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东



循名责实
——“延安”的概念史及其在战时的建构表达*

杨 东

缘于独特的时空背景和政治象征，抗战时期的延安形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延安”概念和超越时空的集体记忆。自进驻延安以来，中共便以自己的语言体系重构了“延安”的概念意指和象征意义，形成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概念话语表达。而在国统区以至世界范围内，也对“延安”有着各自的话语陈述。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各方对“延安”的演绎表达，使得“延安”演变成一个集体记忆，进而成为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源泉，在新的时空下凸显更具时代内涵的概念表达。

延安；概念史；话语表达；集体记忆

在近现代中国激流勇进的变革进程中，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历史演进轨迹的关键时期，而战时延安则是这一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坐标。在抗战时期这一大时代背景下，延安因其独特的时代气息和精神象征，被塑造成一个具有独特意指的概念表达和超越时空的集体记忆。长期以来，学界同仁针对延安时期各个层面的学理探讨大有积壤成山之势，但是聚焦于“延安”本身，从概念史的视角对此进行阐释的研究取径，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多的关注。事实上，社会历史的变革往往存在于话语表达的特定概念之中。进而言之，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往往蕴含着社会变革的意义烙印和思想观念，都会凝集特定时期较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反映特定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政治文化。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概念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就在于“政治和社会思想中所展现出来的主要概念在涵义上的延续、转变和革新”①〔英〕梅尔文·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毫无疑问，战时的延安无疑已超越了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是有着特定意指的表述概念。从这一层面来看，解构战时延安的概念意义，显然也有其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

一、“延安”时空：历史演进中的概念意指

穿越历史时空，回观曾经的“延安”，无论是时代范畴还是地域空间，都与抗战时期的延安有着霄壤之别，其概念所赋予的内在意义指涉也与战时的延安相差甚远。只是中共进驻陕北之后，“延安”才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延安”的历史时空经历了由虚到实的嬗递演变。从古代延安的建制来看，战国时期是延安行政建制的初期阶段，秦汉时期推行郡县体制，将其归之于上郡。魏晋时期，“废帝改为延州，以界内延水为名，置总管，管丹、延、绥三州”*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第103页。。“延州”之称，应是“延安”名称的发端。其时延州辖有广安等10县。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为避太子杨广之讳，广安县改为“延安县”，此为“延安”地名之始。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延安”所辖空间范围实际上是现在陕北延长县一带，与战时的延安并不等同。隋以后及至宋元以来，“延安”一直是作为府、路一级建制相沿使用，其治所之地则以“肤施”指称。

关于“肤施”之来源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肤，大也；施，移也。”另一种解释认为“肤施”是“北狄”古音。“北狄”又称“百翟”，出自“鬼方”，是夏商周三代少数民族游牧区，长期生活在陕北大地。西周以后，一部分迁移到河北正定、定县一带，建立中山国。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国，又迁移到陕北故地，故以“肤施”名之。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解释认为，佛教始祖三世尸毗王来延安清凉山修行，一日忽见一鸟因饥饿无力飞翔而坠落其身旁。尸毗不忍，割己肤而喂之，使其活命而重返天空，肤施遂以“肤肉恩施”得名。但是据相关史料记载：“肤施乃战国时赵地，秦以为县，其时未有佛书也。荒唐附会，不足与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00页。现有不少论著认为“肤施”是延安县的旧称，实际上最初的“肤施”并非在延安。“肤施”作为一个县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秦统一之后设上郡，其治所之地在陕北榆林鱼河堡附近，当时将此地称为“肤施”。随后陕北因军事混战不断加剧，当政王朝将其治所不断南移，及至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肤施”南移至延安府成为其治所之地。

从“肤施”到“延安”的演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时，陕甘边游击队和刘志丹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游击区域。1935年开辟东川地区为游击区域，5月在刘小沟成立革命委员会。同年7月，在兴化寺、刘小沟、大山圪 、石棉羊沟、林坪等地召开群众大会，改建为“延安县苏维埃政府”。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由此开创了延安新的历史时空。这里需要追寻的是：相沿千年之久的“肤施”之称，为什么在中共革命时代将其更名为“延安”呢？

