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对外经济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1）



王荷波与玉田农民暴动

田 牛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对外经济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在各地展开轰轰烈烈的暴动和起义。以王荷波指导玉田农民暴动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北方农民运动的特点，在地理层面对大革命史时期的农民运动做抛砖引玉的补充。

关键词：王荷波；玉田；暴动；北方农民运动；土地革命

一、暴动前的玉田地区革命形势

“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内革命形势发生逆转，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河北地区正处于奉系军阀统治之下。政治上，他们残酷摧残进步势力，镇压革命群众。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同时，他们也卷入其中，杀害了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等人。经济上则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如“旗地变民”捐、警捐。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奉系军阀更是发行军用票和各种债券，强行摊派。这些措施造成河北财政危机、金融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工农群众自发斗争的爆发，已经成了普遍的必然的事实。”[1]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顺直地区建立了一些支部和农会组织，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反对警察署长司乃德和反抗警捐的斗争大大削弱了奉系军阀在当地的力量。党的力量则在斗争中得到加强，暴动前夕，玉田地区有党员200余人，党支部近30个，这在北方地区是不多见的，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和组织基础。

二、王荷波的指导方针与革命行动

“八七”会议后，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将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2,p33]的指示。为更好地在北方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党决定成立北方局以取代被破坏的北方区，具体负责领导山西、满洲、山东、顺直等地方党的工作，并负责组织农民暴动和土地革命事宜。王荷波当选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长。

王荷波到职后，立即根据会议精神改组顺直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宣布成立北方局。北方局“机关设在北京，由王荷波、蔡和森、张昆弟三人组成北方局常委会；彭述之、刘伯庄为委员，在天津主持顺直省委工作。北方局下设组织部，王荷波兼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由蔡和森兼任。北方局共青团员代表由杨善南担任”[3]。从人员组成可以看出，以“八七”会议代表为主的领导层代替了以彭述之为首的“右”倾领导层，为后来的玉田暴动奠定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基础。新省委研究决定以玉田为中心举行顺直地区农民暴动，推翻奉系军阀统治。这次会议明确指出北方局工作指导方针是“实行土地革命，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地主豪绅阶级、资产阶级，发动与组织农民战争，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4]。会员基本传达了“八七”会议指导精神，有助于玉田革命的开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左”倾主义开始在北方局出现。在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反动派的同时把资产阶级也作为革命的对象是不恰当的，这种思想的出现为玉田暴动埋下了隐患。

经过改组后的顺直省委会议讨论认为玉田群众基础好、党组织执行力强，可以作为革命中心。玉田作为顺直暴动的中心，以玉田为突破点全面发动顺直地区大暴动，乘奉晋战争之时，推翻奉系在河北统治。为更好地动员群众，鼓励农民参加革命。王荷波和顺直省委同志讨论通过没收土地，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同时在玉田扩大党组织，增加党员数量，增强党的领导力。与此同时，王荷波和蔡和森相继改组了唐山、玉田等地市委、县委，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和政策执行力。

由此可见，在北方局成立后不长时间内，相继重建、恢复北方地区党组织，为后来玉田暴动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作为北方局书记的王荷波做到了应尽的职责。

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党的力量的加强，王荷波认为组织武装斗争的时机日益成熟。恰逢此时，晋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爆发了战争，王荷波认为军阀战争为农民运动客观上提供了机遇。为更好地组织京东地区暴动，王荷波亲自赶往玉田。与此同时，北方局组织京东特委专门领导玉田暴动。

此时，以玉田为中心的顺直地区处于奉系军阀控制之下。相对南方地区，顺直地区党的力量相对薄弱，党员数量、质量都不高。但因为北方战争节节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席卷全国，玉田一带党组织深受鼓舞，农民运动也有了较快发展。玉田党组织发展较迅速，活动积极。1926年开始，中共玉田县委组织领导农民进行了以反对警察局长司乃德、抗捐抗税，反对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各项斗争，并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在斗争中建立并扩大了党组织，建立了农民协会。当时玉田县党员大约200人，党支部近30个，形成一支数百人的武装力量。经过反抗警捐、“旗地变民”等一系列斗争，群众组织程度有所提高，所有这些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提供了经验和条件。这在北方地区也是不多见的，所以，北方局和顺直省委选择玉田作为暴动中心。

