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政（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2013年国内四库学研究综述

李勇政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统计了2013年国内四库学研究情况，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指出2013年四库学研究的重点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四库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

21世纪以来，“四库学”研究磅礴发展。2013年，国内“四库学”研究亦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出版了专著4部，博硕士论文10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近140篇①。在此，大致划分为纂修研究、总目提要研究、文献研究、四库馆臣与学人研究四部分择要述评如下。

一、纂修研究

对于《四库全书》纂修问题的研究，前人成果丰硕，代表性著作有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②。然而，《四库全书》不仅纂修历时长，而且工程浩大，因此，仍有相当多的领域值得深入。2013年，在四库系列丛书纂修问题方面，北京大学陈恒舒以《四库全书》纂修的基本流程为线索，对纂修期间清人别集的采进、禁毁、别择、编校、删禁以及提要撰写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该文采用了新近公布的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稿本和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③，为之前学人所未见。因此，该文颇多新见，如指出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的规模发生过一次缩减，包括十余种清人别集在内的一部分著作由于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抄录而降为存目，而其提要也经过了较大的改动［1］。肖东发、周悦则从《四库全书》编纂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得出乾隆是“功魁祸首”的结论［2］。吴育良认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因前后经过四次补抄而拥有其他存世三阁全书所没有的独特价值［3］。史广超指出劳格是意识到《永乐大典》辑本编纂存在较多失误并展开系统研究的第一人［4］。

从上可知，对于“四库学”而言，纂修研究多集中于乾隆时之四库修书，而对于其后续修四库之呼吁和民国时期倡修续四库的研究则相对偏少。并且，从整体上进行四库修书研究的作品几乎没有，研究越来越细化，大多仅着眼于一端。同时，对于四库修书的研究，一些论著不能紧密联系具体的时代历史，因此，仍有一些研究的余地，如在乾隆四库修书时的财政用度问题上，研究偏少，几近于无。

二、总目提要研究

对于总目提要的研究，前人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④为杰出代表。近年随着新的档案和史料的公布，对于总目提要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出现了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⑤这样的汇编性著作，然而，总目提要作为“四库学”中的重要研究部分，不管是做总体的提要纂修研究，还是具体的提要辩证，仍多有研究的余地。在2013年，提要研究方面出现的论著是四库学中分量最大的部分，计有著作2部，硕士论文7篇，其他论文则有60余篇，几占2013年四库学研究中的半壁江山。下面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许超杰指出《提要稿》长编是《提要稿》撰写的基础，从中可以看出《提要稿》编撰的过程与依据。其次将《提要稿》分为初办提要、修改稿和覆校稿三种类型，并提出初步判定各类型的标准。其次通过将《提要稿》“经部”与《总目》相应提要进行对校，指出总纂官对分撰提要进行了修改，但《总目》所体现的学术思想仍是以分纂官的分纂稿为基础。最后认为不应夸大以纪昀为代表的总纂官在《总目》编撰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应该注意到翁方纲等分纂官在《总目》编撰中应有的地位［5］。周录祥通过比勘文渊阁与文津阁《简目》钞本，发现两个版本为同一系统，相似之处颇多，但是文津阁钞本文字讹误较多，价值不如文渊阁钞本，然而对校正通行本《简目》皆有相当之价值［6］。赵晨得出地理类提要徵引的参考文献涉及四部28个类目，打破了目录书学术知识体系的严格区分。就具体的话语体系而言，馆臣在撰写提要中经典文献体现了其绝对的话语权威。它们不仅在徵引次数上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在史实论述、学术评判上也具有示范意义［7］。李伟国、尹小林指出《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中的“二十二史”所据版本虽标示为“内府刻本”即武英殿本，但却有所不同，而是作了不同程度的精心整理和修订。其中特别是《辽史》，馆臣校以当时尚存的《永乐大典》，写成大量有价值的“考证”。然而该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点校整理“二十四史”时未充分参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则是求全之责［8］，事实上由于1948年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收藏在台湾，直到1982年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全部影印出版齐全，故而此前学者实难于见到。王育林将前人对医家类提要的考证汇为一编，但基本没有自己的考订与辨析［9］。刘韶军等《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提要样稿》与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乃是傅璇琮、赵和平主编之《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之史部杂家类三百五十二种书籍的提要，对总目提要多有订正［10］。梅爽以《总目》子部提要为中心对殿本和浙本文字进行详细比勘考订，辩证讹误400余则，认为浙本比殿本错误要少。但同时称两个版本各有优劣，不能单纯认为哪一个版本为胜［11］。陈瑞赞指出《总目》存目之《学易居笔录》基于《学海类编》本，并考证《学易居笔录》乃是割裂明人侯一元《读书记》而成，是明末清初书贾所造的伪书［12］。赵喜娟发现文渊阁、文津阁书前提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书名、篇（卷）名称数量、作者著录、详略、语言表述、评述论断等方面，同时也举正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提要中存在的讹误。最后认为两阁提要各有特点，不能一概而论其优劣，要视具体文本而定［13］。杨鹏程指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集部》唐五代部分收52篇提要，能够确定作者的有13人，分别为王重民、夏孙桐、鹿辉世、张寿林、赵录绰、陈鍫、谢国桢、徐世章、孙雄、谢与尧、班书阁、陆会因、傅振伦［14］。邓富华认为《总目》的明代诗歌批评理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变”论史，宏观建构明诗演进历程；二是追源溯流，细致考察作家与流派的诗学渊源；三是折中前说，重新评估诗家与诗作；四是厌弃门户，表彰自能独立之诗人。但是《总目》在明诗批评中秉持人品决定诗品，以及过分强调文学创作关乎世运的观点也有很大局限［15］。赵龙查找出《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宋人笔记252种，其中著录197种，存目55种。认为总目对宋人笔记之作者和版本有细致考证，著录有严格的标准，推崇“广见闻”“资考证”“裨劝戒”和“说部之佳本”［16］。

