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秋新

(上海師範大學)

2015鎖陽城遺址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

莫秋新

(上海師範大學)

2015年8月10日至12日，由甘肅省文物局、瓜州縣人民政府、甘肅省敦煌學學會、酒泉市文物管理局聯合舉辦的“2015鎖陽城遺址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在甘肅省瓜州縣國風大酒店隆重召開。國内相關領域一百餘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本次學術研討會共收到論文113篇，其中會上宣讀論文51篇。與會學者圍繞著鎖陽城遺址與瓜州歷史文化、玄奘與西遊文化、敦煌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三大主題展開深入探討，結論富於啓發性。

以下根據會議的議程安排，按照學者分組發言的先後次序，對提交討論和交流的學術價值較大的部分論文略作介紹。

一、 大會主題報告

王心源《漢唐時期瓜—沙州間烽驛系統遥感考古的發現與數字化重建》利用遥感技術、地理信息系統和全球定位系統對瓜、沙二州間已消失的盧草溝古緑洲進行了遥感考古調查與研究，新發現和證實了5處古城遺址，這對於研究長城防禦系統、古絲綢之路的路線走向、古緑洲變遷、環境演變等具有重要意義。楊國學《美猴王身世與河西走廊》認爲在河西走廊的神話傳説和取經故事中，曾經出現過兩個美猴王原型樣本，一是帶有西王母血統的南山石猴樣本，二是玄奘在瓜州所收的徒弟石槃陀樣本，而無論美猴王源自於哪裏，它始終是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産。馮培紅《敦煌張氏根在淵泉》按照朝代順序，從西漢、東漢、西晉、北朝直至唐代來追溯敦煌張氏的源流，探討了淵泉與敦煌張氏的緊密聯繫，展現了一幅清晰的敦煌張氏的流變畫面。劉進寶《關於絲綢之路的幾個問題》主要討論了絲綢之路提出的學術背景和政治背景，並指出絲路上的交流是雙向且共贏的，經濟上應提倡貿易，文化上則要自信。王乃昂《隋玉門關地理位置新探》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確定隋玉門關應在常樂故城，即今瓜州縣“六工古城”遺址。張俊民《瓜州縣漢代古城的幾點思考》以懸泉置爲確定的地理坐標，通過對懸泉置出土的驛站檔案文書記録的梳理，對分佈在瓜州縣境内的漢代城址進行探討，認爲廣至縣城在截山子山南的破城子比較合理，淵泉县的位置是旱湖腦古城，而不是常説的四道溝古城，魚離置則在懸泉置與廣至置中間點附近。

二、 鎖陽城遺址與瓜州歷史文化

李并成《蘆草溝下游古緑洲沙漠化再考》通過對蘆草溝下游古緑洲的河系、遺存城址的考察，指出其沙漠化的原因包括風蝕、植被破壞、水量減少等。王冀青《斯坦因鎖陽城遺址考古日記整理報告》揭示了斯坦因鎖陽城遺址考古的具體日期和工作經過。吴浩軍《〈瓜州修堰碑〉和〈苦峪城斷碑〉》提出了與向達等學者的不同觀點，認爲二者是兩通碑，兩者的時代相距在120年左右。朱悦梅《唐代瓜州的軍事防戍體系研究》分析了唐初析置瓜州爲獨立行政建置後的區劃、戰略格局、軍事建置以及軍事交通等，指出瓜州的建制是唐朝爲適應新形勢而形成的，其戰略價值更突顯了。寧瑞棟《新玉門關的發現與研究》通過多次實地考察並反復考證相關文獻資料，認爲位於今瓜州縣鎖陽城鎮馬圈村的兩座故城應該是唐時的新玉門關和晉昌縣城。徐曉卉《玉門關研究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通過梳理學界對玉門關的研究成果，來挖掘其文化内涵，建立其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密切關係。孫寧《論〈左傳〉注解中的“瓜州即敦煌”》對《左傳》“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紀事中“瓜州即敦煌”的注解作了知識史考察，並以此爲中心，對“敦煌古瓜州”、“沙州古瓜州”等諸多認識進行了梳理。吴利娜《絲綢之路視野下的河西文化遺産保護探析——以鎖陽城遺址爲例》以鎖陽城遺址爲例，探析了河西文化保護的措施，並呼籲把河西走廊打造成爲國際歷史文化長廊。王蕾《漢唐時期的玉門關與東西交通》通過對典籍、漢簡、敦煌吐魯番文書、出土墓誌等材料的梳理，討論了西漢、東漢、西晉乃至隋唐時期玉門關的位置變遷以及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

