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武

(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文明视角下幕末维新期日本列岛的空间整合与海军建设

陈秀武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文化与传统对接而文明与未来对接的逻辑范式,似乎决定了每个民族都周期性呈现出文明进展便是对传统文化的迫害。但这种认定忽视了一个应有的前提，即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在文明进程中，文化与文明的合力往往会创造出更先进的文明。仅就日本情况而言，在幕末维新期，文明冲突所带来的震撼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亦即那一时段的文明进程带有被动性特点。因此被动地思考如何调整外部的“东亚”空间、再思考怎样整合内部松散的“幕藩体制”，是时代赋予思想家们的任务。作为承担固守本土任务的海军，在体味西洋文明的过程中，开始了近代化建设过程。

关键词：文明史；幕末维新；空间整合；海军建设

对于文明概念，我国古代人分而解之。《说文解字》将“文”解释为“错划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2、138页。。后来经人们演绎，错划之意同“纹”，指纵横交错的纹理，有五色成文而不乱之称。在日本则把“文”解释为与行政组织、自治组织以及一切营业机关之组织等具有相同的含义。“明，照也，从月从日，凡明之属皆从明。古文明从日。”*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2、138页。有诚至则明的意义，进一步衍生开来，能够使人的举止言行有条有理的规范者为明，可外化为教育、衣冠、礼乐等。有了文，再以明规范，文明之义诞生*《论文明之名义》，《东方杂志》1907年第12期，第221页。。

文与明是内容与装置的关系。文是内容，明是对内容进行规划整理的装置。运用在社会上，文指社会内部杂错交织的组织，明则是使得杂错交织的组织秩序井然的制度规范。对于人类而言，从横向角度观之，由于有人种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因此文明具有人种差与地域差。因而文明具有不同的类型。纵向观之，仅就同一民族而言，随着历史的演进，会有文明的断层或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会呈现出文明的衰退与进化。文明衰退与进化的缘由大体可有两种，其一是因社会内部发展带来的旧文明逐渐让位于新文明；其二是因不同的文明类型接触而带来的变化。人们往往习惯将前者称之为“改革”，将后者称之为“文明冲突”。

如果把科技的影响考虑在内的话，在原有社会组织结构下的生活方式势必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作为一种结果呈现出来，那就是文明。追溯某一民族自古至今的“社会组织与制度规范”的历史演进过程，是文明史关注的主要内容。“社会组织与制度规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时，社会不轻易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规定为内部空间的整合较为完备。反之亦然。本文以日本幕末维新期的特殊历史时段为核心，拟就“文明流动与空间整合”、“内部空间整合思想”、“外部空间整合思想”以及“海军建设”等，考究列岛空间整合的实态。

一、文明流动与空间整合

西方列强所代表的先进文明伴随着“血”与“火”流播至东亚地域之际，给东亚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针对挑战的应战，在双向维度上产生了实效。其一是为固守本土的内部空间整合，另一是为固守东亚地域范畴的外部空间整合。

文明与野蛮总是相对的存在。不同国家文明水准的高下，是赋予这两立模式存在的根据。从文明自身的动态发展看，后来的形态相比较于前面的形态而言，那应该是文明的了,换言之，现时段的状态成为文明的标准，似乎在普通的族群中也达成了共识。而那些曾经成为某一族群先导性的文明因素看起来显得落后了，并转而成为野蛮。这一对立与两立的模式就是在文明的动态发展中存在下去的。

例如，地中海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统一的基础。在文明流动与空间整合的关系上，地中海文明在双向维度，即罗马帝国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整合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生动地演绎了文明的变身及其向野蛮的转换。

同样，日本西南强藩连同它所面对的那一片海洋，对于近世末期的日本来说，创造了下一时段日本社会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尤其是，土佐藩的存在，赋予了近代日本文明构成中的自由主义精神。

历史上的土佐藩是流放地，也是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它濒临大海，具有面向大海的开放性。这样的政治地位与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具有最普遍意义上的日本特质和反抗精神等内在因素。说它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日本特质，是由于它是幕藩体制下的远藩之一，在体制的归属上仍旧是武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而它的反抗精神，则是由历史上反体制流放人的到来所赋予的性格。反体制精神风骨中的自由主义观念，在面对西洋文明的蔓延与流播之际，为新文明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内驱力。也就是说，在幕末维新期的日本，文明在发生暗转，新文明在流动，旧文明在逐渐让位。新文明为了站稳脚跟，必须以重新整合旧有空间的形式来完成。

空间整合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概念，不同时代其内涵有所不同。在幕末维新期的日本，空间整合概念除了分指内外两个层面外，还具有如何使日本摆脱幕藩体制松散联盟状态的意义。这要求文明理念应该具有打破原有构筑幕藩体制的思想根基的特性。在满足这一时代要求上，异质的西洋文明恰好能够发挥这种效用。

