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宝 明



·书 评·

百年回首：在历时与共时的坐标上定位
——《新青年》十卷本编选的学术评介

张 宝 明

《新青年》于1915年创刊，于今已逾百年。2015年，在《新青年》创刊百年之际，河南文艺出版社拟重新编选《新青年》。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新青年》(普及版)于2016年6月出版。在百年这样的时间框架中回首《新青年》的编纂史，重新整理和编选《新青年》，无疑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

一、《新青年》编选版本的历史沿革

“《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蔡元培：《〈新青年〉重印本题词》，《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第577页。，“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1403页。，新文化运动的亲身参与者与代表性人物蔡元培、胡适的评价足以说明《新青年》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分量。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看，《新青年》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于在五四运动中“金字招牌”*《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第11页。的舆论示范和对彼时新文化运动的横向影响力，更在于其现代性理念和现代性规划对于百年中国历史的历时性影响。对于一个杂志而言，具备了前者就能够使其在某个历史阶段获得即时关注，但只有同时具备了后者才能够成就经典以及当下言说的现实意义。《新青年》不仅是“五四”前后传媒界的“金字招牌”，更是学界公认的新文化元典，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点，其内蕴的诸多理念和内涵仍常说常新，对今人仍不乏启迪。

史料对历史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史料的完整、真实与准确是史家立论的前提。像《新青年》这样具有高度代表性的现代期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一再重印、再版。1936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和求益书社联合重印《新青年》前七卷，再版第1卷开篇便是蔡元培、胡适等人的题词。蔡、胡二人在高度评价《新青年》的历史功绩之际，也对重印的目的稍加阐释。蔡元培强调《新青年》重印对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蔡元培：《〈新青年〉重印本题词》，《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577页。胡适则强调史料完整的重要性：“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也不容易收存全份。”*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第1403页。

1954年，人民出版社集齐《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的全部63期，按照年代分为11卷，出版影印本。与1949年前亚东图书馆和求益书社的重印本相比，影印本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新青年》第8卷之后的所有内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新青年》的历史原貌，个别细节如封面色彩、删除《尝试集》广告等，则与原版有细微出入。对于杂志的完整保存与现代史研究而言，影印本无疑具备极高的史料与收藏价值，至今仍是《新青年》出版史上的“大事件”。

1954年人民出版社影印本之后，以求全为目标的《新青年》史料整理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事实上，自1954年至90年代的几十年间，《新青年》史料性的出版物鲜有问世。1998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卷本“新文化元典丛书”《回眸〈新青年〉》，将《新青年》编选为哲学思潮、社会思想、语言文学等三卷。与之前影印本的区别在于，三卷本《回眸〈新青年〉》无意“求全”，而立意“求精”，试图按照以思想内容分类、分卷的形式，展示《新青年》的精华。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资料整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于对原刊的意义再发掘。得益于《新青年》史料整理的新思路以及上世纪末频频向新文化原点回首的社会精神氛围，三卷本《回眸〈新青年〉》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新青年》的史料整理工作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按照使用便利的原则，对之前的影印本进行某种改良，即将《新青年》原刊的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将前三卷的旧式标点改为新式标点，仔细考证原刊中部分模糊字迹和空白部分等，宁夏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12卷本《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是代表；二是沿着“精选”的思路编选精选集，这实际上是三卷本《回眸〈新青年〉》思路的延续，即按照文章发表时间、文体或文章内容选出几大主题，这以中国书店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三卷本《新青年》(精选本)为代表。

应该说，关于《新青年》的史料整理工作已经相当完备。1954年的影印本与2011年的简体横排版本各具特色：前者追求还原与保真，后者更侧重当下读者与研究者的阅读便利。由于都是全本，它们在史料的完整性上是一致的，后来者也很难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而精选本则由于在编选标准、杂志定位、文章主题等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着进一步整理的空间。

