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宋代农民战争史研究述评

2016-02-12陈芳芳

天中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宋代

陈芳芳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20世纪以来宋代农民战争史研究述评

陈芳芳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20世纪以来的宋代农民战争史研究大致经历了开创、发展、高潮、低潮等几个阶段：50年代之前即有大陆宋史学界的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宋代农民战争史进行研究；50―60年代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经历了从个案研究到理论研究的转变；改革开放后，宋代农民战争史研究热度空前，但不久研究跌入了低潮；80年代之后的研究低潮期促使学者们寻找新的研究视角；21世纪新的学术语境，对农民战争史研究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新语境下运用新理论、新视角分析20世纪以来从农民战争问题发展到民变问题研究工作的成绩与不足，可促使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宋代；农民战争；民变

在20世纪早期，宋史学界即有学者关注并使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之类名词，称呼宋代民间反抗官府的军事行动。20世纪50―60年代，农民战争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宋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与大陆地区不同，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开始于1949年后，“学者最初因政治原因回避两宋民变这类敏感课题，因而论著寥若晨星，同时坚持传统观点称之为‘民变’或‘变乱’，后稍改变，才开始有青年学者投入这一领域”［1］101，当然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著作①。本文以回顾大陆自近代以来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为主，并试图理清从研究农民战争问题过渡到研究民变问题的发展脉络。笔者限于篇幅、信息与学识的不足，难免有所遗漏，敬请方家补正。

一、20世纪前半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1900―1949年）

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宋代农民战争史研究多被学术界忽视，但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学者们开始注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并从经济基础方面探讨两宋变乱多发的原因②。1942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首次称王小波聚众“起义”、北宋末方腊以“魔教教主”率领农民“起义”、南宋“钟相起义”解决了“土地问题”。应该说陶希圣、李文治、范文澜等人首开了以唯物史观探讨宋代民变的先河。有些学者虽非专治宋史，但也有若干重要论著传世，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对民间流传很广的《水浒传》作了考证。

在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不少前辈学者在艰难的国运中，开创了独立的近代宋史研究，开发了宋代农民战争问题研究这一块荒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开创期的研究还处于分散、零星的阶段，总体来说缺乏系统性，就深度和广度而言都留有较多的研究余地。

二、20世纪中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1950―1965年）

1949年至1965年，大陆地区宋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从局限于个案研究逐渐发展到理论探讨阶段。

（一）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最早将北宋初王小波、李顺事变定义为“农民起义”的学者是丁则良。1950年至1954年，他发表以《关于宋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2］为代表的三篇文章来探讨王、李“起义”的性质、经过等问题。邓广铭在《谈钟相、杨么的起义》中最早将南宋初年钟相、杨么事变定为“农民起义”［3］98。华山在《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中论述南宋初期的范汝为起义的原因、经过以及结局，并分析范汝为起义的性质、地位等［4］。其另一篇文章《南宋绍定、端平间的江、闽、广农民大起义》，针对南宋时代的农民起义未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和重视而作，并以“南宋绍定、端平间的江闽广农民大起义”为切入点，广征史料以论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在金人及后来蒙古的威胁始终是十分严重的南宋时代，初年以后，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小规模的反抗，以及农民对地主的斗争是始终未停止的”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全是符合于历史事实［5-6］。李天石、陈振所编《宋辽金史概述》认为华山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60代前期中国大陆宋史研究的水平［7］224。这一时期宋史学界推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方诗铭的《方腊起义》、余嘉锡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任强的《宋江和方腊的故事》、刘知渐的《王则起义》、云川的《方腊起义》等。

（二）理论探讨阶段

以上多数论文和著作还局限于个案研究，多数并没有深入理论的探讨层面。不过赵俪生的《南宋初的钟相、杨么起义》通过梳理古代农民身份的历史演变，从理论上破除了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深受剥削的原有看法［8］。在赵氏看来，不同时代的农民起义会因农民身份的差异和变化，形成各自的特点。1956年，他在《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一文中认为：“两税法”推广实施后，商业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农民身份日益复杂化，雇农（农村无产者）、贫农、中农（个人农民）和富农（兼营工商业的农民）这四种身份同时并存，而农民起义的起义规模大小、战斗力强弱、坚持时间长短以及内部凝聚力的松紧都与参加农民的身份密切相关。”［9］可以说赵俪生是较早从理论方面探讨两宋农民起义的学者。

