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玲

(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四川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科研流动站，四川 成都 610064)



论杨维桢、李东阳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及清人的全面接受

张焕玲

(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四川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科研流动站，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乐府体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从最初单篇零章的创作，到大规模地制作组诗乃至专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现存最早以乐府命题的咏史组诗是元人王恽《读〈五代史记〉作古乐府五首》，随后有杨维桢的大力提倡和创作，铁门弟子张宪等吟唱赓和。继而是明人李东阳以如椽大笔写作《拟古乐府》，以乐府体叙古事、论古人、抒己见，纵横捭阖，使乐府新声嗣响诗坛，从者甚众，影响甚大。咏史乐府发展至清代，形成一种集大成的局面，仅是单独成卷的大型组诗和独立成集的专门诗集就多达百余种，在继承杨、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繁盛空前。

关键词：乐府咏史；王恽；杨维桢；李东阳

一、杨维桢乐府咏史的传播及评价

乐府诗创作源远流长，自秦、汉时就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汉乐府上承《诗经》，开创了现实主义诗风。此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多用于抒写诗人的现实生活及感受。至唐时，诗人已不满足于模拟乐府古题，开始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以恢复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杜甫、韩愈、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即为新乐府运动的开创者。宋人承前启后，或以乐府古题自出新意，或自创新题写时事，而以史事为题材的乐府诗也随之繁荣。略检《全宋诗》，咏史乐府就有百余首，既有单篇零章，如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文同《张骞冢祠》、刘敞《麻黄州送李斯石铭二十一字》、司马光《孟尝君歌》《和王介甫〈明妃曲〉》、王安石《明妃曲》《桃源行》、苏轼《荔枝叹》、苏辙《魏佛狸歌》、黄庭坚《淮阴侯》、张耒《读中兴颂碑》、周邦彦《开元夜游图》、李纲《题伯时明皇蜀道图》《邵平种瓜图》、方岳《题高皇过沛图》等；又有不直接以乐府命题的小型咏史乐府组诗，如张耒《和陈器之诗四首》、贺铸《彭城三咏》、李清照《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等。此后，乐府体咏史一直受到诗人们的青睐。元人既承袭咏史创作传统的体裁、题材及表现手法、艺术技巧等，又有所发展创新，如明确以乐府命题的咏史组诗逐渐兴起，王恽《读〈五代史记〉作古乐府五首》等就是咏史诗体式上的一种突破。

