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桂芳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表现及成因分析
——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历史

史桂芳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政府通过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掌控舆论，控制国内产业团体、国民组织，掌控生活必需品等方式，把国民卷入战争体制，纳入支持侵略战争轨道。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在一些重要的节点，日本国内都出现“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狂热”场面。从不谙世事的孩童到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从退伍军人到公共汽车售票员，或“捐款”，或写慰问信，或到神社祈祷日军胜利进军，以不同方式表示对局势的关切，表达所谓的“爱国”情。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支持战争，是日本侵华战争延续14年之久的社会基础。在讨论日本战争责任时，我们将日本政府与国民区分开来，强调日本国民是战争受害者，这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完全忽视战争的另一个方面，日本国民是战争受害者，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支持战争，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害者”。检讨战争体制下日本国民对战争态度，可以看到历史复杂的一面，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战争，汲取教训。

关键词：举国一致；新闻媒体；国民精神总动员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全东北。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排外主义宣传与煽动，通过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组织各种产业报国会、控制基层社会等方式，把日本国民卷入战争体制，造成“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局面。战争的长期化固然给日本国民生活带来了困难，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下降，也确实引起一些国民对政府的不满，出现了各种厌战的“流言蜚语”；另一方面，在举国体制下，日本也出现了空前的战争狂热，国民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情，支持军队“膺惩”“暴戾”的中国。研究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分析国民与战争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认识中日战争长达14年之久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反思历史，汲取教训。

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援军狂潮”

日本觊觎中国东北已久，1930年代经济危机引发日本各种矛盾，政府把对外扩张作为解决国内问题之道。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就有意渲染中国东北对日本的重要性，“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满蒙政策的危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严重”*“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史论》，东京满蒙同胞后援会1980年版，第86页。。为鼓动国民支持政府对东北的扩张政策，报纸、电台等媒体大量阐述国民与军部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要求国民做军队的后盾。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报纸、电台等重要媒体，无不诬蔑中国军队挑衅，认定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威胁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合法”权益。

由于日本政府掩盖真相、肆意煽动，其国内出现了疯狂的“侵华排外”狂潮。有青年报名参军，要求到中国东北去“保卫祖国”。甚至有因不能入伍或者未被派遣到中国东北的青年，走上极端道路。“两名第8师团的士兵因未被派到满洲而自杀。大阪一名24岁青年因未出征满洲，从新世界通天阁上跳下 。”*日本历史学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满洲事变》，东洋经济新报社1956年版，第333、330页。这种极端行为经过媒体宣传，引发更多青年人的“报国”情。“在乡军人会”通过演讲会、报告会等形式，讲述在冰天雪地里为“捍卫”日本“合法”利益而浴血奋战的事迹。

在日本政府和媒体的鼓动下，不明真相的国民纷纷捐款、捐物、慰问士兵家属、到神社祈祷，以各种方式支持军队“膺惩”中国，呈现出疯狂的战争狂潮。《东京日日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各地民众给东北驻军寄慰问信、慰问袋、慰问金的消息，诱导国民支持战争。“满洲事变突发后，南陆相、金谷参谋长的房间自不待言，连报社的桌上也堆满了从全国送来的血书、慰问袋，其中不乏中小学学生，他们把平日积攒的零用钱寄到部队。截止25日共收到慰问信2万余封，现金2千余元。”*本报讯：《在满支皇军慰问资金》，《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26日。

在一片战争狂热中，自古以来在家“相夫教子”的日本妇女，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对战争的态度。1932年3月，大阪成立了“国防妇人会”，表示妇女要为“圣战”作贡献。10月24日“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成立后，大阪“国防妇人会”作为其分支机构开展活动。到1934年底“国防妇人会”会员达到123万人。除此以外，九一八事变之前成立的一些妇女团体也迅速扩大，如1931年初成立的爱国妇人会，九一八事变后会员增加到100多万人。

这些妇女组织号召日本妇女走出厨房、家庭，参与社会活动，为保卫国家，完成“圣战”贡献力量。“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会员的白色围裙，以及写着“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字样的绶带，是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妇女的“时尚”装束。这些妇女团体开展慰问士兵家属、探望回国养伤的士兵、制作慰问袋、书写慰问信等活动，表达“报国”之志，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后方支援”。

