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民

[关键词]启蒙运动，教学，近代史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7-0003-07

启蒙运动在世界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学历史教学高考复习的重点。笔者基于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思考，提出启蒙运动教学的一些想法，就教各位同仁。

一、启蒙运动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教育部2003年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要求：“简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这里的“观点”并非仅仅指政治思想，还应该包括他们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思想观点；“人文主义思想”也应当包括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思想、宗教方面的自然神学说，如宗教宽容、自由信仰等。但是，多年来，中学历史教学主要是从政治思想理论方面讲解启蒙运动的内容和历史意义，忽视了经济、宗教方面的理论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这样介绍和评价启蒙运动，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误导学生，似乎启蒙运动仅仅是关于政治思想方面的运动。出现这种偏差，当然与教材有一定关系。多年来，人教版教材没有充分理解新课标关于启蒙运动的要求，必修3《启蒙运动》没有涉及启蒙思想家在经济领域的主张，在宗教领域，仅仅提到伏尔泰“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称教皇为‘两足禽兽，号召人民粉碎教会这个邪恶势力”。选修2《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第二课也没有涉及洛克和卢梭关于宗教、经济方面的思想理论。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启蒙思想家“使得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都遭受到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但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发展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原则，并打算通过这些原则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内容应该包括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国内一些历史学著作也是从这三个领域叙述启蒙运动的。如齐世荣、吴于廑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指出：“启蒙思想关于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1）在经济领域内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反对重商主义。（2）在政治上实行‘主权在民的理论，各级官吏都是人民公仆，一旦政府压迫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推翻它。（3）在宗教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政教合一。这些建议的出发点便是天赋人权的观念，即每一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是天赋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些权利。”从这三个领域来评述启蒙运动的其他史学著作，还有威廉·麦克尼尔《世界通史》（第四版）（人类文化经典）、H·C·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李纯武等编著的《简明世界通史》、贾娟等编著的《世界通史》等。

二、“自由放任”是启蒙运动

在经济领域的口号

在启蒙运动的过程中，英国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启蒙思想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从根本上否定了16至18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的传统政策。重商主义在国家建设早期对于增强国力、保证国家安全起了积极作用，但从18世纪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译《国富论》）一书。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市场调节规律）将生产的分工与商品的交换调节起来，因此反对政府用人为的制度加以控制，要求实行完全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种自由放任政策反映了英国在当时世界上的经济优势，为工业革命推波助澜。《国富论》确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部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巨著。它提倡的自由放任政策成为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政策，奉行了一百多年。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自由放任”政策已无法适应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化大生产，罗斯福新政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国富论》还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认为一切财富的本原是劳动，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条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亚当·斯密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指出某一物品交换价值的大小与其使用价值是没有关系的，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所决定。他还正确地阐述了社会阶级结构，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视为两个独立的阶级，提出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他的学说的科学部分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弗朗索阿·魁奈创立的法国重农学派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1758年，魁奈发表《经济表》，系统地表述了重农主义理论。他认为，法国经济中农业占首要地位，必须首先向土地所有者征税，贵族和教士不能除外；私人企业应有完全的自由，坚决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私有财产、贫富悬殊以及自由竞争是自然法则，要求“听其自然，听其作为”，政府应该实行“放任政策”，允许自由贸易；他鼓励资本家向地主租地，以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

三、自然神论与政治理论是紧密联系的

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文化专制时期，教会势力是整个西欧世界的精神和政治主宰，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文化教育领域，罗马教皇有权废除西欧各国君主；罗马教廷成为中欧和西欧一切宗教事务和教义问题的最高裁判机构。人们普遍信仰基督教，相信宗教权力至上，世俗的一切权力都是上帝授予的。“神学之王”阿奎那就说过：“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肉体之服从灵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争取的首要的人身权利是宗教信仰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就不可能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启蒙思想家们的政治思想与他们的宗教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学历史教学应该向学生强调启蒙思想家们的宗教思想理论及其对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在宗教领域，启蒙思想家们的主要口号是消灭宗教狂热和不宽容，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是自然神论者。英国思想家赫尔伯特是自然神论的创始者，他在《真理论》《俗人的宗教》等著作中认为，《圣经》荒诞无稽，理性是寻求真理最可靠依据，强调人类对上帝的信仰是合乎理性，不需要神的启示，主张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启宗教”。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都是自然神论者。总的来说，自然神论的观点包括：第一，他们都反对天主教会，但不反对宗教，认为宗教可以帮助维护统治秩序。最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著名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的话：“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他的。”但“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第二，他们把理性引进宗教领域。自然神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否定迷信和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奇迹”；他们认为上帝不是一个有人格的存在者，只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他们承认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但它在创世之后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同时批判了某些带有超自然特色的内容，如圣灵感孕、耶稣复活、基督神性等。第三，他们都强调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反对教会专横。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是使宗教信仰成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他们主张政教分离，反对教会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等。第四，宗教信仰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著名的科学家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都虔诚地信仰宗教。

