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汝南文化区形成原因初探

2016-02-12汤慧玲黄淮学院社会管理系河南驻马店463000

天中学刊 2016年1期

汤慧玲（黄淮学院社会管理系，河南驻马店 463000）

东汉时期汝南文化区形成原因初探

汤慧玲
（黄淮学院社会管理系，河南驻马店 463000）

摘要：东汉时期，汝南地区文化发展迅速，不论是政治、文学人才的数量，还是杰出人物的示范和感召作用，都明显超出传统的齐鲁地区，与颍川、南阳并列成为全国文化、政治重心之一。汝南文化区的形成是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选官制度、交流融合、世家大族群体文化实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键词：东汉；汝南；文化区；繁荣

从文化的内涵角度而言，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晶，而人类的活动是在不同的时代、地域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这就使文化具有了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不同历史时期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文化现象的时代和地域差异表现为不同的时代和地区涌现出一个或数个文化重心。东汉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教育诸因素的变化，齐鲁及其周围地区逐渐失去了文化发展的主流地位，传统的文化重心由齐鲁宋梁地区向汝、颍、南阳一带转移。汝南郡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它与颍川、南阳地区共同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1]362。

一、东汉时期汝南文化繁荣的表现

（一）各类文化成果和文化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一个地区所出书籍、博士和史书中的列传人物的数量，三公九卿的籍贯分布，既反映了该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也是衡量其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东汉时期，汝南郡所出书籍、三公九卿和《后汉书》中的列传人物的数量，都居于全国前列。与西汉相比，东汉时期汝南郡所出书籍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由西汉时期的3部[2]499增至38部，书籍种类涉及经史子集，其中儒家经典类7部，历史著作16部，诸子百家及其学说12部，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著作3部。依据卢云的研究统计，右扶风、北海国、南阳郡、汝南郡、陈留郡等六郡国所出书籍的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汝南郡在全国的排名由西汉时的第7位提升至第4位[2]522。

东汉时期，汝南郡所出书籍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而且质量上乘，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周防，汝南汝阳人，《古文尚书》大家，曾撰《尚书杂记》32篇，40万字。袁京，汝南汝阳人，作《难记》三十万言[3]473。袁汤，汝南汝阳人，任陈留太守期间，撰有《陈留耆旧传》。许慎，汝南召陵人，“性纯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议》，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3]748。许慎族人许峻精通《易经》，著有《易新林》《易灾条》《易决》《易杂占》《易要诀》等书，对魏晋时期的玄学产生较大影响。同郡应氏家族中，应奉著有《汉书后序》《汉语》《汉事》等，应劭著有《律本章句》《汉官礼仪故事》《状人记》《风俗通义》等。应劭撰写的《风俗通义》为中国古代民俗学研究史上继往开来的著作。

根据史籍中列传人物的记载，对其中的士人按其籍贯加以统计可以看出，《汉书》中记载汝南郡的士人有11人[2]513，而《后汉书》中记载有列传士人36人、非列传士人53人。与西汉相比，东汉时期列传士人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按照永和五年的政区统计，汝南郡列传士人，仅次于南阳郡和右扶风，位居全国第3位[2]528。《后汉书》中记载的汝南郡士人总数89人，仅次于右扶风91人，位居全国第二位。

东汉时期，汝南籍贯所出的三公数量仅次于南阳，居全国第2位；九卿与河南郡并列第3位，三公九卿总人数次于南阳、陈留人，位居全国第3 位[2]538。西汉时期，卿相大多凭借军功、功荫任职，公卿的籍贯分布不能恰当反映各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但是与西汉不同，东汉时期的三公九卿一般由接受儒学教育的文人担任，公卿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

（二）学校教育和思想学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

东汉重视经学，这一时期汝南郡学术气氛颇为浓厚，除官办学校之外，私人讲学之风极为盛行，相继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私家教授和经学大师，根据《后汉书》记载，著名的有廖扶、周磐、蔡玄、钟兴、戴凭、许慎、周举等。廖扶，汝南平舆人，精通《韩诗》和《欧阳尚书》，安帝年间，他在家乡开办学校，传授门生数百人。周磐，汝南安成人，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和帝时弃官回乡开办私学，“教授门徒常千人”[3]426，号称“东里先生”。蔡玄，汝南南顿人，“学通《五经》，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3]748。钟兴，汝南汝阳人，少从少府丁恭学习《严氏春秋》，丁恭以学行高明举荐钟兴，“光武帝召，问以经义，应对甚明……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重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封关内侯”[3]745。戴凭，字次仲，汝南平舆人，自幼学习《京氏易》，十六岁即举明经，“正旦朝贺，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3]735。许慎博览群经，学识渊博，受到当时经学大师马融的推崇。周举，汝南汝阳人，“五经从横周宣光”，“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3]593。

