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王夫之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问，重视研习儒家经典，尊崇儒家礼教文明，同时对老子的思想也有很多见解。在王夫之的许多著作中，都经常对老子思想进行评述，如《周易内传》、《读通鉴论》等。他的《老子衍》一书，就是对老子思想的专门阐述。王夫之“生当明清之际，深感王学末流之弊，窃佛、老之旨游心于虚无，而引起亡国之祸，故治学反对空谈，主张实学、实用，其务实学风为一生所追寻。”[1]一方面，王夫之对老子思想并不赞同，常常批判之;另一方面，对老子思想也给予了部分肯定。在这两方面中，对老子思想的批判是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的主流。

一、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批判

老子之学，在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主静、修养生息的观点，被许多人所称颂。而王夫之却认为老子思想是治标不治本的异端邪说，对国家和个人都没有帮助。

王夫之说:“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2]651，他认为老子之学“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3]15，修习老子之道者，往往“得其泛滥者，则荡而丧志”[2]651。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王夫之对老子轻礼思想的批判

王夫之对老子的批判最主要就是老子轻礼这一方面。王夫之认为礼制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夫礼，极情守经以用其盛……以礼存心而不忧横逆之至者也”，[4]1058礼是合理有序社会的重要原则。老子学说诋毁礼制，“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5]93，王夫之认为轻视礼制的后果非常严重，“因之以剖斗折衡，而驵侩乱于市;因之以甘食美居，而嗜欲乱于堂。诈为方兴，而愚天下以乘其变，而天下亦起而愚之矣。”[4]1058由此可见王夫之对此的不满。

这种轻礼思想让人“驰骋天下而丧其天则”[4]1058，没有礼制就会导致秩序混乱，天下不宁，“李斯之所以亡秦，而王衍诸人之所以祸晋也”[4]1059，是极为有害天下安宁的。在王夫之看来，老子这样无视礼制文教的学术，对天下正是一种威胁。

首先，老子轻礼的思想会威胁君民关系。王夫之认为分封制度废除之后，天子与庶民之间的差距缩小，过去尊崇的贵族阶级消亡，这导致了人民纷扰，盗贼纷起。但是在秦朝、王莽时期，盗贼“未尝敢与久安长治之天子抗也”[2]328，对于天子的正统地位仍怀有畏惧心理。因为“盗者必有托也，然后可假为之名以耸天下而翕然以从……秦之盗曰悲六国之亡;莽之盗曰思汉室之旧”[2]328，他们所托皆有一定的名义，所以于天下不至于太过暴戾。而之后张角的黄巾大起义，“宦寺之毒，郡县之虐，未可以为名也”[3]328，于是假托于老子之道，导致迷惑天下，趋之若鹜，祸害更加严重。所以老子轻礼的思想会导致统治者内部秩序的混乱，也会使盗贼利用这种无序的思想进行起义和反抗。

其次，老子轻礼的思想不利于臣子的进谏。王夫之认为习染了老子之学的大臣，辅助君王以老子之术行事，不是治国的根本。由于不能以儒家礼教修养来要求自身，因此他们的所为经常会导致世道的混乱。

如汉朝的汲黯，他直言敢行，有严厉之风。但是王夫之认为其学“专於黄、老，甘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以曾、史为桎梏，以名教为蹄衡羁络”[2]135，认为汲黯对其他人的批评并没有涉及根本之处。例如汲黯认为公孙弘以丞相穿布衣服是假装俭朴，但王夫之认为“尧、舜富有四海而茅茨土阶”[2]135，公孙弘之诈并不在于穿什么样的衣服，汲黯攻击公孙弘也并非为了纲纪秩序，而是因为他“沈酣于黄、老，欲任情以远名，则见以为诈焉耳。”[2]135再如汲黯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2]128，王夫之认为这虽是对武帝崇尚虚名的批评，但“以唐、虞为不足效，而废礼乐文章，苟且与民相安而已。”[2]128

从以上两例，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对待汲黯所崇尚的黄老之学的态度。王夫之认为汲黯的行为不过是利用黄老之学说，谴责了武帝的多欲，将自己站在道理的一方，“胁其君以从己，而毁先王仅存之懿典”[2]128，没有从礼制根本上辅佐武帝，以至武帝最后“不终于崇儒以敷治，而终惑于方士以求仙”[2]128。以黄老之术来规劝君主多欲的行为，只不过是“偷休息于守雌之不扰，是欲救火者不以水，而豫撤其屋，宿旷野以自诧无灾也”[2]128，不能从礼乐的根本上着手劝诫君主好欲之失，并“救多欲之失者，唯仁义之行”[2]128，因此，汲黯以老子之术行于武帝之朝，对武帝思想转向方士邪道有着非常重要的责任。

(二)王夫之对老子柔道思想的批判

对于老子之学所提倡“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5]120的柔道，王夫之同样进行了否定，认为是“女子小人滔天之恶，所挟以为藏身之固者也”[2]100，以为女子、小人篡取权力，正是依靠此术。唐朝中后期社会黑暗，宦官专权严重，他们甚至扶植皇帝，操作政权，对江山社稷危害极大，而天下不能奈何。王夫之认为唐朝宦官势力如此之大，正是因为宦官利用柔道羁縻皇帝，令皇帝“日以奢靡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2]100，使皇帝掉入到这些小人的陷阱中，不能有所作为。而一旦皇帝被宦官所操控，君子正人想要铲除宦官就困难重重了。王夫之由此提出，老子的柔道思想，不仅使宦官控制了皇帝，而且使皇帝自身也陷入柔道中，与宦官妥协。因此，柔道之术使国君没有阳刚之力去控制宦官权势，导致了唐朝的渐渐腐败，最后社稷不守，帝国坍塌。