三、 玄奘與西遊文化

朱瑜章、楊國學《河西走廊取經圖像敍論》介紹了9處河西走廊現存的取經圖像，探討了其與《西遊記》的關係以及圖像形成的原因。范軍、許秀雲《絲綢之路上的傳法胡僧研究——以〈高僧傳〉爲中心》圍繞《高僧傳》中記載的東來胡僧研究早期佛法東傳的具體情況，梳理了東來胡僧的國籍、語言、所奉宗派、來華路線以及弘教譯經的事蹟，認爲他們在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公維章《清代敦煌地區的玄奘崇拜與〈西遊記〉壁畫》討論了清代敦煌流行佛教僞經《佛説大藏總經目録、舍利靈牙寶塔名號》及王圓籙道士所代表的敦煌民衆的玄奘崇拜問題，從而指出玄奘西行途中的瓜州經歷對敦煌地區佛教具有深遠影響。郭懿儀《從玄奘〈大唐西域記〉構擬早期中古漢語日母音值》利用《大唐西域記》裏的五條對音資料，將日母的語音重新整理並加以釐清，構擬日母在早期中古漢語的真實音值。張總、何瑩《水月觀音經像考源》通過畫史文獻與考古實物相結合，證實了《水月觀音經》出自《大悲啓請》，《大悲啓請》出自《千手經》，並指出圖像序列的演進亦隨此而進。張小剛、郭俊葉《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觀音圖〉與〈摩利支天圖〉考釋》對文殊山石窟群後山古佛洞發現的《水月觀音圖》、《玄奘取經圖》、《摩利支天圖》進行了考釋，認爲文殊山古佛洞表層壁畫的年代大約都在西夏時期。周貴華《〈解深密經〉之瑜伽思想——以玄奘譯〈解深密經〉「分别瑜伽品」爲中心》探討了《解深密經·分别瑜伽品》的止觀瑜伽思想，具體涉及了止觀及其因果、所緣、對治、助伴法、差别類型、所攝等内容。何琳《〈解深密經〉的完整佛教思想》通過對《解深密經》境行果的内在理路分析，闡發佛教完整性的根本特質，以顯揚玄奘法師“截僞續真”，寓求道於求真的精神。

四、 敦煌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

屈直敏《敦煌的伎術教育》通過對敦煌文獻的梳理，認爲張氏、曹氏歸義軍時期皆設有伎術院，既是職能部門，也是培養伎術類人才的教學機構。秦丙坤《石谷風藏〈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迻録與校勘》對石谷風藏本《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的内容進行迻録，並以之與S.2614、P.2319、P.3485三個敦煌寫本進行對校。謝繼忠《敦煌懸泉置〈四時月令五十條〉的生態環境保護思想淵源探析》認爲敦煌懸泉置《四時月令五十條》中表現出的以“四時”爲準則、“不違農時”的生態環境保護思想，是源於月令書、先秦諸子生態環境保護思想和秦漢時期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王祥偉、薛艷麗《竺法乘於敦煌“立寺延學”考略》考證了《高僧傳·竺法乘傳》和《出三藏記集》中與竺法乘事蹟相關的内容，認爲他在敦煌“立寺延學”的時間大約是在公元280年。陳大爲、陳卿《敦煌金光明寺的建置沿革》從寺名來源、存廢時限、寺院地址、佛寺建築、經濟狀況、僧人規模以及人事升遷七個方面探討了敦煌金光明寺的建置沿革和僧人情況。王晶波《果報與救贖： 佛教入冥故事及其演化》結合傳世記載與敦煌文獻，討論了佛教入冥故事的内涵及其演化。楊寶玉《〈張淮深碑〉作者再議》通過對《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抄件正反兩面内容的整體觀察，及對張球個人經歷、爲官任職與信仰狀況的解析，得出了《張淮深碑》的作者爲張球的觀點。張利亞《唐代岑參詩歌在敦煌地區的回傳——以敦煌寫本P.5005爲中心》對敦煌文獻中岑參詩抄本進行了梳理，指出這些寫本均出現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説明吐蕃佔領敦煌後，民間文化交流不曾中斷。王雨、沙武田《經典規範與圖像表達——敦煌彌勒經變“老人入墓”圖的繪畫思想與信仰觀念》通過史料、佛經與敦煌壁畫的相互印證，認爲彌勒經變“老人入墓”圖中老人之所以著白衣入墓是因爲老人是白衣彌勒信徒；而選擇的獨特的死亡方式則是受“末法思想”的影響。王進玉、王喆《敦煌天文曆法知識與絲綢之路中西科技交流》通過對敦煌石窟中的日月神圖像、熾盛光佛畫、“黄道十二宫”圖像和敦煌文獻中的七曜曆的分析，揭示了絲綢之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現象。

