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娥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群众》周刊与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

何建娥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理论刊物，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的回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展示，担负起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重任。《群众》周刊为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灵活多样、贴近实际的传播方法，如借助纪念活动刊发纪念文章、理论推介与理论交锋并举、通过刊载广告推介进步书刊、通过开辟读者信箱解疑释惑。《群众》周刊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有效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塑造了中共领袖群体的形象。

关键词：《群众》周刊；马克思主义；国统区；传播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理论刊物。1937年10月在南京开始筹办，12月11日创刊于武汉，此后辗转于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直至1949年10月停刊。在此期间，《群众》周刊积极向国统区广大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成为国统区人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本文旨在研究《群众》周刊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群众》周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群众》周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的回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展示。

(一)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其生平、思想、事业是《群众》周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据统计，刊发这类文章共计十余篇，如《马克思的学习精神》一文，形容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学而不厌’的学者，同时他还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师”*农泉：《马克思的学习精神》，《群众》周刊第7卷第6期，1942年3月30日。。《没有比他更真实的人》一文，强调马克思是“真理的化身”，“具有最广大的心肠和最强烈的正义感”*《没有比他更真实的人》，《群众》周刊第8卷第8期，1943年5月1日。。葆荃编译的《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一文，介绍了恩格斯毕生献身革命事业的过程，称“他的整个一生都是献给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斗争事业”*葆荃：《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群众》周刊第5卷第13—14期，1940年12月5日。。这些文章有助于国统区人民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凯丰：《马克思与中国》，《群众》周刊第1卷第22期，1938年5月14日。的生平和品格，并对其产生敬仰之情。

列宁、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成功地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而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反侵略的民族革命运动给予同情、帮助和指导，因而成为《群众》周刊重点推介的对象。《群众》周刊刊发的关于列宁、斯大林生平、思想、事业的相关文章约20余篇，如《伟大的纪念》、《斯大林的革命活动的开始》、《列宁的战斗精神及其工作作风》、《一个革命者的诞生》、《人 革命家 领袖——纪念列宁逝世二十周年》等，这些文章对列宁、斯大林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活动均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在分析二者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贡献的基础上，认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论：《纪念列宁诞辰七十周年》，《群众》周刊第4卷第11期，1940年4月20日。这一科学结论。

(二)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达到高峰，《群众》周刊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诠释与传播。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群众》周刊刊发31篇文章予以介绍。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观点之发展》、《列宁和斯大林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等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背景、过程和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二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申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的宇宙观”*汉夫：《唯证唯物论与历史辩物论》，《群众》周刊第2卷第13期，1939年1月10日。，回答了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阐释了观念与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等问题。三是对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建议，如刘亚生的《研究新哲学的方法问题——贡献给初学新哲学者的一点意见》、徐特立的《怎样学习哲学》、周晓的《学习理论与实践》等文，强调初学者既要从书本上、理论上学习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更要亲身参加劳动生产、实际的革命工作与斗争，从实践中学习，强调“谁能够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际正确的联系时，谁才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晓：《学习理论与实践》，《群众》周刊第4卷第14期，1940年5月20日。。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群众》周刊刊发相关文章8篇，集中探讨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在这些文章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探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在宏观方面，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在研究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J·亚尔帕里著、许涤新译：《理解资本论所必需底预备知识(上)——怎样研究资本论第一章》，《群众》周刊第3卷第18—19期，1939年10月29日。；归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即“以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和“深入的洞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秘密”。在此基础上，提醒中国的读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与中国抗战实际联系起来，我们的任务，“是在具体地去分析敌人在经济上怎样进行其以战养战的毒计，它这种毒计的内在矛盾是什么，我们的对策是什么；是在具体的来分析我大后方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之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前面发展的道路是在哪里”*许涤新：《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群众》第4卷第14期，1940年5月20日。。在微观方面，许涤新的《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社会价值”还是劳动价值？》等文，对工资、资本、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价值、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地租、地价等问题都有详尽的分析。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由于它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际贴近，因而成为《群众》周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头戏，刊发相关文章约21篇。这些文章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比较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重点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除刊发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战争问题》、《革命底教训》、《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和卢森堡的错误》等文章外，还刊发了相关研究文章《列宁论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地政策与半殖民地》、《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列宁斯大林的国家学说对国际工人阶级的意义》、《列宁——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列宁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使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理论、民族殖民地理论、无产阶级战略与策略理论等在国统区得到广泛传播。