现代意义上的空间整合应该是指地域在社会、经济、文化上的综合性、整体性的发展实态。而处于松散联盟状态的近世日本，空间整合则是指在整体国家意识指导下的统合过程。因而在这个情况下，打破原有的地域分割和“藩即国”理念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在激荡变动的时期，在国家形成整体的过程上，联系而且应该是有机联系，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有机联系在意识上的成功，恰好体现了先导性文明因素所应有的价值。对于东亚社会而言，被动接受西方的文明因素，成为东亚各国空间整合的普遍范式。

二、幕末维新期的内部空间整合思想

正如文明的产生与成长是长时段内才能完成的，新文明“入侵”后同样也需要难以计数的时间来站稳脚跟。在幕末维新期的日本，西方列强的到来不单纯意味着武力挑战，还意味着与东方文明异质的新文明的入侵。从兰学于近世中后期在日本的传播，到“宽政异学之禁”对朱子学之外其他学问的打压，到西博尔德事件以及“蛮社之狱”，再到洋学的复兴，只是侧面刻画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变化的艰难轨迹。这一变化始于1720年(享保五年)幕府主导下对荷兰书籍及学问的引进，但在119年后的1839年兰学在日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待及兰学再兴，学问范围已经超越了荷兰一国，因而在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称之为洋学。为幕府主动引进洋学提供契机的历史事件是鸦片战争，即西洋的炮术代表的军事科学成为幕府择取的对象。理由很简单，即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保卫国土。

然而军事力量的构筑，似乎总是需要由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国家来完成。很显然，松散的幕藩体制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障碍，日本列岛的内部空间整合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归趋。从提出具有推动时代发展意义的思想而言，横井小楠为缓解“外夷”压力而提倡的“应对策略”，坂本龙马立足于打破幕藩体制的“藩屏”、着力引进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努力，都成为时代典范。他们已经认识到，对外交涉主体的确立需要本土做彻底的内部调整。而内部构造的样式择取关涉行政区划的重新编排、地理疆界的再确认以及政体模式的确立等。

横井小楠以“公议舆论政体论”和“开国殖产交易论”成就了“小楠学”，在1853年培理来航后，演绎了“攘夷论”与“开国论”的思想交锋与转换，彰显了旧文明向野蛮发生暗转的特质，同时也告诉大家新文明以并非文明的方式介入东亚地域所带来的持久惊恐与惶惑。他在1853年、1860年、1862年分别撰写了《夷虏应接大意》、《国是三论》和《攘夷三策》,完成了由积极的攘夷论者向以内政为主的“富国强兵”论的转换，进而提出了“开国攘夷”的方策。三部著作是应时性的作品，和时代形势变化紧密相关，集中反映了横井小楠的思想变化过程，即沿着“护幕攘夷”—“开国攘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攘夷”的路线展开。他的思想站位高、深邃宏远，令他人无法企及*勝海舟：『古今人物論』，江藤淳編：『日本の名著32勝海舟』，中央公論社，1984年，第66頁。。他在《夷虏应接大意》中曾有一段骄人的论述：“我国之所以被称为优于世界万国之君子国，是由于我国能够体认天地之心，并尊重仁义的缘故。所以对待美、俄使节，必须贯彻天地仁义之大道。如果不贯彻道理而缔结条约，将有损国体；如果发生战事必败无疑。此两种形势显而易见，无须言说。”*横井小楠：『夷虏応接大意』，収入松浦玲编辑：『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中央公論社，1984年，第369、371—372頁。以此种认识为前提，他提出的主要应对措施为“幕府各藩必须以录用人才为第一要务；举贤改政，知晓天下之人心大义，士气一新，精兵强将。……故要怀有战斗必死的心情，奉天地之大义应对外夷乃今日之良策。”*横井小楠：『夷虏応接大意』，収入松浦玲编辑：『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中央公論社，1984年，第369、371—372頁。这种见解，从当时传统朱子学意识主导下的文化要素看，已是带有闭关自守的、相对落后的文明样式，与以签订条约为先导的西方文明显然有些格格不入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表现出了向“开国论”的转换。他说：“因万国之形势非人力而能得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日本应该顺应天地之气运(时势)，不能一国固守锁国。且即便开国，亦不能以锁国之见而行开国之策。开国锁国，弊端过大，社会都难以长治久安。乘天地之气运从万国之事情，以‘公共之道’治理天下则万方无碍，今日所虑之处都无以为虑。”*横井小楠：『国是三論』，収入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等編：『日本思想大系55 渡辺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佐内』，岩波書店，1982年，第441、450頁。这是在安政五国条约签订后，横井小楠所做的思想调适，他注意到处理“万国事情”的“公共之道”的存在。不管他是出于无奈也好，还是出于积极迎合态势也罢，在向西方文明靠拢的思想表现上，《国是三论》显示出了积极价值。在《国是三论》中，横井小楠也指出了开国的最终目标指向是真攘夷。他强调：“顺天德据圣教，察万国情状，开经纶之道，政教一新，富国强兵，以御外侮。”*横井小楠：『国是三論』，収入佐藤昌介、植手通有、山口宗之等編：『日本思想大系55 渡辺華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佐内』，岩波書店，1982年，第441、450頁。这里暗含了与西方展开对等外交以保全国家独立的意味。为达成这一目标，他提出的对策体现在《攘夷三策》中，即对幕府将军进行惩罚，并告知“天皇贵、外夷贱”；强调国家外交主导权在天皇手中，告知外国由幕府签订的条约不具有合理性；加快建设海岸防备体制，做好国内战时准备*横井小楠：『攘夷三策』，松浦玲编:『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中央公論社，1984年，第406頁。。可以认为，在横井小楠的内部空间整合思想中，海军的重要地位得以凸显。