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及其运用，都是在一定语境下特定的表达行动和意图，究竟在什么语境下出于何种“意图”使用概念，是理解这个概念的前提。一般而言，“意图”的表达“必须在一个给定的、已经确立的、能够习惯性地被理解为具有那种意图的行为范围内”*〔芬〕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从“肤施”到“延安”的演变，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名称流变，而是有着特定的语境表达行动和“意图”。尽管肤施是早已有之的县域指称，但是由于陕北长期兵争较多，社会动荡难于安定，民众企盼平稳安定的愿望至为强烈，故而“延安”的称谓更符合民众这一普遍心理。因为“延安”这一称谓的本意，“主要是延顺安稳之意”，以期托吉祥*《延安今昔》(上)，政协延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3年，第88页。。一位旅居延安的传教士也曾指出，延安的字面意思是“永久和平的地区，设计出这样一个与历史事实恰恰相反的名字需要超凡的想象力”，因为延安“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总是被卷入几乎每一场斗争”，将延安翻译为“和平期的地区似乎立刻觉得更准确，也更接近事实”*〔英〕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著，刘蓉译：《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5页。。可见，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延安”是比“肤施”更具有表达他们内心愿望的一个概念。故而，革命时代使用“延安”这一概念之称，既能契合民众的心理愿望，又能赋予革命更加鲜明的正义之举。一位曾亲历陕北革命的人士清晰地道出个中情由：

延安，是陕北历史上的名城，为各朝代驻重兵之地。清为府治所在。辛亥革命后，废府改县，称肤施。但由于过去所属十县及当地人民皆不愿称肤施而愿仍称延安，故民国三四年，除县官的上行平行下行公文称肤施外，人人口头还是称延安。至1917年前，各县人民还按清制，到延安解决重大不平诉讼。自1937年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城后，延安，成为新中国抗日的全国神经中枢，红色国都，世界名城。成了民主圣地之后，更无人愿将延安两字更改。*赵通儒：《早期共产主义运在延安》，《延安文学》2010年第4期。

一个概念的产生运用，很多时候并不是由规则支配的，而是“预先假定某些惯例要素的存在”*〔芬〕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39页。。从“肤施”到“延安”的演变，正是普通民众在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基于这种特定的社会心理而形成的概念表达。实际上，不独延安，陕北其他县份都有类似的情形。如魏、唐时就有广安县(今延长)、安平县(今宜川)等名称。宋代以来所命名的县份更是俯拾即是。诸如安边、定边、靖边、招安、保安、安塞、安定等，都充分表达了人民大众期望安定的愿望和意图。不过，随着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其内涵和概念意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发生了大不同往的革命性变化和转折。

二、建构“延安”：中共进驻延安之后的重构表达

“延安”作为战时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无疑是从中共进驻陕北之后开始的。1937年1月，中共中央入驻延安。自此开始，中共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以自己的语言体系重构了延安独特的概念意指和象征意义，并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概念话语表达。

毛泽东在进驻延安之前就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比保安好得多，有汽车，还有飞机场，是陕北的大城市。”又说：“过去延安一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现在刚刚解放不久，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作宣传工作。”*贺清华：《跟随毛主席在陕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0页。进驻延安后，中共中央随即召开会议讨论延安工作方针。毛泽东强调，应该让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延安要成为“我们首都所在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2页。。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指出，要使延安所在的陕甘宁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而重构“延安”的概念话语，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毛泽东“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这一话语表达。李维汉对此做过这样的阐释：“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9页。实际上，中共进驻延安以来，始终都在强调“延安”的模范作用。可以说，“模范”是中共建构“延安”这一概念的核心要旨。