(三)回溯国际共运重大事件

《群众》周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回溯，主要围绕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展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光辉节点。每逢巴黎公社纪念，《群众》周刊都将刊文回溯、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如吴克坚的《纪念巴黎公社》，列宁著、徐冰译的《纪念巴黎公社》，季米特洛夫的《巴黎公社七十周年》等。这些文章聚焦巴黎公社的经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并结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来阐释纪念巴黎公社的价值。文章指出，巴黎公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劳动者掌握政权的将来新社会制度的雏形”*吴克坚：《纪念巴黎公社》，《群众》周刊第1卷第14期，1938年3月19日。；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了真正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季米特洛夫：《巴黎公社七十周年》，《群众》周刊第6卷第1—2期，194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人民，广大的劳动人民，才是真正保卫祖国的伟力，才是真正爱国主义的负担者”*徐冰：《历史底教训》，《群众》周刊第7卷第5期，1942年3月18日。。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的大背景下，这些经验教训的揭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力量继承巴黎公社精神、加强团结合作以最终战胜法西斯主义，具有启迪意义。

十月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群众》周刊刊发了20余篇纪念十月革命的论著、时评、社论、报告和研究性文章。其中，1940年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时，特出《十月革命念三周年纪念特辑》，发表《斯大林的和平外交政策》(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翰若)、《突飞猛进中的苏联新加盟国》(于刚)、《列宁论弱小国家与弱小民族》(J·亨里希著、徐冰译)、《斯大林论苏联文化革命》(戈宝权编译)等5篇文章。1942年十月革命25周年纪念时，又推出《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特辑》，发表《“钢”是怎样练成的？》(梓年)、《以加强中苏友谊的努力来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石衡)、《目前苏德战局与德军战略之失败》(王梓木)、《苏联怎样解决青年教育问题的？》(焦敏之)等文章。这些文章或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或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或突出苏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有效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国统区的传播。

(四)呈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败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科学性的试金石，《群众》周刊为呈现苏联建设成就，刊发相关文章38篇，内容涵盖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民生等方面，有效建构了苏联的国家形象。

如石衡的《苏联的政治——论专政与民主》一文，回答了民众的疑问：苏联到底是民主国家还是专政国家？作者指出，“它是专政，同时，又是民主。因为专政和民主原为同一政治制度的两面。”“它对于在苏联占极少数的雇主、地主而言，是专政；对于在苏联占极大多数的工农而言，则是民主。”这一既民主又专政的特质集中表现在它的苏维埃政权上，“苏维埃政权的本身，就意味着真正大多数人的民主”*石衡：《苏联的政治——论专政与民主》，《群众》周刊第7卷第13期，1942年7月15日。。许涤新在《二十余年来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底对照》一文中指出：“二十二年来历史的发展，处处提示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走着两条相反的倾向：一个是蒸蒸日上的，一个是日在衰落的。一个是光明的，一个是黑暗的。但这不过是一种趋势而已，如果我们更详细地检查这两个制度下各部门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那就更可以明了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了。”*许涤新：《二十余年来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底对照》，《群众》周刊第3卷第20期，1939年11月7日。朱世纶的《真正解放了的苏联各民族》一文，用数据和资料说明“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里各民族和平的共同生存着”这一事实，强调“民族解放已成为过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落后民族的文化水平的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最现代工业化的、科学发展最高的、社会秩序最完善的国家”*朱世纶：《真正解放了的苏联各民族》，《群众》周刊第3卷第20期，1939年11月7日。。乔木的文章《苏联与世界》指出，30年来，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在平时它的政策是‘主和反战’，战时它的政策是‘以战求和’。”作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和平”与“强大”对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即对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和平”不过是一种手段，“强大”是侵略与战争的前导；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就是目的，“强大”是和平与安全的保证*乔木：《苏联与世界》，《群众》周刊香港版第1卷第41期，1947年11月6日。。在《平等的幸福的苏联妇女》、《日益改善的苏联工人生活》、《苏联的家庭》、《苏联青年的学校生活》等文章中，苏联普通民众的幸福生活历历在目，极具吸引力。

二、《群众》周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法

传播方法即传播途径，是联结马克思主义与广大民众的中介和桥梁。《群众》周刊为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灵活多样、贴近实际的方法。

