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分歧的合格调停者

斡旋中东，角色定位逐步清晰

去年12月下旬，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瓦利应邀访问北京并宣布，叙利亚政府接受安理会第2554号决议。这是叙利亚政府首次就这一事关国家和政权前途的重大国际安排做出正式回应。

这个决定没有在大马士革宣布，也没有在莫斯科宣布，而是放在北京，不仅具有重大新闻价值，还有重大政治与外交意义，标志着中国在调停叙利亚危机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也显示叙利亚政府对中国和平努力的敬重和积极回应。叙“全国联盟”主席胡杰代表反对派阵营在北京的最新表态，则显示中国斡旋已获得叙利亚对立双方的尊重和认可。

有人说，中东是大国的试金石。换言之，只有在中东发挥作用才能与大国地位相称或被公认为大国。中国近年在中东调停角色的凸显和斡旋效果的提升，足以证明中国在中东的大国戏份日益增强，中国在中东的角色定位也逐步清晰。

伊朗核危机在2015年实现历史性突破，就包含了中国积极斡旋的重要贡献。这场危机持续十余年，一度引发伊朗与美国或以色列剑拔弩张。

中国一直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处理伊朗核危机，坚持“谈判与制裁”并举的双轨制，兼顾维护世界核不扩散机制和照顾伊朗合理国家利益。

在马拉松谈判冲刺阶段，中国不仅耐心斡旋，还为破除最后技术障碍提供解决方案，为此，受到美国和伊朗双方的交口称赞和充分肯定。

成功调解伊核危机，是近年来中国中东外交实践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而且因其议题敏感、立场差距悬殊以及关乎世界核安全而更加意义非凡。

其实，冷战结束后，随着全面调整外交政策，中国就开始中东调停努力。

1990年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美国与40多个国家组建多国部队进驻海湾地区。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受命访问伊拉克，试图说服萨达姆认清大势，回应安理会相关决议而免于与多国部队刀兵相见。由于萨达姆狂妄而固执，中国调停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海湾战争随后爆发并以萨达姆军队被逐出科威特而告终。但是，中国的调停努力和灵活姿态引人注目，展示了全新的中东外交理念和思路。

调停事务能力优秀，令外界称道

2002年，随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再次加剧，中东争端再次成为世界焦点。当年，中国设立首个热点问题特使——中东问题特使，专门游走于冲突双方进行沟通和斡旋。

14年来，中东特使已由王世杰、孙必干、吴思科和宫小生等资深外交官相继出任，锲而不舍地积极劝和。2013年5月，习近平在一周内相继会见巴以领导人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引起世界媒体巨大关注和猜想。

众所周知，中东争端乃世纪难题，寻求突破殊为不易，但中国对其保持马拉松式的劝和努力，体现出真诚的和平愿望，以及大国责任意识。

2011年利比亚危机爆发后媒体很快发现，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相继到中国访问，同时，中国在安理会表决1970号和1973号决议分别投下赞成票和弃权票。这既是当代中国首次支持联合国对成员国进行经济制裁并默认建立“禁飞区”，也是首次对一国内部冲突双方进行调解。中国中东外交再次因其灵活务实而令人耳目一新。虽然调停未果，利比亚局势也迅速因北约滥用安理会决议而逆转，中国的调解努力却为世人所知。

放在更大的视野看，中东调停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尝试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调停努力的组成部分，是整体外交布局和大国外交破局的创新和拓展。2004年，中国成功搭建有关朝鲜核谈判的“六方机制”，使其一直扮演多边对话平台。2011年，中国非洲事务特使奉命在南北苏丹间协调立场，劝和促谈，发挥中国两头“沾亲带故”独特优势。

2014年11月，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引起轰动，中国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斡旋角色浮出水面。

如今，中国、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及塔利班的和谈机制已初步形成，并将随着美国角色的日益淡出而增加中国的分量（1月11日，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和美国的代表也在伊斯兰堡召开会议，希望重启陷入停滞的阿富汗和平进程）。

中东博弈场，中国大有可为

那么中国为何此时要介入中东？学者李绍先用“不介入已经不行”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鉴于中东在地缘位置以及石油方面的特殊意义，全球都将深受其动荡局势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在中东有包括能源在内的诸多利益。中国与中东地区各个国家都保持了紧密的经贸往来，这其中包括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以及众多的阿拉伯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多个中东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中国一半以上的能源进口来自于中东地区。中国更是有上百万公民在中东。

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贸易往来的深入，双边贸易正趋向多元化。在中东地区开展承包工程和投资合作的中国企业日益增多，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流向中东，双方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已经非常高。更何况，中东安全与中国息息相关，要知道，中国西北部有超过两千万的穆斯林。此外，中国是大国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介入中东也是中国需要承担的责任。

并且，中国在中东开展调停外交条件得天独厚。首先是政治优势，即中国与中东国家全面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历史清白”，口碑优良，既没有侵略和殖民过任何中东国家，也未曾试图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中东各种力量，无论其民族、宗教和传统多么不同，也无论其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差异多大，对中国都无整体性的怨恨情结，这一基础可谓大国行列中独属中国的优质历史资产。

其次，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中东国家经贸和投资关系密切，而且颇具互补性。中国大量从中东进口石油，支撑着产油国的财政命脉，同时，不带附加政治条件的投资、项目也源源不断进入中东市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其三，美国正在从中东战略收缩，愿意给其他伙伴适当腾挪角色空间，习惯于大国博弈的中东国家自然欢迎中国发挥积极的、不同于其他强国的作用。

其四，中东国家普遍“向东看”、“看中国”，对搭乘“中国便车”给予空前期待。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将履新后的首次域外大国之行锁定中国，即表明对中国期望之高之重。

当然，中国作为中东地区的非传统玩家也有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缺乏大国、强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也没有和地区国家签署安全合作条约，这无疑将制约中国调停力度和效果。

此外，中国处理异域纷繁、复杂民族关系和文化冲突的经验也相对缺乏，而且由于近现代人文交流与经贸联系远不及欧美和俄罗斯，往往缺乏抓手和底层资源。概而言之，中国调停中东事务，还是上道不远的新手，需要继续历练，甚至需要支出更多成本。

不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聚焦中东这个博弈场，中国依然大有可为，伊拉克内部宗派之争、也门内战、埃及当局与穆兄会对峙，乃至沙特与伊朗阶段性的对立与冲突，中国都可以择机从中斡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