一个概念以特定的语言进行表达时，只有进入话语分析，这一概念才有其内在意义。中共对“延安”的概念重构，经常是通过浓缩的政治话语来表达和建构的。梳理中共的话语体系和文本语言，将“模范”作为“延安”这一特定的语言表达，在各个层面都有着明确的表达陈式。在中共看来，延安首先是民主和模范的代表，延安的民主“不仅在中国是创始，在全世界也不多见”，延安“是全国民主模范区，是施行新民主主义的地区”*谢觉哉：《论乡市民主制度的重要及其实施》，《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延安的军队是模范的军队，延安的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8页。。延安的青年是模范的青年，“只有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大批革命青年“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故而“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7—288页。总之，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有成绩”，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4页。。1945年，中共在七大会议上以“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38页。这一论述，奠定了“延安”在新的历史时空中的概念意义。

理解一个概念话语，尤需注意揭示概念运用主体是如何成为概念变迁的驱动力，如何言说并赋予其内在意义，这样的概念分析才有意义*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由此看来，尽管“民主”和“模范”是中共建构“延安”这一概念的核心要义，但是中共的概念意指和语境却绝非仅仅停留在“模范”本身，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话语表达行动”。分析中共以“模范”为核心主体而建构的“延安”概念，更为深远的意指和语境则是明确地指向革命的前途与未来。

抗战初期，当大量青年涌入延安之时，毛泽东就提醒青年不要把延安幻想为天堂，“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看待延安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那末，怎样看延安，怎样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呢？照辩证法的方法，从整体出发”*《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35页。。所谓从整体出发看待延安，实际上所揭示的就是延安的长远和未来。随后中共用“模范”来重构“延安”，其内在驱动力不仅是为了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更是为了扩大其政策的辐射范围，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结构整合和革命的最后胜利。比如关于延安的干部工作，中共就指出，“这个意义不是局部的”，因为“陕甘宁边区是所有边区中政治意义最大的，这里的很多干部是做全国性的工作的”，且“延安这个地方集中了全国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有全国性的意义。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特别是“延安这样一搞，搞得很好，消息传出去了，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各地的党组织都会跟着我们干”*《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1页。。在论及妇女问题时，同样是延安的“妇女先团结起来，先结合起来，再到全国去团结。女大同学，将来到各地方去，就要照延安这样办，照共产党中央的好办法去办。这样办他十年八年，那时候，全中国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男子得到了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女子也得到了解放”，只要“边区人民的加倍努力，全国人民的努力，再加上应给予的时间，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1页。。由此不难看出，抗战时期中共所重构的“延安”概念，其内涵的形成与变化，并不取决于“延安”本身的变化，而是取决于中共对这个概念的运用变化。

“话语的关键是‘识别’。如果你把语言、行为、交流、评价、信仰、符号、工具和地点等综合在一起，使别人能够识别出你是特定的谁(身份)在此时此地从事一种特定的什么(活动)，那么你就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话语。”*〔美〕詹姆斯·保罗·吉著，杨炳钧译：《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页。中共对“延安”这一概念的表达和运用，由于内在涵盖着中共在战时的概念话语和意指表达，不仅使得人们认识了“延安”，也通过“延安”的概念意指和语境“识别”了中国共产党，以至于在当时有人认为“去一趟延安，就是共产党”*王昭全、张蕴：《萧振瀛传》，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158页。。这也是不少怀揣革命理想人士的普遍认知。一位艺术青年在奔赴延安时就认为：“共产党在延安，到延安就是共产党了。”*《长寿县文史资料》第2辑，四川省长寿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6年，第40页。应该说，中共对“延安”这一概念的重构和表达是成功的，这也是中共一直引以为豪的。一如谢觉哉所说，我们自信延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地，是民主的抗日的模范根据地，全国人民也这样相信，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具体地点叫陕甘宁边区。顽固派也同样是这样看，否则就不会用这样大的反动力量来对付边区。外国人亦然。世界青年代表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美人某著文说封建的中国，民主的中国，后者自然以延安为首。这个历史任务巨大而又困难，一年来我们一大步，更增加了自信”*《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4页。。这样的自信显然已是被历史证明的结论。

如果说中共对“延安”的重构是在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彰显的，那么知识分子对这一概念的赞颂表达，则赋予了“延安”更为神圣的光环，进而使得“延安”远远超出了本身的时空范畴，成为一个更富于独特象征意义的概念表达话语。

