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凯东

摘要 当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诞生的时候，早期电视新闻生产也开始萌芽。当时的电视新闻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承载着重大的政治责任和国家使命。作为政治宣传的影像载体，早期的电视新闻在意识形态和传播内容上凸显“喉舌”的功能，同时一些新闻工作者也在新闻的时效性和专业性上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早期的电视新闻生产尽管一波三折，但是为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奠定了主流的地位，也做好了组织架构和专业人员上的准备。

关键词 新闻史；电视新闻；新闻生产；政治宣传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一、萌芽：新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新中国电视事业的筹备、酝酿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195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要办电视。1955年2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国务院报告，提出于1957年在北京建立一座中等规模的电视台的计划。周恩来总理2月12日批示将此事列入文教五年计划讨论。1956年5月28日，中国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听取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汇报。他详细询问了有关创办电视台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说，“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最好自己生产，这样既便宜，易于推广，又不要外汇”。在当时新中国电视事业的筹备中，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准备，一是人才的培养，二是设备的研制，三是人员的调配。1957年8月1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通过《关于设立电视实验台筹备机构》的决定。任命罗东为“北京电视实验台筹备处”主任，孟启予、胡旭（他们后来分别担任北京电视台正副台长）为副主任，又先后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调来十几名摄影师、编辑和制作人员，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部门承担电视台的技术工作，为建立电视台作了人员和组织上的准备。

1959年5月1日晚19时整，新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改名为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当时北京城仅有的20多台（又有一说是50多台）电视机的荧屏上，出现了一幅以中央广播大楼模型为背景图案，上书“北京电视台”字样的画面。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以她端庄、大方、朴素、自然的形象与观众见面并预告当晚的节目。1958年6月1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由本台记者李华、孔令铎摄制的电视新闻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创刊》，这是中国电视屏幕上出现的第一条由电视记者采制的电视新闻。

二、早期新闻生产：政治宣传的影像载体

（一）初期电视新闻生产

电视台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在试播期间无论从人员到设备，都是超负荷使用，极度缺乏。当时北京电视台只有一个演播室，是由原广播大楼西侧4楼上一个60多平方米的排练厅改建而成，条件十分简陋，空间高度不足3米，无法安装灯光设备。在一个角落里用三合板隔出9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作为视频和音频导演控制室。主要的设备只有几台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拨来的包莱克斯和菲尔姆16毫米摄影机，胶片数量也不多，也没有洗印车间，只得用土办法和手工冲洗电视新闻。当时北京电视台对内称电视编辑部。主任是罗东，副主任是孟启予、胡旭。编辑部设有政治组（是正式播出后成立的，包括编辑、摄影、播音、剪辑）、文艺组、少儿组、美工组、办公室（包括节目调度和管理）。当时全台只有30多人，其中18人负责工程技术，记者编辑才10余人。“当时记者外出拍片时，肩扛笨重的AK16摄影机，身背电瓶，衣服常常被电瓶中漏出的硫酸烧破。”记者白天要从事采访、拍摄、演播室的节目排练工作，晚上还要在演播室担任摄像。有的编辑、记者则要连夜用简陋的瓷缸、木架，在一个用盥洗间改成的临时“洗片室”内冲洗拍好的新闻胶片。这种工作方式一直持续到1965年。

这一时期办有3种消息类新闻节目：《图片报道》《简明新闻》和《电视新闻》。

《图片报道》是中国电视新闻的最初形态，是一种将新闻图片分切组合加上解说的新闻报道形式，新闻照片选自新华社。在演播室中，将新闻照片置于两台摄像机前，两台摄像机按预先设计方案轮换拍摄照片的不同部位，形成画面镜头组合，播音员直播编辑写成的解说稿，达到声画组合。《图片新闻》由于新闻时效较差，加上依赖其他新闻单位提供照片，所以不定期播出。1958年5月15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播出了自办的电视新闻节目《图片报道》，介绍了我国制造“东风牌”小轿车的情况，节目长约4分钟。

《简明新闻》是一种口语形态的消息类新闻节目，在1958年11月2日正式播出，一般安排在晚间电视节目结束前播出，播音员是当时中国第一位播音员沈力，每次时长大约5分钟。由于这些新闻稿件的来源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稿件来源有保障，制作程序也不复杂，所以基本可以做到电视台每次播出时，都有一次《简明新闻》。这档新闻节目曾经中断，在1964年恢复播出。

