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新贤（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修女院的发展特点

程新贤
（常熟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受政治、经济、宗教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多女性进入修女院，该时期修女院的人口一直呈增长态势。由于很多女性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是身受家庭及社会等多方面世俗因素进入修道院，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修女院里女性的身份比较复杂。修女院与世俗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导致修女院愈来愈世俗化，这为修女院逐渐衰败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文艺复兴；佛罗伦萨；修女院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运动（14-16世纪）的摇篮。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时间里，它因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围绕地中海而形成的欧洲商业经济圈里一直是意大利北部城邦中的佼佼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不仅经历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且经历了黑死病的肆虐以及外族入侵。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女院这一宗教机构将呈现怎样的发展状态，学者莎伦和凯特·罗维对这一问题均有所探讨［1，2］。本文拟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修女院的特征进行总结和分析，以透视该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女性的社会地位。

一、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修女院的人口呈增长态势及其原因

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佛罗伦萨的修女院就已经存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15、16世纪，修女院的数量和规模均有较大的发展。1470年有修女院30座；1552年有修女院45座；1574年修女院数量增至67座，相较于1470年翻了一番；1595年又兴建了两座修女院，增至69座［3］。修女院数量的增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涌入修女院。根据学者莎伦的研究，“在1338年，佛罗伦萨大约220个城市居民中有一个是修女，占总人口比率是1：220。1384年、1427年、1480年、1515年、1552年这一比率分别是1：141、1：72、1：33、1：26、1：19”［1，p13］。修女院这一宗教机构人口的增多也引起了佛罗伦萨政府的关注。凯特·罗尔认为，“当时政府之所以关注修道的人口数量以及修女群体的划分，是因为进入修道院修道的女性的数量将直接关系着政府对国家人口的掌控及相关的税收和财政政策”［2，p149］。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修女院快速发展的程度。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修女院的人数不断增多，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宗教因素之外，其他外在的社会因素更引人注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益增长的嫁妆数额。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半岛，为女陪送嫁妆的习俗一直盛行，而且，嫁妆的数额逐渐成为人们衡量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重要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嫁妆数额飞速增长。据统计，“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社会上层的嫁妆标准为600-900弗罗林，到15世纪60年代则上升到1200-1600弗罗林，到16世纪初则上升到2000弗罗林”［4］。嫁妆的飞速增长致使很多家庭无力支付。一些家庭特别是家中有多个女儿的通常会把女儿送到收费较低的修女院。“对于很多富裕的家庭来说，与结婚嫁妆相比，给修道院的捐赠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将女儿送到修道院要比把她们嫁出去花费少得多。”［5］

其次，社会上层家庭对荣誉的追求。社会上层从维护家庭荣誉出发，把长大成人到了结婚年龄而因嫁妆等因素无法结婚的女儿送入修道院，以避免她们做出有辱家风的事情。正如学者加维特所言：“在佛罗伦萨，数据证实日益膨胀的嫁妆压力、血统纯洁性的保护与这一时期女性更多选择修道生活这一情况的增加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6］

再次，政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政治环境方面。一方面是受政权宗教政策的影响。比如，在美第奇家族兴起并统治佛罗伦萨时期，商贵阶层为了获得宗教对政权的支持而与宗教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543年，科西莫·美第奇在位时要求修道院记录修女的名字。”［2，p153］因此，很多贵族家庭为了维护政治、经济利益为家族里的女性修建修道院或者把她们送入修道院。有资料显示，“在16世纪的佛罗伦萨，有些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多达一半的女性都住在修道院”［7］。另一方面，在外族入侵或者国内政治动荡之时，很多贵族女性进入修道院以寻求安身之所。在生态环境方面，黑死病这场流行性瘟疫先后几次光顾佛罗伦萨，致使佛罗伦萨丧失了大量人口。为了保证修道团体的发展，一些修女院放低了入院标准，原先所依据的对宗教的虔诚度以及进入修道院的费用标准都有所降低，这也成为吸引女性进入修女院的重要因素。