史小军、潘林认为《总目》别集类提要大量引用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和《明诗综》等著作中的观点，但对朱彝尊著作中的讹误又多所纠正［17］。黄伟、张晓芝指出《总目》明人别集提要大多涉及版本考辨。但馆臣对版本的考证多有失误。这些失误给《总目》利用者以及研究明人别集者以错误引导，诸多学术是非由此而生。并认为《总目》明人别集的版本问题需要明辨并指出提要版本问题产生的原因［18］。岳永指出《总目》对笔记兼备众体之文体特性、笔记“杂”之特色以及“雅”之审美追求等问题的论述集中反映了清代前中期人们对笔记的认识观念和思想水平，其学术视野和理论水平一般目录学著作无法比拟［19］。何宗美指出以台阁体为明代文学之正统即“台阁正统”说，是《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思想。《四库全书总目》虽然称茶陵为“派”，但并不把茶陵派看作一个独具创作风格的文学流派，而是把它归入台阁体在后三杨时代的一种代表。茶陵派归属台阁体之说，其可取之处是注意到了该派多数作家所共具的艺术风格及其渊源，但其缺憾和问题实非少有。《四库全书总目》所持的“立异起衰”说，与钱谦益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将茶陵派与复古派对立起来了［20］。杜泽逊主要以各省采进书目与《总目》别集类30条提要进行核校，并进行了订正［21］。吴婷以《总目》为参照，同时校以文渊图、文溯阁书前提要、四库提要分纂稿，发现《荟要提要》相比于其他提要稿，在最大程度上保存了提要底本的原貌，具有一定的原稿性质［22］。王红以《总目》为切入点，从目录学的角度对其中所收录的西域文献提要进行研究。文章统计了《总目》收入西域文献之数量，对收入文献之作者、版本、目录等问题做了考述［23］。杨洪升举《四库总目》中馆臣之误六条，指出《汲古丛语》条提要系《总目》失检，不著撰人之《存心录》、元刘祁撰《归潜志》、元耶律铸撰《双溪醉隐集》、明张时彻撰《芝园定集》、明陈尧撰《陈梧冈集》等五条则从版本角度辨其论断篇卷之失［24］。赵阳阳《读四库提要札记两则》订正《石墨镌华提要》中正四库馆臣对《石墨镌华》作者赵崡中举之年的误载；另通过对《书法离钩提要》版本源流的考察，解决了馆臣对于《书法离钩》与《历代帝王法帖释文》合刻问题的疑问［25］。邓婷指出相对于宋代重礼兴乐的文化思想，清发展至乾隆时呈现出在礼乐思想中更重乐中礼的成分而缺乏对音乐本身发展的关注，这种现象与当时重乐律考据的实用之风以及重雅崇古的音乐思想密切相关［26］。何灿从著录图书数量、书名著录、作者著录、提要比较、版本互证五个方面对比了《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与《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虽然在规模和学术水平上无法与《四库全书总目》相提并论，但是两部书目在纂修背景、著录对象、编撰体例、提要内容等方面均有诸多相似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对《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多有参考和借鉴［27］。王培峰指出《总目》认为顾炎武学问淹博、考证精详，频繁征引其说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对顾氏的疏漏讹误，亦予以驳正。在对顾氏的经世致用之学方面，馆臣则颇有微词，反映出学术风气的嬗变［28］。高远统计《总目》共收蜀籍学人杨慎著作33种，认为杨慎作为明代开考据之风气者，受到了四库馆臣精审之批评。指出其著述“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其学术“博洽冠一时”、“只成杂学”。四库馆臣在继承并理性辨析杨慎考据工作的基础上，揭示其学术源流概况，表彰其考据中强调“博学”与“博征”。通过梳理《四库全书总目》对杨慎的评价，得出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29］。刘甲良指出《武英殿聚珍版书》是纂修《四库全书》之衍生品，多收有世间罕见之书，由武英殿用“聚珍版”刊刻流传，因其价值甚高，故朝廷允许江南等五省翻刻，这样，形成“内聚珍”与“外聚珍”两大系统：“外聚珍”又有福州、广州、南昌、苏州和杭州刻本；另有部分书籍收入各地丛书之中，其影响在清代远远甚于七阁写本的《四库全书》。同时指出《武英殿聚珍版书》有的书前不录提要，不书校上年月，不署纂修官和总纂，这是研究《武英殿聚珍版书》书前提要不能忽略的问题［30］。