1959年，侯外庐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一文中将北宋初王小波、李顺，北宋末方腊，南宋初钟相、杨么等起义定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认为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10］。可以说该文正式从理论的高度充分肯定了这些农民战争的自觉“革命”性质，并将“均贫富”主张看成他们起事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这之后，中国陆续出现了更多的文章和著作，这些成果主要探讨两宋几次农民“起义”的规模、口号、历史作用、历史特点等。漆侠认为：“方腊提出‘平等’的口号，与之前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和之后钟相、杨么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反映了农民群众的完全消灭地主权力、摆脱封建制度奴役的愿望。”［11］46关履权在《论两宋农民战争》中探讨了宋代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认为宋代“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的提出显示了宋代农民起义的逐步深化和成熟［12］79-96。

总之，在新中国前十七年（1949―1966年），围绕“五朵金花”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非常引人注目。对农民战争史实的探索是学者们在这一阶段取得的重要成就，如对宋江是否征过方腊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无不经过订正考补给以确实的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统天下的状况下，学者们搜集整理众多的零散史料，以阶级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探讨问题，使我们对于宋代一些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三、20世纪下半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1978―2000年）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宋代农民战争史研究经历了炎凉两重天。大体说来，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是宋代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个繁荣期，成果极为丰硕，而80年代中期后，这一研究则日渐萎缩，至21世纪初期迅速进入极冷时期。

（一）成果丰硕的繁盛期

在本阶段的两宋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著作和文章数量之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概括起来，可以从背景、个案、人物、评价等视角进行梳理。

1.背景的视角

关履权的《宋代农民起义与封建租佃关系》《论两宋农民战争》《宋代的茶禁与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等都是研究宋代农民起义之力作，文中皆有大量篇幅对变乱的背景进行阐述［13］13-26， 34-40， 69-75。程民生在《北宋农民起义地域差异分析》一文中对北宋农民起义地域差异情况和北宋各地阶级矛盾演变的特点进行了分析［14］88-91。夏露的《宋代农民起义的主因并非土地问题》将宋代赋役差役问题与农民问题联系起来予以考察，认为史学界关于宋代农民起义的主因是土地兼并，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这一传统看法尚有商榷的必要［15］93-96。

2.个案的视角

就方腊起义和钟相、杨么起义等个别有代表性的农民起义事件，有许多学者予以专门性的研究。四川大学历史系编著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武汉大学历史系编著的《钟相杨么起义》，白钢、向祥海《钟相杨么起义始末》详述钟相、杨么起义始末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16-18］。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著的《方腊起义研究》以专题形式，全面地论述了方腊起义的政治纲领、军事斗争等，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

3.人物的视角

1978年至1981年间，学术界还曾为宋江是否投降宋朝和征讨方腊展开过热闹非凡的讨论。比如，吴志达发表《评金圣叹批改〈水浒〉的问题——兼与张国光同志商榷》，易名随即以《谈金本〈水浒〉——与吴志达同志商榷》一文与之商讨。又如张国光就邓广铭、李培浩的《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发表了《〈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质疑——与邓广铭、李培浩同志商榷》，而邓广铭之后又发表了《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

4.评价的视角

白钢的《〈钟相杨么轶事〉及其史料价值》，蔡美彪、朱瑞熙等撰的《中国通史》第五册为证明“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北宋初“川蜀地区的农民起义”、北宋中期“农民士兵的起义”“方腊等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南宋初期“钟相、杨么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南宋中后期“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20-21］。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著的《中国史稿》第五册也以近三节的篇幅叙述“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南宋农民武装起义”，还总结了南宋阶级斗争的一些新的特点［22］。台湾刘馨珺的《南宋荆湖南路的变乱之研究》探讨了南宋荆湖南路地区的变乱［23］。王世宗的《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将研究时段放在南宋高宗一朝，探究这一时期的变乱始末［24］。

另外，学界还有很多资料汇编，如何竹淇《两宋农民起义资料汇编》四册，从280余种宋以来各种文献中汇集了 2000余条关于宋代农民战争的史料，将其按时间顺序编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宋代农民起义的基本情况，对研究宋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变的历史发展有较好的参考价值［25］。四川大学历史系调查组编纂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资料汇编》几乎将现存所有王、李史料一网打尽［26］。上述这些成果显然是开创阶段、探讨阶段的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当然，如果没有前两个阶段，特别是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就不可能推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不断向着纵深方向发展的成果。

（二）无能为力的低潮期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以后，社会形态理论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盛行一时的“五朵金花”讨论逐渐偃旗息鼓。农民战争史研究在经历了50―60年代和70―80年代两次研究高潮之后，亦因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改变渐渐趋于沉寂。“至80年代末，虽偶有学者涉及，但也大多是对农民战争的全面否定”［27］26。另外，研究材料的开拓与丰富、大型资料库的出现乃至泛滥，加上一波波不同领域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史学研究的热点日益被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形形色色的研究取代，政治史的重要性渐渐被冲淡、稀释，甚至消退，政治史领域内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亦渐渐面临边缘化的困境而不再似从前那般受到关注。