(一)借助纪念活动刊发纪念文章

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陈金龙：《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群众》周刊以纪念活动为载体，通过发表纪念文章，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这类纪念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纪念，一类是对国际共运重大事件的纪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辰忌日，《群众》周刊通过发表纪念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品格、贡献和历史地位，让国统区民众了解与认同经典作家，选择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如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时，《群众》周刊转载《新华日报》的社论《纪念马克思和孙中山》，指出“马克思是中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者”，指明了中国人民斗争的目标为“中华民国——自由平等博爱”，这也成为孙中山先生终身奋斗的目标，中国人民的抗战建国正是“执行马克思的指示，孙中山的遗志”*社论：《纪念马克思和孙中山》，《群众》周刊第1卷第22期，1938年5月14日。。凯丰的文章《马克思与中国》则指出：“马克思不但对于西欧的民族问题表示热烈的同情，而且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样表示热烈的同情”，并“对中国人民谋解放的事业抱着最大的信心”*凯丰：《马克思与中国》，《群众》周刊第1卷第22期，1938年5月14日。。这种介绍，拉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距离，强化了国统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认同感。列宁逝世16周年纪念之时，《群众》周刊发表《列宁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遗产》等纪念文章，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国家形式、党的组织原理等方面介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充分肯定了列宁的历史地位。

逢国际共运重大事件纪念日，《群众》周刊刊发纪念文章也成为常态。如《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群众》周刊发表沈友谷的《百年前的伟大预言》和荃麟的《历史的指针》，指出“共产主义思想在一百年前的这个文件中第一次结晶地被表现出来，将继续在每一个国家中通过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劳动人民大众的努力而转化为全世界的事实”*沈友谷：《百年前的伟大预言》，《群众》周刊香港版第2卷第7期，1948年2月26日。，激励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国际共运的重大事件，也是《群众》周刊固定的纪念对象，通过回溯事件经过，总结经验教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指明道路。

(二)理论推介与理论交锋并举

《群众》周刊从创刊起，就注意向广大群众推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推介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阐释研究这些著作的文章。这类理论推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文章，把经典作家的原著忠实地还原给读者，还原给国统区的民众。二是推介中共领导集体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反对党八股》、《解放区文化统一战线方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其他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洛甫、王稼祥等的文章也经常出现在《群众》周刊上，这类文章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三是推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解读、评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潘梓年、华岗、许涤新、艾思奇、胡绳、戈宝权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艺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群众》周刊上都有相当分量的推介。这类文章通常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论通俗化为形象的语言、生动的笔调和浅显的事例，真正实现了“为老百姓所喜闻，所乐见”*任厂：《正还有待于创造》，《群众》周刊第8卷第11期，1943年7月16日。，拉近了马克思主义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群众》周刊在坚持理论宣传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同错误思想进行理论交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浓厚的妥协退让和反共倾向。国民党顽固派在不断制造同共产党军事摩擦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起攻势，提出 “以宣传对宣传”、“以理论制驭理论”，妄图以“三民主义”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对此，《群众》周刊刊发汉夫的文章《团结抗战，力求进步，依靠民众！——评张君劢的意见》，就军队统一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问题等与张君劢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文章指出，“新四军和八路军，既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是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指挥之下的，焉得谓为两种军队，而且，第八路军及新四军，都是在敌后抗战最力，有着光荣的战绩，它的目标，正是抗战国策。”而陕甘宁边区“因为有了民主政治，民主的日益扩大，而大大地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抗战力量的动员”，从而“证实民主的必要，和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必要和可能”。在阶级斗争与民族战争关系上，共产党认识到“民族独立的彻底获得，是无产阶级得到解放的更顺利的必经途径”，从而“拥护以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为中心的三民主义”。文章最后指出，张君劢的错误“在于他不是从抗战利益出发，不是从民族利益出发，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更说不上从人民利益出发，因此张君劢之企图已明，其结果亦不过如此”*汉夫：《团结抗战，力求进步，依靠民众！——评张君劢的意见》，《群众》周刊第2卷第16期，1939年2月28日。。1941年重庆《中央日报》社社长陶百川发表名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可能。《群众》周刊主编潘梓年随即两次撰文与陶百川辩论，《群众》周刊第7卷第7期刊发的《真理只有一个——兼答陶百川先生》，即为其中一文。潘梓年指出，要“在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关系”，必须先确定“我们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审思主义的内容，从而明辨其虚实真伪？”作者认为，“作为革命指针的一个主义，决不能只是一种理想，同时还必须要有作为这种理想的根据的理论体系，以及保证这种理想确能见诸实行的具体方案，而后者尤为重要。”而在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共产主义思想家与理论家，都没能给出具体实践方案。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共产主义才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不只具有理想，理论根据，实施方案，而且是经过科学方法的分析与综合的科学结论)，至列宁、斯大林又把它发挥、充实，使它更为具体化、大众化。至此，共产主义才不只是人人所企望的一种理想，而且是确确实实到处可以实现的一个革命指针了。”*潘梓年：《真理只有一个——兼答陶百川先生》，《群众》周刊第7卷第7期，1942年4月15日。因此，作者主张谈主义必须把实践联在一起。接着，作者分析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马克思与民族问题、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等问题。《群众》周刊通过多次理论交锋，化解了民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讹传，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三)通过刊载广告推介进步书刊

