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　杨德山

摘 要：从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开始，到1905年10月《直隶教育杂志》相继刊出严复《政治讲义》一文，这期间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萌芽期。这一时期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国家”、“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二是以“研究方法”、“译著讲义”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推介；三是以“学科体系”、“学科派别”为内容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但实际上这三个方面并非前后相继、界限明确，而是混合出现、齐头并进。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的宣传、运用及回应，体现了晚清学人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构建的“自我意识”，这为之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晚清；政治学；学科史；近代史

作者简介：王 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杨德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严格地说，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属于“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范畴，梁启超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可以看作是较早梳理晚清学术发展脉络的先驱之作。在此之后国内学者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二，以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三，以西学东渐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四，以政治学发展历程、政治学学科体系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第五，以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政治思想为主题的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虽然这五个方面角度各异、各有侧重，但它们的研究边界并不清晰，是重叠交错的关系。

从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译著开始，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政治学开始进入晚清学人的视线，{1}至1905年10月《直隶教育杂志》登载严复的《政治讲义》，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逐渐从破碎、零散走向了完整、系统，从简单的外来译著传播摄取转变为复杂的学科构建“自我意识”{2}。1899年4月至1905年10月间，《清议报》、《选报》、《译书汇编》、《政法学报》、《政艺通报》、《新民丛报》、《新世界学报》、《翻译世界》、《游学译编》、《广益丛报》、《国粹学报》等报刊登载了大量西方政治学的译著和国人的相关论著，这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晚清学人逐步把西方政治学的体系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融合，并结合自身的政治主张加以重构组合，从而呈现出一个政治宣传目的十分明显、学科架构相对清晰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笔者试图以这一时期刊载、翻译、撰写的政治学相关著作、教材、文献等为基础，构建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般脉络。

如果以时间为标尺去勾画这一时期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政治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国家”、“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第二，以“研究方法”、“译著讲义”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推介；第三，以“学科体系”、“学科派别”为内容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在此基础之上，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进行的宣传、运用及回应，体现了晚清学人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自我意识”。接下来，笔者将以时间为序，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构建起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

1899年9月15日，《清议报》第27期在“各埠近事”一栏中刊载了题为《记政治学会开会事》的新闻，文中提到“皇上万寿节之明日，梁卓如君，与其同志开政治学会演说，假座于横滨大同学校。盖梁君之意，以中国虽经政变，而新法他日在所必行，暇时将其后来当行之问题，合各同志，悉心研究，权其先后缓急之宜，熟其利害得失之故，既已了然明白。一日维新复政，然后措置裕如，有条不紊”；当日两派学生“为增进学说练习言语之益”而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议院可不可开”{3}的大辩论，但这次辩论的意义远大于内容，因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宣传戊戌维新的变法精神。从这一则新闻延伸开去，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动因和特点初见端倪。

一、以“国家”、“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

从1899年4月开始，《清议报》专门开设“政治学译”一栏，用于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最早进入晚清学人视线的西方政治学译著是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和梁启超翻译的《各国宪法异同论》。其中，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一书影响巨大，1902年广智书局又重新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题为《国家学纲领》。此书除了在当时对晚清学人产生重要影响以外，在20世纪末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关注，并有重大研究成果发表。{4}更为有趣的是，对于该书作者伯伦知理的介绍是在该书译著首次见报的四年之后，1903年5月25日出版的第32期《新民丛报》才简要地介绍了伯伦知理和其学说，“伯伦知理，名约翰加斯帕耳。以一千八百零八年，生于瑞士之直里夫国。少游学德国，修法学，千八百三十六年，直里夫大学之法学博士。同三十九年，仕政府，为高官，后转立法官，以所研究之法学，施之实行。殆十数年，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去官，拜门亭之大学博士。伯氏之著述颇多，其最著者，为国法国政沿革史、德意志私法论、国家论、国法泛论等书”{5}。

《各国宪法异同论》是以宪法为核心，围绕三权分立而展开的西方政治学译著，虽然《清议报》第12期将其放在“政治学译”一栏，且标注了梁启超仅仅是译者，但是并没有说明原著为何及其作者，因而我们很难考证此文究竟来源于哪一部西方政治学著作。文章首先对狭义的宪法进行定义，认为“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之后又进一步解释政体、国会、议员等概念，提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保人民之自由”{6}。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各国宪法异同论》在论述完“君主之权、大统领之权”、“臣民之权利及义务”、“政府大臣之责任”{7}之后就再无刊载，译述残缺不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学的理解和建构。纵观以上两篇西方政治学译著，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晚清学人早期传播的西方政治学译著是以“国家”和“宪法”为核心的，这也表明当时政治学的研究中心是“国家”和“宪法”理论。当然，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这两部译著之中，也体现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西方政治学译著中。