还有一种类型是《电视新闻》。“从1960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有了固定的《电视新闻》栏目，作为电视台晚上播出时同观众见面的第一个节目，每次约四五条，约十分钟。”这种类型的新闻节目是本台记者拍摄完成的以电影《新闻简报》为样板的新闻节目，这种节目制作的周期、程序就要复杂得多了。具体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当时的记者使用16毫米反转胶片拍摄新闻素材，然后剪接成工作完成片。在每条新闻之间接上空白胶片，以便在空白胶片放映时间内，在演播室出新闻的题目字幕。播出时，在演播室内设一小型银幕，将新闻片图像放映到银幕上，另一台摄像机拍摄事先写好的字幕，由导播在导演台上切换。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则是字幕和新闻影片连续播出的屏幕效果。记者写好解说词后，由播音员在演播室直播，并有配乐，有时还有效果音。在当时由于胶片奇缺，制作也复杂，所以每条新闻的长度也不太长，一般每条长约二三分钟，每次播出约三四条。

由于新闻来源有限，所以当时除了《简明新闻》外，其余新闻节目播出都没有固定的时间，几条新闻凑到一起就播出一次，不仅播出时间是不定期播出，时长也无法控制，直到1960年元旦，才有了固定的播出时间表。按照现在对新闻的认识，当时播出的新闻几乎没有真正的新闻，都是政治宣传的内容。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电视在当时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承担着政治传播的角色，宣传各种模范典型，发布来自党中央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传递最高领袖的指示和声音。电视台首先是新闻宣传机关，办好新闻才是它的首要任务。

1960年5月1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决定成立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新闻部开始时只设新闻组、社教组。1962年改为按行业分工，设有经济组、政文组、编辑组。1963年增设国际组、出国片组。1965年成立军事组。由副台长戴临风兼新闻部主任。“新闻部的成立，加强了对电视新闻工作的领导，对搞好队伍的思想和业务建设也有积极意义。”

1965年9月，新闻部着手培养一批少数民族电影摄影记者，从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调来藏、蒙古、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9名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半年新闻专业基础知识和摄影技术课后当上了摄影记者。新闻部逐渐发展成一个小而全的部门。除记者、编辑、剪辑外，还有灯光、录音、洗印、美工、整备（摄影机维修）等工种。到“文化大革命”前，新闻部分为北京组、地方组、编辑组、国际组、出国片组、军事组、照明组、录音组、洗印组、整备组（包括维修和美工）共10个组（科），人员已发展到100多人。新闻部的主要任务是拍摄并制作新闻片、纪录片、出国片。

（二）电视新闻：特殊时代的历史印记

在北京电视台早期的新闻报道上，也有一些创新的手段，一些重要活动当时也采用了现场直播的技术手段，在1958年北京电视台直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阅兵式和盛大群众游行；1959年4月18日，又现场转播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实况。1961年1月2日—9日，记者孔令铎、庞啸随同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这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当时记者把拍好的电视片交外交部专使带回北京，电视台收到后立即洗印、编辑，在1月5日（周总理到仰光3天后）首次播出，这在当时没有卫星传送的情况下，时效是很快的。但是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电视新闻还是显得慢几拍。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北京电视台3月11日派出穆中里、朱宏等3名记者，前往地震灾区拍摄电视片。直到17日才播出《支援地震灾区人民重建家园》，20日重播一次。“根据上级的指示，这次地震宣传到此为止。”

“早期成立的地方电视台也把国内的政治宣传作为自己首要的、基本的任务。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播的第一天，当晚播出了摄影记者朱盾、邹志民、肖振芬拍摄的第一条电视新闻片《1958年上海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和游行》，片长8分钟。”

早期的电视新闻生产中，也有一些国际题材的新闻报道。1960年2月间，记者孔令铎、冀峰随接侨轮船去印度尼西亚，这是我国第一次派记者出国采访，并在3月3日晚间播出了《祖国派船接亲人》的新闻片。从1965年3月起，北京电视台先后派出朱景和、周居方、韩金度3名记者常驻越南河内，时间达9年之久。

总的来说，当时电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宣传北京和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成就，反映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报道重大政治活动等。“在方向上，坚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工农兵服务，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方向”。和当时的报刊、广播等其他宣传工具一样，由于受到浮夸风的严重影响，电视新闻也宣传了不少“放卫星”等弄虚作假的典型，如亩产万斤粮等。