广告是为了某种特定需要，借助一定形式的媒体，公开而广泛地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宣传手段。《群众》周刊自创刊起，就嵌入了广告，但与其他报刊不同，它的广告大部分是书刊广告。如刊登宣传马列主义经典文献的广告，刊登推介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著作的广告，刊登宣传中共会议决议及宣言的广告，刊登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刊物的广告，刊登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苏联革命文学的书籍广告等，并附有各种新书预告，使读者能及时知晓书刊内容和出版时间，从而扩大了进步书刊的销售量，增加了出版收入，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此外，《群众》周刊还经常刊登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广告，如《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文艺阵地》、《中国青年》等，并介绍其所登重点文章，使国统区的广大读者能及时了解更多进步报刊的出版信息，成为民众获悉进步书籍和革命报刊的重要途径和便利渠道。

(四)通过开辟读者信箱解疑释惑

《群众》周刊作为机关理论刊物，侧重于理论的宣传与交锋，“长文章多”，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夏衍：《香港〈华商报〉、〈群众〉》，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分会等编：《群众周刊回忆录》，群众杂志社1989年内部发行，第138页。。为此，《群众》周刊从第1卷第2期起，密切关注同读者的联系，相继开辟了“读者问答”、“群众信箱”、“读者与编者”等栏目，并就读者关心的问题组织笔谈。通过这些栏目，解决了读者在理论学习方面存在的困惑和疑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第3卷第21期的“群众信箱”对“为什么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解答。这一问题是毛泽东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后，对中央社等记者谈话时提出的观点。读者何梅对此表示疑惑，特向编辑部来信请教。编者进行了详细的回复，指出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国家，我们具有“自力”的基础。但要把这种自力更生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东西，那就只有发动民众，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实行民主政治外，是无其他方法”*《为什么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群众》周刊第3卷第21期，1939年11月20日。。又如第8卷第1—2期合刊“信箱”对“列宁主义的特点”进行了解答。读者张民安在学习《列宁主义问题》一书时，知晓了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但不理解为什么要在“马克思主义”这名词之外，新增一个“列宁主义”的名词，并以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贡献但并没有“恩格斯主义”一说，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此，编者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两者发展阶段不同，理论内容上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同一个阶段上(资本主义前期)的工作，列宁是做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上(帝国主义时期)的工作，前者的特点是理论系统的建立，思想意识上的武装，后者的特点是行动的组织，战略策略的完成。”“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扩大了它的方面，打通了它所遇到的障壁，列宁的贡献，则是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使它更向前发展一步。”*《列宁主义的特点》，《群众》周刊第8卷第1—2期，1943年1月16日。这样的读者来信或问答还有许多，如“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共产国际是为加强盟国团结而解散的吗？”、“应该怎样学习哲学”、“怎样研究马克思学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什么不能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关于毛泽东思想”，等等，粗略统计约有40余篇。通过这些文章，解决了个别读者理论学习的困惑，对全体读者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三、《群众》周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效果

《群众》周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有效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塑造了中共领袖群体的形象。

