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

《顾维钧回忆录》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叙述生动，为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珍贵史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组织翻译出版《顾维钧回忆录》，不仅着眼于学术，亦有对海外华侨、对台湾统战的考虑，在此过程中隐然可见大陆与台湾之相互竞胜，颇为耐人寻味。

一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卓著的职业外交家，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历任外交要职，在夹缝中运用其才智折冲樽俎，周旋于列强之间。一九五六年顾氏在台湾驻美大使任内退休，此后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 “总统府资政 ”，一九六七年退休后定居美国。顾氏一九六○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开始其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终告完成，最终整理成英文稿达一万一千余页。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由顾氏正式捐赠哥大。顾氏与国民党政府渊源颇深，联系紧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要求哥大将回忆录原稿复制一套赠予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大陆学界则因与海外学界长期隔膜，对此回忆录虽有所闻，却直至一九八○年仍不曾得见。

一九八○年五月二日，中国驻联合国总部司长陈鲁直致信原外交部人员张之毅（此时已借调至近代史所），着重提及：“顾维钧的女儿日前找我谈，她父亲口述的一套回忆录，以缩微胶片形式存在哥大，原稿有一万多页，未经校核，但其中有不少可供参考的资料，大多是他本人亲身参与的第一手资料。她去年退休后，拟把书通读一遍，然后将重要的史料钩辑出来，准备出书。但读了一些之后，发觉这是远非她一人能够完成的任务。她的近代史知识也不足以担此任务。顾维钧本人尚健在，但已九十三岁。自己自然做不了，连指点她女儿来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想到国内的研究机构，如果近代史研究所有兴趣，她当然极愿合作。台湾方面因顾未肯将回忆录送台对他不满，大概也不会很好利用他提供的资料。”

张之毅很快将此信息转告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丁名楠，丁向主持近代史所工作的刘大年汇报此事。刘大年对此极为重视。于五月二十二日向中国社科院提出报告，申请外汇以向哥伦比亚大学购买回忆录缩微胶片。报告中特别强调：“顾本人和顾菊珍都极愿大陆机构同他们合作，以完成该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顾维钧不愿将回忆录送给台湾，因而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极端不满 ……鉴于顾维钧年事已高，而台湾又积极争取该稿，此事似宜迅速办理。”

因顾氏回忆录本为与哥大合作之产物，且哥大为此投入达二十五万美元之巨，回忆录原件自应捐予哥大。顾氏同时将复制件赠台湾近史所，则陈鲁直信中所言 “台湾方面因顾未肯将回忆录送台对他不满 ”显然并不确切。但这一信息因契合大陆方面之期待，无疑受到相当重视，在近代史所的报告中予以特别强调，并添加了带有推测性的 “鉴于顾维钧年事已高，而台湾又积极争取该稿 ”一语，以突显出购买回忆录胶卷的价值与紧迫性。

陈鲁直于五月三十一日致函张之毅予以纠正：“关于台湾同这个回忆录的关系，前函说法可能引起误会。顾本人不想把原稿交台湾当局，但台湾的有关机构曾向哥大买了缩微胶片。不过，至今无人把它出版。顾菊珍主要想我们帮她整理。”

六月十四日陈鲁直复致函张之毅，进一步解释曰：“台湾方面弄去的复制本，据顾（按：指顾菊珍）说是她的后母送去的。但至今无人准备整理出版。”

