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强，王玉玲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安徽亳州236800)

题款是中国绘画中的一种语言元素。款文中诗文、书法与绘画的有效结合，既可丰富画面的内容、表现形式，同时又可起到深化、拓展画面意境美的作用。相较前期题款艺术的不完备，作为承前启后时期的宋元，题款已作为一种绘画不可或缺的语言元素存在于画面中，实现了诗文、书法、篆刻与绘画的完美结合，把中国画引入到一个新境界。

宋元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院体画与文人画的并行发展。宋代统治者“性好艺文”，推行的“文治”政策、兴办画学等一系列举措，促进了此时绘画题款艺术在院体画中的发展。“有画迹可考，在画上题诗的，当推宋徽宗赵佶为第一人。”[1]510“上有所好，下则趋附”，在统治者的审美嗜好影响下，“诗书画印”的一体化模式得以迅速发展。文人画中，书法、文学修养深厚的苏轼等文人倡导“尚意”观，“诗画一律”等美学理论推动了宋代绘画倾向于文学性，以诗词入画成为风尚，文人绘画题款常用行楷，书写字数逐渐增多。

元代，文人画呈“一统江湖”之态。[2]214此时期复杂而又特殊的社会环境让饱经忧患的文人将精神寄托于画作，文人士大夫绘画题款热潮兴起。鉴于绘画文体身份的不同，时代环境的差异，绘画功用的差别，二者在题款中又各自呈现不同面貌，下面将具体分析宋元时期院体画与文人画两大绘画题款艺术发展的特点。

一、院体画与文人画定义

院体画，也称院体、院画。指宋代翰林图画院以及由宫廷画家创作，工整细腻的绘画。院体画多为迎合帝王宫廷审美需求，讲法度，求写实，重形神兼备，整体呈华丽细腻风貌。文人画，又称“士夫画”，画作中带有文人特有的审美趣味、思想观念，画作大都以“逸”为宗旨。[3]3重意蕴、书写、笔墨情趣，融书法笔意入画，强调主观情绪在题款中的表达。

绘画思想、理念、表现风格、绘画文体身份的不同，促使以院体画为主流的宋代绘画题款与以文人画为主流的元代绘画题款，集中表现在题款内容的审美作用、题款艺术的形式美，款文内容和格式等方面的不同。

二、院体画与文人画题款艺术特点的差异

(一)题款内容审美作用的差异

院体画，题款内容较为简约，审美思想中规中矩，在题款内容的审美作用中鲜少流露画者的主观感情。我们翻阅大量宋代院体画作，从中可以看到院体画家多不题款，即便题款也多采用简单的名款、穷款或隐款等内容简约的题款方式。如范宽《溪山行旅图》中，将“范宽”两字藏于画面草丛树木之间，以隐款形式呈现于画作;林椿《果熟来禽图》，于左下方小楷书“林椿”二字，系穷款;刘松年的《罗汉图》，款“开禧丁卯刘松年”，题在蛮王身后的深色石块中，属藏款;院体画家自身小心谨慎的职业态度，无形中形成了他们讲究法度、追求写实的绘画风格理念，促使他们选择了如此隐晦的题款方式。院体画家并非书法功力不好，而是不为，画者不把精力过多投入到追求以书入画方面，一则他们担心书写大量的诗文、题词会破坏‘可望’、‘可行’、‘可居’、‘可游’这种真实境界;二则院体画家在题款内容审美上更注重画面的真实性，题款仅作为画面辅助构成元素而存在。文人画，题款内容较为丰富多样，审美思想更加自由、随意。他们重传神、抒情、写趣。他们把题款、钤印作为画面重要的表现形式，画家借助题款中的题画记、题画诗、题画跋等题款内容的审美作用而尽情于画作中书写，进而以增强主观感情表现性、抒情性与能动性。或者是借画作记述创作缘起，包含自我评价，对他人画作的看法与观念;或者借以阐释画法画论，诠释画面内容，画家自己特有的审美。[4]314偶有兴致，随意涂抹几笔，借以抒发感情，清闲遣兴，以示画者自身高洁孤傲，与众不同。文人画家过多强调主观性情的抒发，借助博学多才、能诗善文的修养，以题款书写自己的艺术见解、审美情趣，强调诗书画印结合才是唱和风雅。自此题款、钤印构成文人画审美重要要素，题款内容于文人画家而言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倪瓒《六君子图》