2013年总目提要的研究中对于经部的研究偏少，而对于子部与集部的研究颇盛。虽然，总目在四库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形成了所谓的“四库总目学”［31］。但是，现今之总目提要研究，订正补缺之作多，而能提升到从学术史、文化史或思想史角度进行总目提要研究的则是凤毛麟角。同时，虽然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稿本和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都已经公布，但使用来进行研究者仍然较少，这不得不说是“四库学”研究者在史料追踪方面的不足。

三、文献研究

2013年“四库学”文献研究的著作有2本，硕士论文2篇，其他论文40余篇。

陈超《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品官命妇研究—以“四库”明人文集为中心的考察》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书以《四库全书》所收明人文集中的女性碑传文为主要文献资料来研究明代品官命妇的封赠制度，经作者统计，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人别集共239种，其作者历时洪武至崇祯年间，身份上至皇帝，下及布衣文人，大部分则为官僚［32］。究其实，此书与四库学关系不是很密切，只是以“四库”为名，缩小史料查找的范围，减小史料收集的难度罢了。甘肃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编《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一书收录1908至2010年之间发表在报纸、期刊、论文集等文献中的有关文章，包括大学学位论文在内，约计五千余篇，对于“四库学”研究者来说，该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该书亦有许多缺漏，主要是收录不全，尤其是港台的研究论文收录较少，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则几乎付诸阙如。此外，对于研究专著没有涉及，可谓是一大缺憾［33］。乔治从科技文献的角度对《四库全书》进行研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通过对每个子类中科技文献的总结，研究其相应的科技文化价值［34］。郭林指出四库本《史记》以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为底本，但在抄录之前曾对殿本予以校勘，并在抄录时参考校改，形成了《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史记考证》，因此四库本《史记》是武英殿本的修订本，该文作者将《史记考证》逐条与文渊阁本对校后发现文渊阁本许多地方并未按《考证》修改，同时一些改动文字又未见于《考证》。另该文将文渊阁本与中华本《史记》通校，得出异文三百余条［35］。李裕民认为自从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和电子检索版流传以来，文渊阁《四库全书》已成为人们研究古代历史时经常引用的版本，但在给研究带来许多方便的同时，亦存在着许多缺陷，同时由于检索的方便，有些研究者拿来就用，大大影响了研究质量。此外，该文也指出《四库全书》本存在篡改与删除，其所收辑佚本内容多有脱误，所收传世本则有缺卷、讹误等问题。因此，在使用文渊阁本时应注意查考，不要忘记将其他两阁与文渊阁本作一对比［36］。