启蒙运动发源于17世纪的英国，在整个启蒙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那些思想，如自然神论、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分权思想等，大多是在英国这个被资产阶级革命松开的土壤中萌芽的。约翰·洛克在经济、宗教、政治等领域都提出了一些启蒙思想。经济上，他是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他特别重视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农场。宗教上，1689年出版的《论容忍异教通讯》（即《容忍书》）一书是捍卫宗教信仰自由，强调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重要文献。洛克提出英国国教派与清教各宗派之间应该互相忍让；国家应当与教会分离。他宣布：“信仰自由是人生而与俱的权利”，应以民主、自由精神和怜悯、仁爱之心对待宗教不同信仰者，要允许人们有自由信奉上帝的权利，他反对用火和剑强迫人们相信某种教义，遵守这种或那种宗教仪式，不能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别而遭到不公平的政治待遇。洛克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社会学说的奠基者，是资产阶级分权与制衡学说的创始人。他在《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即《政府论》）一书中，发展了自然权利学说，认为人类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具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私有权。为了防止君主专制，洛克主张国家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外交权，其中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由多数人选举的议会掌管，行政权、外交权则由君主或一个常设的机构来掌管。其中，行政权必须服从立法权，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洛克在阐述分权学说时，特别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他申明，政府必须根据既定的法律行事，“如果法律不被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律”。而一个没有法律的政府，是没有资格存在的。他进而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18世纪，自然科学进一步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启蒙思想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启蒙运动在法国形成高潮。这场运动，在哲学思想上，从怀疑论，经过自然神论，达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在政治思想上，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开始，到提出君主立宪制，进而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提出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自然法”等新思想来对抗“神权论”“君权神授”等封建统治阶级旧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旗帜，提倡科学，反对蒙昧主义，对宗教教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中，伏尔泰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尤为辛辣，是启蒙运动中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他反对愚昧无知、宗教迷信、伤天害理、宗教迫害。在1743年出版的《哲学书简》一书中，称天主教教士为“文明恶棍”，称教皇为“两足禽兽”，说天主教是“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其教义是“最卑鄙的混蛋作出的各种最卑劣的欺骗”的产物，一部教会史就是一连串迫害、抢劫、谋杀和胡作非为的历史。伏尔泰主张废除教会法庭，没收教会土地，针对教皇，他提出了“消灭败类”的口号。他号召人们破除对上帝和神的盲目崇拜，向天主教会、罗马教皇和教士进行斗争。但是，伏尔泰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并不要求取消宗教信仰。他认为平民是动乱的根源，宗教可以约束平民，稳定社会秩序。他有两句名言：“如果没有上帝，也应捏造出一个上帝来”，“如果要使您的人民安静并强大，就必须让宗教服从国家的法律”，这充分概括了他的宗教观。前一句话是强调了宗教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后一句话是反对教会干涉国家政权，强调世俗统治者不应当受罗马教皇的支配。

孟德斯鸠花费了27年时间写成《论法的精神》（旧译《法意》），从根本上对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从“法”的精神或“法”的世界观出发来建立他的社会政治理论体系。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从其本性派生出来的“法”，即客观规律。“上帝有上帝的法，世界有世界的法；比人类高的‘神灵有他们的法，兽有兽的法，人间有人间的法”。这实际上把“法”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定了上帝的绝对权威。孟德斯鸠反对天主教会，指出教会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基督教与专制主义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孟德斯鸠主张把上帝和人分开，反对神人同形论，反对灵魂不灭说。孟德斯鸠在形式上承认上帝是“创造主”，但认为上帝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任意创造世界和随心所欲地干预世界。这种自然神论哲学，批判了宗教神学，为他的君主立宪制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君主和上帝一样，可以承认他的地位是至上的，但是其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上帝必须受客观规律支配而不能随意干预世界，君主也应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不能任意干涉资产阶级的活动。孟德斯鸠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强调宗教对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因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候，宗教能够利用它的力量使国家某些地方永远平安。”孟德斯鸠考察了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宗教对法律的影响，提出宗教和法律都以培养遵纪守法的公民为目的，宗教的约束越少，法律的约束就应该越多：“有奖赏好人的天堂的观念，就一定有惩罚坏人的地狱的观念，如果只有死后升入天堂的希望而没有死后被打人地狱的恐惧的话，法律就会失掉效力。”

