖成]

[校 对 梁成秀]

D822.3

A

1003-8388（2016）05-0049-14

2016-07-22

邓锐龄（1925-），男，北京人，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已离休，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史，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