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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怜口在元丽关系中的双重身份

2015-12-20合灿温

绥化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双重身份高丽政坛

合灿温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怯怜口,“蒙古语ger-ün kohüd(意为家中儿郎)的音译。指蒙古和元朝皇室、诸王、贵族的私属人口。元代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说:“怯怜口,谓自家人也。”郑麟趾《高丽史》卷123《印侯传》说:“怯怜口,华言私属人也。”最初,怯怜口是草原部落贵族的僮仆,类似突厥语部落的ew-orlan(家中儿郎)。随着蒙古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皇室、诸王、贵族通过虏获、分封、招收、影占等办法,占有一大批人户,特别是各种工匠,作为私属人户,称之为怯怜口。”[1](P78)

高丽世子王谌(即位后为忠烈王)迎娶元忽都鲁揭里迷失(齐国公主)后,元丽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服属时代”[2]。齐国公主嫁入高丽后,大批怯怜口随公主进入高丽。仅齐国公主所带怯怜口,载入郑麟趾《高丽史》的就有印侯、张舜龙、卢英、车信和郑公等,这些人在高丽政坛大多身居高位。本文根据《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的记载,以齐国公主所带怯怜口为例,分析怯怜口在元丽关系中实际存在的双重身份。

一、印侯

印侯,“本蒙古人,初名忽刺歹”,随齐国公主入丽后任“中郎将”,“忠烈欲拜将军,令易名”[3](P538),遂改名为印侯,拜将军。印侯从高丽元宗十五年(1274)入丽后,从中郎将起家,到忠宣王二年(1311)逝世为止,37年里数次升职。甚至在忠烈王十七年(1291),元朝直接遣使洪重庆授印侯为镇边万户府达鲁花赤,后又为世子贰师(忠烈王二十一年),封平阳君(忠宣王元年),在高丽政坛可谓平步青云,是入丽怯怜口中地位最为显要的一个。

印侯在高丽政坛的日渐显要,因此他作为高丽使臣多次往来元与高丽之间。笔者据《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统计,自忠烈王三年(1277)至忠烈王二十五年(1299)二十二年期间,印侯一共出使元朝16次(详见表1)。

表1 印侯使元情况表

据上表可知,印侯作为高丽使臣出使元朝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1)献方物(1、8、12);(2)朝贺、吊丧、请婚等(10、13、15、16);(3)奏报高丽及涉元政事(2、3、5、6、9);(4)从高丽王等入元(11、14);(5)其他(4、7)。从印侯出使的频率以及使命来看,足见其深受高丽和元朝的信任。他在高丽政坛的显要职位以及在高丽国内政治事务上所起的巨大作用自不必说。我们现在单以其往来元丽之间的身份为视角,分析一下印侯的双重身份。

印侯作为齐国公主的怯怜口,入丽后的首要身份自然是以维护公主在高丽地位为己任的公主家臣。正因如此,和其他公主怯怜口一样,印侯逢迎公主之后倚仗其势力,在高丽政坛攫取高位。当印侯担任赞成事、世子贰师等高职后,代表高丽出使的任务逐渐变为“请世子婚”“请传位表”等关乎国体的大事,而元朝以印侯为镇边万户府达鲁花赤,依靠其维护元朝在高丽的特殊利益。如忠烈王等苦于元设于高丽之鹰坊长期以来扰民甚重,欲以“国小民贫,旱灾滋甚”为由废置,印侯则以“鹰坊请与帝而置之,岂宜遽罢”[3](P538)言忠烈王,极力反对废鹰坊。另外,在忠烈王十二年(1286)乃颜叛,忠烈王遣使入元请求出兵助元征讨,宰枢认为毋庸着急,而应“待帝命”以动。然印侯则站在元朝的立场,表示“父母家有变,奚暇待命!”[3](P538)未等元朝下令,便要求忠烈王迅速出兵助征。由此可见,印侯虽于高丽身居高位,但在涉及到元丽利益时,他还是尽力维护元朝利益。可以说印侯是元朝派驻高丽的官方代表之一,是元朝中央政府长期驻外统治的代理,具有某种驻外使节性质。[4]从高丽的角度来说,印侯作为高丽官员,高丽国王为了维持对元的服属关系以确保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又不得不依靠印侯这样的元人代表高丽与元沟通。正因如此,印侯在充当高丽使臣出使元朝的过程中,实际上拥有了双重身份,既肩负着高丽的出使任务,同时也接受着元朝的统号。

二、张舜龙

“张舜龙,本回回人,初名三哥”,“舜龙以齐国公主怯怜口来,授郎将,累迁将军。改今姓名。”[3](P540)同样,张舜龙在高丽元宗十五年(1274)以怯怜口身份随齐国公主入丽后,从郎将起家,到忠烈王二十三年(1297)逝世为止,24年内6次升迁。忠烈王七年(1281)元朝授其宣武将军,镇边管军总管,总管征东行中书省都镇抚。凭借公主家臣和元授官员的身份,张舜龙与印侯一样,在高丽政坛平步青云,身居显要。

作为随公主入丽怯怜口,张舜龙活跃于高丽政坛之后,同样以高丽使臣的身份多次往来于元丽之间。据统计,自忠烈王三年(1277)至忠烈王二十三年(1297)的二十年期间,张舜龙共出使元朝7次(详见表2)。

