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谦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编纂看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郑 谦

笔者想从研究和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二卷》)的角度谈几点想法，可能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写作有点启发。

第一、注意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联系与区别

在《二卷》写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即往往注意写中央决策的过程、政策的制定以及中央领导人思想的形成，至于这些决策、政策、文件如何执行，执行中又遇到哪些问题，效果如何，则往往一带而过或语焉不详。结果，这一段历史就有可能被写成一部决策史、政策史、会议史。单从内容上看，有些思想、理论、政策都不错，但实践效果不怎么样，现在被称之为“空转”或没有“落地”。近年来，国务院有关部门经常说现在不要再出台什么新政策了，把以往的政策落实就不错了。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也经常谈及此点。又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有关新时期的著作大量谈及党建的各种方针、措施和成就，但从近些年反腐中揭露出来的案件来看，到底效果如何？原因何在？史书中缺少应有的分析，这显然不利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规律。

第二、要注意处理好领导层与群众以及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当年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同志反复强调，既要写好领导的思想、决策与活动，也要有典型材料有力地说明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党史研究往往更多地注意写领导层，写宏观层面，写会议、写文件，即所谓“文山会海”，而写群众，写基层党员、干部的认识和活动则较弱、较空。而很多高校老师则比较注重进行田野调查、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写下层，写个人遭遇，注意政策执行的过程，从个体命运及其心理反映社会变迁，但往往不太强调宏大叙事。还是应当注意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将宏观把握、历史大势与“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结合起来；既要防止“碎片化”，也要防止空泛化。

第三、要有世界眼光，要把外国与中国打通

中国的社会主义最初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如果在历史研究中缺乏世界眼光，它的许多重要特征和过程便解释不清。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从根本上看，不是中国的独创，而往往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普遍现象，是斯大林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表现，而斯大林的作法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特定国内外环境中的产物。1958年，我们有“大跃进”，苏联、东欧也有，朝鲜也有。再往深处考虑，凡是实行赶超战略，凡是不受价值规律约束、市场经济不起作用，主要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强势的行政命令运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免不了这样的投资和扩张冲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又如对自留地、自留畜的态度，前30年几经反复。在遇到严重经济困难时，对自留地等比较宽松；而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又开始限制、挤压。我们是这样，苏联也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赫鲁晓夫刚上台时，苏联经济形势比较严重。当时苏共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重大措施之一，便是鼓励农民发展自留地等。但1958年农业形势好转后，又开始限制，导致农业生产下降。60年代初又放开，但不久又限制。勃列日涅夫纠正赫鲁晓夫错误的措施之一，也是放开自留地等，这几乎成为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其中的原因，一是意识形态上认为自留地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二是因为一旦放开，会使计划经济、大体平均的分配制度受到冲击，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的东西，所以赶快又收。又如1955年苏联“解冻”与1956年中国的“双百”方针，也有一些类似的内容和命运。诸如此类的对比又能揭示出一些什么规律？所以我们的眼界一旦打开，一些东西便不难理解，同时也会感受到一些深层规律在起作用。

如果说前29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和市场基本隔绝，西方的经济波动对中国影响不大，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迅速、深度地融入世界，两者的互动越来越频繁、深刻(如“9．11”恐怖袭击事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对中国的影响)。在介绍中国的发展时，如缺乏对世界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客观而全面的介绍，就会显得苍白、贫乏。

第四、要有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

年鉴学派提倡从长时段考察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现象，这对于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也有意义。如三大改造和集体化等，当时的确存在过快、过急等问题，也束缚了农民经营的积极性，但这是中国工业化初期不得已的选择。没有农业集体化，也就没有中国的高速工业化，而没有高速工业化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因土地没有私有化而大大降低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的成本。有学者在考察印度时发现，印度发展的一个瓶颈是基础设施差，原因之一就是土地私有化。政府为开发公路、铁路，需要付出天价开支，造成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又如前30年的高积累问题，过去我们往往是从高积累影响了消费的角度看，但近几十年海内外一些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认为，以前的高积累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再如1978年之前因政治运动不断，中国的计划经济与苏联等国的计划经济有许多不同，计划经济的制度化层次不高，是一种“粗放型”“运动型”的计划经济，缺乏苏联计划经济的权威性和“刚性”，所以改革起来比苏联等国所面临的阻力就要少些。可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缺少一种长时段的眼光，要深入地理解是很困难的。

第五、深化对一些关节点的研究

如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斯大林模式在东欧等国推行得比较勉强，往往靠政治强力，但中国1953年起接受斯大林模式时十分主动、迅速，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1953年起全盘学习斯大林模式，从1956年起就开始比较深入地改革斯大林模式，但这种改革并不成功，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再如，前29年频繁的政治运动、思想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微观经济激励不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市场到计划与1978年后从计划到市场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有什么特点？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的对象是什么，是斯大林模式，还是后斯大林模式(虽然两者并无本质不同)？“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并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这种背景又给初期改革带来了哪些特点？又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不断减弱，这一过程的阶段如何划分，标志性事件如何确定？前29年中国经济发展因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出现过几个经济周期，而改革开放后因受世界经济影响和市场经济自身逻辑的支配，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及其特点如何归纳？这些问题党史书不能一一道来，但在必要处“点”一下却大有必要，可以大大提高“资政”的档次。

第六、要与时俱进，鼓励创新与发展，不断提高研究的学理化水平

历史研究要注意当代的视野和高度。如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随着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认识的深入，现在的认识已超出几十年前的研究了，当年的一些争论已迎刃而解，一些争论还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如《决议》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结论，到《毛泽东传》再到《二卷》，不断深化、发展，成为这方面研究的2.0版和3.0版。此之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要实现研究领域内的创新与发展，就要鼓励不同意见和学派的争论，多听不同意见，这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动力。在学术领域要鼓励原创性的成果。

第七、要注意“条条”“块块”的处理

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没有一定的结论，不同写作风格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只要能把问题和时间顺序说清楚而又少重复就可以。《二卷》写作时曾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多次讨论，但现在看来还有一些可以提高的地方。

第八、党史国史研究要有思想和理论的力量

胡乔木、胡绳、龚育之曾反复要求我们，像《二卷》这样的著作，最好能体现一些思想和理念，表现理论的力量，不要只是就事论事，不要只是罗列事件。不但要讲历史过程和本然，也要讲历史的所以然。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一种笼罩全局的东西。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一种责任、一种情怀、一种高度。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即理念、境界要高于具体资料，使读者在了解历史的时候能够接受你的历史观。这就要求《二卷》能够体现一种理论高度，一种历史智慧。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个研究对象本身就富于历史辩证法。在叙述历史时，经常要有一些精彩的、提神的“点睛之笔”，体现一种思想高度。在总结新时期30多年来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历史哲学不应缺席。写作者可以没有思想，但他的作品仍然会体现出一种思想，即没有思想的思想。中国学者不应把进行这种思考的成果和荣耀拱手让给西方那些“中国通”们。大师们那样的境界我们未必能达到，但要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以期“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