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满怀激情与理想奔赴延安。他们认为战时的中国“就剩下这块干净的土地了!”*王云凤主编：《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页。丁玲是较早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之一。在她看来，延安是乐园，延安“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张炯编：《丁玲全集》(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4页。。刘白羽说：“延安是很快乐的地方，我不仅看到它丰衣足食的今日，就是在它最苦的时候，那时几乎没衣穿，没菜吃，可是也没压倒过这种快乐。”*《刘白羽文集》第3册，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41页。在何其芳看来，“延安”这个名字包括着不断的进步，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延安文艺丛书》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58页。。伴随着知识分子对延安的礼赞，人们对“延安”的表达开始增加了神圣的光环。柯仲平说：“延安什么都是圣洁的，每条河水与山谷，都可以写成圣洁的诗。延安比但丁写的天堂好得多，我要描写比天堂高万倍的党。”*王琳、刘锦满编：《柯仲平诗文集·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在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延安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真理的标志”，是“光明的象征”，是一个重振乾坤、缔造新世界的“圣城麦加”。

不过，任何一个概念都是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话语陈述中被建构和表达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人群基于不同的视角，对于同一个概念的表达往往会出现差别甚至大异其趣。尤其是对“延安”这一独特概念而言，更是呈现着概念话语的多元陈述。

三、陈述“延安”：概念话语的多元表达

概念表达作为一种陈述性的“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9页。。概念话语的这种属性，实际上往往会与“意识形态”构成不可分离的特性。战时“延安”这一概念也由于其独特的地位和象征，不仅在根据地有着特定的表达陈述，而且在国统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对“延安”有着各自的陈述话语。

对于国民党来说，长期以来与中共形成的对立状态很难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因此，尽管“延安”在战时业已成为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指称，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党的思想意识和政府行文中依然以“肤施”相称。相关资料显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在密商红军参战事宜时，为防泄密，蒋介石与何应钦的来往密电便将中共称为“第三者”，将“延安”称为“肤施”*《国民政府军委会大本营档案》(25/3075)，转引自武月星等编：《卢沟桥事变风云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7页。。中间尽管也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过“延安”这一概念，但是并没有完全给予认同。即便到了1938年10月，国民党依然派遣马濯江以县长身份去延安组建“肤施县政府”*《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21页。。及至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时，呈请将“肤施”改为“延安”， 国民政府才“令准备案，县印候饬局铸换”，并函告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仰照执行*《准内政部函告陕西省肤施县更名延安等由令仰知照》，《江西省政府公报》1947年8月28日。。国民党以“肤施”而不是“延安”指称，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肤施”长期以来是其固有的县域称谓，更为重要的是“延安”无处不在地烙下了中共的印迹，这些都是国民党并不愿意从内心所认可的。正如时人所说：“人们一提到延安，心头就不仅漾起一股刺激的感觉。‘延安’，它不仅是一个地名，几年来好像被人们用作称呼一个党派——中共的代名词！”*谢克：《延安十年》，青年出版社，1946年，第1页。因此在国民党一些行文中，经常以“某党”“某军”等概念称呼。

特别是一些持有反共立场的国民党人士看来，“延安”不仅不具有所谓的“合法性”，甚至认为延安所在的边区政府这一“不祥名称之出现，实为中国政治上一大污点”*李一删：《中共割据下之政治》，光明出版社，1943年，第1页。。因而，在他们的概念陈述中，自然会流露另一番话语。有人就指出，延安在历史上本是宋范仲淹所筑，“算是陕北顶繁华的城市”，但是抗战以来，中共在此建立大本营，政治活动突然繁忙，有些像罗马帝国“邦贝”的废墟，破落不堪的城垣，除掉一家骡马店，几处兵站以外，“竟发现不出任何人家，也找不到一个屋子，满眼所见，尽是一片瓦砾场，此处便是大批杂草，长得尺来高点缀其间，景象十分荒凉”*王仲明编：《陕北之行》，求知出版社，1945年，第59—60页。。即便是象征延安标志的宝塔山，在他们的话语陈述中，也被描述为是“用几座砖块做成的塔”，月光映照在塔上并没有在延河上形成“柳荫”，因为延水河两岸全是沙堆青石，别说“柳荫”就连“草也没有长上一根！”塔的周围“满是荒凉廖阔不长树木花草的秃山，土坡”。那一平坦的原野，现在不只不是“庄严雄伟”，而是“充满了凄惨败落没有人烟的空城了！”*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1943年，第2—3页。