三、“文革”十年的非正常生产

“文革”时期的广播电视节目中，实实在在的新闻报道少，空洞的理论宣传多；电视台主要是播出《人民日报》等报刊的文章和新华社电讯，成了党报党刊的“有声版”“传声筒”。“北京电视台与国外的新闻交换和互购关系几乎全部中断，《国际新闻》因无片源而中断。”在《五·一六通知》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北京电视台陆续增办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掉反反社会主义黑线》专题节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新闻专辑、《红卫兵专题节目》等。当时的电视节目主要内容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破私立公”等，其形式多为“学习一批判一生产”三段。人们把当时的电视节目描述为“大批判，学习班，抓革命，促生产”，严重的概念化、口号化，单调枯燥的画面和假话、大话、空话，成了那个时期电视新闻节目的基本模式。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电视台的领导权被“群众组织”掌握，一个时期内电视新闻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群众运动”“造反有理”“夺权”“批判走资派”等。在宣传管理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北京电视台专门成立了宣传小组。主要职责是协助台领导制定宣传规划，编排节目，审查节目等。70年代中期，宣传小组改称宣传办公室。

但是，那个时期电视新闻工作者也报道了一些重大的新闻，如《欢呼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8年9月）、《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北京电视台在29日晨就派出记者刘效礼、许佑宁由司机李永生、史家琪开车赶往震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抢拍实况，向中央汇报灾情，后来又派出记者高长令、庞啸等采访。“8月份又派出记者随中央慰问团分3路到唐山、天津、北京采访，同时还组织记者拍摄各条战线职工坚守岗位，军民团结抗震救灾的新闻片、纪录片”。

同时对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也进行了及时全面的报道，比较突出的有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北京电视台协助美国三大广播公司记者和技术人员报道了尼克松访华的情况。这是我国首次通过国际卫星向世界发送电视报道。据统计，在美国的电视观众约有6000万至1亿，全世界有几亿观众通过北京电视台传送的电视画面见证了中美两国的历史性时刻。英国路透社报道：“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在美国得到了比自上一次美国人登月以来的任何事件都广泛的新闻报道”。

文革时期的“极左”宣传和空洞教条的形式主义严重阻碍了电视事业的发展。在文革时期，电视新闻生产是一种非正常的工作状态，一切服从政治需要，一切以宣传为主，电视完全沦为政治工具和宣传武器，成为政治宣传的声画载体。四、早期电视新闻生产：政治投影的历史文本

在1958年12月15日—2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全国电视台基建工作座谈会。会上，梅益局长就电视节目的指导思想和电视台建设中的几项原则问题讲话。他强调电视广播节目应该是新闻性、知识性和文艺性三者并重，而新闻性节目应力求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具有强烈的鼓动性。1959年的第六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也认为“政治挂帅、为中心工作服务、当促进派、走群众路线是办好广播的关键。”北京电视台在1958年底的工作总结中，也指出，“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一样是党的宣传机关和新闻机关，它是综合性质的宣传机关。所以电视台的任务是：1.宣传政治任务；2.传播科学技术知识；3.充实群众娱乐生活。”

新闻生产是在社会系统的框架下实现的，它受到当时的整个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认知能力的制约和影响。在中国电视诞生的初期，人们对于电视这个新生事物还不甚了解。电视新闻生产还只是处于试生产阶段，不仅硬件条件落后，题材内容、时效、报道形式、节目样态、传输技术等都还是摸索和起步阶段，更谈不上成文的生产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电视并不是作为纯粹的新闻媒体来进行生产和运作，它是党重要的宣传机构，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政治的基因。“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新闻传媒是要代表本阶级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中迅速产生影响的。”“一切从政治出发，一切为政治服务”成为电视台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职责。“改革开放前，我国电视新闻无论在内容的选择，还是形式的运用上，都体现了那一时代政治标准高于一切的鲜明特征。”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生产制度是以行政命令、红头文件、宣传纪律等形式出现的。对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生产的研究，必须回到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与新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建立起来，才能发现新闻生产制度的历史选择性和政治合理性。

总之，在中国电视产生初期，电视新闻生产还是处于试验状态。“1978年以前的电视制度安排中，以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为特色的一元化制度设计割裂了其他控制因素对电视发展的影响，使政治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核心调控因素，这也成为一切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在这一时期电视新闻生产制度是以非正式制度形式存在的，新闻生产是以行政命令、上级指令为指导的，服从政治是衡量新闻生产的惟一标准，也正因为政治对电视新闻的过多控制和干预，也使电视新闻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在大跃进期间、“文革”十年中有了许多不光彩的表现。严格地说，早期的电视新闻生产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新闻生产，是以政治宣传为主的意识形态灌输，但是它也为中国电视新闻走上正轨奠定了组织、技术和人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