另外，修女院人数的增加还有其它一些原因。比如，修道院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起社会的文化教育职能，所以，一些家庭为了让女性获得一定的教育而把她们送入修道院。总之，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女性进入修女院。

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修女院女性群体的复杂性

1. 虔诚于宗教的修女

虽说进入修女院的女性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世俗性目的，但仍有一群女性是完全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自愿进入修道院的。虽然该时期社会世俗化逐渐增强，但教会的力量依然强大。教会仍不遗余力地宣传禁欲主义，崇尚独身，要求女性做到“守贫、贞洁、顺从”。受基督教教义及教会宣传的影响，许多女性摒弃家庭生活，甘愿成为“上帝的婢女、基督的新娘”，过着独守寂寞的修道生活。根据当时一些修女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在修女院中潜心修道的女性的人数。例如，利玛特修女院有这样的手稿日记：“1508年2月8日，修女院有130名职业修女、21名见习修女和12名庶务修女。”［2，p152］而在另一份公证人的记录中：“1511年4月14日利玛特修女院中有包括院长在内的138名职业修女。”［2，p152］“根据1543年科西莫·美第奇所要求的登记表中，利玛特修女院中的职业修女已经达到146名。”［2，p156］可以说，在这些修女中不乏怀着对宗教的炙热情感进入修女院的。正如美国学者朱迪丝·布朗所言：“可以肯定，有的修女怀有强烈的宗教使命感，有的甚至是违抗父母之命进入女修道院的。”［8，p20］

2. 寻求政治避难和接受教育的女性

一直维护着共和政体的佛罗伦萨因外敌入侵等因素导致政治动荡。1494年至1512年，是佛罗伦萨政治动荡的时期。1494年，法国入侵，在洛伦佐·美第奇之后继位的皮埃罗软弱无能而被放逐。之后佛罗伦萨的统治由政府和幕后的掌权人萨沃纳罗拉①共同来维持。作为天主教的领导人，这位多明我会修士的统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推动修道院在各地建立，并加大修道院内部的改革。萨沃纳罗拉对修道院的修整和加强使得人们更是愿意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时机把家庭里的女性送入修女院。正如莎伦所言：“人们为了使家族中的女性免于入侵军队对她们荣誉和人身安全的破坏而把她们送入修女院。”［1，p35］在社会动荡时期，虽然修女院在某种程度上根本无法为人们提供庇护，而且它也会经常受到攻击或劫掠，但人们仍然视它为安全之所。

不仅如此，修女院还被人们视为女性接受教育的最佳场所。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并不主张女孩和男孩一样接受学校教育。再加上当时女教师缺乏，人们雇用不到女家庭教师，所以，一些中产阶层的父母就把女儿送到修道院接受教育。他们认为，修女院管理严格，修女道德行为规范，女儿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知识。有资料记载，“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曼兹欧里在1476年10月把女儿送到了圣雅各布·洛伦佐修女院跟随一名修女学习。这名修女向其承诺照顾好这个女孩并教授她各种美德”［9］。“美第奇家族8岁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在父亲洛伦佐·德·美第奇1527年被放逐之后被送到了利玛特修女院。在进入利玛特修女院之前，她在锡耶纳的圣·卡特里娜修女院接受教育。”［2，p176］人们通常把这些不以宗教为目的进入修女院的女孩称之为寄宿女孩。她们除了少数成年后返俗嫁人，更多的是继续留在修女院成为一名职业修女。

3. 女童

女孩通常是在13、14岁左右的时候被父母送入修女院，先适应一段时间的修女院生活之后，再做一年见习修女，便可以被正式接受为修女。除却这些年龄的女孩，还有一些比她们年龄还要小的女童。在修女院中的女童，大多是作为未来正式修女的预备群体。在她们还在童年或许有些尚且还在襁褓的时候，家里人迫于经济压力或者修女院中有女性亲戚存在，将她们早早送入修女院生活。据统计，“佛罗伦萨的女孩子大多在10岁以前就会被送入修女院”［1，p17］。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成年之后往往也不愿意离开修女院，而是选择留在这个她们从小生长的地方，成为真正的修女，在她们看来，“修女院通常是一个比外界更为舒适的环境，在这里，她们至少可以接受教育，并且可以免于遭受一段被安排的婚姻或者带有很大风险的分娩过程”［10，p211］。