据《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籍记载，东汉时期汝南郡私家教授数量由西汉时的5 人[2]516增加到16人，在全国的排名由西汉时的第3位上升到与颍川并列第1位，以绝对的优势超过右扶风、南阳、陈留等郡。这一时期，生徒在万人以上的私家教授全国仅有3人，汝南郡与颍川郡、乐安国各有1位[2]530。

两汉时代盛行博士制度，博士作为中央和郡国的高级学官，由当时富有资历和声望的学者担任。因此，各地区所出博士的多寡，代表该地区在经学方面的实力。在清人张金吾所著《两汉五经博士考》一书中，按照永和五年的政区统计，东汉时期汝南郡所出博士人数由西汉时的1人[2]520增加为5人，在全国的排名仅次于陈留郡，与颍川、南阳二郡并列第2位[2]536。五经博士的数量和排名，反映了汝南郡思想学术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当时学术上的主导地位。

（三）政治活动方面占据明显的优势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察举征辟制遭到破坏，贿赂公行，官吏的选拔以外戚、宦官的爱憎行事，于是激起了一些太学生和正直官僚的不满。太学生和一些正直士大夫要求改革政治，与外戚宦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利用议论时政、品评人物的独特方式表达他们强烈的不满，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抨击。其中，许邵、许靖、陈蕃、范滂等，不仅是知名于汝南的名士，在汝南地方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士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汝南是品评清议发端和盛行地之一，许氏兄弟主持的汝南“月旦评”代表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士大夫的名望和仕途。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即是在品评之风的影响下确立起来的，并影响了魏晋以后职官制度的发展流变。

在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中，汝南郡涌现出一批敢于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士人，“三君”中有陈蕃，范滂、蔡衍并列为“八顾”，陈翔为“八及”之一。在同宦官的斗争中，汝南士人成为反对宦官外戚专权的核心力量，其中，陈蕃与李膺齐名，成为东汉党人实际的领袖，范滂、蔡衍、陈翔均以打击宦官而威名远扬。孔融在与陈群谈论汝南士人时认为：“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汝南许子伯，与其友人共说世俗将坏，因夜起举声号哭……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4]338范晔把汉末乱而不亡，仍能维持百余年的原因，归之于陈蕃等一批士人，并将其比之为伊尹、吕望。

东汉末年，袁术、袁绍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优势。初平元年（190年）袁绍与袁术、曹操等同时起兵，共讨董卓。董卓被杀后，各州郡牧守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形成军事割据势力，袁术割据扬州，袁绍在北方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拥兵数十万，是当时势力最强的军事集团。袁术、袁绍以割据称雄，直接影响东汉乃至魏晋政治。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成为全国文化重心的标准是：第一，思想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第二，人口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才的数量、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名列前茅；第三，其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持续性与稳定性，对其他地区持续地占有优势；第四，代表了当时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且能受到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学者们的重视与推崇，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5]360。从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汝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在上述各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汝南郡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之一。

二、东汉时期汝南文化区形成的原因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在多因素、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东汉时期汝南郡文化较为发达，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文化积淀是汝南文化区形成的基石

汝南位于黄淮流域，正处“九州腹地”，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汝南及周边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繁衍生息，今天已发现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如天堂寺、和崔、杨台寺等仰韶文化遗址，固城寺、五龙口、台子寺、十里铺等龙山文化遗址，陈庄、老坟岗、魏湾、郭岗等屈家岭文化遗址。在这些遗址里，我们发现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粮食加工工具及手工业工具。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原始先民开发着这块富饶的土地，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文化。

先秦时期，汝南及周边地区先后建立了一些诸侯国，如柏、挚、慎、吕、江、沈、房、蔡、道等，思想文化较为活跃。在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之中，出于此地的有六人[6]55，即漆雕开、漆雕从、漆雕侈、漆雕凭、曹恤和秦冉，被称为孔门六贤。其中，漆雕开受到历代帝王的加封，唐朝封为滕伯，宋朝真宗年间加封平舆侯，明嘉靖又改封为“先贤漆雕子”。儒、道、法、兵等学派的创始人在此或游历，或授徒讲学，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西汉时期，汝南郡已经显现出一定的文化优势，士人或著书立说，或活跃于政治舞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桓宽、尹更始、尹咸等。桓宽自幼勤奋好学，潜心研究《春秋公羊传》，被选为郎官。经过二十多年的研读，他撰写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有关盐铁问题的专著——《盐铁论》，对西汉时期的社会矛盾、思想斗争、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尹更始精通儒学，官至谏议大夫，著有《春秋谷梁传章句》，开汉代谷梁学研究的先河。尹咸从父亲尹更始那里继承了《谷梁春秋》，成为一代儒学大师，曾任大司农、丞相史、太史令等官职，与刘歆共同校点经传。