不过，还有一些国民党人特别是亲自到访延安的国民党人，他们关于“延安”的概念话语却是另一种表达。1937年5月，以涂思宗为团长的国民党中央代表团率众考察延安。经过近半个月的考察，考察团成员认为“百闻不如一见”。他们看到了延安的真实情况之后，有些团员私下对中共陪同人员说，过去只听说延安的军队是衣衫褴褛没有文化的“土匪”部队，参观以后，认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延安具有“抗日情绪与艰苦卓绝的作风”，对于延安“共产党领袖团结的诚恳至所佩服”*李庚辰主编；《红旗飘飘》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77—1478页。。涂思宗在后来追述这一经历时如是说道，延安在物质上是极端的艰困，但是延安这里呈现出一股强大的意志与精神，延安的共产党有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延安官兵一体，“一时的挫败与困难并没有击垮他们，反而让他们更认真地学习，不断地调整与改进”，尽管“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它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轻估”*陈子平：《从一组照片看中央调查团眼中“精神不灭”的延安》，《陕西档案》2013年第6期。。国民党要员卫立煌在访问延安之后，一连几天谈论延安印象，他认为延安有一股朝气，延安的青年比当年有志青年进黄埔更胜一筹。他甚至感叹道：“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他当着他的司令部中的高级官员们公开说：“你们工作团可以找些抗大的学生来，把延安艰苦奋斗的作风带来有什么不好？”*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92—93页。

如果不是有着强硬的反共意识和立场，多数国民党人对“延安”的表达陈述，一方面是基于实地考察后的直观印象，更重要的则是在国共两党的比对中，针对国民党存在的问题进行“点穴把脉”。徐复观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延安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察，并撰写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国民政府的反思意见书。他指出，尽管延安在物质上是艰苦的，但在精神上与行动上，“系以绝对性、全体性对我，而我仅系以有限性应之”。中共所在地延安的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为其效命”，而“在中央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宽大，而其地位能接近政权者，在事实上，反多为蛀蚀政权之人。其无机会接近政权者，则更为蛀蚀政权之分子所压抑，无由窥见中央之本体。故彼能扰乱我之社会治安，而我反不易拯救彼榨压下之民众”。抗战以来，“敌后彼我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恰与彼之发展过程相反”。*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文补编》第5册(上)，“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2001年，第32—33页。徐复观离开延安后对胡宗南说，尽管“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胡宗南——引者注)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文补编》第2册(下)，“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2001年，第32—33页。。徐复观对“延安”的陈述，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蒋介石在翻阅这份延安考察报告之后批示说：“本党某同志对中共情形实地考查所得之结论。某同志一面为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一面对党派问题，素无成见；故其所得结论，较客观而深刻。某建议部分，亦颇有独到之处，可发人深省，故特为印发，供本党负责同志之阅读研究。其中所加之圈点，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启发奋勉也。”*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文补编》第5册(上)，第1页。在战时国共两党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徐复观虽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陈述延安，但是如果从民族国家情怀的角度来看，他的陈述表达可能确也发人深省。