几乎与此同时，出身于土佐藩的社会活动家坂本龙马更加侧重社会活动，并在引进西洋文明制度上为明治政府奠定了基础。他曾因脱离四国岛的土佐藩而被定“脱藩罪”，后来到江户投入到胜海舟的门下学习航海技术。1865年，坂本龙马在长崎设立商社。为了打破藩的藩篱，他曾训斥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和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于1866年促成萨长结盟。与此同时，他还为“大政奉还”奔走呼号，成为幕末维新期颇有威望的政治家与实业家。1867年，坂本龙马与后藤象二郎起草了《船中八策》，成为后来《新政府纲领八策》的基础，其国家建设精神后来也被《藩论》加以细化。

坂本龙马在集中反映其整体国家意识的《船中八策》中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八点主张：“其一，将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应自朝廷出；其二，设上下议政局(讨论政治问题的政治机构)，设置议员以协助万机，万机应决于公议；其三，选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为顾问，赐给官职；应革除旧有之有名无实之官；其四，与外国交际事宜，应广泛征求意见采取公议，重新确立妥当之规约；其五，折衷旧有之律令，宜重新撰定无穷之大典；其六，宜扩张海军；其七，宜置御亲兵，守卫帝都；其八，关于金银物货(物价)，宜设与外国均等之法。”*岩崎英重編：『坂本龍馬関係文書第一』，日本史籍協会，1926年，第297—298、298頁。归纳起来，以确立天皇主导权为前提，采纳公议政体，制定宪法、设立上下议院、实行议会政治，修改不平等条约，增强海军力量，设置御亲兵以及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银汇率制度等，无不具有超前意识。在“船中八策”的方针指引下，所要达到的目的，按照龙马自己的话说，“以上八策，观天下之形势，向宇内万国通报，此乃无二救济之急策。如果此数策得以断然执行，挽回皇运、扩张国势、与万国并行并非难事。故愿基于公明正大之道理，以一大英断使得天下更新。”*岩崎英重編：『坂本龍馬関係文書第一』，日本史籍協会，1926年，第297—298、298頁。《船中八策》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坂本龙马在引入西洋政体模式上的种种构想，并将扩建海军计划置于天皇御亲兵建设之前，预示着在明治政府成立后，海军在一个时段里优于陆军发展的现实。第八点内容属于开港通商范畴，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应该说是通往海洋国家的有效途径，而海军建设则成为其有力保障。1867年11 月，坂本龙马将《船中八策》的内容调整为《新政府纲领八策》，“第一义，召集天下有名之人材，以备顾问。第二义，选用有才之诸侯，赐以朝廷之官爵，革除现今有名无实之官。第三义,商定与外国的交往。第四义，撰律令，新定无穷之大典；律令既定，诸侯伯皆奉此指挥部下。第五义，设置上下议政所。第六义，海陆军局。第七义，亲兵。第八义，平均皇国与外国之物价。”*平尾道雄監修、宮地佐一郎編集解説：『坂本龍馬全集』，第396—397頁。由“扩张海军”转向成立“海陆军局”等海军管理机构，将海军建设纳入常规。在继起的《藩论》中，坂本龙马力主发展海运业，他说“海军航海业乃当今皇国一般之急务。尤其，受封于边海之地的诸侯，最应承担此任。”*坂本龍馬：『藩論』卷一，封面带有Y．M印章的单行本，出版社不详，第7頁。皇国理念与海军建设的结合是《藩论》所强调的国家建设的特点。关于地方建设，《藩论》着重讨论以下三点：“第一，藩主首先向藩臣下令，废除旧规，立新律，举藩同心，重新确立誓约礼式；第二，藩主在和臣子订立誓约的前提下，废除家格制度和世禄法；第三，关于遴选众望所归人物的方法。”《新政府纲领八策》是国家层面的建设方针，而《藩论》则是地方建设纲领，即为了消除封建势力的地方改革纲领。双方都将西方的公议制度作为国家或地方建设的基本内容。与《新政府纲领八策》和明治政府的“五条誓文”在思想上存有连续性不同，《藩论》的地方建设主张恰好体现了如何将地方封建势力转换为近代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两者又都与《大日本帝国宪法》有着思想上的内在联系。