更有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妇女以死表达“爱国”之情。大阪步兵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为让丈夫毫无牵挂地出征作战，用短刀自刎身亡。她在遗书中写道：“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保佑大家平安，为国效力”④日本历史学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满洲事变》，东洋经济新报社1956年版，第333、330页。，希望他的丈夫不要有后顾之忧，勇敢作战。井上千代子“为国献身”的事迹经报纸、电台广泛传播，成为“忠君爱国”的模范，被誉为“昭和烈妇”，祭祀在靖国神社。年青女性也不满足于仅在“后方支援”，要求去前线直接为士兵服务。有两名年青的公共汽车售票员给部队将领写信，要求去前线做救助伤员的工作，去做战地护士，为保卫国防做贡献。

日本士兵在中国“英勇”作战的事迹，为日本各大报纸、电台竞相报道，各种扬日本国威的军国“美谈”遍布日本的各个角落。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有3名日本士兵手执掷弹筒冲向中国阵地，成为“人体炸弹”。这3名士兵的“英雄事迹”，在日本家喻户晓，作曲家将他们的“事迹”谱成歌曲，在社会上广泛传唱。

在日本政府的煽动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援军狂潮”，不明真相的国民支持政府派兵中国东北，“膺惩”中国，这一战争狂热持续一年以上。日本政府煽动的战争狂潮，转移了国内民众的视线，缓和了国内矛盾。

二、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奉公”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政府多次召集议员、财界、舆论界的会议，“本着朝野一致应对事变之目的，召集言论机关代表、贵众两院议员、财界代表齐聚首相官邸，言明政府的方针，要求与政府合作。又召集产业界、农会、产组、思想关系等各方面代表会议”*消息：《関西財界も支持——昨夜首相官邸で会談》，《朝日新闻》1937年7月13日。。《朝日新闻》、《日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报，都开辟国民“国防捐款”专栏，每天更新捐款人姓名、捐款数额等信息，并配以煽动性语言，以增强示范效果。关于“国防捐款”的报道中，就有“在北支风云险恶之时，全国出现了高昂的爱国热。人们捐款、慰问出征官兵，表达一片赤诚之心。14日早晨到中午4个小时的时间里，送到陆军省的恤兵金就达到23110元33钱的巨额”*通讯：《国民の胸の躍》，《朝日新闻》1937年7月15日。。《朝日新闻》还发起全国范围内的“军用机捐款运动”，倡议“现在时局处于关键时期，更需要举国一致。朝日新闻社坚信这个活动必定得到国民的热情支持”*通讯：《夢ぢやなかった三千元の赤面》，《朝日新闻》1937年7月20日。，认为战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重要，日本战机少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需要国民挺身而出为国分忧，勇敢地承担国防责任，实现“航空报国”。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到日本，带来了股价暴涨，出现了不少“南京成金”(暴发户)。12月14日，日本东京40万人上街，举行庆祝攻占南京的提灯游行活动，全国小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日本著名的钟纺株式会社社长津田信吾表示：“期望军队打到南昌、汉口、成都，直到蒋介石举手投降，我们将提供部队所需要的一切。……按照现在的样子前进，一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似乎是快了点，悠着点吧。”*江口圭一：《大系日本历史》，东京小学馆1989年版，第265页。有人认为日本攻占南京，“今后随着蒋介石政权没落，日本将在中国实行大跃进，呈现出年末金融安定、国内购买力上升、对战后发展寄予无限希望的社会景象”*通讯：《株式一齐に暴腾》，《朝日新闻》1937年12月7日。，日军将乘胜前进，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战后的繁荣指日可待。

1937年8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要求国民“增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精神，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战争如何长期，都要靠坚忍持久克服困难，实现所期之目的。希望增强国民的决心，为此，实行彻底的国民实践”*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编：《昭和12年度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事业概要》，昭和14年版，第299页。，自上而下地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9月11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上，首相近卫文麿亲自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做到尽忠报国，坚忍持久，支持战争。10月，成立了半官半民性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海军大将有马橘任会长。联盟在全国的道、府、县成立相应的组织，各级行政长官兼任会长，号召国民“尽忠报国”。1938年4月，日本政府颁布《国民总动员法》，以立法的形式，将国民卷入战争体制。

