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青　莫仁边　向国伦

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实现三十多年以来的巨大转变，对外投资增速已超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速。2014年既是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满载而归的一年，也是中国企业从“制造商”向“投资家”转变的一年。

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扩张无疑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并将持续改变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中国对外投资项目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还有的引发了与投资地严重的冲突。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大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也会有许多不确定的风险，应该引起投资主体和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新特点

（一）投资进度：中国企业加快对美国的投资脚步

中国海外投资的目的地国家有一个明显特征，即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达国家，工程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海外投资的份额中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较快，其中企业投资最青睐的目的地之一是美国，2014年对美国投资增长了23.9%，投资领域涉及金融业、能源业、科技、房地产、农业、服务业、文化产业甚至交通运输业等各个方面。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统计，2000年至2014年间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额达到475亿美元，而超过90%的投资额是在最近五年内涌出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5）》，对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进行了总结、分析和预测，其中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成为主权债投资所面临的国家风险和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面临风险最低的国家，也是中国海外投资特别是技术和品牌寻求型投资较好的目的地。2015年9月17日，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几天，中央财办在中美经济合作通气会上透露，中美将成立高速铁路项目合资公司，建设并经营全程370公里、连通赌城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美国西部快线高速铁路，这也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大基建项目之一。海外机构估计，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将会成为中国企业投资最佳选择地，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热情将持续不减。

（二）投资领域：信息产业和能源产业成为对美国投资的主要行业

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虽然涉及金融业、房地产、农业、影视娱乐业、装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各种领域，但信息技术和能源产业的投入最为突出。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走技术制胜的发展战略，高新技术成为投资战略的核心驱动力，这种“研发技术”式的投资战略使互联网企业走在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前沿，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借势纷纷抢滩上岸。2015年9月下旬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百度CEO李彦宏作为代表团成员，与美国企业家代表展开战略对话和合作磋谈。2014年阿里巴巴至少投资了六、七家美国科技初创公司，力图接触硅谷圈子，占领国际市场份额。

近几年，中国制造业体量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代价之一是能源越来越短缺，产业结构不合理，煤炭消耗占比太大，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以上。而美国近年掀起的“能源革命”、“页岩气革命”，低价又丰富的资源型产品吸引了更多中国投资者的目光。据荣鼎公司统计，2013年中国企业仅在美国非常规油气资源领域就完成了32亿美元的投资项目。美国稳定的政治地域环境令企业投资更有保障，不会发生2011年南苏丹政局不稳定令中国在苏丹的大多数油井关停的情况。据美国皮尤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总额达542亿美元，主推“新能源战略”的美国正好契合了中国“走出去”投资新能源的需求。

（三）投资方式：并购投资超过新建投资成为主流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方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并购投资为主、新建投资为辅，尤其最近几年跨国并购如火如荼，投资额度一路飙升。为什么中国企业青睐并购投资而对新建投资略有拘束呢？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依旧缺乏，而通过低成本并购，能够迅速获得美国企业的品牌、关键技术、管理能力、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国际销售的渠道，并且风险较小、效益明显。而直接新建工厂进行绿地投资可能更具有一定的风险，且建设周期长，效益产出时间长，其最大的优点在于项目的技术、规模、控制权等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投资方略来设计。

最著名的案例，有发生在十年前的联想集团并购案：2005年联想花15亿美元买下IBM个人电脑分部，迅速完成了中国公司在美国最大的一笔并购，通过增加研发投资，推动移动通讯、台式电脑和工作站解决方案的创新，研发最新技术，同时扩大当地组装规模和定制业务，联想的并购取得了双赢的结局，当地政府也很满意。2014年中国企业共收购159家美国企业，多于瑞士的70起、英国的62起、德国的36起。

绿地投资因为要新设立工厂而比跨国并购更能吸纳劳动力和增加税收，也受到东道主的热烈欢迎。比如美国俄亥俄州支持中国企业新建投资的力度大于并购投资，州政府的招商团队明确表示有充足的资源帮助绿地投资企业选址、建厂。2014年5月28日，中国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龙集团）投资近1亿美元，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叫“松山”的小镇兴建的大型铜管厂投产，结束了方圆几个县市近半个世纪没有新建一家制造工厂的历史，当地政府与民众一同欢庆，仿佛过节一样。

