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西境内，自龙山时代起，大致以霍山为界将其划分为中原系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翼城大河口在临汾市东南，位于晋南，古属中原地区，是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此地繁荣的社会文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和军事重地，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晋南；大河口：青铜器；文化区

2014年7月29日，由首都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精美的青铜器，无论铸造工艺还是数量、种类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并对探索西周时期晋南地区的诸侯国提供了新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大河口墓地出土的星铜器与宗周、成周地区王都器物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以下我们以霸国的历史渊源为引，从青铜器角度略作讨论，其中难免有所纰漏，还望方家指正。

大河口墓地，古属故翼城，位于翼城县东南十五里。翼城县，古属平阳府，禹贡冀州地，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府东连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宰孔所云：“景霍以为城，汾、河、涑、浍以为渊”，而子犯所谓“表裹河山”者也。此地河流密布，环境优越，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多面环山，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多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魏有其地，秦商鞅言于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而独善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魏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郷以制诸侯矣。”后有杜畿云：“平阳披山带河，天下要地。”是也。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晋南地区出现了大片的考古学文化遺存，代表了不同时期文化发展类型。以汾河为源，大量的文化遗存集于此地，先后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作为“先夏文化”的陶寺类型。晋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中原其它地区一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相互印证。

二里头时期，夏县的东下冯类型作为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类型，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成为研究夏文化的对象。从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东下冯类型虽与二里头类型同为二里头文化，但两者之间却存在差异。陶器中以鬲、甗多而鼎少，未见觚、鬹等较具特色；窑洞式的房屋和墓葬也区别于其他类型。此外，东下冯壕址出土有铜镞、刀、凿和铜容器的残块、铜渣以及石范等，证明东下冯类型不仅使用铜器，而且具有自己的青铜冶铸工业。

早商时期，商王朝统治中心在豫西的郑洛一带，豫西与晋南隔黄河毗邻，交通往来并非难事。从考古发现看，当时已有多处渡口：洹曲古城、平陆前庄以及茅津渡等，尤其以在前庄遗址以西40公里处茅津渡最为重要，一直是晋豫交通的重要渡口。多处渡口的发现表明，至少在早商时期，晋南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已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从文化因素分析，晋南地区的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商文化的统治中心。陶器中，大口尊、小口瓮、平口瓮等器物虽为当地而有，但均经过改造，其变化规律同于二里岗类型者，并且东下冯类型已经以商文化的典型器物—商式鬲为主要炊器；铜器上，这一时期，晋南地区的青铜器目前仅发现于垣曲南关、平陆前庄，两地青铜器墓在铜器形制上与组合形式上与同时期的郑州地区的商墓近同，表明商前期晋南地区与当时商中心政治区域的密切联系。当然，中商时期，商文化的二里冈类型与东下冯类型并不能完全的对等，东下冯类型中未见传统早商文化墓葬中所见的腰坑。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晋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开始受到商王朝的影响。

中商时期，二里冈类型演变为白家庄类型，并成为中商一期遗址最丰富的一处，或仍为商文化的核心文化。从中商二期开始，由琉璃阁类型演变而来的曹演庄类型一度成为商文化的核心，并一直延续到中商三期，因此豫北、冀南便成为当时重要文化中心。商王朝统治中心的转移，使得新的通道被开辟出来，两地虽有太行山阻隔，但有漳河河谷相连，使得两地往来频繁，今河北武安南是太行八陉之一滏口陉，便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孔道。伴随交流通道的转移，两地之间文化交流的区域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便是考古遗址的分布状况。这一时期晋西南考古发现较少，但在晋东南长治、屯留，长子、潞城一带以及晋中汾阳地区，却有着较丰富的中商文化遗存，考古学上成为小神类型。

从文化因素分析，小神类型既有东下冯类型的特点也有曹演庄类型的特点，应是两者结合的产物。小神遗址除了商鬲和陶豆，与商王朝同类器物接近。但也具有自身特点，鬲体的最宽处大都在腹部的中间，三足内收，足跟不明显。豆表现出复杂形制。其中一种喇叭形假腹豆似不见其他类型。