七月二十五日陈鲁直致函王咏、张之毅，指出 “台湾出版过一本《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系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院和昆士学院国际公法与远东政治教授董霖整理的。董曾任国民党 ‘立委 ，当过大使、顾问等职，他的这本书只摘译了回忆录中的有关部分，篇幅不大，正文不过八十页，但称曾经顾本人审阅认可。书中的图片等资料也是顾提供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维钧之女顾菊珍之所以寻求与大陆方面合作翻译出版此回忆录，亦有一定的背景。顾菊珍生于一九一七年，抗日战争期间在英国伦敦大学攻物理，学成后回国在贵州工作。抗战胜利后赴美，在联合国工作三十年，曾任联合国非殖民化事务部非洲司司长。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一九七二、一九七四、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曾四次回国。她“在联合国协助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回国后对她礼遇较高，外交部副部长曾会见、宴请过 ”（近代史所：《顾菊珍简况》）。显而易见，她同中国大陆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但对于顾维钧曾将回忆录复制件赠台北近史所之事，顾菊珍为避免大陆方面猜疑而可能有所隐讳，因而不免含糊其辞。实际上，早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日台湾《中央日报》即报道顾维钧将回忆录复制一份赠台湾的消息，大陆方面已有所关注。是年六月顾菊珍回国时，上海统战部陪同人员张世凤曾向她问及此事，“顾说是哥伦比亚大学送给台湾的 ”（《孙思源致秦佐贤》，一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从陈鲁直以上几函不难看出，台湾方面与顾氏回忆录的关系为其关注的重心所在。起初他对之所知有限，甚至不无想当然的意味;随后多方了解渐知详情。实际上，顾菊珍、陈鲁直多少有些过虑了。在刘大年等人看来：顾维钧毕竟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紧密，其将回忆录复制本赠台北近史所亦在情理之中;更为关键者在于，台湾虽然已先获得回忆录复制本，却未能整理出版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大陆方面若能翻译出版，则不仅能在学术层面胜过台湾一筹，在政治层面亦可得统战之功。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还是相当谨慎的。在决定与顾菊珍商谈翻译出版回忆录之前，不仅派人向外交部、上海统战部了解顾菊珍、钱家其的情况，并且整理出一份材料，包括顾维钧简历、口述回忆录概况、顾与孙中山的交往、顾对几个军阀的看法、顾与国民党的关系等内容。材料以较多篇幅论述顾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深。如谓顾维钧 “虽当上了国民党的官，但对国民党始终看不起，在巴黎很少接触国民党驻法的负责人 ”。

顾菊珍与其夫钱家其应近代史所之邀，一九八○年十月十日赴北京磋商回忆录出版事宜。顾、钱亦颇为谨慎，提出顾维钧的回忆录“作为历史资料，可以供内部参考，有些内容不宜于在国内公开出版 ”;顾菊珍甚至 “觉得在接触中有个别人对她父亲的回忆录估计过高，希望过大，她怕持这种想法的同志失望 ”，“从专家的角度看，（顾维钧）可以说是个外交方面的专家，蒋介石也正是用他这一点。他的回忆录，恐怕也只是从外交的角度提供了一点历史资料，不要寄予过高的希望 ”。顾菊珍还表示，回忆录 “没有必要全部出版。是否出选本，是内部出，还是公开出，一切由国内决定 ”。接待者在简报中强调：“顾、钱热爱祖国，通情达理，对顾维钧及其回忆录的评价也较恰当，没有提出任何使我们感到为难的问题。”（《接待顾菊珍、钱家其情况简报》，一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双方正式开始合作后，近代史所亦充分展示出其对顾维钧的体谅和尊敬。回忆录的翻译工作全部由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承担。全部译者署名。同时遵照顾维钧本人意见，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这一学术机构名义，以避免统战色彩过于鲜明（《关于出版〈顾维钧回忆录〉几个问题的会商纪要》，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王玉璞未刊稿：《〈顾维钧回忆录〉出版始末》）。这种体谅和尊敬无疑奠定了双方合作的基础。

二

一九八三年五月，《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同年九月六日，顾菊珍、钱家其至天津，参加《顾维钧回忆录》编译委员会座谈会。顾菊珍在会上 “深情地谈到，她父亲的回忆录只有在国内才能够翻译出版，别处做不到 ”。她对陪同人员说：“国内出了我父亲的回忆录，估计可能有人在背后要搞点什么事情，因为在纽约的台湾方面的人还不少。我已经同我母亲谈过，如果有人问起回忆录的事，你就说都是顾菊珍办的，因为她在联合国工作，同国内的人熟悉，又回去过几次，是她同国内联系的。”顾、钱还表示：“回忆录做了缩微胶卷，谁都可以翻译，大陆出版了，台湾不高兴也没有办法，他们如果不服气也可以出嘛！”钱家其还将大陆与台湾加以对比。他于一九八二年应邀到台湾出席过一次学术讨论会，“感到台湾当局的控制是很严的 ”。钱说：“我在台北接触了不少老朋友、老同学，大都是面无笑容，欲言又止。对比之下，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特别是这次回来一看比一九八0年有更大的进步，朋友之间随意交谈，自由讲话，人人面有笑容，无所顾虑，我们都过得很开心。”（近代史研究所：《接待顾菊珍、钱家其简报七》，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整理）这些话诚然不无客套之嫌，但回忆录得以高质量地翻译出版，顾、钱显然颇感满意。