肖從禮《秦漢簡牘所見“清酒”的祭祀功能考》認爲睡虎地秦簡、肩水金關漢簡和居延新簡中的“清酒”均用於祝壽祭祀之用，而居延新簡中還發現有兩處“清酒”與河西邊塞的社祭有關。賈小軍《西涼遷都與酒泉十六國壁畫墓的紀念碑性》以西涼遷都對酒泉十六國壁畫墓形制、風格的影響爲視角，討論了以丁家閘五號墓、小土山墓爲代表的酒泉十六國壁畫墓的“紀念碑性”。張小艷《河西出土隋葬衣物疏疑難字詞考釋》對河西出土隨葬衣物疏中的“道”、“蹳”、“收綿/纏綿”、“鬊/春/舜”、“緘”等疑難字詞進行了考釋。張勇《佛藏中的“真丹”觀》依據佛教史料中有關“真丹”的記載，探討了古代佛教徒心目中的中國形象。陳于柱、張福慧《榆林窟第25窟〈藏漢婚禮圖〉的歷史學研究》認爲榆林窟第25窟“婚禮圖”繪製時間爲曹氏歸義軍時代，《藏漢婚禮圖》體現了敦煌吐蕃移民婚姻的演變軌蹟。陳菊霞《榆林窟第35窟營建年代與功德主辨析》認爲榆林第35窟營建於988—1002年，是以武姓“施主”爲主導，由武氏家族全體參與營建的。張善慶《馬蹄寺石窟群北朝洞窟儀式空間與内修活動研究》以馬蹄寺石窟群北朝洞窟爲中心，考察了十六國時期北朝石窟寺内部洞窟功能組合，揭示了石窟寺建築所藴含的佛教思想。劉全波《從墓誌文獻看隋唐時期入華粟特人與儒學及科舉的關係》分析了十餘個隋唐時期入華粟特人的墓誌文獻資料，指出他們在科舉制度與仕途直接掛鈎的隋唐時代逐漸重視儒學和科舉，最終真正融入了中華文明的血脈中。李軍《再論甘州回鶻的淵源》通過綜合分析敦煌漢文、古藏文及于闐文的相關記載，認爲甘州回鶻應是在咸通七年安西回鶻内部動亂後，由龐特勤後裔所率領的部衆東遷後建立的政權。楊潔《唐代絲綢之路上的奴婢貿易價格分析》考察了唐代絲綢之路上十幾例奴婢貿易的史例，認爲在一定情況下中原的奴價高於中亞、西域數倍至數十倍，且奴價變化多受當地市場供需的影響。楊富學《河西考古學文化與月氏烏孫之關係》以近百年來的考古資料爲依據，並結合史書的記載，探求河西走廊地區史前畜牧業文明與月氏、烏孫的關係。王志鵬《簡論“絲綢之路”的性質及其文化意義》通過對絲綢之路歷史内涵的分析，指出絲綢之路與其説是一條商業貿易之路，不如説是文化交流之路更爲準確。

總括而言，本次學術研討會成果豐碩，尤其是在鎖陽城遺址、敦煌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兩個主題的探討上不乏佳作。會議的召開爲相關學者提供了交流的平臺，同時對宣傳瓜州歷史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促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