四、新世纪以来农民战争问题的持续探索

表面看来，农民战争史研究久遭冷遇，尤其是人们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热情早已冷却，但它所导引的“从下往上看”的研究取向，事实上仍在今天的“新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村落史”“乡村社会史”等领域中继续存在。历史上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意义“首先在于，它使整个中国史学界的目光前所未有地聚焦于民间社会”，农民战争问题的相关讨论“对推动下层社会和大众史研究起过巨大作用，促进了历史研究视角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换，‘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28］。因而其历史地位不容抹杀，其学术史有深入研究的意义。

（一）挑战与契机并存

从 1980年在成都召开中国人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到2008年在青岛召开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宋史学界众多学者一直反思、摸索着。尤其在2008年以“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以多角度、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来拓宽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视野，尤其应重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不应回避民变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由热烈、集中讨论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一些传统话题如民变问题渐趋转冷，专题式研究代之而起并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也就是说，比起从规律、体系上把握历史，人们更热衷于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比起探讨理论及意义，人们更注重事物的具体发展状态。同时“日渐活跃的社会史研究方式对于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力是潜在的、也是明显的，以至于有学者期待着政治史研究在社会史语境中的复兴”［29］。又如有学者鉴于一段时间以来宋代制度史研究议题陈旧、内容沉闷、方法滞后的状况呼吁“走向‘活’的制度史”，倡导透过事件过程、人物活动关系演变，去探究制度的形成与运作”［30］。这些新趋向在给传统问题研究带来研究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走出研究瓶颈期的契机，进而促使学界对农民战争问题的再认识。

（二）民变的新视角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窃盗、强盗、农民起义三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成大奸”［31］即“夫盗之起始于里闾，积而至于为大盗则乱天下矣”［32］。在新学术语境下，许多学者也对民变概念进行了界定。陈衍德认为，民变与农民起义并无太大的区别，后者往往由前者演变而来；引发二者爆发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剥削的加重，其次才是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巫仁恕认为，“民变”一词是站在官方的正统立场或某一阶层的立场提出的概念，多指涉具有暴力行为的事件。李华瑞认为，“民变”所指包括以往所称农民起义在内的多种民众与官府的冲突。何忠礼认为，“民变”是指具有一定合理诉求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乃至武装起义。参加者以农民为主体并包括士兵、盐民、茶户、船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以杀人放火、抢劫钱财为目的的土匪、强盗等活动不属于“民变”之列。他进一步认为，在何竹淇先生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起义”是近于土匪、强盗的作乱而非真正的民变。在此，笔者综合前人观点，总结民变是归属于体制内的变乱，具有突发性、暴力性等特点，如果政府处理得当，民变会被渐渐平息，但如果处理不当，民变即会演化为农民战争。

“事实上，前人的看法并不一定错，但也有从前时代的限制。从多方面去看，基本上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说看法愈多，对历史的了解累积起来也愈广愈深。”［33］21对以往的农民战争史遗产进行学术式的过滤、嫁接与转化是再探讨的主要内容，但是“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起倒掉，在摒弃一种过时了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时连其中的学术成分也一起付诸东流，归根结底并不是一种可取的立场与态度”［34］15，因而学术研究必须置于学术语境中进行。在21世纪新语境下，宋史学界有很多学者立足宋代基本史料对旧问题重新关注，一些学者用“变乱”“民变”等概念和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理论进行农民战争问题的再探讨③。

（三）新语境下的研究成果略举

1.少数民族的视角

韩国金容完教授《关于南宋高宗、孝宗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变乱之研究》［35］《关于南宋初期变乱多发的背景研究》［36］着重考察南宋高宗、孝宗时期（1127―1189年）发生的少数民族变乱，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引发变乱的背景、地区、族群、次数、朝廷解决措施等问题。张镇升的《宋末与元初闽赣粤边畲汉民变比较研究》［37］延续了以往学者研究闽粤赣边民变的研究范围，同时更深入地挖掘了民变产生的原因、影响，把宋末与元初的畲汉民变区别分析，比较两个时期畲汉民变的特征，并由此总结出畲汉民变的经验教训。

2.政府应对的视角

白晓霞研究了南渡三宰相——李纲、吕颐浩、赵鼎，对南宋初年的兵变、民变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和策略［38］。何忠礼详细研究了两宋尤其是北宋时期，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和采取此策略的意义及局限性［39］。

