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原因

2016-02-02吕满文

殷都学刊 2016年4期

关键词：军国主义天皇日本

吕满文

(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开封 475001)

解析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原因

吕满文

(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开封 475001)

战后70年来，日本始终不能真正彻底地反省历史，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的罪行，这与天皇制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天皇制的存在，是其军国主义存在的主因，也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嚣张的根源之一。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置国际法于不顾，故意纵容日本，为其军国主义的复活留下了隐患，国际社会要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用行动来捍卫世界和平。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天皇；美国

近几年，日本政府的“动作”不断，诸如：右翼势力与日本政府共同导演“购买钓鱼岛”、解禁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对现行宪法提出修改草案、通过新的安保法，等等。这一项项“大动作”不仅遭到了日本爱好和平国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世界一些国家的关注甚至指责。人们不仅要问：日本频频地搞这些“动作”要干吗？

要复活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曾经给日本带来了得意的辉煌，更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辉煌虽说是暂时的，但给军国主义分子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们留恋“辉煌”，梦想“辉煌”，当右翼色彩浓厚的安倍晋三上台后，军国主义者似乎看到了再现“辉煌”的时机，于是，一连串的“动作”明目张胆地就抛出来了，妄想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梦想军国主义，一直是顽固的军国主义遗留分子(也包括一些右翼分子)的追求。曾几何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极力否认向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罪行，否定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制定的国际政治秩序，公开推翻二战结束时期国际社会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定论；极力为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罪恶行径张目，挑战二次大战中的同盟国，挑战国际法公理，挑战被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社会良知；故意祭奠犯下累累罪恶的战争罪犯；甚至还有一种声音，欲恢复和使用二战时曾经使用的日本“皇军”的军队编制、军衔制和“皇军”用语，想把“皇军文化”军队化。军国主义分子如此露骨地逆历史而动，意欲何为？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制造理论根据，和营造必要的国内外社会环境。其实，日本的军国主义一直就没有被消灭，只是慑于当时国际和国内的气候，没有公开地表现罢了。现在安倍上台了，美国为了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他们的要求也松了，甚至还需要日本“帮忙”，于是，他们认为表现的机会到了。因此，他们公开喊出“复兴日本”的口号，这个“复兴”就是要回到日本军国主义最活跃的时期。实乃“亡我之心不死”。

二战已经结束了70年，70年来研究那场战争的起因、双方较量及那场战争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危害的文章非常之多，即使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如何猖狂的文章也为数不少，但论析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何未被消灭而长期存在的文章，相对来说稍显少了点，就是在已见诸报刊的文章中，分析的侧重点也竟限于一二。为了剖析日本军国主义战后长期存在的原因，笔者从其症结入手，阐述一些自己的观点，希望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能有所裨益。

一、天皇制的遗留是其存在的主要原因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等。宪法还规定，“天皇决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吏之俸给，并任免文武官吏”。这就是说，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内阁的首脑——国务总理大臣由天皇任命，内阁的组成及施政都须以天皇的敕令为准，内阁的职责只能是“辅弼天皇”[1]。事实上，天皇不仅仅掌控内阁，也控制着议会和军队。近代的日本，也有自己的三权分立，只不过这三权是内阁、议会和军部的各自掌权，它们只对天皇负责。由此看出，近代天皇制下的天皇不是现代新宪法中规定的那样，只具有“象征性”，而是握有统治国家、统帅军队、人事任免、公布法律，等等，一切权力的“实权派”人物。握有这种权力的天皇，实际上同封建时代的独裁君主没有两样，仅仅是换了一种称呼而已。

在这样的宪法规定之下，只能教化出“虔诚”的尊君公民。在日本的国民看来，天皇就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神裔，是武士道的主心骨，是现代日本国家神道教的中心。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天皇是日本人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2](P25)。所以，即便是近乎疯狂的军国主义者，也对天皇惟命是从。例如，在天皇寿辰时，军国主义者的头目带领官兵朝着天皇所在的方向行集体礼；在部队遭受攻击时，他们与官兵一起诵读 “军人敕谕”中天皇颁赐的“谕旨”。这样做，一是体现军国主义者对天皇的无限尊崇和拥戴，另一是教化他们的部下要“认真谨慎地完成天皇的旨意”，“为天皇而献身”！[2](P28)

