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燕

(北京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人文学院，北京　100120)



由“周孔”而“孔孟”：儒家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圣人之道”

李燕

(北京教育学院教师教育人文学院，北京100120)

摘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孔孟”取“周孔”而代之，“周孔之道”演化为“孔孟之道”，是儒家基于特定历史语境建构话语体系的产物。随着周、孔形象渐趋圣化，汉唐时人多以周、孔并举，包含政治教化与人伦道德两方面内涵的“周孔之道”得以生成。继韩愈“道统论”之后，宋儒建构“性与天道”理论和道统谱系，“孔孟之道”逐渐成为儒学的代名词。统治者藉由教育、祭祀等参与此过程，也彰显出道统与治统的复杂关联。

关键词：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圣人；道统；治统

今人言及“儒学”，多以“孔孟之道”代之。而事实上，正如钱穆所言：“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之并称周公孔子者，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及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绝大转变。”*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页。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儒家思想更普遍的理解乃是“周孔之道”。“孔孟”取“周孔”而代之，“周孔之道”演变为“孔孟之道”，实与儒家话语体系的建构密切相关。而历代统治者亦藉由教育、祭祀等参与其间，彰显出道统与治统在此问题上的错综复杂关系*“道统”在广义上指整个中华文化的大传统，狭义上则指儒学的传承统绪，本文所言是就其狭义层面而言。“治统”又称“政统”，多指帝王政权或政治形态发展的统绪。此外又有学者提及“学统”与“道统”，前者主要是就学术的传承统绪而言，后者则特指居于正统地位的某一学说的传承统绪。参见潘志峰：《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当然，上述结论的获得，必须建立在对历史深刻省察的基础之上。

一、周、孔圣化与“周孔之道”的生成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周公、孔子备受瞩目。孔子弟子称其为“圣人”，继孟子提出“周公、仲尼之道”*(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11，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3页。后，隋朝王通宣称：“卓哉，周孔之道！”*张沛：《中说校注》卷1，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页。然而孔子却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页。然则周、孔是如何圣化，而“周孔之道”又是如何生成的？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梳理。

周公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曾先后辅佐文、武、成王，为巩固统治和创建礼乐制度立下卓越功绩。在他卒后，成王充分肯定其功，并特准鲁国行天子礼乐以褒奖其德。《左传》昭公二年，晋大夫韩宣子聘鲁，见到《易象》与《鲁春秋》，也感叹鲁国保存周礼完备，认为从中可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226—1227页。。春秋中后期以来，王权衰落，礼崩乐坏，甚至出现“八佾舞于庭”的乱象*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页。。孔子洞见周公形象对于恢复礼制的重要意义，因而推崇“周公之才之美”*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页。，晚年更感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页。在他眼中，周公实为王道教化的象征。因此，周公形象渐趋圣化。至战国时期，孟子明确称周公为“古圣人”“古之君子”*(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9，第292、295页。，认为他具有既仁且智、不惧有过而又善于改过的德行。

与之相应，孔子的形象也在悄然变化。孔子本不以“圣人”自居，他自认只是好学多能的学者和不受重用的政治家。甚至当与弟子走散而被形容为“丧家之犬”时，他也是欣然接受*《史记》卷47《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28页。。然而子贡却称颂他“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页。，“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6，第213、217页。；宰我也认为，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6，第213、217页。。故而，仁且智、贤而多能成为孔子之“圣”的主要特征。

此后，思孟学派从道、德、性等方面对“圣”“圣人”进行论证*郭店楚墓下葬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对于墓中竹简《五行》《成之闻之》，学界多认为属子思一系作品。王永平：《郭店楚简研究综述》，《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本文所引简文俱以通行字替代，遇有争议，则酌情改定并择要注明。，从而为周、孔并举打通了关节。郭店楚简《五行》篇曰：“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和谐称为“德”，是天道；前四行和谐称为善，属于人道。君子之道即人道，听闻它并且知晓其何以为君子之道的是圣，圣人知晓天道，意即圣人沟通天人之道。《成之闻之》引古君子之言，认为天德是圣人内化天道、天常而形成的圣人之德，圣人之性发挥博大时，圣人便不是中人所能追随效仿的了*《郭店楚墓竹简》，第168页。此处句读及释义参李学勤先生说，详见《试说郭店简〈成之闻之〉两章》，《烟台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这种鼓励中人通过自觉实践而尽性的思想倾向，大大淡化了圣人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秘性。

