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曉靜

(敦煌研究院)

2015敦煌論壇： 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彭曉靜

(敦煌研究院)

爲充分展示敦煌在絲綢之路上的悠久歷史和多元文化，深入研究敦煌文化的獨特地位以及與周邊國家在人文、歷史、宗教等方面的歷史淵源與現實關係，由敦煌研究院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聯合舉辦的“2015敦煌論壇： 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5年8月13日—17日在敦煌莫高窟召開，會議由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科研處合力承辦。此次會議，有來自德國、法國、俄羅斯、日本、韓國、伊朗、土耳其、美國、印度、尼泊爾、蒙古、柬埔寨、越南、吉爾吉斯斯坦、烏兹别克斯坦和中國大陸、臺灣、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的近兩百名學者參加，提交學術論文108篇。以下分三夷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研究、絲路文化交流與石窟藝術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史地研究三個專題對提交討論和交流的論文略作介紹。

一、 三夷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研究

近年來福建霞浦發現的摩尼教文獻，數量巨大，與敦煌摩尼教文獻一脈相承。對這些文獻的研究，可以説是敦煌學的新延展，意義重大，故成爲本次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敦煌研究院楊富學、彭曉靜《福州福壽宫所見摩尼光佛像雜考》以絲綢之路沿線的吐魯番和福建等地出現的一批用於偶像崇拜的摩尼光佛像，特别是福壽宫所見的孩兒臉、大人身，且手持長劍的戎裝塑像爲考察對象，利用西域出土文獻和霞浦摩尼教科儀文書進行比對解讀，可知孩兒臉形象的創造來源於摩尼的少年成道，戎裝形象則體現了東南沿海摩尼教的武化，是對兩宋以來官府對摩尼教武力禁壓的回應，目的在於自保。哈佛大學馬小鶴《漢文摩尼教〈下部贊〉中的兩篇注音讚美詩評述(Remarks on the two phonetic hymns of the ChineseHymnscroll)》對莫高窟所出的摩尼教文獻《下部贊》中的讚美詩從音韻學和音律學上進行新的解讀。與此同時，馬小鶴還與臺灣銘傳大學汪涓合作完成《霞浦文書〈摩尼光佛〉科册與佛教禮懺》一文，把霞浦摩尼教文獻《摩尼光佛》與敦煌禮懺文相比較，分析了《摩尼光佛》的儀式結構，並復原原文，清楚地呈現出了《摩尼光佛》與佛教禮懺之間同質性很高的儀節關係。塔里木大學包朗《摩尼下生成道及其對佛道的比照》也以霞浦《摩尼光佛》和敦煌《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爲主要史料，分析認爲摩尼下生説在摩尼出生前後的情景及某些靈異的現象等方面對佛教、道教都有極大的比照，從經過改造的痕蹟中，可窺見創作者有意將摩尼教、佛教和道教融爲一體。晉江博物館粘良圖《晉江草庵簽詩探源》通過對晉江草庵所出的一套簽詩進行研究，發現簽詩中的内容包含著摩尼教反對黑暗、崇尚光明的理念，且保存著一些摩尼教經文中特有的術語，由此可知晉江草庵簽詩、霞浦科儀文書與敦煌發現的唐代摩尼教經文一本同源。彭曉靜、楊富學《霞浦摩尼教文獻〈禱雨疏〉及相關問題》一文，首次披露了霞浦摩尼教文獻中與祈雨相關的兩件文書，其一爲《禱雨疏》，其二爲《求雨秘訣》。這兩件文獻充分體現了摩尼教在福建的地方化特色，是摩尼教在中國地方化、民間化演變的明證。