在“四库学”的研究中，理应是占据最大文献比重的四库文献研究成果最多，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尽如此。相对于总目提要的研究，四库文献研究仍然滞后，因此，在以后的“四库学”研究中，应加强《四库全书》具体文本的研究。

四、四库馆臣与学人研究

对于四库馆臣与四库学人的研究，2013年以前当以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为代表，而对于四库学人的研究，则未见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在2013年这一方面的研究中，有一些论文可资借鉴。

吴育良在《四库全书与浙江士人》一文中指出浙江为《四库全书》的纂修与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四库全书》馆成立后所委任的总裁、分纂、校勘等360名馆臣中浙籍人士几乎占据四分之一；二是私人进呈书达500种以上者，全国仅四家，而浙江就占3家；三是南三阁唯文澜阁独存于今，乃是源于浙江士人的补抄，前后经过丁氏兄弟补抄、钱恂的“乙卯补抄”和张宗祥的“癸亥补抄”三次补抄才得以复原；四是抗战期间完整保护了文澜阁《四库全书》［37］。张新杰从陈垣结缘《四库全书》入手，对其研究《四库全书》的过程、研究方法及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全面论述，揭示了陈垣与《四库全书》的关系、对《四库全书》研究的贡献以及对学术界的影响［38］。杨斌根据相关档案史料，说明了竺可桢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39］。王宇指出在保护沈阳故宫、筹办故宫博物院、复归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及拟续修《四库全书》等过程中，可看出张学良是20世纪对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保护出力最多、贡献颇巨的一位幕后功臣［40］。张晓芝通过研究于敏中写给陆锡熊的信札，介绍了于敏中在四库修书中的作为和贡献［41］。汪帆指出张崟多年潜心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著有《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等著作多种，是早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成果最多的学者［42］。熊静介绍了近代著名藏书家伦明，毕生以续修四库为业，在1921年至1933年之间四次尝试续修《四库》及提要，但均因故未果。1925年，利用日本庚子赔款，在京成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人文科学研究所意图续修四库并撰写提要，伦明撰写提要1 900余篇，分别涉及经、史、集三部，尤以经史两部为多，是研究伦明文献学成就，及续四库纂修史的重要材料［43］。

四库馆臣与四库学人的研究，特别是后者，已经涉及到“四库学”史的问题，而现今只有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一本“四库学”史专著，全面的“四库学”史著作则未见，这也是以后“四库学”研究中应该加强的方向。

［注释］

① 此统计数据基于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统计得出，且一般介绍性质的文章排除在统计之外。

②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于1937年由国立北平史学研究会，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于198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于2012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 《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于2011年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方鹏程，俞小明总编辑《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于2012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 余嘉锡著《四库提要辩证》于1935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出。

⑤ 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于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1］ 陈恒舒.《四库全书》清人别集纂修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3：1-2.

［2］ 肖东发，周悦.《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影印之我见［A］.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编.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2013：199-208.

［3］ 吴育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钞及价值［J］.晋图学刊，2013（1）：75-79.

［4］ 史广超.论劳格于《四库全书》集部辑本的贡献［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3（1）：26-28.