王荷波到达玉田后即于次日召开玉田县委扩大会议，与会的有玉田县委委员、各区主要负责人。他指出，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北伐战争宣告失败。除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力过于强大之外。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他特别提到陈独秀的取消主义、投降主义压制工人运动、放弃武装领导权的作法，并举出实例予以证明。接着王荷波提出学习“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党目前任务是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广泛发动工农运动，具体到北方尤其是玉田地区，是组织、发展农民起义，开展土地革命，为南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减轻压力。另外，王荷波指出，两次反革命事变后，国民党已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封建阶级的新军阀”，中国革命已进入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新阶段。党要推行建立武装力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紧接着，他向县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宣布了《告全体党员书》《关于在京东四县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和顺直省委决定以玉田为中心在京东地区发动暴动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以更好配合南方革命的决议。对此，王荷波根据玉田本地情况，提出了六项指示：一是提出“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转变混沌的单纯反对“旗地变民”的运动性质。二是坚决排除土豪劣绅，巩固农会组织基础。三是迅速改造并发展强大的党的组织，在短期内发展二千以上的贫农党员。四是在“双十节”举行援助广东土地革命的大宣传和大募捐。五是在玉田临近各县极力发展农会组织势力，发展与训练农民武装队，为将来暴动作准备。六是派人赴遵化宣传土地革命，并在当地民众中募捐，以援助广东农民[5,p275]。即要求扩大党组织，增强党的执行力，为以玉田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做好准备。这些指导方针充分显示了王荷波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潮的革命水准。他不仅坚决贯彻了“八七”会议关于农民运动的指导方针，还把北方农民运动和广东革命结合起来，体现了其全局眼光。在组建农民武装的同时看到了党对农民运动领导权的控制，即要求加大党员发展步伐，扩展党员数量去除小资产阶级达到加强党的领导权的目标，是对大革命失败经验的有效总结。在实际工作中，王荷波身体力行，基本做到了上述工作。王荷波基本达到了“扩大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目标。

通过王荷波讲话，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认识到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明确了新时期的方针路线，明白了玉田党委的目前任务，坚定了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经过讨论，玉田县委一致拥护“八七”会议精神，执行“八七”会议决议，对发动农民起义充满信心。一些同志对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十分愤怒。他们认为陈独秀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仅仅撤销总书记职务是不够的，应予以枪决，并要求王荷波代为传达中央。王荷波对此耐心解释，他讲：“我对同志们痛恨陈独秀的心情是理解的，这是革命感情的一种表现。我对陈独秀的痛恨也曾像你们，甚至超过你们的这种感情。批判他的错误时，认为他罪该万死，不是你们说的枪毙一死，而是万死。但是革命不能单纯靠感情办事，否则，也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给革命造成损失。你们要求枪毙他，是根据党章哪一条？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5,p54]

玉田县委认为，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玉田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奉系军阀在本地的驻军减少，敌人主力已迁至唐山，本地主要力量是警察。经过一系列斗争，特别是反对警察署长司乃德的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敌人的统治。在一年多的斗争中，敌人在玉田地区的统治力量受到根本性削弱，对革命难以构成威胁。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进行农民暴动条件相对成熟。根据玉田党委汇报的情况，王荷波很快拟定了暴动的具体计划。主要内容有：

1、提出暴动纲领，在党员和农会会员中广泛动员宣传。做好思想准备。2、加紧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吸收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同时加强对党员的教育；3、扩大农会，继续以清算、查黑地、退账和罚款等方式，夺取豪绅地主手中的政权，夺取部分土地和枪支，加强农民武装自卫队。4、利用十月十日纪念“国庆”的名义，在县城东关高搭讲台，召集全县农会会员大会（包括邻近玉田的遵化、丰润、蓟县的部分会员），进行宣传动员和武装检阅。会后示威游行，并以玉、丰、遵、蓟迁五县的农会为基础，筹建京东农民协会。[5,p55]