1900年12月，《清议报》第66期在“译书附录”一栏刊载德国拉坚的《政治学》译著，这是晚清学人在报刊上刊登直接题为《政治学》的西方政治学译著，标志着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的宣传、介绍开始进入一个系统化的时期。可惜的是，《清议报》第66期仅仅刊载了拉坚《政治学》译著第一篇第一章的两个小节，此后再无刊载。笔者寻找了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报刊、杂志等文献，也没有发现关于德国拉坚和其著作的介绍，不免为之抱憾。究其没有继续刊载的原因，笔者通过《清议报》的“告白”发现一二。“译书汇编告白：日本新出译书汇编以汉文选译东西各国政治诸书，月出一册，每册译书十余种……每册售洋银二角，定阅一年者价银二元……本馆亦可代售，就近者可迳至本馆购取也。”{8}基于此“告白”，笔者推测“译书附录”一栏中拉坚《政治学》的完整译著应该是单独成册出版，《清议报》刊载的一部分仅仅是让读者“尝尝鲜”。不过尽管如此，拉坚的《政治学》依旧体现了早期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中以“国家”和“宪法”为核心的这一特征，译著第一篇的标题即是“国家之重要质点”。当然，该书比之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更有特点，因为它强化了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自然要素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气候、地势、水利、海岸线等；“气候虽然寒暖之高下，四时之变迁，浸润既久，其影响遂及于人类之性质，且及于国家之性质与其制度”，“地势山野之关系国家者，分为二事，第一关于国权之分配，第二关于国民之性质”，“水利之分配，于构造国家，有极重极大之关系，盖水边人民……智识思想发达极速”，“海岸线之长短，于一国之发达，亦甚重大……其长短足表其进步之速度”{9}。但不论如何，我们都能发现拉坚的《政治学》是从“国家”延伸开去，这符合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和介绍的特点。

1900年12月，《译书汇编》在日本东京创刊出版，该刊以翻译介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主，对于晚清国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美国学者伯盖司的《政治学》⑩和日本学者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11}是两部相对完整的西方政治学著作，笔者先从这两部著作的目录入手，做一简要梳理对比（见表1）。

在对两部著作进行对比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伯盖司和其《政治学》一书多赘言几句。伯盖司（J·W·Burgess），其名音译多为“巴路捷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1871～1873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和历史，著有《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等书。其中，《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一书的中译本为《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由日本高田早苗翻译、贵州朱学曾重译{12}；而《译书汇编》所刊载的《政治学》就是《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一书的上编部分。

伯盖司的《政治学》依旧围绕“国家”为中心展开论述，与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相比，对“民族”理论进行倾斜，阐释了“民族”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认为“政治同则异种可以合，政治不同则同种可以分”，“共和政治之中，民族群一为最要”，并强调“（民族者）亦政治学所不可忽视者也”{13}。但值得注意的是，伯盖司对伯伦知理的理论是有批判的，他认为“伯伦知理混淆于国家政府之间，又有确迹可据”；同时他也不认同伯伦知理所提出的“神政国家”{14}，认为“国家形体有三，曰君主、曰贵族、曰民主”，“神政国家”不能列为第四种国家形体。{15}但尽管如此，我们仍旧不能否认伯盖司的《政治学》是以“国家”理论为核心，而日本学者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则呈现出以“宪法”理论为核心的特点。

《政治学提纲》依然以“国家”作为论述的起点，“论国家古来之起原，其说不一，或曰，神意使之然；或曰，强者之权力使之然；或曰，人民之结约使之然；或曰，人心之至理使之然”{16}。在此之后该书便围绕“政体”、“统治权”和“立宪政治机关”而展开，但都没有脱离“宪法”这一核心概念，无非是具体研究在不同“宪法”的规定性下，权力和权力机关的不同。纵观整部论著，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政治学提纲》受到了伯伦知理《国家论》的影响，伯伦知理《国家论》中的观点、方法甚至于论述体例，都可以在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中找到清晰的影子。