3.地域社会的视角

黄志繁的《“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是历史田野丛书中一部关于12―18世纪赣南地区社会研究的理论专著［41］。全书通过重构12―18世纪长达600年的赣南山区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历史，展现中国历史上地方动乱及其引起社会变迁的图景，在加深对中国历史上“动乱”理解的同时，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历史与逻辑。

五、余论

关于宋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开创、发展、高潮、低潮等阶段，宋史学界在前三个阶段对诸如“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与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以及宋代农民起义的总体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第三阶段的争论非常激烈。而在1985年以后，农民战争史研究顿入低潮，不论从发表的文章数量和探讨的深度来看都不如前几个阶段。争论的焦点依然是老问题，不过“由于材料的新发现和方法的更新，倒也提出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观点”［41］，使农民战争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多数学者不再使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等带有阶级色彩的名称，转而用“民变”的概念来开展相关研究，这并不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而是在新语境下从新的视角出发，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去开展民变事件、民变背景、民变主体和政府对策等问题的研究。

纵观过去，农民战争史研究经历过探索、辉煌、低潮等阶段，一路走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耀着光芒，对后来学者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过去的研究重点过于集中，以至于仍有许多待填补的空间，因而我们还应在新语境下认真总结，不断反思。无论是过去的农民战争研究还是近些年的民变问题研究，仍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既有研究多数仍忽视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应该指出的是，学界一些学者是综合研究两宋民变，但多将研究重点放在北宋，即“重北宋轻南宋”，时间点在南宋的论著也多“偏爱”南宋前期而忽视中晚期。

第二，研究视野有待开阔。研究对象和时间上，学界很长一段时间总是纠结于老问题的争论如农民起义和民变爆发的原因，偏向研究大型的农民战争或民变事件如北宋的方腊起义，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等大型“民变”，而对众多规模较小的民变予以忽视。过去学者多沿袭旧说或带有阶级色彩或站在农民立场展开研究，因而许多研究总是由于站在相同的角度而带有相应的感情色彩，拘泥于对事件本身性质的探讨。

第三，对于民变的应对措置不够关注。虽有学者加以研究，但对政府关注“镇压”“招降”方面的论述较多，而鲜有学者关注政府和民间在预防民变方面做出的努力④。

第四，比较研究较为缺乏，长期以来对于宋代农民起义的成果多是“就事论事”，或仅局限某一朝代，而较少有学者进行跨时空对比研究民变问题⑤。

第五，以往的研究在资料运用方面也多存在不足之处，对于缺少新材料、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宋史研究来说，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新视野虽然尤为重要，但史料是研究的基本，历史研究不能抛弃事实自顾自话。宋代资料十分繁复庞杂，除基本史料和其他史料外，还有大量的文集和笔记小说中的史料，今后开展农民起义相关问题的研究，应该多注重宋人文集中的史料，因为多数文人曾为地方官，所记所述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鉴于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诸问题，今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应该继续置身于新的学术语境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拓展视野，关注研究空白领域。具体来说研究时间段应多投入到被世人忽视的南宋及南宋中后期，既要开阔研究视野，摒弃阶级色彩，又要深入研究政府对民变的应对措施。同时从研究的视角深入探究，注意宋朝政府与其他朝代政府预防应对民变采取的举措的不同，以此突出宋朝政府预防与应对措施的特殊性。在新的学术语境下充分利用传统文献，并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宋代民变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推动宋代民变问题及相关课题的研究。

注释：

① 有些著作视野开阔，资料翔实，立论持平，对大陆学者多有启发，如刘馨珺的《南宋荆湖南路的变乱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8年版），王世宗的《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相关代表论文有陶希圣的《宋代的各种暴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第2期），李文治的《北宋民变之经济的动力》（《食货》1936年第11期），张荫麟的《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清华学报》1937年第2期），裘重的《南宋的民众运动》（《大陆》1941年第6期）。

③ 关于民变的概念，可参考陈衍德的《也谈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台湾旅美学者刘子健先生商榷》（《福建论坛》1991年第4期），巫仁恕的《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华瑞的《关于救荒政策与宋朝民变规模之评说》（《辽宁大学学报》2014年第 6期），何忠礼的《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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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则良.关于宋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J］.历史教学，1951（1）：25.

［3］陈祖武，杨泓.宋史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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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山.南宋绍定、端平间的江、闽、广农民大起义［J］.文史哲，1956（3）：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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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俪生.南宋初的钟相、杨么起义［J］.历史教学，1954（11）：15―18.

［9］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J］.文史哲，1956（11）：15.

［10］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J］.历史研究，1959（4）：46―59.

［11］漆侠.漆侠全集：12卷［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