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华

(西安科技大学思政部，陕西 西安 710062)

转换视角，开拓北洋史研究的新局面
——评张华腾教授著《中国1913——民初的政治纷争与政治转型》

马建华

(西安科技大学思政部，陕西 西安 710062)

长期以来，受革命史观和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史学界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历来以“北洋军阀”来命名，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往往予以“黑暗”、“专制”等负面概念简单概括，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一直相当冷落。然自本世纪初以来的十数年间，关于北洋史的研究悄然升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愈来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张华腾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袁世凯，后逐渐扩展至北洋集团、北京政府、北洋社会乃至清末民初社会研究，其研究范围由点到面，层层推进，且不时有佳作问世。2009年，张教授的《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出版之后，就备受好评。最近，他的《中国1913—民初的政治纠纷与政治转型》(以下简称《中国1913》)一书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该书是作者多年来对北洋史研究心得的总结，也必将推动北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1913》一书以1913年为切入点，以本年中国政坛中依次发生的5个历史事件——国会选举、宋教仁案、善后大借款、二次革命、《天坛宪草》为中心来探讨民初中国政治转型的艰难进程。一直以来，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近代史学者对民初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挫折主要归咎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如美国大学中最受欢迎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一书，作者就指出：“袁一旦当选临时大总统，便开始扭曲共和制度。”[2]似乎袁世凯从清末反正到民初背叛共和以至最后复辟帝制步步都是早就计划好的阴谋。然《中国1913》则开篇就对多年形成的这种观点提出质疑，“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是破坏民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唯一力量吗？其他阶层和政治势力，尤其是偏激的革命党人负有什么责任呢？”*见该书“引子”。显然，与以往在探究民初中国民主政治失败原因时把视角放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不同的是，张教授则把视角放在革命党人身上。当然，张教授之所以有此视角转换，实因其多年来对北洋史扎实而深入不懈的研究。窃以为恰是这种视角转换，使得他对1913年中国政坛中诸多大事的解读与众不同，其中新意迭出，以下举例说明。

过去，史学界对民初革命党人通过修宪将中央临时政府组织形式由总统制变为内阁制一直视为革命党人为限制袁世凯专权，进而巩固革命成果的正义之举。《中国1913》则对此提出异议：“革命党人的这种设计，将总统制变为内阁制是对人立法，不仅违犯立法公正的原则，而且为民初政治纷争埋下了伏笔。”*见该书2页。客观地说，民初革命党人之举其用心实从消极的防弊角度出发，并非建设性的制度设计，完全与民初中国的社会客观形势不符。实际上，自清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以汉族大员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崛起使得中央政府的统治力渐趋衰败，庚子年当清政府向西方列强宣战之后，南方的封疆大吏们居然不听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与列强握手言和。辛亥鼎革之后，随着皇权的解体，中国的社会分裂出大大小小各种权力中心，以致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可以说，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情势似乎只有建立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政治权威中心较为实际，而革命党人仅凭先入为主的成见在不相信袁氏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对政府组织形式的改变来掌权，表面上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从自身政治利益来考虑，因此，民初政局的紊乱革命党人应负一定的责任。

一直以来，1913年第一届国会选举由于系袁世凯当政期间举行，史学界历来评价不高。既有研究往往以其失败的结果进而否定这次国会选举，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虽持论渐趋客观，然其重点仍在剖析其问题所在[3]。但这似乎忽视了1913年国会选举积极的一面，给人的印象似乎这次选举完全被黑暗、阴谋等气氛笼罩。《中国1913》一书则客观地对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进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使我们看到其中既有正当合法的选举，也有暴力、贿选等非法选举，进而使我们对民国第一次国会选举有了完整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次选举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他认为：“纵观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过程，正常、合法有理性的选举投票形式为主流，非合法不正当的选举投票为支流。”作者虽亦详尽选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然认为1913年国会选举基本上是一次合法的选举。作者通过与清末咨议局选举和近代英美等国国会选举的比较后，进而指出：“1912—1913年间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民初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绝不能低估和任意抹杀。 这样的比例和规模，与当时西方英美各国大体相当，即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见该书27页。对于国会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作者的看法也较为乐观，他指出：“如果我们……对选举中的不当行为感到羞耻和愤怒，由此去反思和谴责民初人们的无知和政治素质的低下，那就大错特错了。选举中的不法行为和丑陋事件，非中华民族所独有，而是民主开放初期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所共有的现象，即西方国家亦然……参政行为的规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实践，需要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思维和判断去要求前人。”*见该书40页。从相关资料来看，作者的这一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就回忆自己当年从上海辗转回陕，非常积极认真地参加第一届陕西地方议员选举。