新文明的植入与旧文明的消退，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一国的旧文明总是不肯接受对其深层结构进行挑战与否定的新文明，通常会表现出激烈的拒绝接纳或排斥。但在长期磨合与传达渗透的过程中，新文明会被有意识地加以择取。无疑，幕末维新期的日本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幕时代画面。新旧文明势力的较量，给时代增添了动感与不安，甚至会营造出一个暗杀的时代。坂本龙马和横井小楠分别于1867年、1869年惨遭暗杀，似乎能够说明这些问题，但二人的主张却成为日后国家内部整合的指导思想。

三、幕末维新期的外部空间整合思想

幕末维新期的日本外部空间整合与内部空间整合相辅相成，并呈现出激荡而复杂多变的时代特点。在外敌迫近的背景下，外部空间整合意味着化解外敌入侵的危机而转危为安。如何应对外夷入侵，成为思想家们不断追寻的话题。其中，将日本置于东亚视域范畴下，对日本外部空间整合的提议，无疑具有厚重的本土意义和现实价值。

在东亚连带思考上，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和小野梓的“三国连带”思想有前后相续的继承性。我们认为，胜海舟是将目光投放到整个东亚地域、并提出“三国同盟论”的亚洲第一人。这一论说不仅是明治二十年代小野梓“三国连带”思想的先驱，也是今天倡导的“东亚共同体”的原生态构想。

以“三国同盟论”为指导思想来弥合外敌入侵的实际行动，是以东亚为整体的外部空间整合活动。但在幕末维新时期，该整合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与之相对，新世纪以来站在东亚地域层面思考问题而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无论从实际收效来看，还是从东亚学者共同研究的相关成果来说，自说自话、有神无髓的特点暴露无遗。实际上，问题出在共同体的主宰资格与东亚三国中凌辱与被凌辱的历史事实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上，因而出现了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在求得地域整体和谐发展上是致命的。

然而，当深度挖掘外部空间整合的内在价值时，我们应该在求得东亚地域向心力与秩序规范上进行考量。尤其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并打破东亚地域原有国际秩序的时候，“向心力”的“心”在何处？“秩序规范”又将如何调整?凡此种种，都是直面外部空间整合的实质问题。

首先，“向心力”之“心”，直接关乎的是东亚精神。在我们追溯东亚地域的传统精神时，“中心—边缘”的两立存在成为其精神内核。而在欧美列强代表的新国际秩序来犯之际，“亚洲—欧洲”的对抗模式，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东亚思想家的视域。因而，正如“脱亚”与“兴亚”所显示的那样，在欧美强势力量所带来的冲击下，如何梳理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实际涉及的是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受到挑战之际，日本是从亚洲游离出去还是继续参与重建亚洲秩序的问题。很明显，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属于“兴亚”范式中的一种，走的是东亚三国的联合之路。在联手对付欧美列强势力的思想线上,胜海舟起初在比东亚更宽泛的视域下，将俄罗斯纳入进来，提出了“清俄朝联合”的构想。在《海防意见书》中，胜海舟强调“制造坚船，速定商法。以杂谷杂货运往与清国、俄罗斯濒临之国境以及朝鲜，交换其各种上等物品，以开贸易。”*仲尾宏：「坂本竜馬と勝海舟――立憲政体と三国同盟論の先駆け」，世界人権問題研究センター編：『講座·人権ゆかりの地をたずねて』，第131頁。日本则以对外贸易加紧与三国的联系与沟通，如果发展顺利的话，整合后的东北亚地区便容易形成一种抗拒力量。可事与愿违，在经历了俄国入侵的“对马事件”后，胜海舟的思路发生了改变，将原有的“三国同盟”中的俄国替换为日本，提出了名实相符的东亚“三国同盟论”。然而从其最终流产的实际来看，“向心力”之“心”的歧义性与散乱性决定了近代东亚三国关系的特性。虽然后来也有“亚洲主义”或“大亚洲主义”等思想主张，但是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也没能成为东亚外部空间得以整合的向心力。

