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鸿彝

《通典》：我国古代法典的宝库

文/陈鸿彝

通典

《通典》汇通了我国历代国家典制的重要文献。

《通典》的作者杜佑（735—812），唐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生于天宝年间，仕于代、德、顺、宪数朝，曾任淮南节度使，官至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是个很有政治地位的人。他很爱藏书，聚书十年，就达数千轴，在当时算是一位大藏书家了。读的书多了，他就分门别类地整理，从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等方面作学术研究，而且总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可见他不仅关心经史政法文章，同样关心自然科学，是一位善于融通古今知识的大学者。他的代表作《通典》作为历代典制的汇编之书，汇聚了古今相关历史资料，分为“九门”，门下各设子目，使丰富的史料各有所归，成了“九通”的开山之作。

杜佑认为：国家的基础在于经济，食货自然要领先；政事的推行在于职官，所以要重选举；社会治理要靠礼乐，用来巩固政权基础；国家的和平安定则在兵刑与边防，对此轻视不得。根据这个认识，全书的次第安排就是：

一、食货典，十二卷，汇录历代正史的《食货志》及其他典籍史料，记载相关经济政策与方略设施，疏理历代财政的关键所在。杜佑曾亲理财政，深知经济为一切的基础。他纠正了历代史书将礼乐置于前列的惯例，又破例地删除了天文、五行等与食货并无直接关系的烦琐记载，这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二、选举典，六卷，汇集历朝选官制度的演变轨迹，阐发其优劣得失之情，指出考选对于官僚体制的关键意义。可贵的是，他绝不“是古非今”，不似一般儒生的标榜《周官》，称颂“封建”。他批判了三代以“亲亲”为宗旨的世袭制，批判了六朝以门阀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却又不赞成当代科举考试的纯以“文章取士”。他是在肯定“考选”制前提下指出科举考试负面影响的第一人。

三、职官典，二十二卷,记载历代机构设置、兴废沿革及官员奉职实况。特殊的是，他肯定了李悝立法、商鞅变法在机构设置、政府职能发挥上的积极意义，发人所未发。他十分推崇“秦法，唯农与战，始得入官”,推崇汉代设“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主张从实践中识拔人才、考核人才。他赞赏秦汉之官员可以在中央与地方上随宜调遣,而且考核精审，“责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奖亦崇”。他要求把重心放在全面养育人才、全面考核人才上，真是卓识。

四、礼典，一百卷，其中记载历代礼制六十五卷，唐代三十五卷。

五、乐典，七卷。礼乐制度是全面调动社会法治因素以安定民生、稳定政权的法宝。

六、兵刑典，其中甲兵十五卷，五刑八卷，记载历代兵刑沿革。古代军警一体，政刑不分，兵典与刑典可以合并论述；但杜佑实际上又是将其分开的。

七、州郡典，十四卷，记载历代政区沿革、风土人情之突出情况。杜佑有“重农”、“重民”思想，各地有关国计民生的物产与产业，是他关注的重点。他用大量统计数据、对比数据来说明问题，很富有科学精神。

八、边防典，十六卷，记载周边民族区域情况，以及周边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举措和重要事件。杜佑从国家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出发来关注边防，不仅仅是考虑边防戍守之类，而是着眼于民族区域的建设和中外关系的调整，很有卓见。

《通典》是我国史学界有系统、分门类记载历朝历代典章制度的专史，开创了史书的又一体例。后世史学家纷纷起而效仿，遂有南宋郑樵《通志》二百卷之作，那是一种带通史性质的专科史。元初马端临又作《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更加系统而周详。以上三本书合称“三通”。清乾隆年间，将“三通”合刊为武英殿本,政府又下令编成了《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及《大清通典》《大清通志》《大清文献通考》等六部书,与前“三通”合并为“九通”；后来又加上民国初年的刘锦藻编的《续大清文献通考》，便成为“十通”了。

（本文节选自《中华法治史话》，群众出版社20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