拥有绝对权威的天皇，主宰着日本的一切，不许任何臣民违抗其旨意，只能遵照旨意办事，用旨意规范行动。若对旨意有看法，就是对天皇的不满，就是对天皇的不尊不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忠臣良民”。如果有人指责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就被看作是攻击天皇，这样的人只能“杀无赦”。所以，天皇制下的日本统治机构，实际上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独裁统治体制，军部法西斯组织是他的重要帮手，是在“辅佐”他行使对军队的统帅权。军国主义是天皇笼罩下的御用工具。

尽管天皇拥有绝对的权力，宪法也规定了国家“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但天皇还是存有疑心，担心有人不听他这个“神裔”的话，甚或威胁到自己的“江山社稷”，于是，他对内阁 “频频更换”。资料显示，在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期间，日本内阁就换了12届，使内阁处于不断的“动荡”状态，无法形成稳定的团体，便于他对内阁的控制[3](P176)。而对于军队的掌控，他又有什么高招呢？一是天皇继续使用管理内阁的办法——人事调整，来管理军方人士。不能让他们在部队中有形成小团体，出现“小山头”的机会。对不听话的或执行力不强的人，他坚决撤换；二是在每次大的军事行动后，天皇都要求指挥官回国向他当面汇报行动情况，并有选择地适时给予奖赏。这一招是天皇使用的惯常之招，不但可以掌握战场动向和官兵的尊君态度，也体现出他这个天皇的爱兵之情。据冈村宁次自述(曾任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是日本法西斯首要战犯之一)，1932年6月，他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在上海战役(我们叫“淞沪抗战”)结束后，回国向天皇报告战役情况；1933年春，他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大使馆武官，参与了对中国热河的军事行动并代表关东军同国民党政府签订所谓《塘沽协定》，之后于3月28日回国向天皇“报喜”；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前期日军的进攻，取得了一些“胜利”，1940年3月，冈村宁次再一次晋见天皇，这一次天皇为“表彰”他的战争 “功绩”，“御赐”带有皇室纹章的银质大花瓶一个，现金300元；皇后赐给银环一只，现金700元；皇太后“赐宴”后，赠给银质烟盒一只，现金300元[4]。天皇采用这种笼络人心的办法，不过是在强化自己的权力，来体现自己的权力中心和统治中心。由此看出天皇的独裁特性：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切为我去杀拼。正如日本军国主义代表人物、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受审中所言：“由我下令犯下的一切罪行都经过了裕仁的御批。”[3](P178)换句话说，没有天皇的“御批”，谁敢造次？

综上所述，天皇制的确立为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制度基础；而军国主义的形成，为天皇制巩固和强化提供了保证。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相辅相成，天皇制是导致一切战争的主要原因。为此，被称为“最勇敢的日本人”的当代著名史学家井上清一针见血地指出：“天皇是大日本帝国的唯一最高的统治者，尤其他是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唯一最高的绝对统帅；……他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开始，到1945年9月2日签署对盟国正式投降的文件为止，推动和指导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惨杀了数千万亚洲人。他是‘战争罪犯’，是‘法西斯分子’是杀害五千万亚洲人的罪魁祸首。”[5]此言甚是。