其次，在秩序规范上，以地缘上的“前近代东亚世界=接受中国文明辐射的区域网络”为圈域的“华夷秩序”，发挥了持久的作用。可自日本中世纪中期起，东亚社会内部围绕“中华”与“礼制”的价值攀比*韩东育：《东亚的礼争》，《读书》2015年第6期，第29页。，从内部瓦解着原本就松散的“华夷秩序”。及至东亚各国大门被西方列强叩开后，东亚内部又转而在“谁更文明”的基点上进行比对，进而以西方国际秩序为价值尺度判断东亚国家关系，争相追求在东亚地域内的优位，从而强化了地域的内斗形象。尤其是“天下”概念受到“万国”观念挑战后，“万国”概念所强调的疆界、国民与主权的重要性，否定了“尊贵、中心”与“卑下、边缘”的逻辑范式，否定了朝贡体制，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认知*葛兆光：《重思何谓“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4日，第6版。。在转而追求文明的路途上，表现着文明的殖民色彩和散发着血腥味。因此，东亚域内的各国为了更文明，为了达成西方模式的文明，在超越民族性、超越文化差异的大同上，被迫择取参与新的国际秩序的可能方式。正如《日本的“万国公法”受容与“霸权体系”构想》一书所强调的，东亚三国被迫纳入了“万国公法体系”。而这一体系就是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将东亚各国拢络其中，从而呈现出东亚某一单个国家都完成了外部空间整合的假象。

可见，仿佛时下日本政界在战略选择上是继续固守“日美同盟”、还是“回归亚洲”的纠结一样，在判断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上，幕末维新期的“兴亚意识”与“脱亚意识”代表了两种不同外部空间整合的价值取向。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与小野梓的“三国连带思想”同属“兴亚”范畴，而福泽谕吉则是“脱亚”思想的主倡者。

与“三国同盟论”所不同的是，“三国连带思想”虽然与其有关乎同一主题的前后连续性，但是提出者的立足点相异。据史料记载，小野梓于1870年来访上海，目睹了沦为殖民地的晚清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在国家平等以及和平主义的支撑下，以“六合一致”的养生救民之术来确认国家关系。他是在了解了万国公法理念的基础上，将原本养生学中的“六合”概念与“万国”对接起来；以“仰天德”的诉求来强调各国无欺凌相保护；以“宇内同一”的思想以全“爱育生民”*永田新之允：『小野梓』，東京 : 富山房，1897年，第32頁。。其思考中的东西思想的结合,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并很好地进行了儒家思想的近代诠释。然而，当涉及领土纷争的时候，小野梓以民族主义立场宣扬将琉球收归日本所有，并强调在“仁”的理念下，完成“清日朝”的三国一体化。然而日本出兵台湾及加兵朝鲜半岛造成国际局势紧张后，在民族情感上，清对日的信任感丧失，加上朝对日的怨恨等情绪的滋生蔓延，成为阻碍三国一体化的情感因素。尤其在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中，日本公使馆遭到袭击迫使花房义质等四处逃窜。在稍后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日本向朝鲜提出了50万圆军事损失费的赔偿要求。针对这一费用，小野梓为了缓解日朝矛盾，主张将这笔钱用于朝鲜的“开化事业，以建设朝鲜的邮递通讯，疏通台湾的河道与港湾等”，以解“韩人怨恨清人疑虑”*小野梓：『東洋論策』，東洋館，1885年，第47頁。。1884年的甲申政变后，小野梓的论调由“三国连带思想”发生了向“东洋盟主论”的暗转，其思想根基在于东亚一体化论和日本先进文明论。但是，在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盛行并广为流传的时代风潮下，小野梓的“三国连带思想”逐渐消退是必然的。

其结果，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失败了，小野梓的“三国连带思想”被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所开启的欧化风潮所淹没。从此幕末维新期的日本为本民族找到的外部空间整合路径，是不断追随欧美列强，以便在外在形态上与欧美趋同，并与欧美列强同道对东亚各国实施侵略。尽管胜海舟的思想以失败而告终，但其思想中足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他提出了创建东亚三国联合舰队的构想。他说：“今宜由我邦驶出舰船，广泛于亚洲各主干国游说，使之合纵联合、共建强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以求免遭彼等之蹂躏。自说服邻国朝鲜始，后及于支那。”*勝安房：『勝海舟全集1.幕末日記』，講談社，1976年，第86—87頁。为此，胜海舟向幕府建议成立海军局，于1864年5月在神户成立海军操练所，“至神户察看地形，使作海军兵营之基。夫吾邦方今之急务，莫急于海军，将以此兵营为始。可谓当时之宏图，千载之鸿基也。”*勝海舟：「解難録」，収入江藤淳編集：『日本の名著32 勝海舟』，中央公論社，1984年，第286頁。

可见，在内部空间整合上，海军可以起到保护已有成果的作用；与之相对，在外部空间整合上，东亚地域内的国际联合舰队，成为抵抗外来侵略的利器。不管怎么说，海军对于岛国日本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四、文明冲突与幕末维新期的海军建设