對景教、祆教研究的相關論文有湖南科技大學聶志軍《敦煌景教寫經〈序聽迷詩所經〉疑難詞語考辨》，論文結合敦煌寫經和傳世文獻，對敦煌景教寫經《序聽迷詩所經》中“回飛”、“遲差”、“特差”、“誣或(惑)”四個疑難詞語進行了考辨。暨南大學張小貴《莫高窟第158窟圖像與祆教關係》一文對敦煌莫高窟第158窟壁畫所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之間的文化交融圖像内容進行解讀，認爲割耳剺面等北方遊牧民族的葬俗，與此期大量來華的粟特人所傳之祆教法術有關，而刺心剖腹圖像，是吐蕃佔領時期敦煌粟特人改信佛教的真實反映。南京博物院沈騫《羯族源流及羯族“胡天”信仰問題的一些探討》對羯族的源流和羯族“胡天”信仰的形成做了詳細的探討，認爲祆教至少於西晉末年已經入華。

二、 絲路文化交流與石窟藝術研究

絲路文化交流與石窟藝術研究也是本次論壇的主要議題之一。龍門石窟研究院張乃翥《北魏洛陽社會與西域胡人移民的東來》一文以北魏文化史料爲依據，展示了中古洛陽地區與西域諸國的文化交流的情景。西安博物院王樂慶《東西方異質文明在長安的流播與交融》對長安及周邊地區的遺存和出土的碑銘與墓誌進行研究，發現了大量體現異域文明的印記。敦煌研究院王進玉《絲綢之路上阿富汗青金石的流傳》敍述了青金石在絲綢之路上的流傳過程和用途，並指出中國石窟中應用的青金石應該是以阿富汗等地沿絲綢之路向東漸進的，這一發現也爲中西文化、貿易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蘭州大學劉全波《論中古時期入華粟特人對儒學及科舉的接受》指出中古時期的部分入華粟特人與儒學及科舉之間曾有過親密接觸，對儒學及科舉的接受愈多，粟特人身上的胡氣愈少，入華粟特人也最終融化在中華文明的血脈之中。蘭州大學楊潔《4世紀初粟特商人的東線發展——以粟特文古信劄爲中心的考察》對粟特文古信劄中商品的流向做出初步判斷，並指出從撒馬爾罕經塔里木盆地輸入河西走廊的商品較多，但是這些商品原産地並不一定都是撒馬爾罕地區。北京大學榮新江《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中西交通》論述了敦煌與伊朗系統文化、印度文化的交往過程和途徑，探討了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摩尼教與景教在敦煌流傳的情景，並指出吐蕃對河隴地區的佔領，並未中斷與印度之間的佛教徒的往來。韓國又石大學全弘哲《板聲之路——“敦煌變文”裏體現的絲綢之路説唱藝術》認爲由絲綢之路傳播而來的佛教文化，是通過説唱的形式從印度東傳而來。韓國又石大學辛炯禹《韓國與絲綢之路》記録了韓國國内存在的絲綢之路的遺蹟，指出韓國在很早之前，就有通過絲綢之路傳播而來的文化在那裏相互融合發展。