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为东汉时期汝南文化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汝南郡在继承早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东汉时期逐渐形成汝南文化区，并且使汝南士人养成了锐意进取的良好风气。

（二）经济发展为汝南文化区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传统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化的发展。汝南及周边地区地理环境优越，水利建设发达，田庄经济发展迅速，在东汉时期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美的鱼米之乡，为汝南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汝南郡境内河网密布，有洪河、汝河、颍水、淮河等众多河流，形成了肥沃的冲积平原。这一时期汝南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东汉时期，该地区水利设施很多。建武十九年（43年），汝南太守邓晨“署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3]780。精通水利的许扬经过数年时间，最终完成了鸿隙陂的修复工作。鸿隙陂大坝建成以后，北通京都洛阳，南通吴越，通过鸿隙陂水域，漕运便利，舟船往来频繁，沿岸集镇商业一片繁荣景象。明帝永平年间，鲍昱为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泱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3]352。何敞任汝南太守，修复鲖阳旧渠，垦田增加了万余顷。汝南郡有着较为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汝南郡设置有铁官，主要在棠溪城（今西平）等地，已发掘有酒店冶铁遗址、冶炉城冶铁遗址，这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

东汉王朝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的，此后，刘秀继续依靠豪强地主势力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形成强大的豪强地主阶层，这一时期汝南郡出现豪强地主和庄园。这些豪强地主利用政治特权，发展田庄经济。“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时，为侍御史……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3]801。东汉时期汝南境内坞堡林立，每一个坞堡就是一个田庄，可见田庄数量之多。虽然田庄的出现及迅速发展反映了土地兼并和小农经济破产的加深，但是田庄是一个有组织的生产单位，有可能兴修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或者制造和推广新式农具，或有计划地总结生产经验等，因此，它也具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一面[7]830。从东汉社会生产力水平看，田庄经济比自耕农经济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汝南经济的繁荣。

东汉中后期，汝南、颍川和南阳地区已经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汝南人口仅次于南阳，居全国第二，户口数居全国第三[8]186−208，汝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总之，农业的发展，使汝南郡具有促使文化发展的经济实力，从而为汝南郡思想文化的进步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地方官吏的治理推动汝南文化发展

东汉时期汝南文化的繁荣，是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汝南郡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地方官员，他们在任期间，注重水利兴修，发展生产，努力发展学校教育。汝南文化的繁荣也是他们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的结果。

汝南太守寇恂、何敞、欧阳歙、王龚等，都曾大力兴办郡县之学，推广教化，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首任汝南太守寇恂，平素好学，到任后，即“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3]255，为了敦促青年学子的学习，寇恂亲自到课堂上和学生坐在一起听老师讲授。建武六年（30年），欧阳歙迁任汝南太守，到任后，兴修水利，推荐贤才，“教授数百人，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3]736。和帝时，何敞为汝南太守，“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3]465。安帝建光二年（121年），王龚任汝南太守时，“政崇温和，好才爱士，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气高明，初到，龚不即召见之。乃留记谢病去。龚怒，使除其录。功曹袁阆请见，言曰：‘闻之传曰人臣不见察于君，不敢立于朝’，蕃既以贤见引，不宜退以非礼。龚改容谢曰：‘是吾过也。’乃复厚遇待之。由是后进知名之士莫不归心焉。”[3]550顺帝时，王堂迁汝南太守，“乃教掾史曰：‘古人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故能化清于上，事缉于下。其宪章朝右，简核才职，委功曹陈蕃。匡政理务，拾遗补阙，任主簿应嗣。庶循名责实，察言观效焉。’自是委诚求当，不复妄有辞教，郡内称治”[3]372。历任汝南太守在汝南的兴教，使汝南成为儒学发达的地区之一，为儒学大师和世家大族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独尊儒术与选官制度是汝南文化发展的动力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的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进入国家权力机构。东汉以察举和征辟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这种制度虽然设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众多科目，一般的儒生都可以通过察举和征辟的方式入仕，但选拔的标准大多是精通经学、经明行修。由于精通经学可以取得功名，这种诱惑极大地刺激了人们读书的热情。东汉时期汝南郡的文人潜心儒学，一些大儒收徒授业，民间办学十分普遍。总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察举、征辟的结合，使选才和育才的标准逐渐统一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汝南郡官员的文化素养和社会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汝南士人继承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强不息，进而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