纵观1899年4月至1901年12月，这三年间晚清学人传播的西方政治学译著几乎都是以“国家”和“宪法”为核心；甚至可以更加明确地说，这些译著都没有脱离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理论视角（见表2），不过是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增加、删减或者批评、修改，是对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延伸和拓展。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学学科体系基本是以“国家”理论为核心而构建，“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等于“国家学”，这也是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大特点。

二、以“研究方法”、“译著讲义”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推介

晚清学人在传播西方政治学译著的同时，也在试图介绍研究西方政治学的方法。其实，在1901年4月7日《译书汇编》第3期刊载的伯伦知理《国法泛论》的译著中，就有涉及研究政治学（国法学）的方法问题。“研究国法学之方法有数种，而数种之中又有纯正偏倚之别，如探理国法论及探迹国法论。所谓纯正者也，由探理而为偏理国法论，由探迹而为偏迹国法论。所谓偏倚者也，法有出于理义者，亦有出于事迹者，而研究国法学之徒，其性质又各有不同，此探理探迹二派之所由来也……理迹二者实互相资益，而非矛盾者也。”{17}概括伯伦知理的论述，即研究政治学（国法学）既可以从理论入手，也可以从事实入手，不过两者应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实，更加详细地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不过是在此之后三个月的事情。从1901年7月开始，《译书汇编》开始连载东京专门学校高田早苗的《政治学研究之方法》，笔者在此详细介绍此文，因为其不仅指明了研究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方法，而且还为当时的政治学研究者开具了明确的书单。

高田早苗首先明确指出“在学校之学生”与“独修”政治学的自学者在学习政治学方面的差异性，“凡研究各种学问，在学校之学生与独修之士，其顺序方法，自迥然不同”，“独修者，则不妨一科目卒业后，始研究他科”；接下来，高田早苗又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凡有志政治学者，不可不先习地理、历史二科，此二者为研究政治学之基础”{18}；之后，高田早苗开始对政治学的研究顺序进行指导，提出“国家学原理、国法学及行政学，皆经诵习之后，始可通政治学之大端，然此独属于国内政治学之范围，至国外政治学，尚须别为研究”{19}；最后，高田早苗又强调外语学习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欲探政治学之蕴奥者，终不可专赖国语，必择学外国语言，以便涉猎各参考书”，“然则有志斯学者，其可不兼修外国语乎”{20}。除此而外，高田早苗还提出，研究政治学也需要学习法理学、哲学、伦理学等其它学科，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修辞学。此文的意义除了在于高田早苗指出了政治学研究的诸多要求和方法之外，还在于他开具了大量政治学研究的书单，笔者在此摘录部分整理列出，因为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见表3）。

如果说高田早苗的《政治学研究之方法》仅仅是给“独修”政治学的自学者提供了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方法的话，那么1902年6月《选报》刊载的《政治学讲义录简明章程》显然就体现了日本对于晚清政治学学堂教学的影响，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在校之学生”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方法。“多国多有政治专门学校，校师博采东西政治家言，演为讲义教授生徒，是以人才蔚然起，政治修明，国势因之强盛。今朝廷变法伊始，百度更张，政治一门尤为当务之急，创立学堂，事非易举，因集同志先取各国政治学校教授之书，译印成编，仍名政治学讲义录”，“本编以两年为卒业期，本编仿日本政治学校讲义录之式，采择东西名儒学说有裨实用者，汇为成编，且随时与本所名誉讲师参互考订以期尽善尽美”{21}。笔者在此也将《政治学讲义录简明章程》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转述，以利后文论述之便（见表4）。

纵观以上两篇文章及笔者所列两表，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晚清政治学学科在此时已经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以“国家”、“宪法”为核心的学科体系扩展到包括“国家学”、“宪法学”、“行政学”甚至“国际公法学”等内容在内的复杂学科体系。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论述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学科体系构建的问题。

