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耀（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贾平凹新作《老生》谈

赵 耀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贾平凹的新作《老生》有两个突出的重点：一是英雄的消解，二是时间的停滞。前者是基于经典创作的压力而主动采取的悲剧性反抗，后者是源于现实的难以把握而被迫进行的涅槃式重生。二者共同指向的是作家在外力的重压下进行的负重式书写，并且引发了贾平凹整体创作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游离，进而形成其内在的负重。这种负重的书写一方面凸显了当下作家创作的困境和突围的艰难，另一方面，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优秀作家对负重式书写挑战的承接彰显了中国当代作家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悲剧性精神。

关键词：《老生》；负重；消解；停滞；游离

在当代文坛中，能够保持强劲创作势头的作家不占少数，但是能够维持高质量创作的作家却为数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作家中能够敢于割舍自己已经成熟的创作经验，冒着自毁前程的风险，直面现实的纷繁，挑战经典的创作资源，探索新的创作方式，不断寻求自我超越的作家更可谓凤毛麟角。而毋庸置疑，贾平凹自然称得上这样的一位作家。他初登文坛就以清新的文笔博得关注，此后每部作品的问世都引发热议，甚至好评如潮，即使在《废都》的批判声浪中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贾平凹也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写作，更没有因为挫折而彻底丧失创作资源。在《土门》《白夜》《高老庄》的创作调整期后，重磅推出《秦腔》，再一次引发文坛的轰动，而他也并未因此满足而停止继续探索的脚步，《秦腔》之后，他又以强劲的创作势头陆续推出《古炉》《带灯》直到2015年推出《老生》，他的每一次创作，都经历了一次自我心灵的炼狱，都承受着绝望而无边的挑战。也正是源于此，他的创作是一种负重的书写，书写之所以“负重”，是因为他一方面要面临着来自经典创作和自我前期创作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要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加以表现。这两方面来自外界的压力催生了其创作价值取向的游离，成为其内在的负重，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筑起一块巨石，压迫着贾平凹，使其创作成为负重的书写。

一、英雄的消解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十七年”文学注重典型英雄人物的塑造，“文革”文学在“三突出”原则的胁迫在造成人物形象的扁平与失真，到了新时期，莫言、陈忠实等人的“新历史小说”则把英雄人物的栖息地从“官方”拉到“民间”。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英雄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反抗精神。然而，到了贾平凹的新作《老生》，英雄人物形象发生了突转与裂变：从英雄的建构转向英雄的消解。具体来说，《老生》中有一个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游走于四个故事的人物：匡三。如果单看作品的开头，解放后“匡三成为大军区司令，名副其实的‘西北王’”，子孙也皆入朝为官，读者会按照思维的惯性将其预设为“姜必达”式的战斗英雄。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发现所谓的匡三司令其实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流氓无产者，他身上既没有英雄热血也没有反抗精神，更没有在战斗中历练成长的经历，他仅仅是因为想吃饱饭而参加游击队，因为偶然的机会存活下来，又因为时代的需要成为“英雄”。匡三的精神实质仅仅是一个无赖所具有的无知、愚昧与自私，与其后来的英雄身份极不相称，既没有功勋卓著的战功，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有的仅仅是各种粗鄙的言语和猥琐的行径。而又恰恰是这样一个无赖却成为了英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老生》中，贾平凹一反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常规，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英雄的既定观念，把昔日的巨人请下神坛，变为今日的凡人甚至小人，英雄头上的绚丽光环也随之黯然失色，从而有效地完成了对英雄的消解。

那么，贾平凹为何会在新作中一反常态地开启对英雄人物的消解，这种书写的背后潜藏着作家怎样的思考？又透露了作家怎样的创作心态呢？如果我们从作家创作共性的角度出发，自然会列举出类似这样的解释：人文精神淡化的时代逼仄，要求英雄走下神坛的强烈呼声以及回避崇高的大众化“抹平”策略激发了作家解构的疯狂与快感，在对英雄的质疑中完成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以作家主体性弥散的方式掩盖作家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但是，上述这些“共性”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贾平凹个人的创作选择。“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其内在动因之一就是源于他对存在世界的某种不满足或者不满意。他要通过自己的文本，建立起与存在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而一个作家所选择的文体、形式和叙述策略，往往就是作家与他所接触和感受的现实之间关系的隐喻、象征或某种确证。”［1］我们以这样的理念反观贾平凹的创作，就会发现他在《老生》中选择对英雄的消解是有着深层个人原因的。