在文化面向传统而文明面向未来的定论中，军事力量对于一国的文明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即能够保护文化或文明。早在18世纪中叶，英国人亚当·斯密就曾强调：“一个国家要永久保存其文明，甚或要相当长久保存其文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编制常备军。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野蛮国才能抵御外侮；同样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突然地而且相当地文明化。”*(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9页。对于四面环海的岛国来说，幕末维新期的日本在军队建设上，因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因而海防及海军建设受到重视，其状况至少持续到明治五年(1872年)，即作为军队管理机构的“海陆军军务总督”的名称改为“陆海军军务总督”*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2頁。。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海军建设没有陆军建设受重视，但随着海洋国家意识的增强，在后来的国家建设中，海军逐渐获得了与陆军比肩的地位。

从文明与海军的关系角度而言，近代日本海军缘起于文明冲突。追溯历史，自1778年俄国船只来虾夷要求通商，至1867年王政复古政变的90年间，文明冲突在日本列岛表现得日趋激烈。起初，对这一带有挑衅性的事件，幕府和民间思想家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幕府采取的是锁国海防，与之相对，民间思想家们则力主开国海防或开拓海防。根据应对西洋文明挑战的实际情况，可将90年日本的海防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即1778—1840年的固守锁国海防阶段；1841—1853年文明冲突趋缓阶段；1853—1867年被迫开港通商及积极筹建海军阶段。

在第一阶段，面对西洋文明的冲击，幕府延续了1633年以来连续五次发布的锁国令，拒绝通商要求的同时，禁止对方船只靠岸、船员登陆，并围绕着商船燃料的供给事宜在政策上有所反复。例如，1806年，幕府下令不许外国船只靠岸、船员登陆，只给予薪水(燃料和水),令其离开。1808年8月15日，英国船费顿号来长崎时，就享受了此种待遇。但因为1824年英国船员登陆后掠夺谷物、野牛及传教等，引起了幕府的恐慌。因此，1825年幕府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发布了“外国船无二击退令”，“不限于英国船只，一俟发现异国船只，只管击退”*大久保利謙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74年，第6頁。。作为直接应验的结果，1837年6月28日，美国船只莫利逊号来浦贺遭到炮袭。

然而，当时的日本对外交往，以“与朝鲜、琉球通信，与中国、荷兰通商，其他国家一律却之”*中田易直：『近世対外関係史論』(増補版)，有信堂高文社，1979年，第182頁。为理念。尤其是，幕府十分信赖荷兰，将荷兰置于日本与西方其他国家交往的中介位置上。在美国莫利逊号来航之前的天保七年(1836年)，荷兰船只抵达长崎呈《荷兰风说书》，船主告知明年春“英国人莫利宗”将率众抵达浦贺港。其书文曰：

当秋由长崎入港之荷兰船主报告。英船于洋中经过，将7名日本漂流民救助船中。当即告以日本国素禁外交，故凡他国救护遭难之民不准自送，皆交荷兰船代送以为定例。无奈英船拒而不许，并称将自送漂流民于江户，无干尔事等。详度其意，恐明春彼将至浦贺有所要索也。英将为比几曼红，现任所属东亚16岛总督。使其果至，则率领人众亦必不少也*勝海舟：『海舟全集第8巻 海軍歴史』，改造社，1928年，第1頁。另据勝海舟著、中岛雄译：『大日本創弁海軍史.1』，吉川弘文館，1907年，第1頁。。

荷兰船主告知的“英人莫利宗”实际乃指美国船只莫利逊号，天保八年以送还漂流民为借口来浦贺要求通商，结果被大炮轰走。这一漂流民事件引发幕府上下的思考有以下几点：(1)要不要继续严守1825年幕府出台的《异国船无二击退令》；(2)要不要和荷兰以外的他国交往；(3)以荷兰为中介处理与第三国之间的事宜是否妥当等。根据史料记载，经幕府集议所商议后，得出的结论虽是“若令荷船设法带回漂流民恐启夷心反滋事端，不如屏而不纳以绝夷族窥觊互市之心”，但因漂流民为日本人，最终仍采取了借用荷兰商船将难民送还的策略。值得庆幸的是，经此事件幕府已经认识到“成法的桎梏”与“旧术难御内外”的现实。

