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辉

隐忧与曲谏
——《清明上河图》题跋惊现天机

文/余辉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共有金、元、明三朝13家的14段题跋。因题跋作者的思想和宦途经历各不相同，他们对该图的内容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受和认识结论。这些不同的思想认识将会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深入地认识《清明上河图》的本质和内涵。

金人题跋的“升平观”

金代第一位跋文作者张著让我们了解了张择端的基本情况。接下来的4位金代文人用题诗的方式对《清明上河图》卷进行了相似的解读。他们看完该卷后产生的是怀古和伤感之情，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毕竟他们看到的汴京旧宫是一片废墟。且他们都是汉族文人，很容易责怪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张公药、郦权和王磵等是来往密切的朋友，他们有可能是在一次文人雅集的时候碰了面，几人依次在《清明上河图》上题写了诗句，题写的地点距旧都汴京不会远，大约作于1186年清明节之后到1190年之前的三四年间。最后一位金代文人张世积的跋诗则是在此之后另外题写的。这4位金代题跋者均没有在北宋徽宗朝的生活记忆，那时北宋灭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们完全是主观臆测画中景物的位置，丝毫没有考虑张择端为什么要画这张画。

张公药（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12世纪中后期），字元石，号竹堂，滕阳（今山东滕州市）人。北宋宣和年间，其祖父张孝纯（？——1144年）是太原的降金大臣，官至汴京行台左丞。张公药受荫入仕，官至昌武军节度副使。他主要活动在今河南南部一带，到过开封。他在《清明上河图》上连着题写了3首七绝诗，推定该卷的绘制时间在徽宗朝宣和年间，画的是东水门到隋渠一带，表现出当年的“升平风物”、“好风烟”、“繁华梦”，今人据此确定该卷的绘画主题是表现“太平盛世”和“政治清明”中的“繁华景象”。

郦权（？——约1190年）是第三段跋诗的作者，字元舆，号坡轩居士、漳水野翁，临漳（今属河北）人。他父亲郦琼（1104——1153年）早年曾随南宋初军事将领宗泽抗金，后来降金，官至归德府尹。郦权没有当过什么官，实为金朝的一位名士、诗人。他崇尚苏东坡，喜欢书法，常常与友人结伴到宋宫遗址和废墟吟诗怀古。他的跋诗说到“东南最阗溢”，想起北宋灭亡，不禁骂起了宋徽宗。张公药等人的跋诗也感染了第四段跋诗的作者王磵（约1125——1203年）和第五段跋诗的作者张世积（生卒年不详），他们或是抨击蔡京、童贯，或是感叹旧城不在。

元人跋文的“忧勤惕厉观”

元代3位题跋者都不用题诗的方式，而是撰写跋文。由于他们与北宋没有直接的关系，惆怅之感渐渐消退，特别是见识广博的杨准、李祁，他们以独特的社会敏感开始探寻作者张择端真正的画意。

杨准（生卒年不详），字公平，号玉华居士，泰和（今属江西）人。擅长写文章，当时的文豪虞集、揭傒斯、危素等人都非常钦佩他。元亡后，他不想做官了。至正十一年（1351年），他得到《清明上河图》，就带着图回到了江西老家。至正壬辰（1352年），他在故里泰和（今属江西）首次记录了该卷的状况：“卷前有徽庙标题。”杨准记述了该图流出元宫和自己入藏的经过：至正辛卯年（1351年），他寓居大都（今北京），到处求购古今名人字画。有人将此图推荐给他，他立即倾囊买下。杨准在跋中也痛斥了“权奸柄国”的祸行，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对作者画《清明上河图》卷的创作动机进行揣摩。他认为：张择端作该图的目的是将当时的社会景象记录下来，以便传给后代，这超出了许多史学家的能力。画家画得如此精到和完美，为此费尽了全部心思和才华，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真是用心良苦可见一斑！杨准的说法虽然不一定深刻，但实际上开启了后人对张择端作画动机的研究。