［5］ 许超杰.《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研究：以经部为中心［D］.保定：河北大学，2013：1-62.

［6］ 周录祥.《四库简目》文渊阁，文津阁两钞本异同优劣小考——以经部为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4）：75-79.

［7］ 赵晨.《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1-84.

［8］ 李伟国，尹小林.重审《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二十四史”之价值［J］.学术月刊，2013（1）：142-148.

［9］ 王育林.《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汇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10］ 傅璇琮.杂家文献学的发轫之作——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书后［J］.出版科学，2014（2）：111-112.

［11］ 梅爽.《四库全书总目》殿本与浙本差异研究：以子部为中心［D］.南京：南京大学，2013：7-27.

［12］ 陈瑞赞.四库存目著录《学易居笔录》证伪［J］.图书馆杂志，2013（6）：99-101.

［13］ 赵喜娟.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考校：以集部别集类（汉魏至宋代中期）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4-67.

［14］ 杨鹏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唐五代部分整理研究［D］.烟台：鲁东大学，2013：12-25.

［15］ 邓富华.《四库全书总目》明诗批评述论［J］.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13（2）：112-116.

［16］ 赵龙.谈《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笔记的著录［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5）：126-128.

［17］ 史小军，潘林.《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对朱彝尊学术成果的借鉴——以明代诗文集的考订问题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10）：79-84.

［18］ 黄伟，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版本阙误初探［J］.文艺评论，2013（12）：104-109.

［19］ 岳永.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笔记观［J］.新疆大学学报，2013（6）：122-125.

［20］ 何宗美.《四库总目》茶陵派批评中需要矫正的几种观念［J］.阅江学刊，2013（6）：98-105.

［21］ 杜泽逊.读四库提要小识［J］.图书馆杂志，2013（7）：92-95.

［22］ 吴婷.《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1-62.

［23］ 王红.《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西域文献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3：1-49.

［24］ 杨洪升.《四库全书总目》辨误六则［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3（1）：91-94.

［25］ 赵阳阳.读四库提要札记两则［J］.图书馆杂志，2013（4）：100-102.

［26］ 邓婷.《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清代音乐思想［J］.江南大学学报，2013（3）：112-116.

［27］ 何灿.《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3（8）：88-91.

［28］ 王培峰.《四库全书总目》对顾炎武的学术评价［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6）：77-79.

［29］ 高远.论析《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学者杨慎的评价［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11）：52-58.

［30］ 刘甲良.武英殿聚珍版书书前提要特征及价值［A］.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编.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2013：415-435.

［31］ 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9.

［32］ 陈超.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品官命妇研究——以“四库”明人文集为中心的考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10.

［33］ 甘肃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编.《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282.

［34］ 乔治.《四库全书》中科技文献与科技史料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3：1-39.

［35］ 郭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比勘札记［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86-92.

［36］ 李裕民.论《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的缺陷——以宋代文献为中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2）：156-163.

［37］ 吴育良.《四库全书》与浙江士人［J］.兰台世界，2013（4）：112-113.

［38］ 张新杰.陈垣与《四库全书》［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3（7）：56-57.

［39］ 杨斌.竺可桢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大迁移［J］.中国档案，2013（10）：76-77.

［40］ 王宇.张学良与《四库全书》的不解之缘［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4）：84-87.

［41］ 张晓芝.于敏中与《四库全书》［J］.读书，2013（11）：45-46.

［42］ 汪帆.张崟的“四库学”贡献［J］.浙江学刊，2013（5）：70-72.

［43］ 熊静.伦明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3（3）：23-25，39.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A Review on the 2013’s Study of Sikuxue in China

LI Yong-zheng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A statistic is made on the 2013’s study situation of Sikuxue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it points out the focus and the problems of Sikuxue study in 2013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research.

Key Words:Sikuxue； Sikuquanshu； the catalogue of Sikuquanshu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3-0079-05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6.03.021

收稿日期：2015-08-16

作者简介：李勇政（1990-），男，贵州毕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