除了这种方式进入修女院外，还有不少女童是跟随家人一起进入修女院生活的。有史料记载，“修女圣·凯特丽娜在1544年写信给自己的父亲告知他修女院同意接受她6岁的妹妹。她在信里这样写道：‘我打算告诉你一些好消息。昨天，也就是这个月的23号，在所有修女同意下，你最爱的女儿勒萨达将和其他女孩被修女院接受。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你应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给予我们更多的恩赐。’”［10，p211］

4. 女仆

女仆是修女院中比较特殊的女性群体。这类女性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一方面，当时的修女院支持贵族修女与女仆同时存在，女仆的任务只是服务于贵族女性，是作为贵族修女的侍从而存在的，不履行和贵族修女一样的宗教义务。另一方面，修女院中还有庶务修女。史料记载，“1494年，佛罗伦萨的利玛特修女院为了让修女们有更多的时间服务于上帝接受了一批负责打点日常事务的庶务修女”［2，p173］。在利玛特修女院女仆是公用的，女牧师或其他较高级别的修女不单独使用女仆。从以上看出，修女院中的女仆多是跟从贵族修女进入或者是由修女院本身雇佣的。根据当时16世纪80年代的一份记录表明，“女仆和修女的比率有增无减。当修女人数降低到120名时，女仆的人数却增加到30人”［2，p173］。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修女院中的女仆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接受女仆的现象在其他城市也同样普遍。

除了以上所说的几种女性，还有一些老年妇女进入修女院，她们多是寡妇。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对于寡妇来说，在丈夫去世后，通常有几种选择：有孩子的女性可以继续留在夫家生活或者选择改嫁；没有孩子的年轻寡妇，回到娘家或者改嫁；还有就是不想再受婚姻和家庭的束缚或虔诚于宗教而选择进入修道院。特别是一些老年妇女。“对于老年妇女来说，在老年受到保护以及体面离世的需求是她们选择进入修女院的重要因素。”［10，p212-213］

纵观女性进入修道院的情况来看，她们多是出于本意或迫于社会及家庭的外在压力进入修道院。而在这两类情况中，以被迫进入的女性占多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以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中，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其命运掌握在男性手中。

三、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修女院的世俗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们把女性送入修女院除了宗教目的之外，更多的是受社会世俗利益的驱动，因此，这也使得修女院与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将对修女院的修道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使其世俗化特征明显。

修女院内修女组成群体的复杂性使得原本较为封闭的修女院生活逐渐具有开放性。在佛罗伦萨，市民们可以不同的目的去拜访修女院。有史料记载，一些男性和女性市民前往利玛特修女院与女院长进行交谈或者为获得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建议。这一点在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这可从留存下来的美第奇家族成员与修女院院长的信件反映出来。“1461年11月18日的信件是当时修女院院长朗迪勒里写给乔凡尼·德·美第奇的妻子吉内瓦的，主要商谈了吉内瓦和其他妇女拜访利玛特修女院的一些事宜。”［2，p216］这样的信件很多，说明美第奇家族与修女院之间有着较为频繁的接触。有特殊事宜的民众可以拜访修女院，修女也通过多种活动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修女们不仅为国家、教堂、社会秩序、赞助人和亲戚祈祷，而且还可以参加宗教法庭举办的一些仪式等。“1478年佛罗伦萨圣·皮耶罗·马丁修女院的税收记录就有说明，如果修女院的修女为这座城市祈祷，那么政府将不向其征税。因为他们认为，修女们的祈福比两千匹的马有用的多。”［2，p213］