如果说莫言的《红高粱》代表了酒神精神的群体性狂欢，那么贾平凹的《老生》就对应地代表着酒神精神的个体性痛苦。如果说《红高粱》投射着新时期的启蒙激情，《老生》则映射着新世纪的理性反思。如果说《红高粱》洋溢着建构的乐观，《老生》则充斥着解构的挑战和守成的悲观。轰轰烈烈的20世纪80年代已经过去，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面对之前创作成果的重压，作家必然面临着是按照自己的写作惯性继续向前滑行，在自我的反复中消磨自己的创作资源，还是痛苦的抗拒写作的惯性，在绝望中寻找新的创作生长点的艰难抉择。贾平凹在《老生》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虽然他明知相对前者，后者风险更大，成本更高，需要承受的自我精神危机更多，但是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后者：“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这也就是我写《老生》的初衷。”［2］因此，贾平凹对英雄的消解，并不仅仅是单方面解构的促动，而是自我创作的调整，也正是源于此，《老生》的书写是一种负重的书写，是在写作的难度逼迫下主动采取的一种绝望性的反抗与挣扎，在这样的负重的书写中，我们一方面看到当下作家写作的艰难突围，也看到作家反抗绝望的艰辛心路历程。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对于英雄的消解，重要的不是消解本身，而是消解的结果。通过英雄的消解，读者看到了历史本身的荒诞，匡三这样的平淡无奇的流氓无产者会成为军区司令，而且这一过程并不是在匡三在受教育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而成长的情节或模式中完成的，匡三自始至终都是那个无赖，而多少有革命意识的李德胜和略有英雄气质的老黑却毫无价值的牺牲，这一切模糊了荒诞与真实的界线，同时也倒逼读者思考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确切地说，在《老生》中，既无英雄，也无时势，有的仅仅是偶然。是一系列偶然使匡三参加游击队，一系列偶然使他在战斗中存活，又是一系列偶然使他被人造为英雄。

二、时间的停滞

《老生》中的四个故事发生于四个不同的时期，“国民革命”“土改”“文革”和当下。这四个时期自然各具特质，有绝对的独异性。但是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把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抽取出来塞入另一个故事的时代背景中，我们不会感到任何突兀和不合适，不同时期的人物可以与另一个时代实现无缝对接。具体来说，四个故事中的人物，如老黑、马生、冯蟹、戏生虽然所属不同的时代，但是其人物特征是极其相似的。他们共同具有无赖式的痞气，不甘平庸的戾气，不安分守己的邪气，建构与破坏并存的妖气。按照戏生自己的说法是“我身上有毒性”。而且他们人生际遇的结果也是惊人的相似：走向毁灭。按文中的话语则是“折腾与不折腾结果都一样”。本生存于“土改”时期的马生在国民革命时期必然也会像老黑一样主动参加游击队；本生存于“文革”时期的冯蟹在“土改”时期也会像马生一样为了私欲人为地对他人进行阶级划分；本生存于当下的戏生在“文革”时期也会像冯蟹一样将村民进行整一化编制。透过这样的情节设置，贾平凹彻底颠覆了我们既定的历史观，在《老生》中，历史与其说是发展的，不如说是拼凑的；与其说是前进的，不如说是停滞的。不管时代本身具有怎样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其中的人和事却惊人地相似。或者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概括为虽然社会进步了，物质发达了，制度民主了，而人本身未进步，人的思想依旧保持在前现代状态，即便外部世界怎样变换，生活其中的人不发生改变，整体依旧是不变的。大仲马曾言：“历史不过是我挂小说的钉子。”［3］贾平凹把四个故事的历史作为钉子，展现他个人式小说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看似动态发展的历史其实质是静态的，看似线性前进的时间其实质是停滞的。纷繁复杂的历史是有着内在隐形联系的，连接这四段历史的就是禀性难移人，或者说人性。