尼泊爾藍毗尼開發委員會塔芒·阿基曼(Tamang Ajitman)《談中國絲路文化轉型與發展關聯： 敦煌文化與黄河文明(Discuss about relation， connection with Silk Roa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from China， including Dunhuang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Yellow River)》討論了敦煌文化與尼泊爾文化之間的關係，認爲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和其他有著民族神話歷史的塔芒社區，其所具有的文化和語言特徵有可能是從中國的敦煌文化以及黄河文明傳輸而來的。中伊友好協會穆罕默德·阿里·侯賽因·内賈德(Mohammad Ali Hossein-Nejad)《創建絲路藝術與文化社會網(Building a Silk Road Network of Artistic and Cultural Community)》論述了建立絲綢之路藝術和文化社會網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伊朗國立藝術研究院納思霖·達斯坦(Nasrin Dastan)《敦煌： 中國和伊朗藝術與文化交流的窗口(Dunhuang： the window of Exchange Arts &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Iran)》認爲敦煌是中西方藝術與文化交流的窗口，多元文化在敦煌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對絲綢之路石窟藝術進行專題討論的有： 法國遠東學院郭麗英《印度戰神塞建陀天、鳩摩羅天和漢化神祇韋馱天》對敦煌和雲岡石窟中所見的鳩摩羅天形象與印度2—6世紀的塞建陀天造像、于闐丹丹烏里克寺院壁畫以及漢傳韋馱天神像進行比較，指出印度婆羅門信仰中諸天鬼神大量被漢傳密教圖像所吸收，于闐丹丹烏里克寺院壁畫中也明顯融入了由南方傳來的印度教的一些神祇。法國國立圖書館蒙曦(Nathalie Monnet)《敦煌藝術中的外來因素——P.4524所見動物戰鬥主題(Alien Elements in Dunhuang Art： An Animal Combat Motif inPelliotchinois4524)》對敦煌藝術中的一種外來因素即動物戰鬥的主題做了詳細的研究，説明中國與中亞國家在絲綢之路上以多種文化形式進行交流。敦煌研究院張元林《風從西面來——關於莫高窟第249窟、第285窟風神圖像的再思考》一文對莫高窟第249、285兩窟中風神圖像源頭進行探討，認爲莫高窟6世紀中葉所繪的風神圖像中仍然保留了曾在中亞、西亞、小亞細亞古代文明以及古希臘、羅馬神話中出現的風神的部分圖像特徵。敦煌研究院趙聲良《敦煌隋代佛像的樣式》認爲隋代莫高窟的佛像在造型上與中原北齊造像有所關聯，但内在上卻體現著印度笈多藝術的特色。在吸取東、西兩方面影響並結合本地傳統因素的基礎上，敦煌隋代造像形成了較爲獨特的風格特點。深圳大學陳振旺《莫高窟隋唐圖案的文化交流研究》一文，從隋唐時期敦煌壁畫圖案中的動物紋飾、植物紋飾、神話佛教紋飾和幾何紋飾等裝飾圖案，分析了敦煌隋唐壁畫與異域文化之間的交流問題。

美國哈佛大學汪悦進與敦煌研究院陳菊霞合撰《敦煌石窟首例〈大般若經變〉——榆林窟第19窟前甬道南壁圖像新解》對榆林窟第19窟宋代重修的前甬道南壁的圖像展開討論，重新識讀榜題並對相應畫面進行分析，指出這幅圖像是敦煌石窟迄今發現的唯一一鋪《大般若經變》，其珍貴價值不言而喻。陝西師範大學沙武田《敦煌石窟歸義軍首任都僧統洪辯供養像考——兼論中古佛教僧人生活中的中的隨侍現象》仔細梳理了莫高窟第156窟供養像的圖像和歷史信息，探討了中古時期佛教高僧日常生活中身邊的“侍人”、“侍者”現象。敦煌研究院劉宏梅《五代、宋時期莫高窟藻井中的團龍圖案初探》以莫高窟五代、宋藻井中的團龍圖案爲考察對象，探討其與周邊地區此類圖案的關聯性。吐魯番研究院陳愛峰《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變考釋》考證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券頂的24幅壁畫，認爲其中5幅壁畫出自《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並結合窟内供養人族屬的認定，初步將該窟壁畫的繪製年代定在北宋初(10世紀末)至回鶻歸順蒙古之前(13世紀初)。早稻田大學山部能宜《觀經變相MG.17672的數碼復原》一文對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的一幅觀經變相絹畫進行數碼照片的復原，重新考察了絹畫的内容和意義。

三、 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史地研究

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史地研究仍是本次論壇的主要内容之一，涉及少數民族、宗教文化、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語言文字、文學、敦煌學學術史等方面的研究。

回鶻學研究方面： 德國柏林科學院吐魯番研究中心彼得·茨默(Peter Zieme)《古回鶻稱號“天汗”劄記(Some notes on the Old Uigur title Tärikän)》對古代回鶻“天汗”的稱號進行解讀，認爲“tärikän”是第一任統治者，國王的頭銜之一，被廣泛地應用在古代突厥語和回鶻王國時期，其含義爲“虔誠的，明智的”。日本大阪大學松井太《敦煌石窟壁畫題記所見回鶻佛教信徒之巡禮(Uigur Buddhist Pilgrims as Seen in the Wall Inscriptions in the Dunhuang Caves)》對10—14世紀古回鶻佛教朝聖者在敦煌活動的歷史进行考察，包括回鶻朝聖者在蒙古時期的活動、回鶻與蒙古朝聖的相互作用、他們的朝聖時間以及在每一個洞窟中的施法供養等四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張鐵山、敦煌研究院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區464窟回鶻文題記研究報告》對莫高窟464窟中室、後室甬道和後室中的回鶻文經文題記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土耳其學者買合買提·歐邁兹(Mehmet Ölmez)向大會提交論文《論古代回鶻文sïqïγ(On Old Uighur sïqïγ)》，以吐魯番出土文獻爲基礎，論述了回鶻社會經濟文書所見的度量衡單位石(sïq)的來源和演變。西華師範大學王紅梅《護法與護國： 回鶻王室與佛教之關係》在考察河西、西域地區回鶻石窟藝術的基礎上，結合回鶻文佛經文獻及漢文史籍，闡述了佛教與回鶻國王的關係，進而論述回鶻佛教護國思想的特徵及其表現。