二、早期的侵略基因是其存在的历史原因

日本作为一个封建军事色彩十分浓厚的岛国，自古就具有侵略性。拿近代来说，16世纪末，丰臣秀吉就提出过征讨朝鲜、进占中国、东南亚、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1592年日本出兵朝鲜，先后攻占汉城和平壤。危急之下，朝鲜求救于明朝。在明军和朝鲜军的联合抗衡下，日军进攻受挫，且屡遭重创。丰臣秀吉眼看取胜无望，只好接受明朝的谈判条件，侵朝行动暂时停止。1596年不甘死心的丰臣秀吉再次出兵侵朝，日军先盘踞釜山，再进逼汉城。明朝援军直取日军，日军进攻计划被迫受阻，陷入进退维谷状态，只能在海岸各城堡死守。1598年8月，梦想占领朝鲜的丰臣秀吉因病死亡，“梦想”只能半途而废，侵朝日军逐渐撤军，战争也随之结束。这就是说，远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就有了侵略中国的野心，并拿朝鲜先动了手脚，只是由于力所不及，才相安了一个时期。

丰臣死后，其侵略野心被后来的统治者及好战分子不断鼓吹宣扬，使日本在后来的300多年间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直至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这也就是好战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表现出一点文明的意识，还要用战争，给人类造成人为的灾难。他们力倡什么“海防论”、“开国论”、“海外雄飞论”、“攘夷论”等等，都是为侵略扩张找借口，这只能让人们看到一个不安分的侵略者的真实面目。

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潘莱将军，率军舰4艘驶入贺浦湾叩关。美国海军的到来，使日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文明，打开了自己封闭的眼界，日本皇室与大臣便由此觉悟，由此变法图强[6]，也促成了日本1868年 “明治维新”改革运动的开展。明治维新之后，借着国力的提升，不安分的日本军国主义又开始了“丰臣秀吉之梦”：先是1874年进犯中国台湾，迈出了侵略扩张的第一步；接下来于1894年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通过这场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不但拿到了银子，割据了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还实现了他们征服朝鲜的梦想，并第一次修正了他们的国防线；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中国，在总共33000人的联军中，日本兵就有22000人，占据整个联军的三分之二[7](P74)。同为黄种人，又是中国的近邻，且曾经长达几个世纪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日本政府不但不念旧情，不感恩中国，而且如此卖力地当起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它到底心怀什么鬼胎？简言之，它就是想早点把中国控制在自己手中，实现丰臣秀吉的梦想。这场战争后，日本不但分的了3479万余两白银(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共有9.8亿两白银的赔款)[7](P80)，而且对京津一带也可以“指手画脚”；1905年，在中国的东北，日本军队与俄国开战，并打败了俄国，夺走了沙俄曾经“租借”我国旅顺口、大连及其附近的领土和领海的权力，掠夺了长春至旅顺间铁路线(含支线)等方面的一切权利；1910年又吞并了朝鲜；1914年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内外交困的日本，乘机扩张在中国的权益，攫得中国胶州半岛及德国在太平洋上霸占的一些岛屿，占据济南车站，强夺了胶济铁路，占领青岛；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战争使日本一跃而为世界强国。

进入现代以来，日本军队1927-1928年三次出兵山东；1931年其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炮制了伪“满洲国”，阴谋策动“华北自治”，开始了日本明目张胆的侵华罪行；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的罪行从华北向全国蔓延，意欲占领整个中国的图谋展开具体实施；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轴心国与同盟国的较量，直接对抗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企图实现其对世界的控制。

上述一系列的战争事件说明，日本好战成性，侵略的基因已经渗透到军国主义的骨髓之中。侵略不但一步步地实现着他们的梦想，也使日本在一场场的侵略战中由贫穷走向了富有。尝到了战争甜头的军国主义，把发动战争作为了一种嗜好，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兴兵动武。保持国家的战争状态是日本军国主义追求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可以这样说，日本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场场的战争史。战争，让军国主义分子越来越猖狂。大家对日本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不会陌生吧，该奏折提到“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军国主义用“征服中国”作为“征服世界”的一个跳板，胃口何其巨大，猖狂何其恶劣，只可惜其贪婪之心仅是黄粱一梦。但这个奏折还是再次说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性和疯狂性，这就注定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军国主义。