对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作者的看法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以往研究认为这是同盟会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向旧势力妥协退让的表现，然《中国1913》则指出，这是以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由革命斗争转为和平发展，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发展，由分散的政治团体转向大党议会的政治协商等方面的政治转型，它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民初政治现代化中的重要一步。*见该书66页。对于宋教仁案的影响，作者的看法也与众不同，他以为宋案直接影响了民初政治民主化道路，影响了民初中国的政治转型，“事实上如果没有宋案的发生，中国很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宋案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是一起偶然事件，但就是这起偶然事件，扭转了民初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见该书104页。在作者看来，正是宋案的爆发，导致了革命党人轻率地发动二次革命，而二次革命的爆发与失败，使中国丧失了辛亥革命后一次和平发展的良好机遇，革命党人与北洋政府的矛盾始由和平协商解决转向暴力解决，这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转型，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展*见该书216页。。

对于善后大借款，史学界一直认为这是北洋政府为镇压革命党人筹措经费，从而以国家主权为抵押向西方列强借款。《中国1913》则对上述观点进行质疑，作者经过详细的考证和周密的分析，指出：“让我们从当年对立的双方解脱出来，从价值中立的角度，从国家、民族立场出发，从民初的实际状况出发，以唯物史观重新认识善后大借款。政府为了减少、减轻借款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伤害和损失，想方设法与银行团相周旋，最后借美国退出银行团、形势对中国有利的情况下签署借款合同，政府行为无可厚非，绝不是政府为了取得借款而出卖国家利益、主权。”*见该书155-156页。近年的研究也证明，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初的袁世凯政府，在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压力之下，实际上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政府职能和统治伦理的转变，即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小政府模式及儒家统治伦理向现代化的大政府模式转变，这就要求政府在统治伦理上进行很大的调整，然当时大多数国人对此并无这方面的心理准备[4]。具体到民初善后大借款，袁世凯政府以借款来解决财政危机显然系情势所逼的无奈之举，而时人及后人以“卖国”标签贴在袁世凯身上似乎仍是政治成见使然。

对于在民初制宪过程中的总统与国会之争，《中国1913》认为，国会议员自以为掌握了法律的主动权，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力，一心要制定一部民主宪法，反对专制集权，确保共和民主，这在动机上固然无可非议，但政治斗争是各方力量之间的复杂博弈，需要灵活的策略和高超的技巧，尤其要懂得妥协、理解，然国会议员一味坚持国会独立制宪，迷信法律万能，拒不考虑吸收总统和各方面的意见，态度强硬，不善于妥协，结果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事与愿违。

作者最后提出了民初政治转型的两种模式：理想化模式即1913年革命党人所主张的西方民主化模式和1914年袁世凯政府推行的实际模式。他认为，革命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各种政治、军事力量重新进行分化与组合，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人民渐次走上现代化道路，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因此1913年那种理想化模式与民初社会的实际不符，其失败是必然的，而只有1914年袁世凯政府所建立的那种实际模式符合其时中国社会的实际。1912年之后，随着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王朝国家结构的解体，中国一直面临现代国家重建这一历史任务，民初的革命党人包括后人一直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个角度来解决和看待此问题。但今日西方学者们研究越来越认为西方民主制的发展是在相当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后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复制。康有为在民初时就发现南美诸国学习美国政制的恶果。从近百年来拉美和东亚各国的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其政治转型则愈不可能直接进行，而需通过若干过渡阶段；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则愈需要中央政府高度集权，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建立必要的权威。民初革命党人所倾心建立的那种西方民主化政治模式无论听起来多么美妙，然社会发展却自有其内在的逻辑，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对1914年袁世凯所倡导的那种实际模式不能不具了解之同情。

该书之所以新意层出，其原因在于作者很好地将现代化理论和扎实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现代化理论从其产生起，就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今日西方学界已有后现代化论调。的确，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然对于处于后发展阶段且已成为西方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而言，现代化理论仍有其合理性。窃以为，现代化理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启发是，它以各个历史个体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绩为评判标准，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各个历史个体以对等的机会和平等的发言权，改变了革命史观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来评价历史个体的偏颇取向，使得历史个体不那么简单化和标签化；此外，以现代化视角审察历史，增加了历史诠释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使得历史的发展过程更为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更为接近本真的历史。

但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在近代史研究中，同样运用现代化理论，对同一对象的认识却大相径庭。如对1912—1915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性质，有的认为是封建买办政权[5]，有的则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权[6]，可见，现代化理论同其他理论一样，只是一种解释工具而已，它只是为我们接近本真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真正靠得住的研究成果还是建立在扎实、认真的实证研究之上。《中国1913》一书在写作风格上延续了作者一贯从原始资料出发的扎实研究学风。此外，本书在理论方面，除运用现代化理论之外，还在唯物史观的应用方面有新的特点，即看到了历史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宋教仁案是一起偶然事件，影响了民初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如果没有宋案，中国有可能走上民主法制的正常轨道。无论我们是否接受作者的这一观点，它对打破学术界多年来对北洋政府的固有看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张华腾.中国1913[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11.

[2]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译.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M].2008.380.

[3]张永.民初国会选举的若干缺陷及其后果[J].史学月刊，2009，(4).

[4]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J].2012，(3).

[5]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382.

[6]张华腾.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J].史学月刊，2008，(2).

[责任编辑：郭昱]

2016-07-16

马建华，男，陕西渭南人，历史学博士，西安科技大学思政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