修女院这种较为开放的状态使得它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且，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主张修道院在经济上自力更生，这使得修女院的发展在经济方面与世俗社会保持着联系。在经济上，由于一些修女院接纳了包括庶务修女以及女仆在内的很多女性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劳动力的集中，为实现商品生产创造了条件。莎伦指出：“佛罗伦萨大部分包括羊毛、亚麻、和丝绸制作在内的纺织业都有修女的参与，只不过因为每种产业的结构、组织方式和劳动力的要求不同，所以修女的参与程度也有很大区别。”［1，p116］可以说，在佛罗伦萨，修女在羊毛制造业、亚麻生产、丝织品生产、金线制作等行业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一些私人捐助，一些修女院逐渐成为财富聚集地，这对她们的修道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修女们不用靠自己的劳动，而只需依靠别人就可以获得财富，渐渐地，过去自然经济时期会将自己劳动所得的多余产品赠与穷人、乐善好施的修女院不复继续。

修女院经济世俗化的同时，修女们的修道生活也开始向世俗化靠拢。进入修女院的一些女性不再恪守院规，开始向往世俗生活，有的开始过起院外的生活。一些修女随意放纵自己，不再去劳作，也不再祈祷和忏悔，开始寻欢作乐。当时教会法庭留下来的档案中就有很多关于修女不端行为的案件。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例如，薄伽丘在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就有关于修女放荡行为的描述。更为严重的是，不少修女怀孕生子，“修道院里生活淫乱的后果，首先是院墙里传出的不是唱赞美诗的声音，而是孩子的啼哭”［11］，可见当时修女院内淫乱的程度。不过，比这些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社会不能接受的修女院里的同性恋现象。专精于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史研究的美国学者朱迪丝·布朗利用教会法庭档案、私人笔记等史料，采用心理学、人类学等方法，对佛罗伦萨一个偏远小镇上一位名叫贝内代塔的修女在修道中自称受了神恩以及与陪伴巴尔托洛梅亚之间的同性恋行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贝内代塔最终因其这样的行为被教会法庭审判，以性犯罪名义被判处终身囚禁。对这一判决，朱迪丝·布朗指出：“贝内代塔受到严厉的惩罚很可能不是由于她的性犯罪而主要的是由于她自称领受了神恩、她欺骗的臭名和她的修女身份。”［8，p114］贝内代塔的经历在当时极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对修女的影响。

针对修道院这种世俗化趋势，教会也不断推出改革措施，特别是在限制修女外出方面。从1563年起，“特兰特公会议发布了有关女修道院管理的新法令，命令所有的修女必须与外界断绝往来，无论这些修女历来享有什么特权都不能例外”［8，p32］。不过，这些都已无法阻止它向世俗化迈进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多女性涌入修道院。女性群体的复杂，使得修女院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干扰，开始出现严重的世俗化倾向，这导致了后来修道主义的不断衰落。

［注释］

① 萨沃纳罗拉（1452-1498），多明我会修士。他主要通过布

道的方式宣传救世思想，反对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反对富人的骄奢淫逸。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预言家而获得人民的拥护。1495年，他成为新共和政府的幕后掌权人。后因实行严苛的社会政策遭到民众反对，1498年被烧死在领袖团广场，由他建立的佛罗伦萨新共和国也随之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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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爱德华·傅克斯.侯焕闳，译.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363.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On the Features of Nunneries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CHENG Xin-xian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In Renaissance Florence， many women who were influenced by politics， economy and religion factors went into convent. So the convent populations were growing during this period. As we know， many women who came into convents because of some secular purposes instead of their belief in religion which reflects in the complexity of their status. Convent had all kinds of connections with the secular society. And that led to secularization of convents. These foreshadows the decline of the convent.

Key Words:Renaissance； Florence； convent

中图分类号：K1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3-0097-04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6.03.025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5SJB574）

收稿日期：2015-10-22

作者简介：程新贤（1978-），女，山东菏泽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复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