被军国主义洗过脑的日本军人，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和判断，当失败的丧钟为军国主义敲响时，他们依然执迷不悟。1945年8月14日，日本少壮军人还发动过一次未成功的军事政变，企图阻挠投降，他们不能接受在一夜之间，经营了几十年来的利益统统被剥夺了[8]。早在1945年1-6月，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了自己的苟延残喘，仍叫嚣“不惜一亿玉碎进行本土决战”。1945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了1119亿日元的预算，其中临时军费850亿日元。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成立“国民义勇队”。4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全国颁发了《国民抗战手册》。6月8日，在召开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新的《战争指导大纲》，要求日本除了继续大规模生产各种武器外，还将动员17岁至45岁的“国民义勇军”高达数千万人，以此来向世界人民决斗，挽回自己的败势。会上，还有这样的对话，不妨让我们看看军国主义分子的嘴脸。铃木首相问：“国民中究竟有多少人主张‘本土决战’呢?”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答道：“军队是帝国的支柱和灵魂。难道用得着一个一个征求老百姓对国家大事的看法么?”陆军总长梅津美治郎随口附和：“关于这一点，陆军内部倒是始终达成共识，则国家的命运主要应当由军队决定。” 因为有这样的战争分子存在，就迫使美国、苏联与其他盟国不得不采取严厉举措，来迅速制服这些个战争疯子了[9]。

此计划因天皇的投降决定，而未能实施，但通过计划的内容和阿南等人的言语，就看出军国主义分子的穷兵黩武。这些人狂妄、贪婪、自大，不可一世，他们若在战场上胜利了，还想更大的胜利，继续发动战争；他们若在战场上失败了，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寻找机会再报失利之仇。他们就是和平的恶魔，战争的宠儿，只要他们存在，和平就要打折，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战争！

从上述的回顾中发现，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全部都是侵略战争。在这些侵略战争中，军国主义分子奉行的其实是武士道精神，表现的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成为了世界和平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也就是说，军国主义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不安稳的心态在日本的早期社会就扎下了根，只不过当时的“侵略条件”不成熟，暂时搁浅了。随着日本的发展，也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壮大，从前的梦又重新做了起来。日本军国主义从侵略到侵略，从扩张到扩张，从战争到战争，狰狞面目毫无遮掩地表现在了世人面前。

三、扭曲的教育体制是其存在的基础因素

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明确要求学生必须对天皇效忠，以“忠君爱国”为国民教育之最高宗旨。在这种“忠君爱国”的愚民教育之下，日本民众从小就处于军国主义的熏陶之中。

从20世纪20年代起，独裁之下的日本，其权力被政府和军部所掌控，独裁者为了加强侵略的需要，确立了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学校成了“国民训练的场所”，“皇国之道”的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被纳入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系之中。社会上，向普通民众灌输“天皇至上”的思想，教化民众做天皇治理下的“忠臣良民”；学校里，让尚未懂事的孩子效忠天皇，为天皇而学习、为天皇而存在、一切为了天皇的信条，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扎下天皇是神的种子。通过这些教育，政府和军部想告诉民众和孩子们，尽管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但只有我大日本帝国才拥戴万世一系的天皇，皇室与国民成为一体，要为帝国效力。

1937年抗战爆发后，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方针成为了日本教育的主要形式。从国民学校教育到高等学校教育，或者是社会教育，皆要基于 “皇国之道”，贯彻“国体之本义”，培养“修炼皇国之道，磨炼国家有为的人物”，“教授国家需要的学术理论”。要求受教育者“体会大东亚建设的道义性使命”，成为“大东亚建设之经纶的人才”[10](P93)。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越来越被动，为控制战争的局面，防止出现捉襟见肘的状况，军国主义者完全让教育为侵略战争服务。1938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强迫学生服兵役。1940年，文部省颁布了《大学教授之责务》，强调“大学教授应该依据国体之本义，贯彻教学一体之精神，熏化启导学生，培养指导性人才。”要求高等教育为战场输送人才。受法西斯主义控制的日本教育完全转向了军国主义[10](P93—94)。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战场急需战斗人员，为了弥补兵员的不足，日本政府就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工业生产，减少文化课，增加军事训练课。到了1945年5月，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兵员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日本《战时教育令》明确要求，除国民学校初等科外．其他学校一律停止授课，学生们或到工厂劳动．或应征入伍，要直接为战争服务。据当时文部省统计，从小学到大学被动员去“勤劳奉仕”的学生总数达2888576人。从此后日本学校教育处于彻底崩溃境地[11]。