如果说国民党对“延安”的陈述，多半还是夹杂着复杂的意识形态，那么中外人士对“延安”的表达逻辑，则体现着更为具象的概念意指。

从总体上来看，中外人士对延安的概念表达有一个共同背景，就是希望能揭开“延安”的神秘面纱。著名报人陆诒即说，“延安”的名字在近两年来，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多少人对它至今还怀着“神秘”的心理*陆诒：《前线巡礼》，大路书店，1938年，第31页。。斯诺在来陕北之前更指出，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因此“想知道一点红色中国的事情的唯一的法子，只有到那里去一趟”*〔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页。。于是一大批中外人士经过艰难跋涉，去往延安这一神秘区域探求实际真相，了解“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81页。。综观中外人士对“延安”的陈述，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中共领导人的形象气质特点无所不包。概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延安的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是延安充满着朝气活力。在斯诺的陈述中，“中国国土上再没有别的地方像延安那样遭到连续不断的战争，因而变得那样贫穷”，但是“乐观主义成了延安人经久不变的习惯，他们把乐观主义当作精神盔甲穿在身上”*〔美〕斯诺编，王恩光等译：《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第169—170页。。一位国统区记者也这样陈述，延安虽没有柏油马路、高耸的洋楼和光亮的汽车，看不见涂脂抹粉的妖娆女子和西装革履的“翩翩少年”，而在延安却“不会发现一个苦脸相的人”，每一个人的“眉宇之间都洋溢着一种愉快的神情”。假如是年轻人的话，“你更可以在他们的仪表上看得出青春的活跃”，这种活泼青春的气氛“不仅在延安城里，整个边区都很难看见一个苦脸相的人”。*楚云：《陕行纪实》，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第2—3页。一位美国观察家同样指出，延安的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使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的计划具有实际意义”*〔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182页。。

第二，延安体现着极高的政治觉悟和忙碌的战时生活。延安“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是农民、或是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183页。。延安人可以讲很多大道理，“无比其多的新名词，他们讲得无不顺理成章。俨然受过多年政治教育。这些年轻的红军官兵，说起打仗完全是儿戏，没有紧张意味”，“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焰，他们的战斗力是无限充盈的”*范长江：《陕北之行》，《国闻周报》1937年第27期。。一些西方观察家更是觉察到在延安，“人们常常感到一种非常浓烈的政治气氛”*武道：《我从陕北回来》，《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5期。。还有人认为，延安的思想不仅是标准化的，“而且定型了。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这不算奇，奇怪的是，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即便是他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生活忙碌是延安的一道景观，“生产运动差不多把每一家人都卷进过度的忙碌的生活里面去了”，总括起来讲，“忙，实在是延安生活的特征。因为过于忙，空气也似乎过于紧张。紧张的情绪还不止于生产忙，而在‘计划’的严格，在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工作的人，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计划”。*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社，1944年，第77、81—82页。

第三，延安体现着独特的政治组织模式与社会秩序。延安“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在延安“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延安人“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延安的政治和经济纲领组织得很好，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一切事情都踏踏实实地、相当好地进行着”。*〔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181—184页。在延安，“以村为民主选举的基本单位，减轻农民的田租和利息的重荷，由于农民对多做工作能多得剩余的信心提高，大大地鼓励了生产，由于提高了生产的愿望，合理的方法和合作社组织发展起来了，由于农民对保全并增加从未有过的幸福有了决心，便生长了一种极明显的自觉的抗日的爱国主义”*齐文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第7—8页。。在延安，找不出有任何像重庆那种专制独裁的机构，“大多数人似乎在努力不懈而甘心情愿地工作；在那里，几乎人人都显得年轻；在那里，人们能发挥出工作的最大热情。甚至按中国人的标准看生活都是非常简朴的”，但“延安是个好地方”*〔英〕詹姆斯·贝特兰著，李述一等译：《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

第四，延安是一个“实验区”，是未来中国的希望。著名华侨陈嘉庚在访问延安后慨然写道，延安“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意料之外”，军事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政治方面“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观感之下“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黄金陵、王建立主编：《陈嘉庚精神文献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一些西方观察家也指出，就是延安这块最贫瘠的地方，却变成了广大的国家百万人民幻想中的中心，延安对于“四万万复醒的中国人民，它代表一个胜利的中国和新而改善的生活。延安就是将来中国青年的缩影”*〔英〕彼得·弗来敏著，哲非译：《红色的延安》，言行出版社，1939年，第59页。。当然，在中外人士看来，延安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是有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斯诺说在毛泽东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55页。。也正因如此，一些西方观察家指出：“延安是归毛泽东统帅的前红军第八路军的中心所在地，其有名也就因此。”*〔英〕彼得·弗来敏著，哲非译：《红色的延安》，第39—40页。