政府还将各行各业组织起来，成立了行业“报国”组织，如：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海运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报国会等。这些组织表示要放弃以往只顾自己赢利，追求个人收益的做法，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从国家的角度进行经营，确保“国防国家”的需要。各个妇女团体开展了“妇人报国运动”，在“爱国”的口号下，组织演讲会、捐献物资、宣传节约粮食、扶助军属、慰问伤兵、到神社祈祷等活动，支持战争。1941年8月，“日本爱国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合并为“大日本妇人会”，将日本国内20岁以上的女子全部组织起来，全国2000万妇女参加了这个组织，还在朝鲜、中国台湾、桦太(库页岛)、南洋群岛等地建立相应的组织，在后方从事生产、“铳后奉公”活动，支持战争。

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战争长期化，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问题日渐突出。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1939年9月起，日本设立了“兴亚奉公日”，规定国民每月无偿为国家服务一天，做到“具备真正灭私奉公、建设新的社会经济的精神”*石原莞尔：《满洲建国と支那事变》，《东亚联盟》1940年第4期，第24页。。国民在明治节(11月3日明治天皇生日)这天要参加遥拜皇宫，慰问前线军人家属等活动，鼓吹：“灭私奉公是日本的共同观念，任何人对舍弃一切私利而奉公都没有疑义。以义勇公的殉国之心去殉国，是我日本精华之所在”*津田信吾：《日本の进む道》，《东亚联盟》1940年第11期，第12页。，要充分发挥国民的自主性，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日本文部省颁布《臣民之道》，要国民彻底否定“私”，“我们平常的生活虽是私生活，但是这终究是在实践臣民之道。翼赞天业的臣民，其工作具有公的意义。进而言之，决不能认为私生活与国家无关，属于自己自由而恣意妄为。虽是我们的一碗饭、一件衣服也不仅是自己的事情，即使我们的游戏、睡眠也与国家须臾不分，与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私生活一刻也不能忘记为天皇的国家服务”*文部省教学局编纂：《臣民の道》，昭和16年(1941年)版，第71页。，甚至是吃饭、睡觉时，都要牢记尽忠报国。

由于中国全民族抗战，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灭，不得不调整战略计划。随着战争长期化，日本国内生活必需品供应十分紧张，肥皂、火柴、白糖、衣料等都需凭票证供应，成年人主食每天只有330克，且副食品缺乏，国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为了支持长久战争，日本政府要求国民实行节约消费、半强制储蓄、停止增加工资、限制利润，国民要有过艰苦生活、降低水准的准备。1940年 7月7日，日本公布《奢侈品等制造贩卖限制规则》，禁止制造绢制服装、戒指、领带及各种宝石类装饰品，禁止女性烫发，提出“奢侈是敌人”的口号。10月12日，日本成立了大政翼赞会，首相近卫文麿任总裁。在翼赞体制下，国民全部被编入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社区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接受内务省、警察的指导，定期召开会议，动员国民购买国债、回收资源、勤劳奉仕、慰问军属、防空演习等，町内会、部落会、邻组成为控制国民的机构和工具，也是发放配给物资的唯一团体，也就是说，如果不参加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基层组织，国民就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用品，把国民强行卷入战争体制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物资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1942年服装衣料开始实行票证供应，要把棉花等用于军事需要，“把纤维变成战斗力”。票证供给已无法满足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物价上涨，黑市交易猖獗，反战厌战情绪增加，很多人对“维护国体”不再关心。1940年代初，日本各地都出现了抢购鱼、肉、蔬菜、水果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风潮，涉及经济生活的“流言蜚语”不断，盗窃等经济犯罪行为不断发生。日本政府残酷镇压坚持反战立场的日本共产党，甚至取缔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学说，实行极端的恐怖统治。