这种扭曲的教育体制，曾驱使日本民众狂热地盲从和协助政府进行侵略战争。建国后，教育体制虽然有所改变，但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在教科书中只字不提，即使对于世人皆知的其在二战结束的“无条件投降”也用“终战”来告知其国民，这样的教育能带来怎样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以1890年的《教育敕语》为标志。《教育敕语》又被军国主义者称为“不磨的大典”，把天皇规定为最完美的道德化身，直接与《明治宪法》中“天皇为最高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相呼应。把“扶翼皇运之无穷，继承皇祖之遗训”，培养“臣民”对天皇的忠诚，规定为教育的内容，《教育敕语》确立了封建军国主义思想对教育的全面统治[12](P433—434)。

日本为什么要确立军国主义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前面已经介绍过，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军事法西斯国家，权力被天皇及天皇领导下的军部所掌控，为了实现其“征服世界”的远大目标，就必须有意识地用军国主义思想培养新人，将来这些新人义无反顾地去征战沙场，完成他们前辈军国主义分子没有完成的任务。这种教育体制很阴险、很毒辣，它是以危害世界和平和牺牲日本国民的生命为代价，不但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繁荣和发展，还会直接葬送日本的国家利益和百姓的幸福生活。这种教育就是一种畸形的教育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

军国主义教育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的后果。它纂改历史，歪曲真理，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窒息了科学精神。把一个曾经文明的国家，蜕变为世界的强盗。整个教育被绑在了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一代代无辜的国民被熏染为愚昧盲从的战争工具。1945年8月，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悲剧惨不忍睹，有些人不去反思悲剧的原因，而是依然处在被愚化的状态中，抱着“天皇是神”、“神州不灭”的信念，唱着“皇军”的军歌，为天皇去送死。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12](P435)

四、美国的故意纵容是其存在的重要原因

《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为什么日本在无条件投降后军国主义还长期存在着呢？除了上述原因外，美国人的故意纵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日本投降后，日本人把“保留天皇”作为无条件中的条件。天皇存废问题，当时是日本国民考虑的主要问题，很多赞成民主的人，都认为天皇必须打倒。可当时的统治集团，为天皇免于追究战争责任而四下活动，但追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决定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对天皇的处置，要看美国的脸色。当时的盟军统帅是麦克阿瑟，他认为，如果天皇作为战犯受审，日本就会分崩离析，这样对美国管理日本是不利的。他想利用天皇对日本人的神秘影响，实现他改造日本的宏大蓝图，因为保全天皇，是对日本进行随心所欲地统治的最方便、最有效、最简捷的方法[13](P78)。况且，在麦克阿瑟看来，天皇听话、管用，他只要控制好天皇，就能坐稳统治的位子。于是，麦克阿瑟电告华盛顿：“如果天皇受审，美国的占领计划就要作大幅度修改，这无疑会在日本人民中引起骚乱，废黜了他，日本国定将四分五裂。……他们会把废黜天皇看作是盟国对日本历史的背叛……最终导致山区和边远地区的游击战，……也许奉行共产主义路线的某种严密组织就会从散沙般的群众中出现。”电报震动了美国当局，使美国立即打消了审判裕仁的想法[13](P79)。