战时各方人士对“延安”的陈述，很大程度上是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而被建构表达的。“要理解一个概念，不仅有必要把握用于表达该概念的词语的意思，还要把握借助这个概念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芬〕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37页。。当国民党以其特定的意识形态陈述“延安”这一概念时，却恰恰在人们到访延安的过程中，通过“语言行动”这一表现形式揭示了“延安”应有的意义维度，进而使得“延安”成为战时的一个独特的概念话语。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当“延安”成为战时中国的一个概念话语，不仅大大凸显了以延安为载体的中共路线方针政策，而且对“延安”的陈述也建构起了一种特有的语言评价和价值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战时“延安”的概念史实际上也是“延安”的用法史或使用史。随着历史的迁衍，这一概念又以其新的意指呈现着它的新的陈述和表达。

四、集体记忆：延安概念的时代意指

集体记忆的重要特征就是对过去经历的不停再现，“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页。。“延安”作为革命中国的时代象征，在长期的言说演绎中，不仅奠定成为一个集体记忆的关键概念，而且由于人们的言说意指和语境的变化，其内涵也在历时性的语言世界中发生了相应衍化。

关于延安的集体记忆，在汗牛充栋的记忆言说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即一方面突出延安生活的清苦，一方面又盛赞延安天堂般的生活。一个曾经的延安青年如是回忆：延安在困难的时候，“小米干饭改成小米稀饭，没有小米就有什么吃什么。我们吃过高梁米、麦子、荞麦，连喂牲口的黑豆也一度成了我们的主食。菜就更不用说了，一碗盐水，有几颗煮黄豆就是菜”，甚至有时吃小米带糠和沙子，“吃起来磨牙。就是整袋小麦，不要说来不及磨成面，等压碎也来不及，也顾不上洗，就一股脑倒进锅里，很难说是煮熟了没有。这种麦子吃起来可不简单了。人的牙齿毕竟比不上石磨，咀嚼再咀嚼，10颗也只能咬碎5颗，便一起吞到肚里，消化不了的麦粒原样排出。如果把这些粪便排到地里，肯定能长出好庄稼”*王仲方：《永远的延安：我们的青春岁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34—35页。。在延安不仅吃得艰苦，在穿的方面“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三年一套灰军装，春夏穿在外边，秋冬穿在里面当衬衣，严寒来时在外加一件旧棉袄，出门时套上又臭又重的生羊皮大衣。一年四季脚穿破布条打的草鞋，冬天会自制双袜子”，延安“住的是阴暗湿冷的窑洞，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空气污浊难闻。冬天再燃起木炭，烟熏火燎，头昏胸闷，口干鼻塞。寒夜，大家挤在一张大炕上，被子单薄，只能互相挨着身子来取暖”*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浦江之畔忆延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0页。。