画家和鉴赏家刘汉（生卒年不详）在至正甲午年（1354年）题写了第二段跋文，只是赞赏了该图的细部刻画。

最先觉察到该卷不是寻常之作的人是第三段跋文作者李祁（1299——？），其字一初，号希蘧、危行翁，茶陵（今属湖南）人。元统年间（1333——1335年）进士，官翰林应奉，后因母亲年老多病回到江南任职，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后来任婺源州同知，累迁江浙儒学副提举。母亲去世后，他隐居到永新（今属江西）。这个时候的江南大乱，战争频繁，他不得不躲入云阳山中，饱尝了世事艰辛。入明后，他仍不失忠元之志，不肯侍奉明朝，自号“不二老人”，活了70多岁。李祁长于行书、草书，好诗文，著有《云阳集》10卷。他在《清明上河图》的跋文题于旃蒙大荒落年（1365年），大约是在江西隐居期间到静山周氏文府看到了这幅图。他在跋文中认同该图描绘了北宋政和、宣和年间的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之充和财货之盈，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地方官员的目光，敏锐地看到了汴京城繁荣的另一面，提出不要以“嗟赏歆慕”的心态对待该图，首先断定该图“犹有忧勤惕厉之意”。他认为，老百姓生活过得很辛苦（即“勤”），不是好事情，是令人担忧的，街头出现那么多的险情（即“厉”），一定要引起警觉，张择端画这些就是要让当时的人们为此担忧。李祁在跋文里还提到了《无逸图》，他认为，应该将《清明上河图》卷与历史上的劝诫类名画《无逸图》相类比。“无逸”的意思是不要安于逍遥享乐，这个词来自《尚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宰相宋璟抄录了《无逸》全篇，记载了周公劝成王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历史故事，并绘成《无逸图》献给唐玄宗，借此告诫唐玄宗要励精图治。唐明皇将《无逸图》挂在内殿，进出宫都要看一看，记在心里。此后，朝廷确定了《无逸图》的规谏作用，后世朝臣纷纷效仿，经常向皇帝进献《无逸图》。

李祁将《清明上河图》视为劝诫一类的图画，至少看出了该卷对朝廷社稷有着特殊的警示作用，这是元人看待《清明上河图》卷的一大转折，越来越接近张择端的作画目的了。

明人题跋中两种对立的观念

《清明上河图》卷拖尾的明代题跋为5家6跋，即吴宽、李东阳（两则）、陆完、冯保和释如寿，此外还有被裁去的邵宝的跋文。明代中后期，朝野盛行颓废的享乐主义，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其背景与北宋张择端的时代有些相像，明代题跋的作者们对该卷的认识，个人的感受越来越鲜明。

明代第一个书写跋文的是鉴藏家吴宽（1435——1504年）。吴宽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殿试获第一，是一个状元郎。入翰林后，他一直侍奉宫中，官至礼部尚书。吴宽长期在朝廷做官，脱离社会，远离民情，他看不出该卷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他关注的是《清明上河图》卷的稿本问题：他认同大理寺卿朱文徵的话，该图的稿本在张英公家。

李东阳（1447——1516年）是第二、三段跋文的作者。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人。他是前面提到的元代李祁的五世从孙。天顺八年（1464年），18岁的他登进士第，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继承了李祁“忧勤惕厉”说。他平素关注朝政得失，曾多次上疏谏言。如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他借《孟子》7篇大意，累数千言，批评时政得失；弘治十七年（1504年），他上疏天津旱灾，江南、浙东饥荒，亲自查访受灾区域，指出国家吃闲饭的人太多，对老百姓来说，差役频繁，苛捐杂税太重，对比之下，京城土木繁兴，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

李东阳在《清明上河图》后连书两跋，可见其对该卷的深爱之情。他热衷于谏言甚至极谏的个性渗透到观览该卷之中，他看到该图的感受是“独从忧乐感兴衰”，他深感守住社稷江山很难，但失去实在是太容易了；一幅画，可以看出时代的兴衰、家业之聚散，这可真值得关注和借鉴啊！李东阳在跋诗里提到了《流民图》：“……丰亨豫大纷此徒，当时谁进流民图……”神宗年间，旧党的安上门监守、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差遣画工李荣作《流民图》，奏报给宋神宗，以此来证明王安石变法之弊，要求废止新法。显然，李东阳由《清明上河图》联想到了《流民图》，可知他看到和思考更多的是该图中的负面景象。

李东阳记录了宋徽宗的“瘦筋五字签”和“双龙小印”（已轶）。他第一次否定了前人关于该卷作于政和、宣和年间的定论，认为“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这个考证是十分重要的，只是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

陆完（1458——1526年）是现存明朝第四段跋文的作者。陆完，字全卿，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化丁未（1487年）进士，正德四年（1509年），陆完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他直接指挥镇压了河北刘六、刘七的农民造反队伍，为大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官至吏部尚书。他曾收受宁王朱宸濠的巨贿，宁王作乱被抓，明武宗查出陆完与朱宸濠有书信往来，陆完得知将有不测，提前将《清明上河图》卷等财物藏匿在友人处。后来，陆完深受株连，全家被抄，老母死在狱中。朱厚熜继位后，念陆完剿灭刘六、刘七有功，免他一死，将其贬谪到福建靖海卫，最后死在了那里。（《明史》有传）陆完在《清明上河图》卷后题写的跋文是他去世前两年在京师所作，当时他刚刚获释。陆完的官宦生涯，特别是他残酷镇压揭竿而起的刘六、刘七的暴行，使他不可能与底层百姓有感情交流，他在劫后余生、心灰意冷之时也不可能替朝廷感慨江山社稷之艰难。其跋文主要是以收藏家的认识来解释《宣和画谱》不载张择端的缘故——陆完认为张择端因受苏轼、黄庭坚的牵累，被蔡京所忌恨，故被蔡京剔出了《宣和画谱》。他将自己的党祸之难推及张择端，以此来论定《宣和画谱》不载该卷之由。这种说法并不为今人所接受，因为在《宣和画谱》编撰之前，徽宗就将该卷赏赐出去了。