在此前提下，孟子称“圣人”为“百世之师”“人伦之至”*(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28、14，第976、490页。，他称赞楚人陈良“悦周公、仲尼之道”*(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11，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3页。，又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13，第459页。。夷夏之辨在于礼乐制度，周、孔以文治武功维护社会秩序，因此这里的“周公、仲尼之道”实谓礼乐教化之道。荀子则将圣人与大儒相结合，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安定天下，“非圣人莫之能为”，此即“大儒之效”*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840页。；孔子“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840页。。殆至两汉，周、孔并举渐为人所接受，如《汉书》记班嗣语云：“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汉书》卷100上《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05—4206页。《三国志》亦载崔琰之言曰：“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三国志》卷12《魏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8页。

由此可见，“周孔之道”实与周、孔形象的圣化密切相关。在总结三代文化特别是西周礼乐传统的基础上，孔子承扬周公“以德配天”的思想，形成以仁释礼的王道教化思想。孔门后学继承其注重德、能的价值倾向，兼顾“圣人”的外在事功与内在修养，提出包含政治教化与人伦道德两方面内涵的“周孔之道”。但孔子毕竟有德无位，出于儒家话语建构的需要，汉代以来的学者在阐扬“周孔之道”时，多强调它以六艺为载体、兴礼乐而备王道的意蕴，如司马迁以绍继“周孔之道”为己任，将《礼》《乐》置于《史记》“八书”之首，在《孔子世家》中更直言孔子追修经术以备王道，“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2356页。

二、孟子“升格”与“孔孟之道”的提出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后汉书》卷90《礼仪志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08页。周、孔被纳入国家教化系统，实与古代兴学设教传统有关。《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孔疏：“以周公、孔子皆为先圣；近周公处祭周公，近孔子处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辞。”*(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页。可见，释奠礼的对象最初并无一定之规。然而唐代以来，“周、孔何者为圣”这一问题却屡起争议。随着孟子地位的跻升，“周孔之道”渐被“孔孟之道”所取代。

唐武德二年(619年)，高祖诏令有司为“二圣”在国子学各立庙一所，“四时致祭”；武德七年(624年)，又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然而，贞观二年(628年)，左仆射房玄龄、博士朱子奢据史提出，释奠礼应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武德二年事见《旧唐书》卷189上《儒学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0页；武德七年、贞观二年事俱见《新唐书》卷15《礼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3页。。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高宗永徽年间一度又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显庆二年(657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等人奏请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为先圣*详见《旧唐书》卷24《礼仪志》，第918页。此条《通典·孔子祠》亦作“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曰”，《唐会要·褒崇先圣》《新唐书·礼乐志五》《册府元龟·奏议三》则以之为太尉长孙无忌等言，待考。。此后，周、孔分祀，国学专以“先圣”祀孔子遂成定制。