为消除国民对战争的不满情绪，各家报纸、电台等大力宣传国民应该具有“爱国心”，“我国国民现在为光明的希望应忍受痛苦。全体国民同甘共苦，共同体会飞跃前的忍耐时期，不如说也是一大快事”*儿玉誉士夫：《支那事变は如何に解决さるべきか》，《东亚联盟》1940年第2期，第54页。。有人主张以后吃粗米以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有人配合节衣缩食的号召，宣传白米有害健康，搞坏了日本人的牙齿和胃口，应该吃粗米，吃粗米还可以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还有人说吃粗米治好了脊椎疾病。有媒体宣称要改变日本传统和服的长袖子和厚厚的带子，作成袖长在一尺以内的短袖，以节约布匹以供军需；日常服装要用结实的布料，不要用丝绸或绣花的布料。有人主张夏天不允许坐布垫，冬天除特别寒冷的地方，一般不允许把两块坐垫摞在一起坐。“衣服的膝盖和腰带最容易坏，衣服要上下分开穿，穿两件裤子、一件上衣，这是时代的需要。女式服装应尽量用扎腿式劳动服，逐步改男式和服裤裙为筒裤。”*小泉菊枝：《东亚联盟妇人运动について》，《东亚联盟》1943年第12期，第6页。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劳动力极其缺乏，妇女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传统的和服不便活动，扎腿式劳动裤子成为日本妇女标准的流行服装。

为进一步加强舆论控制，1943年日本内阁通过了《关于确立战时国民思想的基本方案纲要》，规定“动员学者、思想家，阐明皇国之道。消除学问、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彻底确立以真正日本精神为基础的各种学说，并渗透于实际的教育教化中”*杉山元：《杉山メモ》，原书房1989年版，第354页。，对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的控制更加严格。1943年情报局第二部制定的《报纸等刊载限制事项》中，要求新闻媒介重点宣传“我国是东亚的轴心国家，而其他国家是卫星国家，只有依靠我国的领导或培养才能获得发展”*内阁情报局编：《报纸等刊载限制事项》，《资料日本现代史》第13卷，大月书店1985年版，第171页。，严格禁止发表对战争不满的言论。

由于战争长期化，日本政府制定的“速战速决”计划破产。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国民所期待的“战后繁荣”并没有出现，随着战争长期化，国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内“厌战”增长，“国防捐款”、“奉公”热情减退，日本政府采用各种方式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但是，其效果已经与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公开反对战争者属于少数，国民在强制与半强制状态下，继续支持战争。在严格的思想、舆论、社会组织控制下，国民不可能了解战争真相。

三、日本国民支持战争的原因

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出现“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战争狂热，有着比较复杂的原因。

首先，近代以降，日本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天皇制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以“天皇主权论”为核心内容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赋予日本天皇拥有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元首更大的权力，而资本主义宪法中的国民在日本则被称为臣民，要求日本人忠于天皇。1890年，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敕语》强调在家作“孝子”，在国作天皇的忠臣，在战时要为天皇“义勇奉公”，保卫“皇运”。为天皇尽忠不仅是武士道的最高境界，而且是所有国民的最高道德水准。

日本利用古代的神话传说和神道教，鼓吹日本民族是神造的民族，日本是天孙之国，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孙，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是从天而降的“现人神”，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日本的国体无比优越，“承接天照大神御魂的天皇是世界唯一天成君主”*石原莞尔：《昭和维新论》，《石原莞尔选集》第4卷，东京たまいらぼ社1986年版，第4页。，要求国民时刻不忘为天皇尽忠，践行“臣民之道”，“国恩宏大，在天孙开辟之国，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则沐浴天子之水，死则葬于天子之地，食之谷米、穿之衣物皆产于天子之土地”*《京都府下人民告谕大意》(1868年10月)，载《明治文化全集》杂史篇，日本评论社1868年版，第488—489页。。近代日本政府通过神话天皇，鼓吹日本国体优越，宣扬大和民族优秀，使皇国观念成为近代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日本在国内宣传所取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利益，是付出“10亿国币、20万生命”代价换来的，是“合法”的。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威胁到日本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九一八事变。这些颠倒黑白的谎言，迷惑了日本民众，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现了疯狂的“侵华排外”狂潮。在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东京数十万人上街举行庆祝游行。日本政府还鼓吹发动战争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对东亚的侵略，是为了维护“国体”，复兴亚洲，“帮助”同文同种的亚洲邻国驱逐白色帝国主义。这一系列思想控制、理论宣传，很具有欺骗性。