元末，杨维桢采用乐府古题及新题大规模创作咏史组诗，结集为《铁崖咏史》。他在艺术手法上融合汉魏乐府及唐李白、李贺、温庭筠等人歌行诗的特点，联想丰富，叙事独特，形象生动，气韵流畅，达到“不工而工”的艺术境界；体裁形式上，不拘泥于韵律、对仗、平仄等，诗句的长短以性情为本，句式灵活，三言、五言、七言、十言乃至十二、三言，呈现出铁崖体的独特之处，在咏史创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鸿门会》：“天迷关，地迷户，东龙白日西龙雨。撞钟饮酒愁海翻，碧火吹巢双猰貐。照天万古无二乌，残星破月开天余。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军声十万振屋瓦，拔剑当人面如赭。将军下马力拔山，气卷黄河酒中泻。剑光上天寒彗残，明朝画地分河山。将军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1]9全诗历史地再现了楚汉争霸中刘邦赴项羽鸿门宴时惊心动魄的场景，娴熟地运用李白式的丰富想象和艺术夸张手法，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使早已定格在读者脑海中的经典场景生动鲜活起来，诗歌意象和语言也充满李贺式的神秘和瑰奇，从而更富表现张力，令读者耳目一新。又如《易水歌》：“风潇潇，易水波，高冠送客白峨峨。马嘶燕都夜生角，壮士悲歌刀拔削。徐娘匕，尺入铦，函中目光射匕尖。先生地下汗如雨，匕机一失中铜柱。后客不来可奈何，十三小儿面如土。太傅言义谋中奇，奇谋拙速宁工迟。可怜矐目旧时客，击柱又死高渐离。高池君，璧在水,龙腥忽逐鱼风起。沧海君犹祖遗策，孰与千金买方士。呜呼荆卿虽侠才，侠节之死心无猜。君不见文籍先生卖君者，桐宫一泄曹作马。”[1]12诗人在叙述荆轲刺秦的史事上驰骋异想，运用奇辞，将历史画面描述得绘声绘色，故事情节刻画得波澜起伏，才思奇艳，史识新颖，颇具李、温诗风。有的咏史乐府诗则短小精悍，主旨鲜明，一语中的，发人深思。如《平原君》：“平原君，起朱楼。美人盈盈楼上居，蹒跚跛汲彼何叟，美人一笑蹒跚愁。门下士，引去不可留。高价千金值，千金不惜美人头。君不见帷中妇女观跛者，一笑五国生戈矛。”[1]12诗人如行云流水般地平铺直叙平原君赵胜因美人嘲笑跛者而诛之以留客的历史故事。高楼之美人虽仪容美好而歧视讥笑残疾人，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齐顷公之母虽贵为太后却肆意嘲笑残疾的使臣，最终导致了一场惨烈的五国大战。可知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的重要性。全诗言简意赅，主旨鲜明，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又如《春申君》：“春申君，见利重，见理蒙。保相印，封江东，李家女儿入楚宫。春申灭国并灭嗣，舍人入相遗腹子。”[1]12春申君黄歇贪恋富贵，受制奸佞，刚愎自用，自取灭亡的历史事件在诗人的巧妙剪裁和叙述中得以还原，语言凝练，简洁有力，入木三分，震耳发聩，充分显示了乐府体咏史以古鉴今之优长。

杨维桢咏史乐府饶于讽世，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俱为高超，及门弟子多有模仿学习之作，张宪是其中的翘楚。《玉笥集》卷一为《咏史》，在继承乃师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如《秦鹿行》咏赵高、李斯，《鸿门会》咏项羽、刘邦，《朱虚侯行酒歌》咏刘章，《缚虎行》咏刘备，《双庙词》咏许远、张巡，《胭脂井》咏陈后主，《大腹儿》咏安禄山，《夕阳亭》咏贾充，《一纲谣》咏李纲，《圣母神皇词》咏武则天，等等，颇具铁崖乐府之风格，构思精巧，剪裁得当，想象丰富，感情饱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如此，张宪的《千里草谣》《南飞鸟》《缚虎行》等乐府诗，所咏历史人物细节均涉及讲史平话中的故事。由王恽以乐府命题的咏史组诗到杨维桢的乐府体咏史诗集，再到以乐府体吟咏“说三分”而兼具历史真事与虚构故事的咏史乐府，是元人对于咏史创作在体裁上具有创新性的尝试。