三、以“学科体系”、“学科派别”为内容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

事实上在上文所述高田早苗的《政治学研究之方法》一文中，高田早苗就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概括，“（政治学）学说包甚广，宜分类研究；分类之法，言人人殊。如伯伦知理，分国家学为国家学泛论，国法学，及政略学三种；又有分政治学为国内政治学，及国外政治学二种者。而国内政治学中，又分宪法及行政二科，国外政治学即万国公法是也”。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在当时已经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有了初步且明确的划分。这一结论也可从上文所列的“表三”和“表四”中看出，高田早苗所开具的书单是按照政治学学科内部体系分门别类给出的，《政治学讲义录简明章程》中提及的讲义及课程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学学者所理解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高田早苗在此时依旧认同“政治学（一名国家学）”{22}，依然把“政治学”和“国家学”划上了等号。

与之相类似，在大半年后的1902年5月，《选报》第17期刊载的《那特硜政治学小引》中，晚清学人也依旧认同根据“国家”理论对政治学的学派进行划分。“政治学者，所谓国家无形观念之性质，及其发达一种形而上者之学也”，“四五十年前，欧洲政治社会一新，政治学亦遂变其面目，一擢而达学科之堂奥”。文章指出，近四五十年来，政治学学科发生了极大变化，“第一，理论与事实之调和”，“第二，哲学派与历史派之合体”，“第三，国家批评之考究”。之后，文章依据对“国家”理论观点的不同和研究手段的不同这两条标准对政治学内部学派进行两种类型的划分，第一种类型（理论观点的不同）的划分把政治学内部学派分为“哲学派、君权派、神权派、民权派”；第二种类型（研究手段的不同）的划分把政治学内部学派分为“历史学派、法理学派、心理学派、比较学派、分析学派”{23}。可见此时，晚清学人仍然受到把“政治学”等同于“国家”理论和“国家学”的影响，认为政治学的研究主体依旧是“国家”，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也没有跳出“国家”理论的束缚。

但是，仅仅在一个月后，晚清学人开始意识到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复杂性，对政治学学科本身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1902年6月《政艺通报》第7期，由戢翼翚和王慕陶撰写的《政治学》一文中提到，“政治学者，为研究国家之性质及作用之一科学及数科学之合体也……研究国家性质与作用之科学，曰政治学，又曰国家学云”{24}。文章继续指出，政治学的基础由六部分组成，分别是“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学”、“社会生活技能相关之诸科学”和“社会组织之诸科学”这六部分。更为可贵的是，文章划分了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并进行了细致地分类，“政治学者，有研究国家之关系与研究国家与国家之关系之别。研究国家之关系者，称之曰国内政治学，又曰国法学；研究国家与国家之关系者，称之曰国外政治学，又曰国际法。然二者外，又有为两学派之普通者，即国家之性质、国家之起原、国家之意义、国家存在之形态是也。研究此普通之部分，曰普通政治学”{25}。除此而外，文章还划定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政治学之范围，古今学说不一。或用政治学之文义失之太广，则逸于本分之外……或用政治学之文义失之太狭，则不免遗其紧要部分……宪法学、行政学于理论上为构成政治学之二大部，其为政治学紧要学科。”{26}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这一时期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构成，笔者依旧用图表的形式将其直观展现（见图1）。

1902年8月，《政艺通报》第12期开始刊载邓实的《政治学述》。邓实显然还是不能绕开“国家”理论这一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但他却把学理的发展和人的改变甚至国家的进步相联系，称“有国家必有政治，有政治必有学术。政治者何，治此国家；学术者何，学此政治也。是故，世界内国家之进上程度何等恒视其政治学之尚上程度何等……亚洲国家思想之发达先于日本而后于中国者，以日本终有政治学而中国尚无政治学也……夫学理之能改变人之性质也”{27}。除此而外，邓实改变了以往直接介绍政治学理论的论述方式，而是根据学派的不同分门别类地介绍政治学说，{28}这一改变也体现在其按照不同学派分类介绍“政体”的概念。{29}值得注意的是，邓实对政治学派的划分与《那特硜政治学小引》中有较大区别，邓实仅把政治学的学派单一的分为“哲学派、历史派、神权派、君权派、民权派、平权派和强权派”，通过对比（见表5）我们可以发现，《那特硜政治学小引》的划分更加细致，通过理论观点和研究手段这两个标准进行政治学内部学派的划分，而邓实的《政治学述》则将这两者进行组合划分。但是不管采取何种分类方式，都说明此时晚清学人已经有意识地进行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学术派别的划分，并根据学科派别的不同介绍和研究政治学。至此，晚清政治学学科开始向细致、多元、复杂的理论架构进一步迈进。