孟德斯鸠还反对僧侣和贵族的特权，反对社会的不平等。他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独裁和恐怖，力图用自然法理论论证封建专制的国家和法律制度是不合乎人类理性的，必须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律取而代之。孟德斯鸠根据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及其对待法律的态度，把国家的政体分为三种，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认为最理想的政体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自由，而要使公民享有自由，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权。他继承并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并且分属于彼此独立但互相监督的机构。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是以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为核心的。

卢梭是自然神论者，他说：“我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完全离开宗教，因此，我没有怎样费力就又转向了宗教。”他否认教会、教义、教条、教士，但相信“理性”和“良知”启示了上帝的存在。在《爱弥儿》一书中他说：“世界是由一个有力量和有智慧的意志统治着的……这个有思想和能力的存在，这个能自行活动的存在，这个推动宇宙和安排万物的存在不管它是谁，我都称它为‘上帝。”上帝是永恒的、聪明和万能的，但人们无从了解它，“你问我什么叫上帝，这是很难讲清楚的，上帝是我们听不见、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我们只能够通过他所做的事去认识他”。卢梭相信宗教可以使公民热爱自己的职责，因此反对废除一切宗教，主张建立一个“公民宗教”。在经济思想方面，卢梭并不反对私有财产，他所反对的是贫富悬殊，即“一小撮人沉溺于奢侈生活而大多数人缺少生活必须的物资”的现象。为了防止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提议征收遗产税及累进税等。卢梭社会政治哲学的中心内容，是揭示人类不平等的现象和起源，以及克服不平等的方法问题。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来说明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进而找到消除不平等现象的途径，最后进入到新的平等的社会中去。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旧译《民约论》）一书中，提出如何恢复和保障人们在不平等社会中所丧失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问题。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民主的国家制度。卢梭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从整体上看，卢梭在思想上对人们的影响是破坏性的。他的学说不但批判了现存的社会结构，而且批判了一切社会组织。”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丹东等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土地法和1793年宪法，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卢梭的思想。恩格斯指出：“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

四、宗教问题对资产阶级革命的

巨大影响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中学历史教学应该注意宗教问题对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影响，革命者的宗教政策往往决定革命的成败。斯塔夫里阿诺斯特别强调宗教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影响，认为“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有两个主要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及财产安全。”“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毁于一旦，也许国家本身也会垮掉。正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人们创立了宗教宽容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这不仅是权宜之计，也是基于原则的。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17世纪的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下中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下中层阶级和佃农具有小私有阶层的眼光，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富足的食品。”但是，下中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失败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同时还强调了“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及财产安全”，即“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是英国革命的目标，也是革命的结果。

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宗教方面。启蒙思想家们的自然神学说对法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革命前夕，天主教是法国的国教，天主教会和封建政权一起严密控制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因此，摧毁天主教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就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内容。1789年8月，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用人权和法治取代了封建王权、神权和特权。并先后通过一系列法令，取消天主教会的特权地位，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剥夺教会的财产、土地和什一税，取缔所有修道院，改组天主教会，限制主教权力。这些措施对于摧毁封建专制制度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制宪会议、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强迫教士宣誓必须效忠国家，维护并遵守宪法和各项法律，迫害拒绝宣誓的教士。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在左派埃贝尔等人的倡导下，开展了“非天主教化运动”，煽动反宗教狂热。第一步就是将基督教格里高利历改为共和国历法，把一星期7天改为10天，停止所有宗教节日，规定将1792年9月22日即第一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作为共和国纪元的开始，秋季为一年之首，包括葡月、雾月和霜月，依次是冬季，包括雪月、雨月和风月，春季，包括芽月、花月和牧月，夏季，包括获月、热月和果月。全国出现了街道、广场、村庄、市镇和个人更名的热潮。一切带有“圣”字或使人感到有宗教味道的名称统统改掉，换上了自由、平等、理性等时髦名称。第二步是把教堂改为“理i生神庙”，选派年轻美貌的女郎为“理性女神”，强迫教士辞职、结婚。1793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制造了一个敬拜“理性之神”的“革命宗教”。罗伯斯庇尔在第一次仪式上，身着天蓝色外衣，头戴涂粉的假发，手执一束浆果、粮食和花，领着游行队伍高唱共和国歌曲，这就是恩格斯批评的废神和造神运动。它极大地伤害了法国人民的宗教感情，天主教分裂为“宪政派”和“正统派”，两派都拥有近800万信徒。当时男子和年长者多支持正统派，妇女和年青人则追随宪政派，众多家庭陷于解体，革命阵营分裂，许多原先同情革命或持旁观态度的教士、农民和城市平民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他们说：“没有天主教，我们既无信仰也无祖国。”恩格斯坚决反对用强制性的法令取消宗教：“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人类文明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列宁完全支持恩格斯的观点：“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法国历史学家若列士批评“非天主教化运动”：“如果一个埃贝尔主义就足以将天主教推翻，那末天主教是决不可能生存十八个世纪之久的。”错误的宗教政策是雅各宾派恐怖政策的一部分，也是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失败的重要原因。