表2 张舜龙使元情况表

据上表可知,张作为高丽使臣出使元朝主要有以下几种目的:(1)奏报高丽及涉元政事(1、2、3);(2)朝贺(5);(3)进献贡女(6、7);(4)其他(4)。据史料的记载来看,张舜龙出使的次数虽然不及印侯,但是其在高丽政坛的影响却不亚于印侯。张舜龙入仕高丽之后,作为公主家臣,全力效忠公主,在高丽国内极力维护公主利益:“时公主请木匠于元,大兴土木之役。木匠提领卢仁秀择一大木,讽方庆。柳璥与印侯、张舜龙各执锯断其两端,曰:‘人臣尽力于主,当如是也。’”[3](P224)张舜龙使元目的,既有为公主入元请医,还有为公主采买物品,足见张舜龙得到了公主的倚重。同时,张舜龙出使的目的中还有较为突出的一项,即入元献贡女。征选高丽贡女,“是蒙元帝国控制高丽王国的一种政治工具”,同时也是“高丽王国争取和保持国家与民族独立的一种政治手段”,[5]贡女制度也因此成为元丽双方维系和平的重要手段。所以张舜龙同时担负了为元朝采选贡女和替高丽进献贡女的双向职责,不难看出,其在元丽往来中同样存在双重身份。

另外,从忠烈王数次“移御张舜龙第”[3](P446)可以看出,张舜龙与忠烈王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得到了忠烈王的高度信任,这也是其能够在高丽政坛平步青云的一个重要原因。赢得高丽王的信任后,出使所肩负的任务也日益重要,如忠烈王四年(1278),韦得儒、卢进义等上报洪茶丘,说高丽“设谈禅法会”诅咒元朝,洪茶丘将此事上报给了元中书省,试图挑拨元丽之间的关系。茶丘请求忽必烈派出三千军攻伐高丽,其中两千五百都已渡过鸭绿江,正是在这关乎高丽存亡的危机关头,忠烈王遣张舜龙先行出使元朝,报告元朝高丽王将亲自来朝。张舜龙亦不辱使命,在高丽王到达之前就化解了这场危机。从这一事件中亦不难看出,张舜龙往来元丽之间,拥有着极为重要的双重身份。

三、卢英、车信、郑公

随齐国公主入丽为官的怯怜口,除了印侯、张舜龙以外,载入史籍的还有卢英、车信和郑公。卢英,原名“式笃儿”,河西国人,初拜中郎将,官至将军。卢英“性温厚聪敏,颇知书,非印侯舜龙之比。”[3](P541)车信,原名“车忽解”[3](P540),蒙古人,其母亲是忽都鲁揭里迷失乳母,也是随齐国公主入丽的从嫁人。郑公,原名“五十八”[6],随齐国公主入丽,拜中郎将。此三者,虽与印侯、张舜龙同属齐国公主怯怜口,但是在高丽政坛的地位不如印侯和张舜龙显要。不过,他们作为公主家臣,实际上是高丽政坛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倚仗公主势力和强大的元帝国的政治背景,同样在高丽政坛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拥有着双重身份。三人出使元朝的行迹,载入史籍的,虽一共仅10次,但笔者认为,实际出使次数应远远超过史籍记载,印侯、张舜龙出使情况亦当如此。(详见表3)

表3 卢英、车信、郑公使元情况表

据表可知,卢英、车信、郑公三人出使的目的有为公主请医、献方物、献贡女、朝谢,请丧等等。与印侯、张舜龙一样,他们出使首先是以高丽使臣的身份入元完成使命,但由于入丽怯怜口的特殊身份,在往来元丽的过程中,他们受制于元朝的强大控制力,并且实际尊元为中央政府。所以在元丽往来中,更多时候他们扮演着的,是元朝派驻高丽的代表,这也是他们可以在高丽政坛攫取高位的有力背景。如车信出使,大部分时间是进献贡女,上文已论述过元丽关系中的贡女制度,实际上造成了入元使臣的双向使命,此不赘述。

四、余论

这一时期,由于元朝考虑到征南宋和日本的需要,改变了对高丽的武力征伐政策,而高丽元宗则多次向元朝请婚,寄希望于通过联姻来提高政权的安全性,从而保持高丽国的“独立性”。[7]忽都鲁揭里迷失嫁入高丽后,成为元朝在高丽的代理人,实际上拥有高于国王的权利。高丽国王则变成拥有双重身份的国王,既是元朝的地方官,又是高丽国的国王。这种特殊的身份反映了高丽国作为元帝国的附属国兼驸马国的地位。[8]

正是高丽国王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元朝公主带入高丽的大量怯怜口的双重身份。尤以印侯、张舜龙、卢英、车信、郑公等最具代表性。他们在元丽关系转为“服属时代”时随公主进入高丽,作为公主最为亲信的家臣,被公主委以重任,或直接被元朝授予官职。同时,他们往往依靠入丽元朝公主在高丽的巨大权势及元朝的强大政治背景,轻松地在高丽政坛攫取高位,成为高丽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因此,高丽统治者往往通过他们来加强与元朝之间的沟通,维系高丽与元之间服属的和平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元朝入丽官员,成为元朝在高丽的官方代表,元朝政府依靠他们来维护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他们“客观上加强了元朝对朝鲜半岛的控制”。[9]同时,他们也对高丽政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元史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2]内藤隽辅.高丽风俗对蒙古的影响[A].东洋史论丛——桑原博士还历纪念[C].京都:弘文堂.1931:651.转引自:舒健.怯怜口与高丽政局关系初探--以蒙古人印侯为例[A].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郑麟趾.高丽史[M].东京:国书刊行会株式会社,昭和52 年(1977).

[4]喜蕾.高丽史中的回回人张舜龙[J].回族研究,2000(3).

[5]喜蕾.论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的实质[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6).

[6][朝鲜]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19)[M].忠烈王一.丁丑三年春正月条.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90.

[7]程妮娜.元代朝鲜半岛征东行省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6(6).

[8]栾凡.元代的中朝朝贡关系[J].古代文明,2009(4).

[9]舒健.怯怜口与高丽政局关系初探--以蒙古人印侯为例[A].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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