顾菊珍预计台湾方面对《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出版会有所反应。果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对此回忆录早有关注的台湾《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在香港见到中华书局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卷后，在《传记文学》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发表《关于顾维钧先生和他的回忆录》，对中译本提出质疑：“本社出版董霖博士《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时，编者曾阅少川先生原稿之全部目录，但与中共译本比对，不仅文字不同，且有改易标题者。因此，编者认为中共对此书可能有错译（译者英文程度问题）、误译（译者民国史基础问题）、漏译以及故意漏译（译者政治偏见问题）……

“编者认为中共说少川先生 ‘欣然同意 可能系说谎，因为根据公开发售的照相微卷翻译，人人可译，根本不必 ‘欣然同意 。如果果真得到少川先生与哥伦比亚大学同意，相信中共的 ‘近代史研究所，也会如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样，可以获得一套原稿的影印副本，中共大可以大大方方地据以翻译，不必将照相微卷一页一页地放大来翻译 ……”

刘绍唐在文中提到，他于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致函顾维钧：“近在香港有一意外而兴奋的收获，即购得大陆出版之吾公回忆录第一分册（一九八三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译者序言中有云：吾公对此事 ‘欣然同意 ，未悉经过情形如何？本社对此书动念甚早，曾计划分批自中央研究院影印觅人翻译，但为院方以与哥大合约关系被拒……”

二月二十四日，刘氏收到顾菊珍的英文复函：

“……家父自完成其作为哥伦比亚大学 ‘口述历史计划 一部分之回忆录后，即一直希望能将其著作译成中文，盖其回忆录大部分对于所有中国人具有历史意义。若干年前，当渠将其文件送交哥伦比亚大学保存时，曾附以短简，说明其回忆录何以用英文撰写，并言倘若其长篇回忆录日后能译成中文，俾后代中国人得以阅读他的时代之中国外交史，渠将极为铭感。

“台端在大函中曾询及家父在第一卷中，曾谓 ‘欣然同意 北京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此项翻译工作，系何所指？我深信，那便是家父前附短简之含意。该短简在第一卷中亦以 ‘附言 印出。那可了解为他的欣喜与同意的表示。

“家父回忆录长达一万一千页，全部加以翻译，允为一项艰巨工作，纵有相当多之翻译及编辑人员，亦需数年之久。凡足以改善中文译文正确性之任何努力，自极欢迎。闻悉《传记文学》有意作此种贡献，本人殊觉愉快。”

刘绍唐将此往复函件均照录于文中，得出结论曰：“中共此次翻译，显然并未专诚征求少川先生同意，所谓 ‘欣然同意 ，只是想当然耳。如前所述，中共翻译此书既系根据照相微卷译出，不仅不得少川先生的正式同意，亦未征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正式同意，我们深信如果有任何一方授权同意，中共必会在书前刊出，大为炫耀一番。”刘氏还曾与台北 “中研院 ”联系：“希望能允许本社将中共译本与该院所藏原稿影本逐一比对，检查译本中有无错译、误译及漏译之处，然后再考虑作选择性的转载。据告因为合约关系，需向哥伦比亚大学请示，结果哥大对中共译本公开贩卖不敢管也管不了，装聋作哑，而对本社请求作部分转载，认为事态严重，必须开会研究版权问题。”虽然字里行间透着酸溜溜的意味，但在文末刘氏仍然表示：“我们还是乐见中共译本的出现，并希望其能在短期内将丛稿陆续译出出版。”

看到刘绍唐此文后，顾菊珍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即将之复印寄王玉璞，并在信函中表示，刘绍唐之文是 “吹毛求疵 ”，文中对她的信 “翻得不太准确，也有误会，但不愿去打笔墨官司 ”。