为保障暴动成功，王荷波还要求县委成员分头到各村宣传和组织。王荷波本人也“视察工作，宣传南方的形式，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为建立工农政权做准备”[6,p275]。会后，王荷波和玉田县委讨论了玉田地区的革命形势，他要求县委“组织并整顿农民武装自卫队，以清会账、查黑地为名夺取土豪劣绅武器”“做好遵化北山土匪工作，必要时把他们收编为革命军”[7,p306]。王荷波注意到斗争策略的转化问题，由以往工人运动、政治运动为主，转化为农民运动、军事斗争，在当时党内是不多见的。

为保证革命成功，他深入基层，亲自指导玉田县委制定暴动计划，在思想、宣传等方面为玉田暴动做了充分准备。在县委书记张明远陪同下，王荷波到郭家屯、果各庄、珠树坞等地与基层党组织同志交流，了解情况。每到一处，王荷波都和农会会员、党支部同志亲切交流，询问群众工作情况，宣讲“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响应南方革命，鼓励大家为即将到来的暴动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王荷波避免了以往群众运动中知识分子常犯的教育说道式错误。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运用通熟易懂的语言、诙谐幽默的比喻，有利于大家对于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地印像。县委其他同志也纷纷赶往各支部宣传“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在玉田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和王荷波开展暴动的计划。为增强革命力量，玉田县委还与绿林首领刘二洽谈，以争取对其武装的利用与改造，这些都是按照王荷波的计划实施的。经过王荷波的思想动员，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更加坚定了暴动胜利的信心。

为检阅革命力量，同时向反动政府施加压力，增加暴动胜利的把握。王荷波决定以“国庆节”的名义举行一次群众游行。1927年10月10日恰逢玉田县长更换，对农民运动相对放任的县长王凯文离职，奉系军官高克勋接任，王荷波决定以欢迎新县长为名召集玉田农民协会会员大会。10月10日，王荷波亲自参加了全县农会会员大会，检阅参加暴动的武装力量。当天，玉田县城东关搭起讲台，王荷波和县委、农会主要领导登台讲演，发动群众。与会群众达10 000多人，甚至附近丰润、遵化、蓟县的农会会员也风尘仆仆赶来参会。农民群众气势高昂、斗志充沛，会议气氛极为热烈。这是继反对警察署长司乃德之后玉田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也是农民武装力量的大检阅。玉田县委和农会主要领导人相继发表讲话，指出反动派势力还非常强大，虽然在一系列农民运动中遭到重创，但贼心不死，仍在试图破坏农民运动，分化农会。县委和农会领导们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继续扩大农会组织和自卫武装的力量，为暴动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做好随时迎战敌人进攻的准备，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大会结束后，王荷波和农民协会领导决定进行游行示威，县政府被迫紧闭城门。于是，农民群众在农会干部带领下手持刀枪、棍棒等原始武器围绕玉田县城示威游行，气势非常宏大。群众高喊“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取消警察民团”“农民武装起来”“耕地归民有”等进步口号，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王荷波看到农运成果后非常高兴，兴奋地对玉田县委同志讲：“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你们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同志们英勇斗争的结果，你们这里，很有点海陆丰和湖南的景象，只要按照县委扩大会议的部署搞下去，我相信你们的武装暴动一定会取得胜利。”[6,p56]在肯定成就的同时，王荷波也冷静指出组织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党员的数量还少，其中新党员多，还很不适应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式。要好好加强思想教育，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6,p56]他指出，玉田地区虽然农运成绩较大，但党员数目太少，仅有200余名，远不足以领导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在党员中，多为当年的新党员，素质还不够高。党组织成员在数量和质量上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民运动发展的新形势。为保证暴动顺利进行，“必须对党员和农民加强革命教育，要好好加强思想教育，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6,p56]。农运方面，仍然需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扩大农会力量，壮大革命力量。王荷波鼓舞大家道：“相信我走后不久，一定会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4,p298]王荷波在玉田活动近一个月，离开时他要求玉田县委根据既定规划及时发动暴动。

经过王荷波近20天努力，玉田地区革命形势大有改观，在思想方面、组织方面、宣传方面做好了准备。王荷波基本贯彻了“八七”会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促进了玉田革命的发展，为玉田暴动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但由于当时“左”倾主义开始蔓延，其指导方针在促进革命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三、王荷波指导方针评析