延安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是延安又有着天堂般的生活。严文井回忆称，延安“人和人的关系是友好的、平等的，互相间不需要什么戒备、猜疑，一个共同理想把人们变得亲如兄弟，推动人们天天向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严文井：《风雨回眸》，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65页。。在集体记忆中的延安，延河水、宝塔山是延安岁月的共同记忆，也是极具情感的言语陈述。一位延安青年这样说道：多少人接受了延河水的洗礼，“许多人在这里不仅洗干净了身体，也洗干净了心灵，当她穿上干净的衣服，快乐地离开的时候，一个个步履轻盈神采飞扬，唱着轻松的歌，简直是一群仙女。旖旎的延河留下了多少延安女子的青春和美丽”*王仲方：《永远的延安：我们的青春岁月》，第71页。。更有人用诗一样的语言盛赞延安：多么庄严美丽的古城，我们朝思夜想的革命的圣地，“毛主席在这里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这里的天是碧蓝蓝的，地是金灿灿的，红光满面的青年吃着香喷喷的小米，伴着清凌凌的延河，学习革命的真理，研讨解放的道路。到处是歌声，到处是笑声，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冼妮娜主编：《黄河大合唱》，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于蓝：《苦乐无边读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7页。。于蓝的这一陈述，应该是大多数人关于延安记忆的共同表达。正是基于这样的表达逻辑，所谓“革命的圣地”“革命的摇篮”“革命精神的象征”“艰苦朴素的作风”等话语，共同构建起延安在新的时空下的概念表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客观的历史和集体记忆之间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撇开概念意义中的“延安”，实际的延安可能却是另一种情形。在有些人的视野中，延安“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简单合用，却是粗糙。就是最繁荣的新市区，也处处出现一个未成熟的都市的面目来”。市面上打铁铺之多，“可以充分表现延安还是十足的农业城市”。因此“惯于享受城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荫。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这里的山，“只不过是一棵青色树木也没有的土堆；成百个窑洞挖在山腰，看去好像围了一条带子”。至于延水，“当它枯水期间，则是小孩子也可涉水而过的。它不汹涌，也不轻柔”。*赵超构：《延安一月》，第57—58页。记忆中“清凌凌的延河”，在一些探险家看来，只是当初的建城者为“消除敌人从山顶发起攻击的可能性，人工开挖了一道深沟”，“浑浊不堪的延河水”就是由此奔流而过*〔美〕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等著，史红帅译：《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实际上，集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现实而对过去经历的一种重构，“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但由于“这些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第82页。。记忆中的“延安”与实际的“延安”在表述中的差距，所体现的恰恰是“言说者的意图”。概念史研究“不仅要掌握言说的意涵，而且同时要理解言说者的意图”*〔英〕昆廷·斯金纳著，任军锋译：《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揭开集体记忆的面纱，关注曾经的历史，我们会明显感知到集体记忆中“延安”概念的话语表述，在新的历史时空中已然赋予其特定的时代意指。

从宏观意义上来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诞生新中国的摇篮。延安的这一独特定位，自然会形成概念话语与国家建构之间的融合表达。从微观意义上来看，曾经战斗在此的每一个个体，延安是他们激情年代的历史记忆，是他们历经磨难的精神依托之所。因此，集体记忆中对“延安”概念的表达陈述，自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概念意指和语境表达。一位“老延安”的革命叙述就颇具代表性：延安造就了我永远磨灭不掉的革命热情和爱国激情，延安培养了我们，在延安精神的淬火中变成了纯正的好钢。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延河的汁液，无论是在解放全国的战争生涯，还是建设祖国的困难时期，延安精神总会激励着我们排除万难、奋勇向前，不断在一个胜利中走向另一个的胜利。*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浦江之畔忆延安》，第354页。实际上，集体记忆中的“延安”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延安精神”，蕴含着先验性的优越之感。就在延安时期，这种优越性就有着明显体现。1939年6月，江文汉访问延安时，一位15岁的“鲁艺”小姑娘就认为他“太洋化了”，并直问：“你住过窑洞吗？你吃过小米饭吗？你穿过草鞋吗？”她认为只有生活在延安的她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1939年江文汉延安访问记》，《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4期。这种先验性的优越之感，在集体记忆中越发增强了它的认同力量，以至于不少人即便离开了延安，但是“延安精神已经深深烙在了我的心中。在日后的生活中，延安作风就是我生活的作风，延安的精神也成为我工作的原则”*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浦江之畔忆延安》，第337页。。

“一个词语的意义总是指向其所意指的”，当一个词语是在某种语境中被“完全融合进词

语自身，那么这个词语就成为一种概念”*〔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7—78页。。由此反观集体记忆中的“延安”概念，不仅成为一种精神力量，而且“延安精神”已然成为历史积淀中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内涵和时代意指，成为人们继续前行的不竭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源。

(本文作者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天津 300134)

(责任编辑 吴志军)

Expect the Reality to Correspond to the Name——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Yan’an” and its Construction Expression in Wartime

ang Dong

Due to the unique time and space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symbol, Yan’an formed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y beyond time and spa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inc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tioned in Yan’an, they reconstructed “Yan’an” conceptual implications and symbolic meanings by their own language system. Meanwhile, in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 and even in the whole world, people had their own discourses on “Yan’an”. With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Yan’an” evolved into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n became a kind of inexhaustible spiritual source which reflected connotation expression in the new time.

* 本文是2014年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14JDSZK060)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K03；K061；K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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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815(2016)-11-00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