四、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的宣传、运用及回应

西方政治学陆续进入国人的视线，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这就决定了晚清学人在引入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必定要背负双重责任：学术建构和政治宣传。这是时代赋予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特殊使命，这对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既有推动作用，也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其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促使西方政治学理论、学说和译著的快速传入，而其阻碍作用则反映在晚清学人对于本土政治学体系构建的不成熟，缺乏对西方政治学足够的理论理解和认知。

从1899年4月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传入中国开始，晚清学人对于“君主立宪政体”的青睐超过其他一切民主政体，这一特征明显地反映在西方政治学译著的传播过程中，而梁启超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明确提出“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30}，这和伯伦知理的政治理想完全一致。1903年，梁启超借助伯伦知理的理论再次高呼，“伯氏博论政体，而归宿于以君主立宪为最良，谓其能集合政治上种种之势力、种种之主义而调和之”{31}。很明显，梁启超宣传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向国人介绍西方政治学的先进学说，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立宪主张。当然，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首先西方政治学中的君主立宪理论影响了梁启超，然后梁启超大力宣传西方政治学学说，特别是君主立宪理论，并在此过程中又一次强化了自己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当然这种宣传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具有了“中国化”、“本土化”的理论创新。随着立宪宣传的深入，梁启超把立宪中更加具体的一些问题提出并加以思考，例如对于“政治道德”{32}的阐释，对于“责任内阁制”{33}的认知，以及对于“宪法精神”{34}的思考。因而这一时期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既有宣传和运用，也有回应和创新。

在宣传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过程中，晚清学人既利用西方政治理论批判现实社会，又采纳西方政治学的理论范式重新思考传统中国的学术架构。晚清学人社会批判的前提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和“中国化”，这是将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又充分利用的过程。例如梁启超首先指出，“凡有责任者，不尽责，则去；不尽其责而不去，则夫立于监督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地之通义也”；接着其又言，“君主与责任，势固不能并行，重视君主，则不可不牺牲责任；重视责任，又不可不牺牲君主。而孔孟乃欲两利而俱存之，此所有中国数千年君主有责任之名，无责任之实，而革命之祸，亦不绝于历史也”{35}；最后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了君主专制的弊端，另一方面又借传统文化的理论光环照亮其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道路。西方政治学除了影响晚清学人的政治思维，还影响了晚清学人的学术逻辑。正如前文所述，早期政治学学者对于西方政治学的理解约等于“国家”理论，政治学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国家学”，因而晚清学人开始试图以“国家”理论为核心，尝试构建起传统中国的政治学史和学术史，虽然其中的尝试大多失败，大多数政治学史沦为了“不土不洋”的政治思想史，但这种努力无疑也是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回应。当然，这种回应的表现形式大多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眷恋和不舍。

在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晚清学人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眷恋和不舍，确实是其对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的一种回应，但这“回应”背后也可能存在一种民族自尊和民族自卑双重交织的复杂情感。例如晚清学人在介绍霍布斯的政治学说时，总是试图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寻找与之相呼应的政治理论，“霍布士之学，颇与荀子相类，其所言哲学，即荀子性恶论之旨也；其所言政衡，即荀子尊君之义也”；“霍布士之言政府，与墨子尤为相类”；“（霍布士）其持论乃仅与吾战国诸子相等且其精密更有逊焉，亦可见吾中国思想发达之早矣”。很显然，晚清学人长篇大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比西方近代政治学说逊色，但这不免也是一种民族自卑的表现，“但近二百年来，泰西思想进步，如此其骤，则吾国虽在今日，依然二千年以上之唾余也，则后起者之罪也”{36}。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对柏拉图政治学说的介绍中，作者把柏拉图的思想与传统中国的“大同思想”相联系，并认为“此实与中国礼运之微言大义相暗合”{37}。这种看似荒谬的“理论溯源”与“托古改制”的手法一致，但相比“托古改制”而言，更缺乏一种理论自信和对西方政治学的足够认知，这或许是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种无力且一厢情愿的回应吧。