与幕府的排斥态度相对，俄国商船来航后的13年，即1791年，林子平完成16卷的《海国兵谈》并出版，讨论了海国军备、水战、大炮的重要性*林子平：『海国兵談』，収入『林子平全集 第一巻』，生活社，1943年，第125頁。。然而，时任幕府老中的松平定信以“引起无用之不安”为由，幽禁了林子平，将其著作封杀。可1792年俄国使臣拉格斯曼来航，为幕府对林子平的封杀事件平添了讽刺意味。此后，在林子平的思想基础上，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本着开国海防与开拓海防，表达了对西洋文明的憧憬。他认为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墨西哥、意大利等在内的98个欧洲国家是以“航海通商与万国进行交易”起家的，应该成为日本的交易对象。他还强调“航海通商与亲临战场无异，获取大利与凯旋于战场而占领郡国无异”*本多利明：『交易論』，『日本思想大系 44 本多利明 海保青陵』，第166、175頁。，“纵使为了国家的利益而采取战争手段，只要符合一国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也是合情合理的”*本多利明：『交易論』，『日本思想大系 44 本多利明 海保青陵』，第166、175頁。。可见，他的开国海防思想已经出现肯定战争的倾向。

在第二阶段，日本与西方的冲突趋缓，主要原因在于鸦片战争中清帝国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给日本以不小的震动。幕府的西洋对策有所改变，集中表现在1842年(天宝十三年)发布的“天保薪水给予令”中。令文指出：“异国船来航之际，文政8年(1825年)曾发布‘无二念打拂令(击退)’的令文，规定对待外国船只，不管是因遇难还是求得燃料、水、食品等事由，一律加以击退。这对于各国似有不妥，因而宜恢复文化3年(1806年)发布之对待外国船只之方策。异船来航要仔细调查，在食品、燃料、用水等返航困难的情况下，宜给与提供相应的物资，令其返航，万不可让其登陆。”*清水書院編集部編：『新版 日本史資料』，東京：清水書院，1978年，第182頁。对幕府的这一举措，荷兰国王在1844年给幕府将军的国书中大加赞扬，然而国书中规劝日本与他国通商的建议，并没有被幕府采纳。随着外国船只来航的频繁，幕府曾一度于1849年想恢复1825年的禁令。

在第三阶段的1853—1867年，以培理来航为契机，在美国代表的舰炮文明的冲击下，幕府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对策，海军建设工作全面铺开。

1853年9月幕府下发巨船建造令，仿造军舰，并以荷兰军舰为模仿对象，依赖荷兰建设幕府的军舰。1855年荷兰国王威廉三世将1850年建成的150马力的军舰赠给幕府，可搭载6门大炮，命名为“观光丸”，这是日本近代海军第一舰。自安政元年至庆应四年，幕府海军舰船总数达54艘，其中军舰9艘、运输船45艘，主要在荷兰、英国、美国以及本土建造，或在外籍技师指导下完成*造船協会編：『日本近世造船史』，弘道馆，1911年，第79頁。。应该说54艘舰船的数量，表明日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海上投送能力。

建造舰船的实际需要，催生了一批造船厂。1854年浦贺造船所开厂建造凤凰丸；1856年石川岛造船所建造旭日丸，这是首次建造西洋型大船；长崎制铁所在1855—1860年间建成，兼具造船厂与修缮工厂性质。1865年，幕府又建成横滨制铁所，1865—1871年建成横须贺造船所。近代海军基地的雏形逐渐完备。与此同时，1855年在长崎设立了海军教育机构——长崎海军传习所，以荷兰海军大尉为教师首长，下设各级教官21人，共有传习生200余人*海軍有終会編：『近世帝国海軍史要』，東京： 海軍有終会，1938年，第11頁。。1857年幕府在江户筑地设立军舰操练所，百余名毕业生同年操纵观光丸(1855年受赠于荷兰国王)在神奈川回航，军舰操练所于同年改名为海军操练所。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在筑地旧址新设明治海军操练所，后于明治三年改称“海军兵学寮”，即后来的海军兵学校的前身。“军舰+海军教官+海军学员+海军造船厂与修理厂=海军”的近代海上力量在幕末维新期的日本建立起来。

以1853—1867年的海军发展为基础，明治政府开启了海军近代化过程。初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海军力量的来源上，从各藩与德川幕府手中征收或接管船只、舰船，最后将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及其舰队收归。1868年1月3日伏见鸟羽战役开始后，新政府从萨摩藩、佐贺藩和久留米藩各抽调一艘船只前往关东，明治政府开始组建海军部队*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2月6日，新政府又从萨摩、长门、筑前、久留米、安艺、肥前、土佐等藩各征收一艘军舰，于3月21日从京都出发，23日到达大阪，26日接受天皇在天保山对舰船的检阅*海軍大臣官房：『海軍制度沿革.巻2』，海軍大臣官房，1941年，第1頁。。在江户无血开城后，从幕府手中接管了4艘舰船。1869年五陵郭战役后，接管了榎本武扬的舰队。初期特点之二：新政府向荷兰、英、美等国家购买舰船，以充实海军近代化装备。初期特点之三：将海军管辖归并在明治政府官制的框架内，使海军建设走上正轨。1868年1月17日设置三职七科中的“海陆军务科”，2月3日改为三职八局中的“军防事务局”，4月21日调整为太政官制下的“军务官”，并在军务官中设立“海军局与陆军局”，1869年7月8日在二官六省制下设“兵部省”。初期特点之四：在海军建制上，海军建设模仿英国，陆军建设模仿法国。这一特点是由1870年10月2日的太政官布告确定的。在海陆军主导权上，萨摩藩、佐贺藩掌管海军，而长州藩掌管陆军的对立格局在这一时期形成。但在1885年之后，随着普法战争后德国迅猛发展，日本陆军建制转而模仿德国。初期特点之五：随着1872年废除兵部省，陆海军两省分立，陆军建设开始受到重视。