在《老生》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贯穿了四个时代的唱师为何死于当下，他能在历次社会大变动中游刃有余，为何会在当下离开人世，“这个人唱了百多十年，他终于唱死了”是贾平凹的何种隐喻？如果说唱师在前三个时代能够存活是源于他有能力掌控时代的话，那么唱师在当下的离世是否就象征着当下的失控？贾平凹的这种设计是否流露出他个人对当下的恐惧，对当下的不确定性的迷茫？其实，对当下书写的乏力不仅是贾平凹个人的特质，当代诸多作家在书写历史时都呈现主体性的自信，显示思想的深刻性，而一到对当下的书写则流于乏力，莫言的《蛙》、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炸裂志》、苏童的《黄雀记》无一不是这样，特别是铁凝的《笨花》，故事在抗战胜利后随即终止，人为地回避对当下的书写。那么，作家集体性的在当下面前暴露出贫弱与乏力说明了呢？这个问题即是当下的纷繁复杂使作家眼花缭乱，迫使作家丧失了冷静的眼光和理性审视的能力，作家在变动的当下无从把握，无法完成主体性的构建，按照余华的说法是“一个作家总是要表达他的理想，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其实世界这么大，我那么小的拳头，击出去就像打在空气一样，有屁用”［4］。这种自我书写能力的丧失使作家产生强烈的精神危机，造成作家的主体性弥散和消极反抗甚至逃逸，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类似于先锋探索走到极致后的自我蜕变痛苦，是在前进和后退的艰难抉择和无奈。正如贾平凹所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这本书写得怎么样，哪些是该写的哪些是不该写的哪些是还没有写到，能记忆的东西都是刻骨铭心的，不敢轻易去触动的，而一旦写出来，是一番释然，同时又是一番痛楚。”［2］作家对当下书写的困难最终指向的依旧是作家负重的书写，纷繁的当下虽然浮生变化，有诸多的素材，但是素材的异常丰富反而使作家感到迷失，使作家找不到一条思想主线或者万能方法论来把这些现象加以有效整合，只能以悲观的自我放逐式的心态进行异常艰难的探索，而这也许正是作家的宿命。“历史的发展需要先驱，需要探险者，需要勇于承受孤独的勇士，他不是跟着他人走，不是欢天喜地地与他人一起走，而是孑然一身行走于不见人烟的荒原。他的脚步属于人群，但在人们欢呼着向他集结时，他却必须孤独地踏着荆棘走向更为荒凉之处。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文学家和精神创造者的命运。”［5］他们只能在负重的书写道路上艰难前行，而他们留给我们的，则不仅是作品，更是创作作品的动力和作品中饱含的反抗绝望精神，这种反抗绝望精神的传承也许会给作家真正的欣慰。

三、取向的游离

梳理贾平凹创作的整体历程，我们会发现他似乎没有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作品中流露的创作倾向基本上是处于游离状态的。如果说贾平凹早期的《满月儿》着重展现人性美，那么到了《二月杏》则又以冷峻的眼光审视人性恶，如果说《腊月·正月》在改革与保守之间倾向于改革的话，那么在《黑氏》《火纸》等一系列创作中又呈现出对传统道德沦陷的痛心与追忆和对商品经济浪潮的疑惧。如果说《浮躁》是时代浮躁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回响，那么《废都》《高老庄》又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某种执迷，对文化休克状态的非理性物恋，贾平凹在新世纪后的长篇创作《秦腔》《高兴》《古炉》《带灯》叙事背景游走于乡村和都市，徘徊于民俗和商品化，直到《老生》开启类似“新历史小说”式的书写，贾平凹始终处于一种价值取向的游离状态，渴望获得更方面的认同，又在多方中各不讨好。因此，批评家李建军先生称“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有病怏怏的厌世，阴沉沉的恨世，轻飘飘的骂世与乐陶陶的遁世，唯独缺少深刻的思想与彻底的批判精神”［6］。