元至正六年(1340)，杨维桢的门人吴复类编《铁崖先生古乐府》。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门人章琬辑刻《铁崖先生复古诗集》。元末明初，门人顾亮辑录《杨铁崖咏史古乐府》。杨维桢的咏史乐府在铁门弟子的大力宣扬下，流播甚广。明清时期有全集本、单行本、注释本及合刊本，对明清人的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影响颇深。后人对杨维桢咏史乐府评价不一，褒贬各异。如章懋《新刊杨铁崖咏史古乐府序》云：“至如咏史，则季和每推服铁崖为上手。”[2]表明杨维桢在咏史乐府创作方面深受诗友李孝光的认可和赞美。清人宋荦云：“古乐府音节久亡，不可摹拟。……杨铁崖咏史音节颇具顿挫，李西涯仿出便劣。”[3]认为杨维桢乐府音节顿挫，得古乐府之真昧，非李东阳乐府可以比拟。清人李慈铭云：“诸暨楼孝廉藜然来，以新刻《杨铁崖乐府咏史诗注》一帙为赠。……咏史诸作亦多苦槎枒，识议亦往庸下，不及其门人张玉笥，时有警句也。”[4]3803则认为杨维桢的咏史乐府过于追求生新，造语奇硬，佶屈聱牙，识见平庸，不及门人张宪议论新颖，时有警句。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清人龙文彬云：“自时厥后，代有咏史之作，体裁各殊，杨铁崖、李西涯、尤西堂则以乐府著。唐人命题，缀之时事，铁崖诸人取之前史，虽其为声，未必可入伶官之谱，尽协清浊高下之节，而其为教则依然史也。”[5]3从诗教功能方面肯定了杨维桢、李东阳等人的咏史乐府创作。清人吴士鉴云：“宋元以降，咏史之作亦托名为乐府，自铁崖倡于前，西涯继于后，昭代作者若尤展成之《明史乐府》、洪稚存之《两晋南北史乐府》《唐宋小乐府》、汤应泰之《金源纪事诗》，类皆单行别出，独树一帜。”[6]4追本溯源，既肯定杨维桢乐府、李东阳乐府的首创地位，又指出二人对清人咏史乐府创作的影响。清人熊士鹏云：“作史难，论史尤难；作诗难，作乐府尤难。善论史者以学识为上；善作乐府者以古朴为上。……作乐府如唐之张籍、王建，元之杨铁崖，明之李西涯，文则佳矣。而欲音节皆古，非才力如少陵不能也。”[7]在肯定杨、李咏史乐府文词颇佳的同时，也指出音节上难以合乐。可见，在明清诗人心目中，咏史乐府经杨维桢、李东阳而开宗立派，俨然成为诗歌一体。

二、李东阳咏史乐府的继承与创新

李东阳仿杨维桢咏史乐府创作《拟古乐府》百余首，自成一家之言。他在《拟古乐府引》中说：“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8]1可见诗人取材于史籍，笔墨所涉，细大不捐，大到江山社稷，千古兴亡，小到为人处世，善言懿行，抑扬褒贬，微言大义，卒章显志，议论精警，使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得到加强。如《新丰行》：“长安风土殊不恶，太公但念东归乐。汉皇真有缩地功，能使新丰为故丰。人民不异山川同，公不思归乐关中。汉家四海一太公，俎上之对何匆匆，当时幸不烹若翁。”[8]17描写生动，叙议结合，外呈夸赞，内含讥刺：“赞”刘邦得天下后建新丰以慰太公思乡情之“孝”，“刺”其在楚汉之争中遭遇项羽烹父之胁时“幸分我一杯羹”之狠！又如《易水行》：“田光刎头如拔毛，于期血射秦云高。道旁洒泪沾白袍，易水日落风悲号。督亢图穷见宝刀，秦王绕殿呼且逃。力脱虎口争秋毫，荆卿倚柱笑不咷。身就斧锧甘腴膏，报韩有客气益豪。十日大索徒为劳，荆卿荆卿嗟尔曹。”[8]14历代吟咏荆柯者甚多，多侧重其意气之悲壮。此诗则通过对刺杀场景的具体描绘，形象地展现荆轲的侠肝义胆。又如《三字狱》：“朋党谪，天下惜，惜不惜，贬李迪。三字狱，天下服，服不服，杀武穆。奸臣败国不畏天，区区物论真无权！崖州一死差快意，遗恨施郎马前刺。”[8]101诗中义愤填膺地指斥奸臣丁谓以“朋党”诬陷李迪、寇准而贬谪之，佞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岳飞，诛杀忠良，褒忠贬奸，抒人神共愤之情。又如《长江险》：“长江险，天可恃。齐三来，周再至。隋兵强，竟何事。兵入城，吾有计。楼高入天井入地，生同欢娱死同避。国有二嫔无一士，回首长江如屣弃。君不见古来人和方地利，天为吴主还魏帝。”[8]63生动形象地刻画出陈后主沉溺酒色，视政事如同儿戏的荒唐行径：他认为长江险固，故有恃无恐，懈怠政事，以致国亡被俘。结尾两句画龙点睛，揭示全诗主旨：人和地利方国固，否则纵使有天险可依，王气也终难持久。其他如《淮阴叹》《明妃怨》《五丈原》《马嵬曲》《金字牌》等，涉及韩信、王昭君、诸葛亮、杨贵妃、岳飞等古人古事，语言精简，严谨有度，叙事议论皆见深刻，气势凛然。