刘松年《罗汉图》

(二)题款艺术形式美的差异

题款艺术在宋元绘画中日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形成“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固定图式，成为中国画典型艺术特色，尤其表现在文人绘画中。文人士大夫更多喜欢对题款形式美感、布局进行不懈探索。形式上，他们依据画面、思想感情表达的需要而自由在画作中题款，款文格式丰富多彩。在题款空间位置选择、书体选择、墨色变化形式美的探究上深入挖掘，以求形式上题款对画面的补充拾遗作用。如画者会考虑题款是否对画面有化虚为实，平衡画面作用;画面一角如果漏气，能否借题款以拦边封角，以求聚气，进而加强画面气势;并且画者还可借用多处题款，以活泼画面，丰富画面意蕴。如倪瓒《六君子图》，画家于画面左边题款，另有黄公望在此画作右上角题诗的重款等多处题款。画家借助多处题款书写自己艺术见解、审美情趣，以达到自由书写和心性表达完美结合，丰富了画面题款艺术的形式美。在书体选择上，文人喜用自由、随意的字体。用自己的书体写自己的创作动机，对画作的评价，在画面中题写自己的感想，隐喻一些自己的绘画理念。讲究画面书体墨色的变化以及款文排列。整体来说，文人画作中已堂而皇之题款落墨，书写大篇文字，题款形式在文人画作中日益丰富、成熟，形成一种特有的形式美感。

宋 马麟《静听松风图》

相较文人画的自由、随意，院体画题款多喜用敬语，书写力求工整，形式美感上也过多追求严谨、庄严的美感。众所周知，院体画的服务对象是统治者，故画者多喜在画面题写“臣”的字样以示恭敬，如画家郭熙《溪山访友图》，画面右方石头上有小楷款识“臣郭熙”三字;马麟《静听松风图》，款书“臣马麟画”四字。字体选择上也多用工整的楷书、篆书、隶书书写等，简单地落时间款和名款。如李唐《万壑松风图》，画家用工整隶书在主峰之侧的山峰上款识“皇宋宣和甲辰春河阳李唐笔”;崔白《寒雀图》，以极工整的字体，工整署款“崔白”二字。题款在院体画作中呈现一种严谨的法度，款文以一种隐现元素在画作中呈现，借以丰富画面形式美。

(三)款文内容、格式的差异

陆俨少先生言:“……五代两宋，沿席不替，操觚之士，无不兼擅诗文。……一图之成兼以诗赋文章，叙述缘起，抒发情感，文字既佳，而又书字遒美。清词丽句，蚕尾银钩，相得益彰。”[5]18题款这一直抒胸臆的艺术形式逐渐为宋元文人士大夫所青睐，成为一种风尚。文人绘画中出现了诸如单款、双款、长款等多种题款格式。如吴仲圭《竹石轴》署单款“梅花道人戏作于春波客舍”;倪瓒《树石野竹图》，题双款“云林生写赠伯阳先生乙巳”;另有画者于画作中作题画记、题画跋、题画诗等题款内容。另有内容涉及画者艺术心得、师友情谊、山川名胜等作画理念，如著名鉴赏家柯九思在苏轼《墨竹图》的跋语。文人画家常在画作中有效借助题款，深化画面主题，增添画外意蕴;借助题款中的跋语抒发内心情感，强化绘画表现;借助题款记录史实，为后世提供史料参考，题款在文人画中的发展，逐渐形成“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固定图式。

院体画在款文内容上，集中表现于“御题画”数量较多，即由统治者题写诗文跋语于院体画作品中。如李成《寒林平野图》，右上角有徽宗题“李成寒林平野”六字，南宋理宗在马麟的画作《静听松风图》书“静听松风”嵚印“丙午”“御书”等。另有宋代，徽宗赵佶喜在画作中署“天下一人”押，以押书署款，作为一种题款格式，成为院体画题款的另外一种有趣题款样式，作品《鸲鹆图》、《听琴图》、《四禽图》等都有这种款文格式的体现。另有赵佶喜用“瘦金书”题诗、题句于画作中。如在《五色鹦鹉图》中，款署:“五色鹦鹉，来自岭表……为赋新篇步武吟。”秀劲字体与工整画面相得益彰。御制御画并书，天下一人。钤:“御书”朱文印。院体画作中御题画数量的繁多，更多注重循规蹈矩，讲究严谨的法度。款文格式较文人画而言，整体呈现简练、单纯的特点，跋语也相对含蓄，言语较为精炼。

宋 赵佶《五色鹦鹉图》

三、结语

纵观宋元时期题款艺术，在院体画与文人画作中呈现各自不同特点。以画题考试，招纳天下人才而成立的画院，受君主好恶的影响，画作在取材、表现形式方面相对受限，致使题款呈简洁、单纯，工整规矩面貌，而远离朝廷外的文人画家，自由的生活环境，把题款视作抒发“胸中块垒”的工具，题款成为抒发感情的有效形式。由于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绘画主体身份、社会功用、主体审美理念等的差异，影响着宋元题款艺术的风貌。题款作为承载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画家修养的载体，其在宋元时期，无论是在讲究法度的院体画，亦或是在自由书写性情的文人画中，于形式、内容、格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这一突破为后期题款艺术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使得题款艺术日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题款艺术中诗文、书法、绘画、印章完美结合的书卷气使中国画具有了典型的民族特色。

[1]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G].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510.

[2]欧阳云.元代绘画艺术鉴赏[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214.

[3]周欣.宋元时期的绘画题款艺术[J].青少年书法，2010(14).

[4]沈树华.中国画题款艺术[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314.

[5]胡文虎.中国历代名画题跋集[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