(三)王夫之对老子修身养性思想的批判

许多人认为老子的学术是修身养性的学问，但是王夫之提出老子的思想对个人修养的形成也有许多弊端。老子思想让人放弃了儒家正统之学，导致行为异端，精神不守，“老、庄者，骄天下而有余者也，绝学以无忧，与天而为徒，而后形之不善，一受其成型，而废人道之能然，故祸至而不知其所自召也。”[2]405

王夫之以汉朝淮南王刘安为例，刘安及其门人编写《淮南子》一书，极为精深，王夫之说其书“称引天人之际，亦云博矣。”但是“取安之书而读之，原本老氏之言，而杂之以辩士之游辞”并说“老氏者，挟术以制阴阳之命，而不知其无如阴阳何也。所挟者术，则可以窥见气机盈虚之衅罅，而乘之以逞志。乃既已逆动静之大经，而无如阴阳何矣”[2]136，王夫之认为刘安受到老子邪说的影响，妄动阴阳，干预皇权，最后只能是身死名裂，为世所笑。

王夫之据此提出，“夫老氏者，教人以出于吉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与凶为徒也”[2]136，将老子之学视为异端邪说，表面上有益于人，实际是破坏了儒家立身之本。老子之思想，“使人诞而丧所守，狂逞而不思其居。”[2]136让人丧失了儒家文化的操守，思想、行为没有限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身败而亡。

二、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部分肯定

王夫之虽然批判了老子之学，认为其不如儒家经学宏大，但对这种学术流派也有部分肯定，认为老子之学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王夫之称赞汉初的恢复政策，文帝、景帝时期以老子之学治理天下，虽然不是至德的表现，但是也确保了汉初民生的稳定发展，比之躁动的混乱局势要进步得多。王夫之称“节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烦之天下，则王道虽不足以兴，而犹足以小康。”[2]651。对于俗儒“以逸乐为德，以法术为治，以虚文饰貌为道，以师保傅之谆谆为教”[2]105的做法，王夫之认为这些教育方法听上去非常正确，但是他们并非教育之本，会导致“父子师友之间，相蒙以伪”[2]105，丧失了教育的真正意义。这样的教育“不如文帝之身治黄、老术，而以授其子之足使信从也。”[2]105在王夫之看来，当事物的根本不能清晰之时，老子之学不失为次一等的学问，比鬼神、欺诈等迷信思想要好的多。

(一)王夫之对老子的“静为躁君”思想的部分肯定

老子的“静为躁君”的思想虽然不是至本之论，但是对实践仍有指导意义。王夫之以东晋司马睿避难江东保存国家社稷为典型例子，认为“是术也，老、庄以之处乱世而思济者也。得则驰骋天下之至刚;不得，抑可以缘督而不近于刑。”[2]444不过，老子“静为躁君”的思想，只是单方面的好静，没有合适的动在其中，这就导致了没有争时之心，错失良机。后来东晋安于江南，没有恢复之心，也是由于知静不知动的原因。“此以处争乱云扰日而姑试可也;既安既定而犹用之，则不足以有为而成德业。”[2]444因此王夫之也不是全面接受这一思想，他认为“所谓静者，于天下妄动之日，端凝以观物变，潜与经纶，而属意于可发之几，彼躁动者，固不知我静中之动，而我自悠然有余地矣。”[2]445这是对老子“静为躁君”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二)王夫之对老子的“功成身退”思想的肯定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对于开国元勋，皇帝多数采取杀伐、废弃的做法，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残杀功臣等。“宣力以造人之国家，而卒逢罪谴者，或忌其强，或恶其不孙”[2]247，很多大臣自恃功勋，没有及时认清时势，导致了政治斗争中的失利，以至于自身性命难保。王夫之因此对老子提倡的“功遂身退，天之道。”[5]21提出了赞扬。认为“老氏非知道者，而身世之际有见焉。其言曰:‘功成名遂身退’盖亦察于阴阳屈伸之数以善进退之言也。”[2]247虽然仍说老子是“非知道者”，但是对老子“功遂身退”的理念还是肯定的。

从王夫之对于“静为躁君”、“功遂身退”等老子思想的肯定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虽然对老子之学进行抨击，但也不是完全盲目批判的。

三、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全局观

王夫之一生最尊崇周易理论，对于占卜、鬼神等思想杂入周易之学中，甚至成为主流学问，极为不满，而老子的思想虽然不是至道，但要好过占卜等迷信思想，王夫之是肯定这一点的。对于王弼引老子之学注《易》，王夫之虽然也持批判态度:“弼学本老庄虚无之旨，既诡于道，且其言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则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为天人之蕴所昭示于天下者，而何可忘耶?”[6]652但是王夫之也同样赞赏道:“然自是以后，《易》乃免于鬻技者猥陋之诬，而为学者身心事理之要典。”[6]652对王弼引老子入《易》给予一定的肯定。同样，当评价自己并不十分欣赏的苏轼时，王夫之说其“出入于佛、老，敝与弼均，而间引之以言治理，则有合焉。”[6]653这也肯定了老子思想有利的一面。

由上，从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批判与认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务实学风与客观精神。王夫之没有偏执地批判指责老子的思想，而是能够根据客观实际进行分析，结合具体的社会背景来下论断。

[1]汪学群.王夫之释《易》的务实学风[J].开封大学学报，1998(12).

[2]王夫之.读通鉴论[C]//船山全书:第十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3]王夫之.老子衍[C]//船山全书:第十三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4]王夫之.周易外传[C]//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5]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M]//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