正是因为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所要背负的学术建构和政治宣传的双重责任，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的理解大多不够透彻，这一点从他们对待西方政治学译著的态度上即可看出。比如梁启超与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梁本人不仅没能独立翻译伯伦知理的译著，而是抄袭了日本学者吾妻兵治的译本，而且也没能完整展示伯伦知理著作的全部理论观点{38}；再比如德国拉坚的《政治学》译著，竟然只刊载其两个小节就戛然而止，甚至连一个完整的章节都没能刊载完全，这不是严谨的学人所应有的学术态度。这种急躁情绪和功利态度当然也混杂着民族自尊心的煎熬，晚清学人在还没能完全理解西方政治学核心理论的情况下，就急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理论的“蛛丝马迹”来与西方政治学“珠联璧合”，这种“天朝上国”的心态导致我们对许多理论的理解存在偏差。最后，盲目地全盘西化，幼稚地使用西方政治学的学术范式来考量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似乎会有些可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用“邯郸学步”来否认晚清学人的努力，因为这确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抉择。所以，正如笔者所言，这一时期“学术建构”、“政治宣传”和“民族自尊”三重维度的矛盾组合，使得我们需要对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多复杂、多元的思考。

五、结 语

纵观1899年至1905年这五六年间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需要背负学术建构和政治宣传的双重责任，从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伊始，学术建构和政治宣传就牢牢地捆住了晚清学人的手脚，加之“民族自尊”的驱使，在三重维度、三角关系的冲突组合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学的萌发并没有适宜的学术土壤；其二，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学说与西方政治学的传播混合出现，且大都冠之以“西方政治学（狭义上）”的理论标签，但这几者之间并没有割裂开来，而是形成了一个混合多维的宣传体系；其三，西方政治学译著的传播、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推介和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齐头并进，三者时间相互重叠、略有先后，但总体上保持齐头并进的态势，都是这一时期所具有的发展特征；其四，西方政治学的宣传、运用及回应体现了晚清学人对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构建的自我意识，这为之后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最后，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般脉络，“引进西方政治学——本土化和理论创新——政治宣传和现实批判——回归学术建构”，这是一条相对明晰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脉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研究晚清政治学学科史的部分学者，未能很好地区分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学学科史研究的区别，把很多应该属于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的研究材料简单等同于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范畴。这种误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晚清时期，很多政治思想、政治学说的译著都冠之以“政治学”的头衔，而实质上并不具有系统化、体系化的学科特征，例如在1903年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这其实是约翰穆勒《论自由》的中文译本，更多属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的理论范畴，而不能体现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

事实上，晚清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属于“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这一领域，至少需要涉及学科的传入、建立、教学、研究以及运用宣传等方面的基本问题。但本文显然更加强调了晚清时期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对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教育实践缺乏更加充分的关注，比如京师大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等清末高等学校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山大学的孙宏云教授作出了相对出色的成果，对学界研究晚清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39}

窥一斑而知全豹，落一叶便可知秋，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般脉络。但同样，管中窥豹，只见一斑，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来简单概括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和沧桑变迁，这是不科学的。不过，这种“以小见大”的做法无疑也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尝试，或许可以给名家学士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抛砖只为引玉”，从而启发更多的饱学之士参与到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中。

百年中国，辛酸苦辣。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而言，亦是如此。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的宣传、运用及回应虽然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他们在其中艰辛的努力是不能磨灭的。更加可贵的是，在“西学东渐”的浪潮冲击之下，晚清学人依旧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尝试构建起本土化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这种探索是难能可贵的。在宣传、运用及回应的过程中，对于政治学学科构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之后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这是晚清学人留给后世最伟大的财富。

注 释：

①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第一本政治学教材的表述通常为“1898年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翻译本）”，但经过笔者考证，所有采用此种表述的学者（例如王一程、林尚立、许耀桐等），似乎都没有注明这种表述的出处，也都没有清楚地考证出这本“演讲录”究竟译者何人、原著为何。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表明，这种论述最早可能出自赵宝煦先生的一篇论文，“1898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到1903年……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参见：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此外，智效民在引用“中国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翻译本），出版时间大约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时表明这是赵宝煦先生的论述（参见：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243页），但根据其提供的材料并没有能找到相应的表述。因而笔者对“中国第一本政治学教材”的表述存疑，故本文将论述的起点推迟至目前可以考证清楚地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的《国家论》译著。

②戚学民先生经过细致的文本溯源和严密的文献考证发现，严复的《政治讲义》并非是其独创性著作，而是参照19世纪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约翰·西莱（Sir John Seeley）的《政治科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一书撰写而成（参见：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文本溯源》，《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但因其著作依然能体现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的态度和回应，且是一部相对完整的西方政治学论著，故笔者依旧将《政治讲义》看成是国人对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建构的“自我意识”的体现，并作为本文研究的时间结点。