（五）世家大族的文化实力带来了文化的繁盛

东汉时期，由于豪族地主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和门阀世族势力的形成，汝南郡逐渐成为门阀世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周氏、袁氏、许氏和应氏，都是这一时期世家大族的典型代表。东汉建立后，刘秀退功臣进文吏，汝南士人多专注于儒经。随着经学在学术上的发展，经学的传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注重“师法”转向注重“家法”，各家分别以“家法”传授，汝南一带开始出现世代习经的家族。这些望族家学累世相传逐渐形成了累世经学，较早地成为儒学世族。例如：汝南应氏精通五经。汝南袁氏，自袁良始习《孟氏易》，自袁安以下四世皆位居三公。袁安少传良学，位居司徒。袁安之子袁京习《孟氏易》，官至蜀郡太守。袁敞少传《易经》教授，位居司空。袁京之子袁彭“少传父业，历广汉、南阳太守”[3]473。袁彭之弟袁汤，少传家学，历任司空、司徒、太尉。汝南周氏，自周防研习《古文尚书》，因经明举孝廉，后迁陈留太守。周防之子周举精通《尚书》，历任司隶校尉、蜀郡太守、光禄勋等职。周举之子周勰学识渊博，为当世名士。

汝南世家大族子弟世代读经，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恪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观念，这种家学家风不断积累，逐渐形成了厚重的家族文化。同时，这些世家大族或在血缘上互为婚姻，或在政治上互为援引，或在学术上互为标榜，再加上各自门下都有来自全国的弟子门生，从而形成了雄厚的群体文化实力。这些家族涌现出一批文化人才，他们熟知儒家经典，重视对文化古籍的整理和传播，对于推动地方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往促进汝南文化的繁荣

东汉时期，士人之间广泛交游已经成为普遍的风气，士人的交游与结社活动比较频繁，士风异常活跃。东汉都城东迁洛阳，使汝南成为近靠京师的腹心地区，为士人游艺太学、广交名士、了解天下大事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汝南郡在地理位置上与文化繁盛的颍川郡、南阳郡相邻，汝南士人与颍川、南阳乃至全国的名士有着广泛的交往。汝南名士许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3]652，许靖“与陈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亲善”[3]893，刘表“与汝南陈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为八友”[4]185。太原名士郭泰、颍川名士荀爽都曾拜访过汝南袁阆。《世说新语》记载：“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9]16。南阳何颙因为与汝南陈蕃关系密切，“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3]648。

汝南人范滂在第一次党锢之祸获释后，“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亦免俱归，并卫侍于滂，应对宾客。滂顾谓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祸也’”[3]644。范滂是反对宦官专权的大名士，“八顾”之一，为汝南、南阳士人所共同熟悉、景仰，所以两地士大夫共同迎接。而殷陶、黄穆为范滂同乡，声名并不大，只是一般士人，却可以应对宾客，可见他们与汝南、南阳两地士人颇为熟悉，平日往来比较频繁。

从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可以看出，在西汉时期，汝南、南阳、颍川虽然同属豫州，却不同属于一个文化区。汝南被归属于西楚文化区，“其俗剽轻，易发怒……急疾有气势”[10]910，而南阳、颍川属于夏文化区，两地与汝南的风俗相差较大。随着汝南与南阳、颍川两地交往的密切，无论是东汉和西晋的史籍记载，还是舆论评论士人风气，常将汝南和颍川联系在一起，以汝颍连称，以至楚夏的区别逐渐消失，两地在文化面貌上逐渐趋于一致。这一变化表明正是汝南与颍川、南阳交往的频繁，使汝南士人风气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与周边地区进行学术、政治、文化等方面交往的过程中，汝南郡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博大的胸怀，扬弃吸收，不断融合。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汝南经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而且使汝南士人在政治上活跃起来，逐渐成为东汉党人的中坚力量。在东汉末年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中，汝南士人以其激浊扬清、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魅力，提升了汝南的知名度，使汝南成为东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重心。

综上所述，由于传统文化、经济繁荣、地理位置、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汝南郡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是东汉时期文化发达的区域之一。但是，由于汝南郡在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历代王朝更迭的兵家逐鹿之地，在经历魏晋和唐朝末年频繁的战争之后，这一地区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移民进入南方，人口锐减。宋代以后，随着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汝南郡逐渐丧失了政治和文化重心地位，由繁盛转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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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牛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