佛教經典方面，中國人民大學張建宇《從敦煌遺珍到〈秘殿珠林〉： 塔形寫經的産生與傳播》將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佛教經卷中特殊的品類——塔形寫經加以研究，指出這種經文與圖像的完美結合寫經形式，最初可能是由唐代敦煌經生所創造，並廣爲流行。西北民族大學才讓《P.T.307密宗文獻《七羅刹女供養儀軌》譯解——兼論佛教的吐蕃化問題》對P.T.307中的《七羅刹女供養儀軌》進行了録文、翻譯和釋讀，初步認爲“十二丹瑪”這一組女神，是從“七羅刹女”演變而來，並指出吐蕃時代就已開始了佛教的本土化進程。北京大學薩爾吉《敦煌藏文寫本〈十地經〉的初步研究》對大乘佛教思想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典《十地經》的文本構成和流變進行了研究。臺灣成功大學王三慶《釋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上卷「法數」研究》對五代南唐釋應之編撰的《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古籍進行研究，使同時代的諸多敦煌文獻找到了相互印證的痕蹟。吴夢麟、張永强合撰《唐玄宗御注〈金剛經〉考察》對唐玄宗御注《金剛經》的背景、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本《御注金剛經》的内容及書法特色作以詳細的研究。安徽大學曾良《〈淨名經集解關中疏〉解題》從中印文化傳播和學術史的大背景下解析《淨名經集解關中疏》既是“集解”又是“疏”的問題。北京理工大學趙和平《武則天制敦煌本經序再研究》，文中對史籍失載的三種敦煌本武則天制“經序”、武則天制《金剛般若經序》與《妙法蓮華經序》産生的背景、龍門石窟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與武則天之關係、武則天造經活動的目的及其影響等問題進行細緻的論述。福建師範大學李小榮《六祖“踏碓”寓意簡説》集中考證了唐代敦煌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法海所記《六祖壇經》、保唐宗所傳《歷代法寶記》及《曹溪大師别傳》中有關六祖“踏碓”的史料。四川大學何劍平《佛教論議的記録本及其東傳——以敦煌遺書及日本的維摩會爲中心》通過對敦煌遺書中所存佛教論議相關文獻的考察，探討了敦煌佛教論議材料的印度源頭及其與日本中世維摩會之間的關係。浙江大學張涌泉《古代寫經修復綴接釋例》以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佛名經》爲中心，通過内容、行款、書風、書蹟等不同角度的比較分析，從殘損補綴例、脱誤補綴例、綴接錯亂例、綴接顛倒例四個方面探討了古人的修復綴接工作以及與之相關的誤綴現象。浙江師範大學張磊《國圖藏敦煌本〈四分比丘尼戒本〉殘卷綴合研究》通過内容、殘字、行款格式、書風書蹟等不同角度的比較分析，將26號敦煌寫本《四分比丘尼戒本》殘卷或殘片綴合爲10組，爲研究者從較完整的寫卷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做了基礎支持。