此时，孟子地位并无特别变化。事实上，孟子与孔子在最初不仅被分而视之，地位也有云泥之别。荀子曾以孟子、子思联称而对其五行说大加批驳。《史记》中，孔子入“世家”，而孟、荀并入“列传”。直至汉昭帝时，孟子的名字才与孔子联系起来*《盐铁论·相刺》载大夫论曰：“孔子所以不用于世，而孟轲见贱于诸侯也。”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5，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5页。。此后，儒者多以孔、孟联称，如东汉王充曰：“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圣人，孟子贤者。”*(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卷1《逢遇篇》《命禄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4页。细绎其论不难看出，在王充看来，圣、贤还是存在区别的，具体来说，“圣人疾，贤者迟；贤者才多，圣人智多。所知同业，多少异量；所道一途，步驺相过。”*(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卷26《实知篇》，第522页。也就是，圣贤之别并非性质的根本不同，而仅在于才智、“入道”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马融《长笛赋》“温直扰毅，孔孟之方”*(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18《长笛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7页。，则径以孔孟并提而赞其温和正直、柔顺坚毅的品行。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奏请《孟子》入“兼经”，事虽不成，而启《孟子》由“子”升“经”之先声*事见《唐会要》卷76，第1396页。汉文帝时，《孟子》曾被列为传记博士，后被罢。开元年间，洋州刺史赵匡上《举选议》，后附《举人体例》请以《孟子》入策问范围，唯赵氏以《孟子》入诸子之列。参见(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1，第13页；(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7，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22页。。此后，韩愈在《原道》中以仁和义规定道、德，认为儒家之道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至孔子、孟子后失传，并提出：“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彙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即自周公以上，道统的担当者是君，所以通过事功来推行；周公以下，道统的担当者是臣，所以通过学说来弘扬。韩愈此论正式揭开了“孟子升格运动”的大幕*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使孔、孟由“道统”而相关联。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皮日休再上《请〈孟子〉为学科书》，以《孟子》虽属子学而不偏离“圣人之道”，其文粲若经传，实为“圣人之微旨”*(唐)皮日休著，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请求将其列入明经科目。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终入“兼经”，后又于徽宗宣和年间被补刻入“石经”*熙宁四年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34页。关于《孟子》入“石经”问题，参见舒大刚：《“蜀石经”与〈十三经〉的结集》，《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它在经部中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与此同时，孟子也屡获诏封，元丰六年(1083年)首次被封为邹国公，次年配享孔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0、345，第8186、8291页。，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又获封“邹国亚圣公”*《元史》卷76《祭祀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93页。，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被封为“亚圣”*《明史》卷50《礼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99页。。至此，孟子的地位与影响远超颜回、曾子、子思，得与孔子联称。

从文献来看，孔、孟联称的说法至迟在南朝就已出现。如永明末年，齐世祖欲北伐，王融上疏称：“窃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南齐书》卷47《王融列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0页。南宋以来，“孔孟之道”这一术语渐趋常见。如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胡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宋史》卷435《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914页。朱熹论《论语·子张篇》云：“孔孟之道规模大，若有理会得者，其致治又当如何！”*(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4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0页。

应当指出，作为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历史范畴，“孔孟之道”的内涵与外延是不断丰富拓展的，它在狭义上特指孔、孟二人的思想，在广义上则泛指以孔孟“仁学”为核心、强调“亲亲尊尊”的儒家思想学说或主流意识形态。孟子曾学于子思门人，他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四端”说，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将仁心落实到仁政，并提倡养气尚志。宋儒着眼于孔、孟思想的一致性与相继性，通过仁义功利、心性理气之辨阐发“圣人之道”，朱熹更以“四书”为载体，围绕“中庸之道”对心性论、宇宙论及道统论详加阐发，从而建构起儒家“性与天道”理论和道统谱系。经此一变，“孔孟之道”遂逐渐成为儒学的代名词。

三、道统、治统与“圣人之道”的衍化

从周、孔并举到孔、孟联称，从“周孔之道”到“孔孟之道”，实为儒家争取参与社会话语权的需要。通过塑造“圣人”形象、选择经典文本并维护其权威，历代儒者致力于构建自身话语体系，而统治者亦得以参与其中。在道统与治统的相互影响下，儒家“圣人之道”不断衍化并被表达出来。

自先秦时期，儒家面对社会失序即表现出强烈的弘道意识。他们意识到六经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通过“圣人”这一主体形象，致力于论证“圣人”与“道”“经”的内在贯通。不惟儒家，为争取重建社会秩序的话语权，其余诸子也纷纷提出各自的“圣人”观念，尊称本派研习典籍为“经”，并对其宗师多加推崇，从而推动了“圣人崇拜思潮”的发生。因此，对于孔门后学并举周、孔的做法，他们并不认同。例如，公孟子提出，孔子博学多识、明察礼乐，符合上圣标准时，墨子明确表示反对*(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4页。。在墨子的认知中，圣人应当兼具才智、德行，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包括有名有位者(即三代圣王)和有名无位者两类。因此，他虽然视周公为“圣人”，却不赞成孔子之“圣”。