拿破仑敏锐地洞察到宗教分裂对革命和法国造成的危害：“这些派别彼此厮杀，将有可能毁掉法国，使法国沦为欧洲的奴隶。”“为了结束宗教混乱，必须将宗教重新置于适当的地位，而且只能以宗教所能接受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他是伏尔泰宗教思想的实践者，既不相信上帝，也不否定上帝，他的宗教信仰是可以随着需要而改变的。他曾这样说过：“我在埃及是穆斯林；为了人民的利益，我在这里是天主教徒。”他在逝世前夕说：“我很高兴，我没有宗教信仰。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我没有虚幻的恐瞑，我对未来无所畏惧。”拿破仑一贯认为宗教可以为他的统治服务：“我从宗教看到的不是化身的奥秘，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秘密。”他认为只有宗教能赋予国家永恒的支持。拿破仑强调宗教与政治是国家存在的两大基础，宗教之于社会，犹如灵魂之于肉身。任何人只有信仰才会有美德，才会忍受社会所固有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因此，“没有它，人们就无法统治；没有它，一个国家片刻都不会有安宁”。他多次指出，法国革命者一个重大错误是没有利用法国人民的宗教感情为新制度服务。拿破仑决定恢复天主教，因为第一，宪政派信仰的新教容易产生派系，不利于全民意志的统一；第二，大动荡之后，人们渴望恢复传统的宗教生活，1800年前后，正统派信徒达到宪政派的三倍，而能得到正统派的支持，是实现宗教和平的关键；第三，拿破仑要利用教皇提高新政府在法国和欧洲的政治地位，而教皇只承认正统派的“正统性”，视宪政派为异端。1801年7月15日，他同罗马教廷签署了著名的政教协议，在法国正式恢复了天主教会。但是，协议规定天主教是法国多数人的宗教而不是法国的国教，拿破仑和罗马教皇在“多数人的宗教”和“国教”问题上，进行了争论。可见，拿破仑要恢复的不是封建教会，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经过革命改造的教会。1802年拿破仑颁布新教组织条例，承认新教与天主教拥有同样的地位。接着，又解决了犹太教的问题，法国的宗教和平实现了。执行了正确的宗教政策是拿破仑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宗教信仰自由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在世界近代史上，宗教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此，中学历史教学在评述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应该适当地加上宗教方面的内容。

五、注意区别“社会契约”和“政治契约”

“社会契约论”是一种主张国家和法起源于契约的政治学说，主要是解释国家的起源和规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在近代，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对该学说都有详尽的论述，其中，卢梭最著名。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强调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以前的契约理论的区别：“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词语——‘社会契约。其实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其发表于1690年的《政府论》一书中就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达成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则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只将统治权看作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了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人民的革命是正当的。”我们应该向学生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和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契约”之间的区别，而不仅仅是说明他们之间的联系，笼统地称之为“社会契约”。他们的区别在于，卢梭不仅用契约论解释了国家的起源，否定了“君权神授”的理论；他还从社会契约论引申出“天赋人权说”“人民主权说”“革命权利说”等，卢梭明确反对富人剥削和压迫穷人的不平等现象，主张在推翻暴政以后，建立民主共和国，他还为这个民主共和国设计了政治制度和经济改革方案。卢梭反对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主张在社会契约面前，人们享受同样的权利：“社会契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平等，他们都要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且都应享有同样的权利。”根据社会契约论，卢梭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和人民主权的三原则：第一，主权是不可转让的；第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他反对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认为主权主要表现为只能属于人民的立法权，行政权是由立法权派生出来的，政府是由立法机构产生的，最好的政体就是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民主共和制。第三，主权是绝对的。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社会中的最高权力，政府、政体、官吏等都要根据人民的意愿决定。当统治者违背这些原则，就意味着撕毁社会契约，人民有权用暴力推翻它，从而阐明了革命权利说。这些理论说明了推翻法国封建专制统治、反抗压迫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法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拿破仑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革命。”1800年8月，他来到巴黎东北的埃赫莫农维尔拜谒卢梭墓，在墓前感慨地说：“假如我和卢梭压根儿都没有在人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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