总之，李东阳能在继承杨维桢咏史乐府的基础上自出机杼，善加改进，摒弃其怪谲扬厉、狂放恣肆之气，以内敛平和、张弛有度见长。这与乐府古题之作的音节、内容、形式差别很大，颇受复古者诟病。故《拟古乐府》自面世后，关于其优劣正变的讨论就不绝于耳。如王世贞云：“李文正为古乐府，一史断耳，十不能得一。”[9]又云：“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迭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10]一代文宗王世贞对于西涯乐府前贬而后褒，个中因由，钱谦益颇为洞悉，云：“嘉隆之际，握持文柄跻北地而挤长沙者，元美为之职志，至谓长沙之启何、李，犹陈涉之启汉高。及其晚年，气渐平，志渐实，旧学销亡，霜降水落，自悔其少壮之误，而悼其不能改作也。于论西涯乐府三致意焉。”[11]认为王世贞对李东阳咏史乐府前抑而后扬与其年轻时意气用事，囿于门派之争不无关系。明人黄居中云：“李长沙以其乐府为乐府，非乐府也。王元美曰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快哉斯言！足为乐府树帜。”[12]既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大胆革新加以质疑，认为其体已失乐府本色，又肯定王世贞的古乐府当行本色之说。清人乔亿云：“李西涯论古乐府，谓李太白才调虽高，而题与义多仍其蒨。张籍、王建以下无讥焉。及观所自为乐府，秖堪乐天后尘耳！西涯乐府非不佳，只是词气不古。”[13]认为李东阳评价李白乐府在题和义两方面都缺乏创新，而自创乐府，却步白居易后尘，虽佳而词气不古。皮锡瑞云：“诗人思古，乃有《楚茨》诸篇，词客咏史，肇兴《三良》之什。……铁崖奇艳，摭飞卿昌谷之遗；西涯清矫，开论宗文笔之体。别其古近，每轾李而轩杨，推其正变，毋是此而非彼矣！”[14]认为李杨咏史乐府的成就及风格各有特色，古近正变，成为二人优劣褒贬的标尺。

当然，为李东阳咏史乐府鸣不平者也大有人在。明人顾起纶云：“李文正学既赅博，词颇宏丽，且老于掌故。其咏史乐府乃所优也。”[15]肯定了李东阳的学养、才华及其咏史乐府的艺术成就。清人王士禛云：“西涯乐府虽变体，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16]认为李东阳咏史乐府为古乐府之变体，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不可磨灭。清人谭宗浚云：“王元美谓西涯乐府有类于小学，未免失之太刻。”[17]是对李东阳咏史乐府敢于创新的一种肯定，对王世贞苛论的一种批评。清人陈仅曰：“西涯乐府有直刺时事者，自是不可磨灭之作。”[18]肯定了李东阳咏史乐府是以古讽今的佳作。清人张瑶芝云：“自西涯创为拟古，意义一新，议者犹以涉廉夫史断，谓此体出而古调愈微，非通论矣。”[19]则为李东阳咏史乐府议论正名，褒扬有加。清人赵国宣云：“[李东阳]至所《拟古乐府》直超汉魏，杨铁崖弗论也，知言者有定评焉。”[20]认为李东阳咏史乐府超越汉魏，杨维桢咏史乐府不可比拟。