当然，由于时势变迁与认知差异，儒家对于“圣人之道”的诠释也多有变动与反复。例如，孔门后学曾提出“禅而不传”的“唐虞之道”，主张“爱亲尊贤”，认为这是“圣之盛”“仁之至”*《郭店楚墓竹简》，第157页。。但对处于剧烈转型期的社会而言，这一不合时宜的理想蓝图不可能获得当政者的青睐，注定无法实现。韩愈虽以孔、孟入儒家之道统，而其关注重心已由礼乐转向仁义。当“孔孟之道”渐为人所共识后，明清时期又有儒者倡言回归“周孔”。如黄道周曰：“凡学问自羲、文、周、孔而外，皆无复意味。”*(明)黄道周撰、(清)黄寿祺整理：《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30，清道光十年刊本。章学诚更进一步指出，孔子有德无位，学而尽周公之道以明其教，因此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3页。，体现出对宋儒道统观的反动。

不仅如此，由科举考试与释奠礼的发展演变来看，在儒家构建“圣人之道”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道统与治统也呈现出既紧密结合又彼此抗衡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53，第896页。儒家以“治道合一”为政治理想，孔子深以为然，对于自己以布衣垂教而修《春秋》之举，自谓后世“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13、16，第452、546页。自孔子开“治道分离”之先河后，历代儒者深入思考道统、治统的关系，并力图通过道统所赋予的话语权对治统施加影响。孟子主张君臣权利与义务对等，声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13、16，第452、546页。；荀子则提出“从道不从君”的命题*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第573页。，强调道统对于治统的约束。明代吕坤认为，天地间以“理”与“势”地位最高，两相比较，象征圣人之权的“理”又高于象征帝王之权的“势”，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势”赖于“理”而存亡*(明)吕坤：《呻吟语》卷1，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6页。。对于道统维系治统的重要意义，统治者多有认同，清康熙帝即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初集》卷1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页。汉代以来官方尊儒崇经的种种举措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统治者又往往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藉由教育、祭祀等干预儒家话语体系的建构。古代尊儒崇经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固然与儒者不断强化的道统观念及其现实努力有关，而从实践层面看，实为统治者与儒家通过政治对话达成一致的结果。无论是儒学官学地位、儒家经典权威、儒者神圣形象的确立，还是孔庙在国子学及州、县学普遍设立，抑或是释奠礼作为天下通祀制度化，莫不最终取决于统治者的决策。道统的权威性实有赖于治统的支持与认可，这在周、孔“先圣”地位之争中已表露无疑。而诸如明嘉靖九年(1530年)又启孔庙改制，谥孔子为“至圣先师”而不称王；毁塑像而用木主，去章服，祭减杀；更定从祀制，改“大成殿”为“孔子庙”，内增“启圣祠”等举动，更明显是统治者对“制度化”道统的挑衅。对此学者已有详论，兹不赘述*参见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7—137页。。

要之，由“周孔”而“孔孟”，由“周孔之道”到“孔孟之道”，历代儒者对自身话语体系不断进行整合与加工，而统治者亦参与其中，体现出道统与治统的互动。经由周、孔形象的圣化，周、孔由分说到并举，“周孔之道”得以生成。而随着周、孔由并举到分祀，儒家“道统论”日益丰富与发展，孟子地位不断跻升，“孔孟之道”也终于取“周孔之道”而代之。

责任编辑：郝红暖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53-04

作者简介：李燕(1982- ) ，女，山东济南人，北京教育学院教师教育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From the Duke of Zhou-Confucius to Confucius-Mencius:Confucianism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Doctrine of Sage

LI Yan

(Faculty of Education for Teacher of Liberal Arts,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The term of “Confucius-Mencius” had eventually taken “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 place and the doctrine of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 had developed into Confucius-Menciu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history.It was the result of Confucianism constructing their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It had been affected by rulers’system of education and sacrifice,which highligh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Rule and Confucian orthodoxy.

Key words:doctrine of the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doctrine of Confucius-Mencius;sage;Confucian orthodoxy;Rule orthodo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