二、2016年《新青年》编选本的创新与突破

2016年6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新青年》(普及版)，以政治卷、思潮卷、哲学卷、文学创作卷、文学批评卷、文字卷、翻译卷、青年妇女卷、文化教育卷、随感卷等共十卷为题，对《新青年》杂志进行系统整理与重新归类。这不仅是对该社近20年前出版的三卷本《回眸〈新青年〉》的呼应，更是对前书的大胆突破与创新。

首先，十卷本《新青年》(普及版)在分卷主题的凝练上更科学、概括性更强。杂志早期的同人性、轮流主编的方式都使其处于众声喧哗的多元状态，也因此造成杂志在风格上“一卷有一卷的色彩，一号一篇都各有各的精神”。作为中国现代性起源的《新青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志，其撰稿人、关注视角、期刊定位、理论资源等都时常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从所涉及的学科来看，举凡经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无所不包；从杂志宣传的“主义”来看，进化论、易卜生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近乎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演进的缩影；而从杂志关注的社会问题来看，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人力车夫问题、劳工问题、教育问题等，又几乎涵盖“五四”社会的方方面面。问题与主义相当庞杂，文章的海洋又如此浩瀚，从中提炼出科学的主题相当重要，也绝非易事。事实上，之前的精选本在主题的凝练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2011年中国书店版的精选本在各卷的主题上并不明确，而1998年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回眸〈新青年〉》所拟定的哲学思潮、社会思想、语言文学三卷也稍显粗疏，难以展现《新青年》的全部内涵。

这次的《新青年》(普及版)在分卷主题的凝练上兼顾文章数量与质量的均衡性，即每个分卷主题既能切实展现《新青年》的历史贡献，又要具备一定数量的文章。因为在操作性上，只有具备了一定数量才能够独立成册。某类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文章，如果在数量上稍显单薄，则采取主题相近合并的方式整理成册，如妇女青年卷、文化教育卷。另一些文章数量较多的主题如翻译卷、文学卷又不得不“割爱”，选出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较强的篇目。经过这样的拣择，《新青年》(普及版)分类明确细致，几乎每一卷都是“专门史”。在最大限度地遴选出杂志重要文章的同时，也方便各学科研究者的阅读与使用。

其次，在编选范围上，《新青年》(普及版)坚持覆盖杂志的“全刊”。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新青年》的编选上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众所周知，《新青年》一开始坚持的是“思想艺文”、启蒙立人的路子，到了第8卷后才转变思路，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从不同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来评价《新青年》的前期和后期，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1936年亚东图书馆选择性地重印了《新青年》的前七卷，表露出蔡元培、胡适心目中《新青年》的“理想型”。1998年编选《回眸〈新青年〉》时，因研究视野的局限与思虑上的欠缺，也还是将编选范围局限在前七卷。

近年来，随着《新青年》研究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日渐深入，编者意识到“扬”前期《新青年》而“抑”后期的作法是相当危险的，越来越倾向于将《新青年》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如果《新青年》没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联系在一起，它能否有今天的经典地位，委实是一个问号。由《新青年》所生发出的“历史的巨变”，理应包括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因此，再次编选《新青年》时，编者将第8卷之后的内容添加进来。如果研究者按照编排顺序(文章发表时间顺序)一一读来，将清晰地感知到《新青年》由启蒙到革命的阶段性主题变化。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恰恰是现代中国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将读懂现代中国；在这里，我们将找回那“不忘初心”的来时之路。

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处于一种微妙的辩证法中。《新青年》(普及版)已经出版发行，编者希望读者、研究者能够通过一本杂志，用心触摸一个时代的“心跳”。当然，留下的问题也还有很多，如《新青年》各卷主题的关联与区别、《新青年》前后期的演变逻辑与内在动因、《新青年》的现代性生成与当下意义等等，这些依然都是颇具兴味而又相当重要的思想史命题，编者希冀同道学人借此契机共同深入探究。

(本文作者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大学副校长 开封 475001)

(责任编辑 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