史地研究方面： 中央民族大學陳楠《唐蕃和親與唐梵新路開通——吐蕃泥婆羅道及相關史事雜考》認爲文成公主入蕃及大小昭寺建立，開啓了唐蕃古道上的交往，溝通了中原與吐蕃；而“吐蕃泥婆羅道”更是中國通往印度的新通路，使唐與印度交往更加方便快捷。西北師範大學李并成《蕃佔時期對塔里木盆地東南部一帶的經營——以米蘭出土簡牘爲中心》以米蘭古城遺址出土的400餘枚吐蕃文木簡文書爲主要史料，對吐蕃佔領時期塔里木盆地東南部一帶的經營狀況進行探討。中國社會科學院李錦繡《“移隸蔥嶺”與唐代的西域經營》對蔥嶺守捉的前身、蔥嶺鎮與蔥嶺守捉、唐代經營西域的背景、流移人與唐西域經營等四個問題進行了探討。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俊民《敦煌懸泉漢簡與絲綢之路三題》一文，對漢代絲綢之路的走向、構成和組織形式進行了探討，特别是對敦煌郡乃至效穀縣的具體分佈和規模進行研究，揭示了以懸泉置爲典型代表所體現的漢代交通路線的機構組織形式和物資交流運作狀況。浙江大學劉進寶《東方學視野下的西北史地學》對“東方學”和“西北史地學”兩者興起的時間、學科的特點和研究的方法進行概括和總結。蘭州大學屈直敏《〈西河舊事〉考略》徵引《西河舊事》佚文16則，在此基礎上，對《西河舊事》的作者及成書年代進行了考辨。敦煌研究院馬德《“敦煌菩薩”竺法護遺蹟覓蹤——兼論莫高窟創建的歷史淵源》對竺法護在敦煌的時間和活動地點進行了考查，並根據敦煌遺書中保存的9世紀吐蕃時期繪製的《仙岩寺圖》和法護在長安的譯經地“敦煌寺”、“勝岩寺”留存遺蹟資料，認爲法護所譯大乘禪學理論經敦煌高僧曇猷付諸實踐，鑿窟修行，遂成爲敦煌石窟創建之淵源。

此次論壇中，有四篇論文對絲路沿線的寺院進行專門的研究。上海師範大學陳大爲、陳菡旖《唐五代宋初敦煌開元寺研究》根據敦煌文獻和傳統史料的記載，釐清了敦煌開元寺的建置沿革、僧人狀況以及與敦煌僧團、世俗社會的關係。西南民族大學楊銘《吐蕃時期沙州永壽寺研究》根據敦煌藏、漢寫本中沙州永壽寺的文字記載，對永壽寺的存在時間進行了重新的界定。中山大學姚崇新《從高昌到西州——中古吐魯番佛教寺院社會功能的轉變》詳述了吐魯番地區佛教寺院社會功能的特殊性，指出麴氏高昌時期的寺院及僧團與世俗社會的關係主要表現爲經濟層面而非宗教層面。蘭州大學魏文斌《涇川大雲寺遺址新出北朝造像碑初步研究》指出涇川北朝造像碑多以反映北朝時期北方地區極爲流行的大乘佛教思想的《法華經》及《維摩詰經》爲内容，雕刻風格既有地區的地域特點，又與長安地區有密切的關係。

社會史方面的研究： 蘭州財經大學高啓安《早期角形器的兩種用法——兼度喇家遺址條狀食物的製作方式》對青海喇家遺址出土的裝盛在碗内的條狀食物和製作這種食物的器具進行了考證。山東師範大學周尚兵《日常生活視野下的茱萸茶及其對西北地方的影響》依據敦煌文獻的記載，研究發現晚唐五代時期，茶飲作爲西北地方日常生活中的新習俗，解決了高寒地區體内寒濕擁滯與食物結構單一的日常生活難題，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品質。旅順博物館王振芬《從新發現的一件〈學童轉帖〉看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學童社及其社會功能》利用最新發現的一件《學童轉帖》，並參考敦煌唐宋時期有關學童生活的學郎詩和學郎題記資料，對學童社的存在及其社會作用等問題進行新的探討。首都師範大學游自勇《敦煌寫本P.2683〈瑞應圖〉新探》對敦煌寫本P.2683《瑞應圖》中圖説的來源以及與《開元占經》的關係作以探討，並對P.2683《瑞應圖》進行了校録。天水師範學院陳于柱《敦煌寫本P.4732V+P.3402V〈發病書〉綴合研究》發現P.4732V+P.3402V《發病書》中存在漢文、古藏文相混抄的現象，提醒學界加强敦煌文獻不同民族語言文字的整體關照與綜合研究，是新時期進一步提升敦煌文獻學術價值的必然趨勢。臺灣銘傳大學梁麗玲《敦煌文獻中臨産遇難的醫療關懷》對敦煌文獻中保留的隋唐五代時期，百姓尋求傳統醫學、宗教信仰、民俗方術等救護産難的珍貴材料進行研究，顯現出敦煌人士對於産婦臨産遇難時的多重關懷。