结论

日本幕末维新期的海军建设总是与文明冲突的强弱发生连接，并呈现出政府层面的被动性和民间思想家的主动性等差异，并时而表现出对立的特点。相比较而言，民间思想家的想法常常比幕府更激进，更易于导入新文明。而幕府稳固政权的需要，往往会成为导入新文明的障碍。仅就文明冲突与日本列岛海岸防备体制的构筑以及海军建设的关系而言，可以认为幕末日本的前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化相对)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为整合松动的幕藩体制进行宽政改革而固守锁国的时期，回归朱子学，打压其他学问，更为有效的海岸防备设想没有用武之地。这一特点表现在前述的1778—1840年的时段里。前述的林子平与本多利明的想法虽然都未被当时的政府采纳，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文明冲突的加剧，其合理性后来得到认同。

第二，为避免沦为像晚清帝国那样在战争中失败、签约和开港境地，幕府制定了缓和与外国关系的交往对策，预示了更大文明冲突即将到来的时期。虽有为外国来航船只加薪加水的政令，但随着文明冲突的加剧，在幕府拿不出有效应对措施时，曾一度有政策回归的倾向。

第三，1853年培理来航使得文明冲突进入了激化期，也是日本海防思想爆炸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从本国实际利益出发思考问题的内部空间整合思想，也有将日本置于东亚地域范畴内展开论述的外部空间整合思想。无论哪种思想，为了固守旧有文明和导入新文明，最后都归结到建设海军或构筑国际联合舰队上来，从而为明治国家的海军建设奠定了基础。

因此，在日本一度遭禁的“海防论”思想(林子平的《海国兵谈》为代表 )到了东西文明冲突加剧的幕末维新期，被迫受到应有的重视。西南强藩，不仅在列岛的外部空间整合上做出了贡献，而且在以后的整体建设这一内部空间整合上，仍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土佐藩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政体思想等。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在军队建制上，1870年10月的太政官宣布海军建设以英国为蓝本，陆军建设以法国为蓝本(后来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决定陆军采取德国建制)，以俄国为假想敌国。但分别模仿英德的海陆军，存有与日本实情脱节的现象，并为海陆军的对抗埋下了种子。在积极组建培养海军人才的教育机构上，1876年成立了海军兵学校。此外，从日本海军地理分布状况看，在东北、关东、关西、濑户内海和九州等地，分别构筑了大凑、横须贺、舞鹤、吴和佐世保等海军基地。上述的海上国防线相对完备，不仅在于保卫本土，且已出现海上扩张的苗头。

“文明视角下幕末维新期日本列岛的空间整合与海军建设”留给我们的思考有以下几点：(1)相对落后的地域与先进“文明”接触之际，如何做自身调适以为吸取新文明准备土壤？(2)明治维新期的海军优于陆军发展，或是陆军优于海军的建设，是否分别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战略走向发生了有效对接？(3)从海军与陆军的比肩发展到陆军优于海军建设的实际，近代日本军备的发展，有理由成为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尤其，随着近年来的亚洲海域争端不断升级，探究各国近代海军发展沿革史已成为学者的任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海上帝国’建设研究”(15BSS01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汪谦干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97-08

作者简介：陈秀武(1970- )，男，吉林农安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Japan’s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Navy Construction during Late Tokugawa Reform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CHENXiu-wu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A logic paradigm on culture matching to 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 matching to future seem to determine that cyclic civilizational advance which every nation presents damages traditional culture.However,such identifications overlooked a required premise.A nation with ancient culture can create a more advance civilization by the force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As for Japanese situation,the shock of civilizational clash motivated the reform in the late Tokugawa Reformation.That is to say,civilizational progress in that time has some passive factor.As consequence,ideologists’ time mission is to think passively about how to adept East Asia circumstance,then to integrate internal loose Baku-Han system.The defensive navy begins modernize during the progress of appreciate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civilization history；Late Tokugawa Reformation；spatial integration； navy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