其次，日本政府控制舆论，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使国民无法了解战争的真相。1938年4月，日本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有权对报纸及其他出版物的内容进行限制直至禁止”*日本内阁印刷局编：《 昭和年间法令全书》第12卷，原书房昭和13年(1938年)版，第109页。，当时日本的新闻报道以是否有利于政府的侵略政策为标准。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国民根本就无从了解屠杀的真相。当参加南京战役的士兵复员回家，谈及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政府立即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将其处以数月监禁。1940年12月，日本成立了言论统制机关——内阁情报局。1941年1月，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制定了对报纸等传播媒体的限制令，禁止有碍于国家重大决定的言论，甚至对一般性事件的报道也作了种种限制。1943年陆军报道部颁布的《关于俘虏报道检查注意事项》中，明文规定禁止报道“对俘虏进行体罚或裸体劳动等虐待俘虏的行为”和“用俘虏做苦役的事件”*日本陆军省编：《俘虏報道の検査の事项について》，《资料日本史》第13卷，大月书店1985年版，第163页。。

日本政府控制的报纸、广播等主要媒体大力向国民宣传所谓国内即战场，国民即战士的纯战时观念，要求国民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作军队的后盾。报纸还大量刊登前线士兵为“保卫”国家英勇作战的事迹，报道各种“铳后”支持战争的状况，造成支持战争是国民应尽义务的氛围，鼓动人们支持战争。文学家大野苇平以徐州会战为背景，发表了小说《小麦与士兵》，歌颂“武士道”精神，获得了日本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芥川奖，并被日本吹捧为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战争文学作品。

再次，通过基层组织控制国民的言行，统制国民的生活物品，强行将国民生活纳入法西斯体制之中。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国内物资不足的问题日见突出，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日本实行生活必需品票证供给制度，票证的发放掌握在邻组、町内会、部落会等基层负责人的手里，这些基层组织被政府控制，参加者要参与“兴亚奉公”、慰问军属、募捐等活动，实际上就等于胁迫国民支持战争。

日本政府对国内的反战言论实行严厉的控制。1937年11月日本政府逮捕了介绍欧洲反法西斯运动的中井正。12月逮捕了表示不支持战争的加藤勘十、山川均等400余人。1938年11月大内兵卫、美浓部亮等教授被捕入狱。1943年日本内阁通过了《关于确立战时国民思想的基本方策要纲》，规定：“动员学者、思想家，阐明皇国之道，清除学问、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彻底确立以真正日本精神为基础的各种学说，并且渗透于实际的教育教化之中。”*《戦時国民思想の基本方策を確立する要綱に関する》，《资料日本史》第13卷，第200页。由于日本政府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日本国内的反战团体及其反战活动受到严厉镇压。一些反战人士被迫放弃原来的立场，表示要与政府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甚至日本共产党员也有放弃原来立场的，如佐野学、锅山真亲等人公开发表“转向”声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力。而国民中的反战组织、反战活动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目标，难以形成规模，不可能形成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态势，这也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出现“举国一致”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对日本国民与战争关系的一点思考

首先，战争期间日本国内“举国一致”的战争狂热是日本政府一手导演的，日本国民当时不可知道战争的真相，他们也是战争受害者。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向国民灌输“皇国”观念，“皇国”观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近代日本“忠君”等于“爱国”，国民是在政府的煽动下开始“爱国”行动的。日本政府是“举国一致”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掌握着国家机器，控制着国内舆论，国民不可能了解战争的真相。1930年代，报刊、广播等传媒已经在日本国内普及，是普通国民了解国内外大事、社会动向、经济信息等方面的主要渠道。《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日新闻》三大综合报纸，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广播电台亦拥有很多听众，“1925年7月起，每天早晨9点到晚9点，电台播报新闻、天气预报、音乐、广播剧等，有固定节目表。1930年代，电台听众超过100万”*大庭邦彦、长志珠绘、小林知子编：《大日本帝国时代》，小学馆2011年版，第220页。。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各大报纸都抢在第一时间加印“号外”，引发国民的关注。战争期间，政府更是动用一切宣传机器，鼓吹对外战争的“合法”性、“正义”性，胁迫国民支持战争，这是造成日本国民“举国一致”现象的根本原因。日本政府对战争负有最根本的责任。