李东阳咏史乐府的横空出世，大大促进了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在明代的兴盛。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何荆玉尝效李长沙《拟古乐府》，上下古今，识解甚高，而音节谐畅，《岭南文献》中尽以登选。独立成集的有李东阳好友冯兰《雪湖咏史》、李东阳门人胡缵宗《拟西涯古乐府》及王三阳《拟古闽声》、顾不盈《和拟古乐府》、狄冲《拟李东阳乐府一百二首》、黄淳耀《咏史乐府》等。此外，明代的中小型咏史乐府组诗也较多，如谢铎曾两次奉旨校勘《通鉴纲目》《历代通鉴纂要》，将校读心得赋为咏史乐府组诗《读通鉴纲目》，以古鉴今。李梦阳《空同集》卷五有乐府体《咏史》组诗十一首。如《汝为我楚舞》云：“汝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黄鹄翼成将奈何，黄鹄一举横四海。君王岂有四海罗，君无四海之罗，安用此殃君美人毒君子。”[21]模拟古乐府，铺陈叙述，规行矩步，略显生硬，其艺术成就明显逊于李东阳的咏史乐府。邵经邦《弘艺录》卷二有乐府体《咏史》组诗，如《四皓来》云：“四皓来，人臣私交胡可开。君王从谏如圆转，期期之生亦能辨。良平素号腹心臣，直陈大义那不闻。杂霸之治何足云，君臣挟术，父子伪亲，妇妾骨肉如路人，四皓来尚不知掉舌三寸，只如斯嗟嗟徒饱商山芝。”[22]将史事与情感融会贯通，拟古而无痕，可谓善于学古者。

李东阳咏史乐府后来居上，其名气之大和传播之广远远超过了杨维桢，以至于后人在为咏史乐府诗集作序以追述源流时，往往忽略杨维桢，以为咏史乐府一体创自李东阳，如四库馆臣云：“咏史之作，起于班固。承其流者，唐胡曾、周昙皆用近体，明李东阳则用乐府体。”[23]可从一个侧面看出李东阳《拟古乐府》之影响，跨越杨维桢咏史乐府，直承唐人。清人宋琬云：“李西涯少师创为乐府新声，咏前史所列行事流布当时，脍炙人口，虞山钱牧斋称为千年绝调，不诬也。”[24]肯定了李东阳咏史乐府的开创意义。马懋攸云：“乐府无咏史者，有之自明李西涯、国初尤西堂始。”[25]1认为咏史乐府一体源于李东阳、尤侗。杨益豫云：“新乐府之作以西涯李先生为最，而西堂尤先生踵为之。”[25]4以李东阳、尤侗二人马首是瞻，无论杨维桢。

此后，清人对李东阳咏史乐府由最初的批判变得完全接受，甚至认为他是明代拟古乐府中的佼佼者。陶汝鼐云：“明兴，吴越诗最盛，中叶，乃推七子，然所为乐府，不过拟古题目，刻画无盐，即逼肖古人口吻，何关风义。惟吾郡李文正用古体咏史，自命曰西涯乐府，无斤斤学步之病，而自抒尚论之怀，匪独眼空一世，亦云救时矣。”[26]378将李东阳咏史乐府置于明七子拟古乐府创作的历史背景下，凸显其独抒己见，卓绝超群。周星云：“余尝读西涯乐府而酷爱之，不独怀古论世，有功劝惩，而音节鏦铮，激越顿挫。此案间第一绝妙下酒物也。今燮友[陶汝鼐]复引伸而推广之，凡得一百廿余。……回视西涯当日一曲春风，公然后来居上，岂但变本增华而已哉！”[26]375在盛赞李东阳咏史乐府的基础上，肯定陶汝鼐嚏古之作踵事增华，为后起之秀。时人评张维屏咏史乐府曰：“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铁崖之室。”[27]登堂入室是对其咏史诗的最高褒扬。袁景澜云：“余考昔以长短句咏史事者，若李西涯咏史乐府、杨升庵《廿一史弹词》，尤展成《明史乐府》，皆多至百首，播美艺林。”[28]赞明清咏史乐府名家，示仰慕之情。尹士朝《复学师杨双峰重刻李文正公拟古乐府》一诗云：“文章今古事，今古不相师。《春秋》非诗史，安用秉笔为。吾党许作者，大雅当复追。作者推我公，相业在当时。偶发拟古帙，褒贬两无私。……一唱复三叹，其间少讽规。不谅公之心，安识公之词。先生具双眼，厘正自孳孶。庶几尚论者，勿为春雪欺。”[29]是对李东阳咏史乐府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的一种褒扬与肯定，有拨云见日之感。又云栖大师云：“予少时读书月塘庵，友人周春江者，示予以西涯先生《拟古乐府》，仅半帙，且咏且叹，作而曰：‘此古今绝唱也。’予后偶获全书，宝而藏之有年矣。恐遂沦没，乃重录而寿之梓。”[30]可见李东阳咏史乐府的艺术感染力极强，接受者甚众，读者群扩大而及于僧侣人物，并不惜出资镌刻以传播。

