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岑春煊为政山西的政策

2016-02-03段景福DuanJingfu

山西档案 2016年3期

关键词：山西

文/段景福 Duan Jing-fu

浅析岑春煊为政山西的政策

文/段景福 Duan Jing-fu

摘要：“庚子之变”时，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率马队两旗赶赴“勤王”。后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狩”。后因八国联军入侵山西边境，调任山西巡抚。从1901年4月到任到1902年7月转任四川总督为止，岑春煊在山西任上虽然不足一年半的时间，但他在山西任上的举措却足够影响深远。无论是消除山西义和团影响，还是全面放垦“蒙地”，以及筹建山西大学堂，岑春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关键词：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开垦蒙地；山西

岑春煊，初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故时人有“岑西林”之谓，清末汉族地主督抚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张之洞、袁世凯、端方并列清末四大能臣。又因“敢于言事，参劾官吏”又有“官屠”的畏称。其父为前云贵总督岑毓英。光绪十五年（1889）岑毓英病逝后，岑春煊恩荫为官，正式步入晚清政坛。戊戌变法期间倾向于变法，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先后在广东、甘肃担任要职。义和团运动中因护驾有功被授予陕西巡抚。随后接替锡良担任山西巡抚。又历任四川、云贵、两广总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岑春煊接替病逝的张百熙担任邮传部尚书，与瞿鸿禨组成联盟，在与奕劻、袁世凯争权夺势的斗争中以失败告终，随后以病为由开缺，避居上海逐步退出了晚清政治舞台。

一、处理山西教案

慈禧太后等人“西狩”不久，晋直边境便已告急。岑春煊觉察到：如果山西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八国联军掌控山西后，其便可南北两路夹击西安。“晋为陕西屏藩，山右一失，秦必不安”［1］（p50），“直、豫辽阔，实为秦关门户”。［2］（p1018）由于前任抚臣毓贤纵容山西境内的仇教活动，山西成为全国教案重灾区。岑春煊到任后，发现某些县已混乱不堪以致当时的各个属员情况必须查明才能上报。根据事后不完全统计，被害男女教士191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害教民6060余人，被焚、被拆房屋22000余间。①

岑春煊认为阻止洋兵进犯山西的一个关键便是妥善解决山西教案问题。当务之急应先抚恤教士、教民，赔偿损失。为妥善办理山西教案，岑春煊等人先后颁布了《清理山西教案章程》等文件。办理教案问题亟需熟悉交涉的官员，他上奏请求将劳乃宣等人从直隶等地派往山西，会同沈敦和等人，协助办理教案。在中外合约尚未最终确定之际，岑春煊鉴于当时山西教案的严峻，开始拨款赔恤。太原、大同等北部五府“拳乱”严重，拨款白银10万两；平阳等南部四府先后拨款3万两；“口外七厅”拨款3万两。上述拨款只能缓解一时之亟，至于彻底办理教案，应当将各个县属的教案情形彻查清楚。岑春煊对教案依然袒护回避的各员从严参办，反之，对详查、与教士修好的各属破格嘉奖。当时义和团虽被解散，但逃脱制裁的

注释：

① 以上数据来自赵尔巽的《山西巡抚赵尔巽奏山西各属教案一律议结情形》。仍不在少数“托名于仇教，煽动愚民……焚杀剽掠，势燄莫遏之时，遂乃鱼肉乡民”［2］（p1079）。岑春煊主张“除莠安良”，继续“追剿”义和团成员。惩办“首犯”，其余人等概不追究。

岑春煊切实落实保教政策，承认教会、教民财产同样不可侵犯，要赔偿教民损失。教民的土地被其他民众所占的，立即归还本主，“如契据遗失者，由地方官照粮册给发新契”［2］（p104）。教民全家遇难的，查明其资产，归教堂所有，用于育婴堂的花销费用。登记确查教会、教民房屋财产损失，造册咨呈全权大臣。教民妻女以及育婴堂的女孩散落民间的及时向洋务局汇报，隐瞒不报者将遭受重罚。对于被伤害的教士在其遇害地方立碑，将遇害人姓名、遇害时间刊刻于碑上，遇害的教民也准附入，抚慰死者在天之灵。在“拳乱”中被掘的洋人坟墓修复完整，立碑昭雪。在发生教士遇害的地方，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之礼，应当在其衙门悬挂旌旗，官绅迎送至墓地。命令各级地方官对前来山西处理相关教会事宜的教士理应接待，安排前来的教士居住在皇华馆，以示尊崇。

二、“放垦蒙地”