于是，日本天皇一面诚惶诚恐地向联合国、中国等送出投降书，接受战败的结果；一面他向国内臣民公布《停战诏书》，又不承认战败的现实。“投降”与“停战”，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把“投降”叫做“停战”，这是天皇的绝招，再把“停战”改为“终战”不是顺理成章了吗？(这就是现在的日本政府死不承认投降的缘由)当着麦克阿瑟的面，天皇小心谨慎，百依百顺，背地里却要他的臣民“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卧薪尝胆，“为万世开太平”。很明显，他在向日本军国主义者招手示意，要他们“克体朕意”，“克服千辛万苦”，“遗国家以永远之基础”[14]。

另一层原因是二战结束时，美苏之间因为利益的瓜分矛盾日益突出。美国凭借自己的势力，当时单独占领了日本。为了把日本当做东方的反共基地，美国对日本就采取了包庇和纵容的态度。比如：横须贺的军港并不尽毁；神户基地完好无恙；神户一个制钢厂……并未列入拆迁赔偿之列；日本的警察是世界有名的，原封未动。庞大的渔船队，驰骋海上；还有几百万退伍军人在乡间者明的暗的组织，一旦有事，都是武力[15]。这无疑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看到了重振的希望。

早在二战结束前，高瞻远瞩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直言，必须把琉球从日本割离出来，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拥有对外侵略的跳板。而非常遗憾的是罗斯福的继任者们违背了他的意志，不但没有让琉球回归正常，反而是在美国的怂恿下，又让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慢慢地在日本开始抬头并迅速发展起来。

老陈说的小黄就是我的房东，房东没告诉我老陈当过侦察兵。老陈说的这事，房东曾告诉过我。房东对老陈意见很大，说他多管闲事。房东说整栋楼的人都很烦老陈，不懂京剧，却装懂。自己听也就罢了，把个破录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吵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房东还提醒我，要我提防着点老陈。我觉得没必要，我倒腾古董，也就是在古玩市场捡个漏或为朋友修补一下有问题的瓷器什么的。我从事的是合法生意，不怕老陈举报我。老陈走后，我口干舌燥，和老陈说话太费劲，感觉嗓子都冒烟了。

美国为什么要答应日本的条件把天皇制保留了下来？就是为了美国在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但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亚洲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的利益，让人不能不鄙视它。日本满足了美国的需要，也赢得了自己的需要，使日本在战败后得以维护其“国体”，免予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作为一名战争的主要战犯，他所策划和指导了无数次的侵略战争，理应站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可是，他游离于法庭之外，这不能不让人愤慨。这对战后要清算日本罪状，彻底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起了极为不利的作用。作为一场重要的反法西斯战争，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法西斯政权，彻底清算法西斯行为，彻底铲除法西斯的社会、经济及思想基础[16]。然而，这些个“彻底”对日本网开了一面，不能不给美国“记上一功”。

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军国主义的存在，源于日本的天皇制，只要天皇制存在一天，日本的军国主义便不可能被消灭。纵然日本失败了，日本人百分之百还是会崇敬天皇，丝毫不会对天皇有“埋怨情绪”。二战结束之时，美国记者鲍威尔就曾说过：“中古式的天皇制存在一天，太平洋就永无和平的希望，因为反动分子，处在这制度之下，可以重整旗鼓，干那25年前他们所干的勾当。”当时任中国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也说过：“中国永远相信，保留着天皇及天皇制度的日本，必危害中国的和平与安全。”今天的钓鱼岛事件的发生和安保法的通过，印证了他们两位早前的预言[17]。

美国的自私自利，纵容和包庇日本军国主义的存在，得以让日本军国主义“偷着乐”，这样做从眼前看会给美国带来点“蝇头小利”，但从长远来讲，必将养虎为患，这一点以后会让美国明白。正确的做法是，美国走出“自我”的小圈子，放眼国际的大圈子，按照国际法则和国际惯例办事，坚持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就会遏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存在，就会消灭日本的天皇制度。使日本的民主得到真正发展，军国主义就不会有滋生的土壤。如此，定会赢得全球爱好和平人民的拥护。梅汝璈，这位曾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在1963年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外来的灾难。”这话让美国政府听听很有必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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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仰渊.日本投降后为何仍保留天皇制[J].民国春秋,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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