刘绍唐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一九八一年夏近代史所委托外交部条法司法律顾问贺其治在纽约拜访顾维钧，顾对国内翻译出版他的全部回忆录一再表示欣慰。一九八二年初，顾菊珍在纽约宴请贺其治、陈鲁直，代表其父提出三点建议：一、回忆录的版权属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国内有关部门就出版回忆录问题通知哥大。二、希望由学术机关如近代史所编译，最好不用政协的名义。三、回忆录中一九四七年以后的部分有些话今天不宜在国内出版，应做删节。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刘大年邀贺其治商谈，决定请有关单位负责人再商定意见。七月七日，外交部贺其治、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袁东衣、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侃、近代史所副所长郭冲、近代史所科研处长王玉璞会商，决定：由近代史研究所致函哥伦比亚大学，通知他们我们计划翻译、出版顾维钧回忆录。但“这只是礼节性的表示。因为我国没有参加世界版权公约，不受约束，故无须征求其同意与否 ”（《关于出版〈顾维钧回忆录〉几个问题的会商纪要》，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事实上，近代史所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九日即以所长刘大年名义致函哥大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将翻译、出版顾维钧先生的回忆录，以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参考。专此奉达，并致敬意。”而哥大发起 “中国口述历史 ”研究的韦慕庭则评论曰：“社会科学院方面取得顾氏和家人同意，大概不成问题，但哥大方面据他所知，曾接到中国大陆方面的信函要求翻译，哥大方面并未置可否。”（《顾菊珍致王雅文》，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

刘绍唐对哥大把持回忆录的版权耿耿于怀，对大陆方面翻译出版回忆录既羡且嫉，其推断不免诛心之论。而在翻译主持者袁东衣看来，刘绍唐 “是极端反动的文人，是台湾半官方人物 ”。但正因有台湾方面的虎视眈眈，袁东衣认为 “更有必要快出书、早出书 ”;并“再一次加强大家严肃对待这项翻译工作 ”，“本人工作重点也几乎完全集中于此，并带动这一集体力量不能发生一点甚至微小的错误 ”（《袁东衣致王玉璞函》，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传记文学》一九八四年第五卷开始选刊《顾维钧回忆录》，并加编者按，讥讽 “中共近代史研究所 ”翻译回忆录为 “隔靴搔痒 ”，强调 “现仅有第一分册，能否译完尚不可知 ”。袁东衣将之与大陆译本对照，“初无文字更改之处，仅标点符号以及人名我们有两处是音译，时间日期有两处稍有出入。我们按原稿翻译，大概该杂志经过深入查证，做了更改。我们仔细查对，认为该杂志编者还是正确的。至于标点符号有几处改过，此系我们手民之误。大体看来，该杂志是比较认真的 ”（《袁东衣致王玉璞函》，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

不过，对于《传记文学》变简体为繁体地转载大陆翻译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还是引起了大陆方面的反应。袁东衣在信中批驳《传记文学》此举为 “剽窃 ”，是台湾同大陆 “有意做政治斗争 ”。据他所言，中华书局筹划出版《顾维钧回忆录》海外版，即为对台湾方面的反制措施，“这部政治性的《顾维钧回忆录》已进入同台湾政治较量了 ”。他对翻译同仁强调曰：“因此我们要站稳立场，积极依据版权所有者顾菊珍多次提出编译本书的意见，以及近代史所、中华书局指给的原则，继续小心谨慎做出努力。”（《袁东衣致苏伟光》，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刘大年则指出：“对顾维钧回忆从正面写一点介绍，把出版这部书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回避一些问题，也不必去驳。介绍内容，指出台港某些东西来自这本回忆录。”（《大年关于介绍回忆录的谈话》）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天津日报》发表辛克《〈顾维钧回忆录〉翻译经过》，即为遵照刘大年所言而做出的谨慎回应。

海峡两岸在《顾维钧回忆录》翻译出版过程中的争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八十年代大陆与台湾的微妙而敏感的关系。政治与学术之间总有难以完全分解的纠结。政治之于学术发展倒也并非必然扮演负面角色。翻译出版《顾维钧回忆录》即主要着眼于统战这一政治考虑，台湾方面的猜疑和批评亦未尝没有政治因素存在;大陆的翻译工作后来更因之而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斗争色彩，只是以学术交锋的形式予以体现，对回忆录得以如期高质地翻译出版发挥了不可轻忽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