文物尤其是大批铜器在晋东南的集中出土，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在商王朝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出青铜器的地域主要有三块：其一在晋东南，今长子、屯留、武乡一带，该地隔太行与安阳相望，应是商人势力首先到达之地，其地处于浊漳、清漳二水流域，二水向东汇成漳河流经安阳北。二是山西西部中段，吕梁山脉以西，黄河东岸的保德、石楼、永和、吉县一线；与这些地区出土青铜器风格相同，可归属同一类型的遗址已跨过黄河，分布在今陕西东北地区。三是太原南北的晋中盆地汾水流域之灵石、洪洞一带，以及太原北的忻县，夹在一、二两个区域之间，因而在青铜文化上成为两种青铜文化交会的中介区域。

根据对殷墟卜辞所反映的商后期政治地理的研究可知，当时商人势力已西越太行到达晋东南、晋南，在这些地区可能有商人所建之重要城邑。

自殷商以来，这里就是古农业发达区，根据甲骨文记载，商人在晋南地区分布了四个农业带：

运城盆地——甫（合集9779）、郇（合集9774）、臿（合集9791）、冓（合集9774）；

晋中南古沁水流域——轡（合集9776）、纟羊 方（合集6）、口（合集9774） ；

晋东南古漳河流域——亘（合集6943）、长（合集9791）、示（合集9816）；

晋西南临汾盆地——唐录（合集8015）、缶（合集1027）、吕（合集811）、口（合集583）、蓐（合集583）

晋南地区作为古农业区，应经成为商王朝的粮仓，一直以来受到商王朝的重视。

此外，卜辞资料也反映出在晋地多有频频与商人兵戎相见的所谓方国势力在活动，这也必然会造成与殷墟青铜文化的接触和交融。这种历史背景正是晋地多商器的原因。

晚商时期，商王朝的统治中心经盘庚迁殷，转移到今河南安阳地区。殷商时期是整个商文化的高峰期，以殷墟为中心，灿烂的青铜文化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极大地影响，有的地区的文化甚至被同化直至消失。小神文化在这一时期不见，应是被同化的结果，而且晋南地区也再未出现其它地方文化类型。鉴于商文化的繁盛，晋南的商文化遗存有较多分布，主要有灵石旌介村、浮山桥北、临汾庞杜和屯留上村、潞城。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已发现的晋南商文化遗存，其文化因素与殷墟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此外，汾河以西，晋陕之间黄河两岸的高原地区，以山西石楼、永和、柳林，陕西绥德、清涧、延长等地为中心，集中出土了一批晚商时期的青铜器。这批器物与殷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应是两者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证明了至少在商代晚期，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已有了交流和影响。其交通路线是商都安阳越太行至屯留，向西走到达汾河中游地区，再向北行抵晋陕高原。

晋中盆地出土商代青铜器的最重要地点在晋中市西南的灵石县旌介村，1976年发现M3后，又于1985年发掘了M1、M2，三座墓共随葬青铜器六十九件，包括容器十八件，兵器四十六件。从出土器物看，三座墓出土的青铜器年代相近，大致在殷墟三期。值得注意的是，三墓出土的大多数容器上有族氏铭文 ，而 氏与商王族关系密切，所以此三墓代表的青铜文化似仍属殷墟文化系统，为其一分支，是商后期偏晚商人势力继续西进之表征。除此外，1982年洪洞上村村民挖地基时发现一组商代铜器，有鬲一、爵一、戈二。三器基本上应属二里岗——殷商铜器系统。

综上所述，至少在早商时期，晋南地区已受其它地区尤其是商王朝统治中心文化的影响。山西地区青铜文化发展应是来源于东部商文化的核心地区，由漳河、滏河西进入晋中地区（商代晚期以灵石旌介村商墓为代表），然一分为二分别向晋南和晋北发展。

参考文献：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3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

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9月。

5、史念海：《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

6、宋鎮豪主编，孙亚冰、林欢著：《商代史·卷十》《商代地理与方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

作者简介：

刘树满（1988—），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业：考古与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