一言以蔽之，在明代咏史乐府的众多创作者中，李东阳影响最大，拟古而不剿袭，旧题新意，变今为古，自出机杼，自问世后就掀起一股有关乐府体咏史诗的体裁、题材、音节、修辞讨论的热潮。而雄辩的事实，也再次证明李东阳咏史乐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都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专门为《拟古乐府》作注释笺证，以独特的方式去阅读诠释原著。如何孟春《音注西涯拟古乐府》二卷，序列其事，分注其辞，随加谢铎、潘辰评点，颇具周详。陈建因与人争论探讨李东阳咏史乐府，故著《李西涯〈拟古乐府〉通考》二卷，就原作的思想内容、主旨大意加以考证笺释。再如《(光绪)文登县志》卷九上二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人赛珠《笺注西涯乐府》一卷，《(同治)攸县志》卷五〇“典籍”门载刘友光对《拟古乐府》进行批注，《同治六安州志》卷二七人物志“宦绩”门载徐启山对《李西涯乐府》进行批点付刊。这是咏史诗发展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值得深入探究。

三、清人对杨维桢、李东阳咏史乐府创作的全面接受

清人对李东阳咏史乐府往往推崇备至，或认为其作拔绝千古，精义迭出。严首升云：“李西涯乐府咏史百余篇，首篇《申生》有‘儿命不如犬，犬得死君傍’二语甚可赏，阅其全帙，几几枫落吴江矣。”[31]向光谦云：“西涯咏史自是杰作，若不标乐府名目，元美辈从何置喙。”又赋诗云：“西涯咏史气纵横，不数沧溟学语声。若使编题同杜老，应无掊击到王生。”[32]对李东阳能以古史为料，以乐府诗为载体，自创新声对吟咏史事的创作方法予以肯定。或认为李东阳咏史乐府关乎劝惩之大义，正为读史之妙法。李常阶云：“十月初四日，夜偶检陈清澜先生《李西涯乐府通考》，皆系咏史，可为鉴戒。”[33]1168又云：“四月初三日，看李西涯乐府二卷，咏史事，有关劝惩。”[33]1722肯定了李东阳咏史乐府的鉴古资治和道德教化功能。吴名凤云：“西涯乐府世所共推，取而读之，风斯下矣。然余窃因之有感也。乐府多劳人思妇之词，即有寓意而题与义多仍其旧。西涯则不袭旧题，独标新意，上下古今，熔铸经史。”[34]肯定了李东阳咏史乐府能够打破乐府诗之陈规滥调，从形式、内容到主旨都焕然一新。

清人还在咏史乐府序跋中多以李东阳为风标，在品评时以能与之比肩者为尚。王士祯云：“长洲尤展成侗，晚以博学宏词入史馆，在局中仿李西涯体作《明史乐府》百篇，佳处殆不减李。”[35]认为尤侗拟李东阳咏史乐府而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李慈铭云：“国朝沈清玉冰壶著述甚多，精于史事，商氏《越风》采其咏史乐府数十首，皆戞戞独造，名论解说，在西涯乐府之上。”[4]2665以李东阳乐府为参照，赞美沈冰壶咏史乐府史识新颖，赶超李东阳。孙仲英云：“乐府之失传久矣。李西涯以《二十一史》拟古乐府百篇，辨是非，别邪正，善善恶恶，大抵皆发愤之所作。仿古歌诗之遗意，而声与调固不必与强合也。……愚于阅史之时，采其遗事可备鉴戒者，述事遣词，断为韵语，亦拟乐府百首。”[36]以李东阳咏史乐府为范本，示钦羡、学习、模仿之意。《(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二二载黄沄曾效法李东阳作拟古乐府百首，若杂之《怀麓堂集》中，人莫能辨。可知其仿作达到了以假乱真的高度，堪与李东阳比肩。