③《记政治学会开会事》，《清议报》第27期，1899年9月15日。

④1902年5月2日，由广智书局出版的署题为“梁启超”的《国家学纲领》一书经过法国学者巴斯蒂女士的考证发现，梁启超并没有翻译过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而是抄袭了日本学者吾妻兵治的中译本，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著作在1899年12月13日由东京善邻译书馆出版，题为《国家学》，译者为吾妻兵治（参见（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但是笔者经过进一步地文献对比发现，这一“抄袭事件”虽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其中依旧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疑点，例如梁启超与吾妻兵治的关系、“力人”与梁启超的关系等（参见拙著：王昆：《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1期）；孙宏云先生也对笔者提出的几个疑点作出进一步的推测，但依旧没有给出确定性的结论（参见孙宏云：《清季梁启超的国家论及其相关理论背景》，《澳门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⑤力人：《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2期，1903年5月25日。

⑥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清议报》第12期，1899年4月20日。

⑦梁启超：《各国宪法异同论》，《清议报》第13期，1899年4月30日。

⑧《清议报》第66期，1900年12月12日。

⑨（德）拉坚：《政治学》，《清议报》第66期，1900年12月12日。

⑩（美）伯盖司：《政治学》，《译书汇编》第1期、第2期、第6期、第8期。

{11}（日）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译书汇编》第1期、第2期、第7期、第9期。

{12}（美）巴路捷斯著：《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高田早苗译、朱学增重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年，第页。

{13}（美）伯盖司：《政治学》，《译书汇编》第1期，1900年12月6日。

{14}（德）伯伦知理：《国家论》，《清议报》第23期，1899年8月6日。

{15}（美）伯盖司：《政治学》，《译书汇编》第8期，1901年10月13日。

{16}（日）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译书汇编》第1期，1900年12月6日。

{17}（德）伯伦知理：《国法泛论》，《译书汇编》第3期，1901年4月7日。

{18}（日）高田早苗：《政治学研究之方法》，《译书汇编》第5期，1901年7月14日。

{19}{22}（日）高田早苗：《政治学研究之方法》，《译书汇编》第6期，1901年8月8日。

{20}（日）高田早苗：《政治学研究之方法》，《译书汇编》第7期，1901年8月21日。

{21}《政治学讲义录简明章程》，《选报》第18期，1902年6月6日。

{23}《那特硜政治学小引》，《选报》第17期，1902年5月28日。

{24}{25}戢翼翚、王慕陶：《政治学》，《政艺通报》第7期，1902年6月6日。

{26}戢翼翚、王慕陶：《政治学》，《政艺通报》第8期，1902年6月20日。

{27}邓实：《政治学述》，《政艺通报》第12期，1902年8月18日。

{28}邓实：《政治学述》，《政艺通报》第13期，1902年9月2日。

{29}邓实：《政治学述》，《政艺通报》第14期，1902年9月16日。

{30}梁启超：《立宪法议》，《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第1页。

{31}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广益丛报》第34期，1904年4月25日。

{32}梁启超：《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饮冰室合集第三册 文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第52-56页。

{33}梁启超：《责任内阁释义》，《饮冰室合集第四册 文集第二十七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34}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饮冰室合集第四册 文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第92-109页。

{35}梁启超：《政治学学理摭言》，《新民丛报》第15期，1902年9月2日。

{36}《霍布士学案》，《清议报》第97期，1901年11月11日。

{37}中国之新民：《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新民丛报》第20期，1902年12月4日。

{38}王昆：《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1期。

{39}孙宏云：《由“经济”到学术：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建立》，《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Abstract：From the publication of J.K.Bluntschlis“State Theory”on Qing Yi Newspaper in April，1899 to the advent of Yan Fus“Political Handouts”on Zhili Education Magazine in October，1905，these several years can be viewed as the emergence stage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During this period，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ly，the spread of th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regarding the 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Secondly，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by means of translation handouts；Thirdly，the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bout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factions. But in fact，there is no successiv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aspects. In other words，they belong to the same period. The late Qing Dynasty scholarspropaganda，applica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reflect their“self-awareness”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which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and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political science；disciplinary history；modern history

（责任编校：文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