“庚子赔款”后，清政府包括山西及晋边蒙旗在内都须偿付巨额赔款，山西两库每年收入共约460余万两，本省开支180余万两，需偿还“洋债”326余万两，入不敷出50万余万两。此时的山西“上年钱粮停征，厘税锐减，入款不及常年十分之四”［2］（p1150）。岑春煊承认，“即竭泽而渔，亦难筹此巨款”［2］（p1341）。为此，他投向了晋边蒙旗——察哈尔部与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光绪二十七年（1902）四月、十一月，岑春煊两次上奏，请求清政府允许放垦“晋边”蒙地。在四月的奏折中，他写到，“办理蒙古屯垦，不急在征收官租，而急在涧浚地利，不必夺蒙部之产，而贵（在）联蒙部之心。利在蒙，利在民，即利在国也”［3］（p2-3）。但此折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随即，他在岁末之际再次详陈此前的主张，恳求派遣八旗大员督办垦务事宜，这就是有名的《筹议开垦蒙地请特派八旗大员督办折》。在此奏折中，他首先阐述了山西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用尽所用常规的筹款方式，仍无法应急，“以糜财如河沙之时，而规取缁铢之入”［4］（第93辑，第406折）。接着论述了晋边蒙旗发展农耕的便利条件：晋边蒙地平坦开阔；灌溉方便；开发历史悠久；自康熙以来，虽有“蒙古封禁”政策，开垦却未曾断绝。岑春煊着重强调放垦蒙地的好处。他认为，以乌伊两盟的广袤计算，放垦其三四成，就可以为国家带来数十万顷良田。按照恩泽放垦扎赉特旗的办法，晋边蒙旗收入亦是扎赉特的三四倍左右。“将来开垦以后，烟户日多，厘税自旺，无形之利何可胜言”［4］（第93辑，第406折）。除了纾缓政府的财政困难外，对蒙古和汉人都是利大于弊的。清末蒙古各部的生计每况愈下，开垦后，“举凡蒙员、蒙民均有收佃之益，不致资生无策，晋之羸瘠可变富强。”［4］（第93辑，第406折）随着“摊丁入亩”的实行，内地人口不断膨胀，人地矛盾逐渐激化。一旦开垦蒙地，可使西北流民各安其业，亦可充实边防。

其前任抚臣张之洞、刚毅、胡聘之均曾提议放垦蒙地。国子监司业黄思永也曾提出在河套屯垦。但上述构想均因蒙旗的普遍反对而作罢。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不少蒙旗发生仇教事件，教堂损毁严重、教士教民伤亡惨重，为此也需要偿付巨额银两，但此时的蒙旗牧产萧条，根本无法拿出现银来偿付，所以只有抵押牧地借款或出租土地收取押荒银，以筹措赔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政府批准了岑春煊的奏议，并派兵部左侍郎贻谷赴绥远城办理包括察哈尔地区在内的整个内蒙古西部的开垦事宜。清政府批准岑春煊的奏折，“也说明了清政府已根本上改变了禁垦蒙地的原有政策。”［5］（p58）在清末新政推行的10年中，“西蒙放垦蒙地88700余顷，到1908年即搜刮押荒银达273万余两”［6］（p16），除去留给蒙旗与办公费用外，大部分用于支付赔教款，这对于减轻晋省的赔款压力产生了显著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晋边蒙地”的放垦为晋省向边墙外蒙古地方大展势力开拓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三、筹建山西大学堂

在山西任内，岑春煊在教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创建山西省第一所近代化大学——山西大学堂。岑春煊创立山西大学堂的背景有二：第一，“清末新政”时，人才与教育是清政府关注的主要议题。《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省城应设高等学校一区”［7］（p1397）；第二，如上面所述，山西的教案严重，李提摩太在给李鸿章的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中，提议从山西教案的赔款中拿出白银50万两返还山西，每年交5万两，十年为止，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以达到“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1］（p110），不再为谣言所蛊惑。

当新政以教育作为突破口发端之际，岑春煊即着手将山西原有的书院加以整顿，将太原两大书院——晋阳书院和令德堂合并为山西大学堂。在李提摩太提议前，山西大学堂已经成立。后根据山西方面与李提摩太的协商，之前的山西大学堂改为“中学专斋”，李提摩太所提议的“中西大学堂”成为“西学专斋”。这两部分便构成了日后山西大学堂的核心部分。

对于李提摩太的提议，无论是在清廷内部，还是在山西省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岑春煊认为如果落实李提摩太的提议，“中西大学堂”至少可以带给山西人民五点好处：第一，开设之后，山西士绅对于西学耳濡目染，“畛域以除，偏倚以化，仇教之端，不禁自除”；第二，中西之学应当合为办理，两者可以相互促进以致“同臻精粹，浑融新旧，贯串中西”［8］（p总4884）；第三，由西方人聘用西学教习，可得西学真传；第四，之前因为缺少专业教员未能如愿开办的学科可以增补；第五，“西学专斋”翻译的新书可以弥补课本的缺额。

“中学专斋”学生毕业后，合格者赏给贡生，贡生中依据成绩高低分为拔贡、优贡、岁贡三等。“西学专斋”学生毕业，合格者赏给举人。此外，“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中优秀者可选派出国，学习西方铁路、采矿、机械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为山西工业的近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1902年，李提摩太在返回上海的饯行会上，对岑春煊进行高度的评价，“创办了一所近代化大学，使中国在教育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肩。”［9］（p285）

综上，岑春煊担任山西巡抚的两年期间，正是清政府处于生死存亡之际，都城被外人占去，帝后二人被迫“西狩”，订立屈辱至极的合约。同时也是清政府痛定思痛，变革维新以挽救危局的发轫之际。岑春煊着力解决义和团运动的教案及教案问题。岑春煊为了筹措战争赔款，奏议开垦晋边蒙地，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岑春煊鼓励教育，创办学校，促进了山西风气的开化，为近代山西各项事业的发展培养许多优秀的人才。

（责任编辑：元木）

参考文献：

［1］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

［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汪炳明.清末新政与北部边疆开发［A］.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0.

［6］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光绪壬寅（廿八年）政艺丛书［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7］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第2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

［8］（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Z］.北京：中华书局，1958.

［9］［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G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