冯保（？——1583年）是现存第五段明朝跋文的作者。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深州（今河北深县）人。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入宫，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官司礼监掌印太监，死后家产被抄，《明史》将他列在佞臣之列。冯保早年净身入宫，没有接触过社会底层，浑然不知稼穑之难。他在侍奉万历皇帝的空暇，读到了御藏的《清明上河图》卷，他看到的是“人物界画之精，树木舟船之妙”，该卷给他带来的仅仅是十分肤浅的“心思爽然”而已。

被裁剪掉的邵宝跋文道出天机

常常有人问起《清明上河图》是否完整，总觉得后面还应该有一些更热闹的场景，那是在欣赏时产生的意犹未尽之感所造成的错觉。事实上，《清明上河图》除了卷首约有一尺受磨损，在明末被裁去之外，画幅基本上是完整的，真正遗缺的是卷尾的题跋。

根据《清明上河图》卷拖尾纸张的颜色、材质和跋文的顺序，《清明上河图》卷拖尾曾经3次接裱过尾纸。第一次是在北宋崇宁年间，徽宗初裱时按惯例接裱尾纸，后来留下了金元8家文人的题跋；第二次是在元代杨准处，因宋人的接纸用完，继续接裱尾纸，留下了刘汉、李祁等元人的跋文；第三次是在明代李贤那里续接尾纸，留下了明代5家文人的题跋。另根据纸张的长度出现缺损以及后人著录的已佚跋文，接纸有可能被裁剪过3次。

金、元、明时期共有9段接纸，金、元5段接纸处均有明代李贤“翰林”骑缝章，金、元、明时期接纸的所有接缝处都钤有“毕沅秘藏”、“毕”和“毕泷审定”的骑缝章，说明明代段被裁剪是在毕氏兄弟手里或之前在重裱时。裁去的目的主要是接在《清明上河图》赝品的后面，以增加赝品的可信度。

其中裁去的部分里最重要的是邵宝的跋文，他的跋文原来在其师李东阳跋文的后面。邵宝的跋文后来被抄录到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兴蒋氏密均楼藏本）画卷十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著录后的空白处，被刘渊临、戴立强等学者发现，兹录于此：“……若城市、若郊原、若桥坊第肆，无不纤纤悉悉摄入乎其中。令人反复展玩，洞心骇目……但想其工之苦，而未想其心之犹苦也。当建炎之秋，汴州之地，民物庶富，不继可虞，君臣优靡淫乐有渐，明盛忧危之志，敢怀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绘为图。令人反复展阅，触于目而警于心，溢于缣毫素绚之先。于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二泉邵宝识。”

邵宝（1460——1527年）在明代是一位有政声、有气节的重臣，其字国贤，一字文庄，号二泉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他3岁丧父，19岁在江浦庄昶处苦读，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年）考中进士，官许州知州，此后他长期任职地方官，深入体察民情，关注民生，体恤百姓。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二记载，他为官的格言是：“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他雅好诗文和收藏，是“茶陵诗派”盟主李东阳的得意门生。李东阳为《清明上河图》卷题写跋文后，邵宝接着题写，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共识。

邵宝不同意金代张公药的“升平观”和明代冯保的“心爽观”，就该图的画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反复展阅”张择端在铺展汴京城清明节商贸繁华的景象，发现了令他“洞心骇目”和“触目警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看到这一切，邵宝是不会从中得到愉悦的，他很自然地将日常的从政观念带到了绘画赏析中，与400年前的张择端产生共鸣。他认为该图的主题是“明盛忧危之志”，遗憾的是，该卷后的邵宝跋文被裁去，以至于他的观点在今天几乎被埋没。

元、明、清三朝文人在《清明上河图》中的题跋里留下了各自不同的感受，这已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视角问题，而是“喜者见喜，忧者见忧”的观念问题，即不同执政观、不同精神世界和不同宦迹的文人官僚，对该卷所绘的一系列景象产生不同的思想判断。张择端是一位忧患之士，只有与他有相同心境的后人才能和他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