玉田暴动产生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关键时期，历史赋予它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往的河北暴动多以经济目标为主，很少提出政治纲领。玉田暴动则首次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建立武装力量的要求，王荷波作为主要领导人功不可没。但因为当时处于特殊时期，王荷波的指导也有时代的局限。

首先，王荷波在贯彻“八七”会议指导精神同时，未能指出暴动后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一味追求大规模斗争、参加人数，只看到了局部地区革命力量的优势而忽视了整体上的弱势。大革命失败后，全国范围内革命处于低潮，尽管晋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爆发了战争，牵制了奉系军阀部分兵力，玉田、遵化一带虽然群众基础较好，组织有力，但在一县范围内举行暴动，然后以此为中心进而夺取河北省的计划并不现实。奉军在顺直仍有较大实力，可以在短期内调动大批军队镇压革命，后来玉田暴动失败正是唐山奉军赶到镇压的。但以王荷波为首的北方局却忽视了这些客观情况，一味要求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甚至进行大规模集会，客观上加速了暴动失败。

其次，王荷波盲目学习苏俄革命，以攻占县城为工作重点。例如，玉田暴动中王荷波和县委制定了农民运动计划，却没能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仅仅举行一次群众游行，也没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方案。在军事斗争中没能把有效进攻与必要撤退相结合。另外，王荷波以学习苏俄革命经验为主，脱离实际情况，军事工作基本是以攻占玉田县城展开的，并没有做好暴动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筹划，以至于后来玉田暴动成功后，奉军反攻时暴动队伍顷刻瓦解。

第三，暴动领导机构思想不成熟，斗争经验相对不足。以王荷波任书记的北方局，多为工运或群众工作的组织者、发起者或革命理论家，对于农民运动却知之甚少。当时正处于革命形势逆转之时，历史把它们推向了斗争的前沿。在革命力量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应保存和发展党组织，以合法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在有利时期乘势而起。可是，北方局却反其道而行之，做出了以玉田为中心的武装暴动、短期内推翻奉系军阀在顺直地区统治的作战目标。对于北方局“左”倾决议，玉田县委未能作出任何有价值的反驳，只是“受到鼓舞”，说明党内“左”倾主义渗透到了支部。

综上所述，王荷波是玉田暴动和京东农民武装起义的具体组织者，他广泛宣传了“八七”会议精神，提出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要求，为北方党组织指明了斗争方向。他深入基层党组织，了解具体情况，避免了以往顺直省委脱离群众，只开展上层工作忽视下层的缺陷。他为玉田党组织制定了详尽的暴动计划，在思想上、宣传上、组织上做好了准备，有力推动了北方农民运动的开展，对玉田暴动起到了领导和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军事上为武装暴动夺取县城做好了准备。因为“左”倾错误在“八七”会议上的蔓延，王荷波也受到影响，他未能及时意识到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也未能做好暴动成功后的战略转移，客观上加速了暴动失败。他的失败表明，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盲目追求大规模农民暴动，短期内推翻反动军阀统治行不通的，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克服党内“左”倾错误。然而，他在玉田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为顺直省委指明了斗争方向，对后来的河北地区武装斗争开了先河。他在顺直地区的革命活动有力打击了奉系军阀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北洋军阀在河北统治的基础，为后来的革命者树立了榜样。他所领导的顺直农民暴动是与全国农民起义一样是党的统一行动。玉田暴动和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客观上起到了相互支援、相互帮助的作用，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潮流，推动了革命发展。这些起义虽然大多数失败了，但它点燃了

革命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方向。由玉田暴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和南昌起义为代表的武装起义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和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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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玉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玉田革命史资料第一册[M].1986.

[7] 夏庆明,吴尔亮《.玉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玉田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1.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Wang He-bo and Farmer Uprising in Yutian

TIAN Niu
(Social Sciences Foreig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Guizhou Provincial Academ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Kuomintang rightists betrayed the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rted to resist the Kuomintang’s policy of massacre. The country launched vigorous riots and insurrections. Wang He-bo’s guidance in Yutian farmer uprising is served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in-depth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rmer uprising in north China. It provides some complements for the farmer uprings during the revolution from the geographic level.

Key words:Wang He-bo; Yutian; upring; northern peasant movement; land r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K2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3-0001-04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6.03.001

收稿日期：2015-10-25

作者简介：田牛（1984-），男，山东菏泽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