然而，事实也许并非这样简单，李先生的批评也许略失偏颇。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即使贾平凹处于价值取向游离的书写状态，他的等身著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文学价值，其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即是对白话文文学语言体系成熟的贡献。在“新世纪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上，贺绍俊提出“建立中国优雅的文学语言”的倡导：“文学语言是一种优雅的语言，是存在民族的文明精华和精神内涵的语言。文言文作为古代文学的文学语言起到了这个作用。但是现代汉语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学语言体系，因此新世纪文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立起中国优雅的文学语言。”［7］贾平凹作品中流露出的那种对微妙人物心理的刻画，对社会变革下人性蜕变的捕捉，对逝去传统伦理道德的追忆，对人性美的礼赞，对弱小生命受摧残的痛心疾首，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白话文书写的表现领域，提升了当代文学创造的文本价值。他的众多创作完全称得上是在得心应手和惟妙惟肖的刻画中将白话文语言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完全可以与发展了两千多年的文言美文比肩。因此，仅此一点，就完全可以确立贾平凹在当代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坚固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贾平凹创作价值取向的游离，并不是他个人不负责任的自我放逐的结果，也不是他个人不寻求自我超越，更不是他迷恋于自我的狭小天地，而是他所处时代的阴影使然。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人活在尘世上的，每个人都顺着潮流往前走。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摇晃，但从事创作有时你得感应整个时代，要坚持自己的。我的写作似乎老同一些潮流不大合拍，老错位着呢，不是比别人慢半拍，就是比别人快半拍……我这不是有意为之，全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和思考走。”［8］贾平凹的“错位”，是源于他对时代潮流所进行的悲剧性与绝望性反抗。他虽然不像茅盾、巴金、老舍等现代经典作家那样具备一贯的价值取向，不像他们那样凸显主体性的张扬、饱含建构性的激情，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时代背景的不同，作家所面临的挑战的差异。单方面的批评与质疑不会带来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只有站在当代作家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思考他们真正所面临的挑战和精神危机，感受他们在时代大风中昂然屹立的复杂心境，体味他们“跟着自己的感觉和思考走”的坚强人格和对文学的敬畏，才是文学批评的根本价值所在。

如果说“英雄的消解”是在经典创作面前的负重书写探索，“时间的停滞”是作家面对当下复杂景象的负重书写，那么，价值的游离则是二者共同挤压下作家的本能反应。前者指向的是外在的负重，后者指向的则是内在的负重。但是，这种价值的游离也并非完全是消极层面的。一方面从文学史和文学社会学层面可以成为当下整个时代精神图景的生动呈现，是国民思想困顿现状在作家书写层面的反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在内外部写作困境中没有单方面放弃书写，而是在精神的困顿和价值的迷失中坚守着自我，毅然从事着艰难的书写，某种程度上是鲁迅笔下的“过客”代表。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样感到恐惧，对自我的当下现状也同样不满，对人们善意的规劝也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前进，向死路进发，这种向死而生的精神尤为值得我们的敬畏，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强烈震撼着读者。因此，这种负重的书写是极其悲壮的，也是极为痛苦的，而也正是因为有众多像贾平凹这样的优秀作家敢于挑战负重的书写，敢于反抗绝望，也才使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不失经典，不堕落为机械工业时代的文化消费品。

［参考文献］

［1］ 张学昕.穿越叙事的窄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2.

［2］ 贾平凹.老生·后记［J］.当代，2014（5）.

［3］ 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代序［M］.李玉民，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3.

［4］ 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关于《许三观卖血记》及其它［J］.作家，1996（3）.

［5］ 李新宇.保卫孤独.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3.

［6］ 李建军，朱大可.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M］.北京：工人出版社，2004：198.

［7］ 杨晶.新世纪文学：过去，现在与未来——“新世纪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纪要［J］.文艺争鸣，2010（12）：45-49.

［8］ 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68-69.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On Jia Ping-wa’s Laosheng

ZHAO Yao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Jia Ping-wa’s Laosheng has two prominent focuses： one is the dispelling of the hero， the other is the stagnation of time. The former is based on the creation of the classic pressure which evokes tragic resistance. The latter originates from the difficult grasp of reality which stimulates the nirvana rebirth. These two points to the author’s writing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external force. Jia Pingwa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outstanding writer who has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reality and the tragic spirit of resistance.

Key Words:Laosheng； weight； dispelling； stagnation； wandering away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3-0051-04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6.03.014

收稿日期：2015-11-28

作者简介：赵耀（1989-），男，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