其次，日本国民被卷入战争体制，支持、参与了侵略战争。这是中日战争持续14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应该反思其“加害”责任。中国人一贯强调日本政府、军国主义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日本国民也是战争受害者，强调中日关系要“向前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战略眼光和宽广的胸怀。但是，日本国民不能因此就不反思那段历史，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他们对战争的支持，都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危害。

日本人在回顾战争历史时，总是强调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的灾难，强调原子弹的可怕，战争的悲惨，而回避战争性质和原因，很少涉及日本发动战争给亚洲邻国带来的灾难，对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同情，缺乏自省精神。日本人既是战争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避免只谈受害，不谈责任，总是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例如，不少日本人把向东北移民当作解决生活危机的出路，除政府组织的官办移民外，日本民间团体也组织了自由移民。他们强占中国农民的土地，镇压中国农民的反抗斗争，危害了中国农民的利益。每当日军取得胜利，国内民众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祈愿日军乘胜追击。日本人对政府不满是由于战争呈现长期化趋势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认识到战争的侵略性质。试想，如果没有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支持，日本侵华战争能够持续14年之久吗？当然，随着战争长期化，日本国内物资紧缺，衣料、砂糖、火柴等基本生活用品均需凭票供应，生活窘迫导致国内的厌战情绪，这与日军胜利时的“爱国”狂热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日本国民对中日战争的历史记忆和认识，普遍带有浓厚的“被害”意识，缺乏对亚洲邻国人民“加害”责任的自省和反思。

再次，通过日本国民与战争的关系，可以看出媒体、舆论的重要作用。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媒体人价值观对读者有引导作用。战争期间，日本主要平面媒体、电台都迎合政府的需要，片面、有煽动性地报道战争进程，将引发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挑起国民的反华情绪和“爱国”热情。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各大报纸每天刊登中国“挑衅”日本“合法”的“特殊利益”的新闻，刊登各界人士踊跃“国防捐款”、做慰问袋、写慰问信、到神社祈愿、缝千人针等消息，特别是关于中小学生、年迈老者捐款的报道，有很强的“杀伤力”。当时，普通日本人只能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了解战争进程，无从了解报道的真伪，民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赤诚爱国”之情，是被政府、媒体煽动的，日本政府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主要媒体在配合对外侵略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争期间，日本对媒体、舆论实行严格限制，不仅禁止研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日本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就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也被禁止。在高压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即使对政府政策持有异议，也不能公开阐释，无法阻止日本政府把国家拖向战争的深渊。

总之，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民多数是被动地卷入战争体制之中的，“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是日本政府一手导演的，日本政府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研究日本民众参与、支持战争的实态，并非战后日本政府的所谓“一亿总忏悔”，以大家都有责任，结果谁都不承担责任来推卸战争罪责，而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从更广泛的视野认识中日战争，认识中日战争持续14年之久的复杂因素，更好地反思历史，汲取教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洲主义的演变与中日关系研究”(12BSS007)、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合作共同发展基本经验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中心的考察”(12KDB03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汪谦干

The Phenomena of Japanese Fanatic Support for Waging War and Relevant Analysis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from a Fresh Point of View

SHI Gui-fang

(College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When waging war against the Chinese Nation,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volved its people into the war towards supporting the aggression war,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piritual Mobilization Movement”,the manipulation of public opinions,the control of domestic industry communities and the national wide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 of daily necessities,etc.Consequently,at many important warring stages from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to the debacle of aggression war,there appeared fanatic phenomena of entire uniformity towards upholding the war with participants ranging from the naive children to the housewives,from the demobilized soldiers to the common people like bus ticket sellers,all of whom either expressed their condolence by donating money,or prayed at the shrine for the successful march into China,or any other means to show their concern for the warring condition,and to express their so-called patriotism.The 14- year long aggression war is rightly based on the unknowing Japanese people’s support for it.So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separat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rom its people concerning the responsibility and emphasize the former is actually the victim.Nevertheless,another aspect of this war shouldn’t be totally neglected,that is,the Japanese people are also to some extent the perpetrators by actively or passively advocating the war.By examining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 war,one can see clearly the complex facet of history so that he can know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more objectively about the war and learn lessons.

Key words:National unanimity；news media；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作者简介：史桂芳(1961-)，女，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K313.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1-01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