清人在有关乐府咏史作品的序跋中，往往以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舒位四人并称追述之，使之俨然成为咏史乐府发展史上的四大家。他们既互相影响，一脉相传，又善于在创作中鼎故革新，独具面目，故备受元、明、清诗人瞩目，效仿者、续补者、增广者前赴后继。顾景星云：“《三百篇》亡而乐府作。乐府者，《三百篇》之苗裔也。……至元杨廉夫始为咏古，明李西涯祖述其意，专成一家，随句法之短长，调铿锵于喉舌。……西涯既不泥古，亦不从时，叩盏击壶，取远况迩，和适浏亮，听者忘疲。”[37]追溯乐府体咏史之源流，赞美李东阳乐府不拘古今，戞戞独造，音节和谐，极富艺术魅力。或为评者看法，以为模拟、追踪李东阳。平步青云：“申定舫检讨涵盼，凫盟先生弟也。《史籁》七十首，盖仿西涯乐府而作，言远旨赅，论严语隽。宋荔裳作叙极推之，谓刻画妙在不尽，视西涯尚觉过之，不独音节之妙也。”[38]赞美申涵盼《史籁》音节奇妙，含蓄蕴藉，比李东阳咏史乐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沈德潜评《经史法戒诗》云：“仿《西涯乐府》而略变音节，自成一格。”[39]823又评吴炎、潘柽章《今乐府》云：“拟《明乐府》一卷，意欲追逐西涯，而《中丞舌》一章尤为矫矫。”[39]228周石芳云：“[张晋]则出《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百章，质而不俚，婉而多讽，节奏天然，断制精确，不觉一读一击节，非徒言语妙天下，盖其学识过人远矣。……以为实胜西堂，直与西涯争席。”[40]赞美张晋拟作超越尤侗，与李东阳咏史乐府旗鼓相当。王麟云：“以乐府咏史诗，创始于杨廉夫，奥峭犹有汉魏之遗。西涯有作，骨干苍劲，……本朝则有尤西堂专咏明史乐府，今龙君所著，慷慨激昂，朴遫微至，殆将处于杨李之间，而视西堂则采摭为加富，于风俗人心之系维，则尤为有用之书也。”[5]5正本清源，赞美乐府咏史之作奉行纲常之旨，维系人心之教。

清人在创作乐府体咏史诗时，多有所循，能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独特的风格。尤侗《拟明史乐府》拟李东阳乐府而作，后来续、拟尤侗的也不少，可谓嗣响不绝。如王岳崧云：“故尤西堂变咏史之体为乐府，其膏馥遂沾溉于士林，模仿之者多矣。”[41]540洪炳文云：“明时李茶陵撮历朝故事制为乐府；前清严海珊又作《明史杂咏》，扬榷一朝人物；尤西堂《拟明史乐府》一百首，其体裁与杂咏不同；……略仿尤氏之意，拟为小乐府一百首。”[41]541仿尤侗《拟明史乐府》之例，专咏十国。吴士鉴云：“[宋慈袌]尝读陈承祚《三国志》，兼采裴西乡注，取其事迹之恢诡者成乐府诗六十章，邮示士鉴。士鉴读之，叹其隶事摛词宏肆瑰玮，识赡而才富，论核而义踔，颉诸尤、洪、舒、汤诸家，可以方驾而齐驱。”[6]1赞宋慈袌之咏史乐府可与尤侗、洪亮吉、舒位等人并驾齐驱。马桐芳云：“《正气吟》一册……音响既妙，议论亦佳，堪与李西涯、尤悔庵咏史乐府并传。”[42]认为《正气吟》的思想艺术俱佳，可与李东阳《拟古乐府》、尤侗《拟明史乐府》一起流播于世。