政治、法律、軍事文書研究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雷聞《牓子在唐宋政務運行中的作用——從P.3449+P.3864〈刺史書儀〉説起》以法藏敦煌文書P.3449+P.3864《刺史書儀》中所記載的牓子格式出發，對其起源、特點及其在唐宋政務運行中的作用進行詳細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孟憲實《略論折衝府的“承直馬”——以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中心》以吐魯番文物局2007年所獲文書《唐神龍元年(705)六月後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爲當府官馬破除、見在事》爲基本史料，討論了折衝府内承直馬的功用和養護管理等問題。敦煌研究院王東《告身與吐蕃王朝政治生態關係初探》對吐蕃時期的告身制度進行了解析，研究發現松贊干布統一青藏高原前就已實施的告身制度内容非常豐富。蘭州大學馮培紅《〈隋燕山府鷹擊郎將曹慶珍墓誌銘〉考釋》一文，首先對墓誌進行録文和校注，然後探討了墓誌所記載的曹慶珍家族與武威曹氏的關係，進而詳述了曹慶珍的政治生涯和活動，並推測曹慶珍是居住在武威的粟特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楊寶玉、吴麗娱《也談唐懿宗析置三節度使問題》針對唐懿宗咸通四年析置三節度使的問題進行研究，討論了涼州節度所轄諸州是否屬張議潮勢力範圍、河隴析置的背景及其目的、瓜沙和涼州的分立是否意味歸義軍軍號的取消、分立的涼州是否由朔方節度使兼領，以及涼州節度使最初由誰來充任或代管等幾個方面的問題。西北大學李軍《再論張議潮時期歸義軍與唐中央之關係》從歸義軍與唐政府雙方互動的角度，考察了張議潮時期歸義軍與唐政府關係的動態演變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黄正建《敦煌法律文書詞彙辨析兩例》對敦煌出土法律文書中P.3813V《文明判集殘卷》中的“文明”和P.2504《天寶令式表》中的“傍通”進行了考證和分析。南京師範大學陸離《〈大周沙州刺史李無虧墓誌〉所記唐朝與吐蕃、突厥戰事研究》一文對《大周沙州刺史李無虧墓誌》所記唐與後突厥戰事、長壽二年(693)至延載元年(694)吐蕃對敦煌的進犯以及吐蕃在青海等地的軍事建制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經濟文書研究方面： 武漢大學陳國燦《對敦煌蕃佔時期契約年代的思考》以P.T.1297敦煌永壽寺文書爲基礎，論證了832年吐蕃統治當局有過立契須用吐蕃文書寫的命令，此後的契約都是吐蕃文契，以此爲標尺對已有的定年推斷作出重新的審訂。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孫繼民《關於古籍公文紙背文獻所見元代户籍册四葉文書的連綴》對《禮部韻略》紙背的元代户籍册資料中湖州路安吉縣浮玉鄉的四個書葉進行連綴和解讀，爲我們復原元代湖州户籍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並推動元代户籍制度和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北京師範大學張榮强《吐魯番新出唐代貌閲書》對目前所見的唯一一件有關唐代貌閲的官方文書進行分析研究。北京師範大學趙貞《杏雨書屋藏羽34〈群牧見行籍〉研究》對《群牧見行籍》中的有關問題予以關注，並重點對歸義軍畜牧管理中的“算會”制度進行討論。