(一)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围

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集中于农村革命根据地与抗日根据地，随着《群众》周刊的创办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推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扩展至国统区，使国统区的民众有机会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据《群众》周刊编辑许涤新回忆，“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周刊经常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在国民党统治下，人们要读到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十分困难的。《新华日报》曾经出版了一部六巨册的《列宁选集》，但发行受到限制。《群众》周刊在介绍经典著作方面，是做得不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1939年)之后，《群众》就系统地发表有关的研究资料，帮助读者进行研究。”*许涤新：《〈群众〉史话》，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分会等编：《群众周刊回忆录》，第13页。1942年春，中共在全党开展了以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因条件限制无法参加这个运动，《群众》周刊就不断登载有关这方面的文件和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文章，借以教育党的同志和党外朋友。结果，“党的整顿三风，不但在党内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党外的朋友也起了极大的影响。不少进步的民主人士也通过《群众》研究整风文件。”*许涤新：《〈群众〉史话》，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分会等编：《群众周刊回忆录》，第13页。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并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为向国统区文艺界传达毛泽东讲话精神，《群众》周刊第9卷第18期特辟“文艺问题特辑”，刊登郭沫若、夏衍、刘白羽、何其芳等人的文章，着重讨论文艺的群众化问题。通过学习和讨论，许多进步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进一步认识到，“要实现《讲话》的要求，只有在彻底摧毁政治上、文化上的独裁、专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文化艺术工作者才能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也才能开创出表现新的时代波澜壮阔的群众文艺运动。”*郑新如、陈思明：《群众周刊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传播，不仅有利于指导进步文艺工作者提高创作的思想水平，而且促进了国统区文化界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二)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群众》周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既减少民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误解和讹传，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以假三民主义替代真三民主义并力图取代共产主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发表系列文章和讲话，进行有力揭露、批判和阐释。毛泽东指出，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690页。正因为经过孙中山重新解释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所以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宣言中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又是有区别的。两者的世界观不同，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某些具体政策不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前景也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三民主义则没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的论战，促使中共领导层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目标、前途、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总结，实现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三)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群众》周刊自创刊之日起，就为全民族的抗战奔走相告，“把自己救亡所见贡献于国家”*《群众周刊启事》，《群众》周刊第1卷第1期，1937年12月11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指出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持久战争，科学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群众》周刊把中共的全面抗战理论与主张传播到国统区，引导更多民众汇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战初期，通过刊发《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与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人的文章，通过刊发《毛泽东会见记》和《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等，宣传中共关于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如《群众》周刊第1卷第2期刊载周恩来的文章《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指出“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最后战胜敌人。”*周恩来：《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群众》周刊第1卷第2期，1937年12月18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系统阐明了抗战的持久性和中国胜利的必然性。《群众》周刊在无法刊登《论持久战》全文的情况下，通过反复刊出《论持久战》的书刊广告，传播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从而使广大国统区普通民众提高了对抗战规律的认识，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与此同时，《群众》周刊还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抗战观念，扩大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周刊的创刊社论即为《由失败到胜利的枢纽——肃清民族失败主义》，批判亲日派的“亡国论”，指出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和制定正确的抗战外交政策是“由失败到胜利的枢纽”。梓年的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亡国论”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指出其根源是顾虑“自己个人的利益”，其后果“会使整个抗战陷于无法收拾的绝境”*梓年：《投降主义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群众》周刊第1卷第2期，1937年12月18日。。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之后，国民党当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这一战是抗日战争的准决战。《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的机关报也鼓吹“速胜论”，一时间盲目乐观的情绪弥漫开来。《群众》周刊随即在1938年4月17日刊发社论《巩固胜利的基础》，特别强调“我们决不能因为战事之胜利，因为友邦人士之赞扬，就生出骄傲的心”，提醒国人不要心存侥幸，做好持久抗日的准备。

(四)塑造了中共领袖群体的形象

在诠释马克思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共领袖群体是主体，发挥了核心作用。《群众》周刊刊发中共领袖群体相关文章的过程，实际上是塑造中共领袖群体形象的过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其思想、革命活动也是《群众》周刊宣传的对象之一。通过《毛泽东会见记》、《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论世界局势》、《人民歌颂毛泽东》、《工人唐玉山会见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观及其他》等文章，使国统区人民对毛泽东有了初步的认识，知道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知道他“创造了整个体系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萧山：《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群众》周刊第9卷第16—17期，1944年9月15日。，知道他“是生长在人民中，永远和人民在一起”*默涵：《毛泽东的人生观及其他》，《群众》周刊第11卷第10期，1946年7月7日。的中共领袖。

总之，《群众》周刊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展现了中共驾驭媒体的策略、智慧和能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影响力。但由于国民党对舆论空间的控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效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4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汪谦干

中图分类号：K265.9；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46-07

作者简介：何建娥(1980- )，女，湖南株洲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广东药科大学讲师；陈金龙(1963- )，男，湖南益阳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TheMassesWeekly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the Kuomintang Ruling Area

HE Jian-eCHEN Jin-long

(School of Marxism，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

Abstract:The Masses weekly was a theoretical pub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Kuomintang Ruling Area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liberation war.Through introducing the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life,interpreting Marxist basic principles,reviewing th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exhibiting Soviet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The Masses weekly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sseminating Marxism theory and propagandizing politics of the CPC.For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The Masses weekly adopted flexible,close to the actual methods,such as publishing commemorative articles during celebrating activities,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and debate simultaneously,advertised progressive books,and opening up reader postbox to eliminate readers’ doubt.So The Masses weekly not on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o Chinese condition,and propagandized effectively the opinions of the CPC about Anti-Japanese War,also shaped the image for the leading group of the CPC.

Key words:The Masses weekly；Marxism；Kuomintang ruling area；dissemin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