乐府体咏史诗的创作至清代形成一种集大成的局面，仅是独立成卷或结集单行的就有百余种，较著名者有尤侗《拟明史乐府》、吴炎、潘柽章《今乐府》、万斯同《新乐府》、申涵盼《拟西涯拟古乐府》、胡介祉《明季新乐府》、夏熙臣《拟李东阳乐府》、王士祯《咏史小乐府》、洪亮吉《唐宋小乐府》、刘青藜《咏史古乐府》、杨淮《古艳乐府》、惠士奇《咏史乐府》、陈梓、郑世元《九九乐府》、张鹏翀《经史法戒诗》、顾斗光《列女乐府》、洪亮吉《两晋南北史乐府》、张晋《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舒位《春秋咏史乐府》、李于阳《拟尤西堂明史乐府》、李天垣《鸣秋阁咏古乐府》、汤运泰《金源纪事诗》、徐宝善《五代新乐府》、袁景澜《春秋乐府》、章宝箴《南宋乐府》、程燮《咏史新乐府》、皮锡瑞《咏史》、荆行举《咏明史乐府》、娄仲选《拟明史乐府》、张维屏《咏史》、屈复《乐府体咏古》、向兆麟《和李文正公陶密庵咏古乐府》等。仅从诗集的题名上就不难发现，拟、和、续、广李东阳、尤侗咏史乐府者甚多。

从题材上看，乐府体咏史诗之作，无论组诗抑或专集，由元、明人的泛咏通代之史到清人的专咏一代之史，网罗宏富；从构思及史识看，清人能够就个人兴趣专长所在去命题吟咏，往往借以阐述个人的史见，独到新颖，自出机杼，也可以视为易诵易记的自编韵语式史学教科书。清人还编纂不少咏史总集，或兼收咏史众体——如佚名《咏史诗纪略》，选录历代诗人之咏史名篇，加以点评；柳可荫《咏古诗集》，采汉、晋、六朝、唐、宋、元、明凡咏古诗作，集为一编，又附己意——或精选咏史一体之名家名作，如孙福清辑《国朝五家咏史诗钞》，录谢启昆、曹振镛、鲍桂星、罗惇衍、王廷绍的咏史七律；许豫生《遥集集》，选唐以来至明代诸家咏古七律，得五百九十一首；宋泽元《四家咏史乐府》，合刊杨维祯、李东阳、洪亮吉、尤侗乐府体咏史诗为一书。可知咏史乐府乃清代咏史诗中之一大宗，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故辑集名家名作以扩大影响，赢得广大读者的接受。

综上所述，杨维桢、李东阳咏史乐府开启以乐府体吟咏史事的新体式，并以其新颖的思想内容、独特的艺术风格及鲜明的人格魅力而独步诗坛，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致力于咏史乐府的创作，最终促成了咏史乐府诗集的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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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丽珍)

On Yang Weizhen and Li Dongyang’s Writing of Yuefu Poetry on History and Its Comprehensive Accept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Huanling

(Faculty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ZunyiNormalCollege,Zunyi563002,China;CenterforPost-DoctoralStudieson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Abstract:The Yuefu poetry on history, a poetic style,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single-piece writings to large-scale writings in suites of poems or even in poetry anthology. Five Old Yuefu Poems after Reading ‘Wu Dai Shi Ji’,written by Wang Yun of the Yuan Dynasty, was supposed to be the earliest Yufu poetry on history on record. Yang Weizhen promoted this poetic style with his own writings, who, was then followed by his disciple, Zhang Xian. However, it was Li Dongyang of the Ming Dynasty who wrote the well-known Ni Gu Yuefu, in which the style of Yuefu was used to describe historical events, comment on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and express his own views, and it was him who deeply and widely influenced the world of poetry. The Yuefu poetry on history reached its golden ag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at, on the basis of the writings of Yang Weizhen and Li Dongyang, hundreds of suites of Yuefu poems on history and Yuefu poetry anthologies were published and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Key words:Yuefu poetry on history; Wang Yun; Yang Weizhen; Li Dongyang

收稿日期：2015-11-09

作者简介：张焕玲(1976-)，女，河南南阳人，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科研流动站博士后,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代咏史诗集整理与研究”(13XZW010)

中图分类号：I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4-003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