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澳門學者譚世寶《悉曇學與所謂“梵語(文)〈悉曇章〉”新研究》探討了悉曇體字與天城體梵字的區别，以及漢唐時期悉曇學入華對漢字字音分析學的産生與發展的影響。復旦大學張小艷《説“洛余”》結合敦煌文書、傳世古籍、現代方言以及考古出土與現存的實物，從語音的角度考證了吐魯番出土高昌券契中的“洛余”一詞的詞義内涵及獲義之由。四川大學張勇《説“氎”》從現存史料出發，對“氎”字這一代表織物含義的詞的十餘個字體、性質、它們在字形方面的關係以及該詞的意藴等問題進行了探討。西南大學趙鑫曄《説“包首”》以敦煌文獻中的包首爲研究對象，從形制、現行出版物中對包首的誤認、書寫方式及解讀、包首和寫卷的性質、包首和寫卷的關係等五個方面對包首的情況進行了研究。

敦煌學學術史方面： 蘭州大學王冀青《英藏敦煌漢文文獻“蔣孝琬目録”編纂始末》對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特别是“蔣孝琬目録”編目工作的過程進行了梳理。上海師範大學方廣錩《談散藏敦煌文書》對敦煌遺書調查和整理工作進行了梳理，文章指出散藏敦煌遺書主要集中在中國與日本，世界其他地區亦有少量收藏，總數約10000號上下，合計長度約佔藏經洞敦煌遺書總長度的32.3%。韓國高麗大學鄭廣薰《早期韓國敦煌學初探》綜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韓國敦煌學的興起以及早期韓國敦煌學者與中國學者交流的情況。韓國外國語大學金賢珠《韓國絲路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對1950年至今韓國絲綢之路研究成果進行了詳細的整理和回顧，並期望擴大韓國絲綢之路相關學科的研究範圍。

結 語

本次會議，不僅規模大且學術水準較高，討論熱烈，問題集中，學者們發表了不少自己的新見解，極大地擴展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誠如樊錦詩院長在閉幕總結發言上指出的那樣： 學術研究角度新穎，觀點獨特，思考深入，給了我們很多啓示。首先，對三夷教的研究，是本次會議的一個熱點。近期，福建霞浦發現的數量豐富的摩尼教文獻和敦煌摩尼教文獻存在著明顯的同源關係。對這些文獻的研究，可以説是敦煌學研究的新進展。對敦煌諸民族及其與中西方關係之探討，是本次學術研討會的另一個亮點。這次會議有十餘篇論文專題論述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包括回鶻、吐蕃、西夏、于闐、羯族、突厥等民族，並探討這些民族在中外關係中的作用，這對推進以後這一領域的研究發展都是十分有益的。其中對粟特石窟藝術的研究，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此次會議也有數篇文章都涉及這一問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這次會議還公布了許多前所未知的新資料和新發現，研究了許多新問題。如榆林窟回鶻文題記、莫高窟464窟回鶻文題記、雲南阿吒力教文獻、竺法護遺蹟的新發現、《曹慶珍墓誌銘》的發現與研究等。尤其是摩尼教研究方面，霞浦新出摩尼教文獻《摩尼光佛》和《禱雨疏》的發現與刊布，福州福壽宫摩尼光佛像的探討，晉江草庵簽詩的探討，都是利用全新的資料進行研究，非常難得。而且有一些長期模糊不清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例如對敦煌藝術中外來因素的探討，對榆林窟首例《大般若經變》的辨識，對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變》的考釋，對吐蕃統治時期東西方關係的探討，對懸泉漢簡及絲綢之路關係的研究等，都是頗具新意的。新的發現，新的資料的公布，對於促進絲綢之路與敦煌學的發展，貢獻尤著。

近兩年來，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規劃的推進實施，敦煌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翻開了復興發展的嶄新篇章。在這一背景下，敦煌研究院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聯合舉辦“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恰逢其時，對加强敦煌在中外交流關係史上黄金紐帶作用有著重要意義。這次論壇勢必將會爲有力促進和帶動中外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的歷史研究開啓新的篇章，必將對敦煌文化的深入保護和傳承凝聚起更加强大的力量，也將爲推動敦煌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繁榮復興産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