（四）投资主体：民营企业成为对美投资的主角

我国对外投资在各个区域无一例外是石油、化工、铁路和电力企业等大型国企唱主角，比如中海油2012年以151亿美元全资收购了加拿大Nexen石油公司，中国中铁2010年承建印尼的一条煤炭运输铁路线并且获得24年的运营权，中石化和中石油动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等，均让民企领军企业华为等相形见绌了。但是，中国对美投资却是民营企业占绝对数量，尤其是最近三、四年，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所主导的投资在迅速降温，私有企业并购和投资可谓如火如荼。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统计报告，2013年中国对美投资82个项目，包括44宗并购案和38宗“绿地”直接投资案，总价值达140亿美元，民营企业对美投资占交易数目的87%，价值的76%。其中双汇肉联厂以71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成为当年对美国投资的最大案件。

在2014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主体中，私营投资者占76%，其交易总额占到全部交易的81%，国有企业只在房地产等几个高速增长的行业占有重要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综合原因，一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国有企业主导的大型基础项目和资源上，而美国基础建设比较发达、能源开发比较领先，对中国直接投资没有大型项目的整体需求；二是民营企业投资方向和选择比较灵活，在美国的投资受到的束缚较小，投资食品、轻工、文化等方面的领域成功的概率相当高；三是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一直保持警觉，尤其对高端领域的投资审查特别严格，对国有企业的大型并购投资设置不少门槛，反而对民营企业的投资网开一面。

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持续高涨的成因

（一）国内背景：产业升级需要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模仿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建立的推动日本产业发展的“雁行模式”，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全面承接了来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甚至欧美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使中国一举成为世界加工厂，制造业体量连续超越德国、美国和日本后坐上第一把交椅。在换取巨额外汇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生态和产业结构无法突破瓶颈，产业梯度转移无以为继的巨大问题。

几十年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积累，使中国企业有了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这也是一场国内产业升级的突围战。而急需开发的欠发达国家和中低端产业乏力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中国企业开疆拓土的黄金宝地。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发布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显示，2005-2014上半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排名中，美国以679.6亿美元位列第一，澳大利亚、加拿大分别以589.3亿美元、392.5亿美元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居第10的法国也有106.4亿美元。

（二）国际背景：制造业低迷与美国再工业化运动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制造业一直萎靡不振。中国在4万亿投资的刺激下却一枝独秀，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以2007年6月至2013年7年间的工业产值比较，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国下降了1.2%，欧盟下降了9.3%，日本下降了17.1%，而中国则上升了96.8%，几乎翻了一番。在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审视国内制造业布局，而美国则启动了再工业化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经过大量实体产业的对外转移，导致制造业产值与就业比重持续下滑、服务业份额快速上升的经济“软化”现象。这就是发达国家普遍呈现的“去工业化”现象。所以，2009年奥巴马政府强力推出了重振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战略，一批布局海外的传统造业纷纷撤离海外，重新回归美国本土。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虽然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转型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因为中国制造企业可以借势投资美国制造业的空档领域，进而转移国内业已饱和的产能，占领一些高端制造业回馈国内产业的整体升级。

（三）企业因素：破除贸易壁垒与追求利润最大化

对中国企业来说，除了转移产能和寻求海外市场，投资美国主要还是看中了美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避免贸易壁垒等困扰外向型企业的因素。前面说过，美国不论经济环境还是市场环境，都是全世界最佳的投资目的地之一，投资环境相对透明、成熟，除了人工以外投资成本相对也低。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壁垒和双反调查，我国外向型企业到出口市场投资也是一种出于自保的经济行为和理性选择。1990年美国接受外国总投资中，日本投资占了20.7%，日本通产省给出的原因就是“避免贸易摩擦”。2012年中国玻纤拟在美国投资3.31亿美元建设一条生产线，公告中就提到应对海外反倾销压力。

三、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风险控制

（一）前车之鉴：日本“购买美国”损失惨重导致20年经济低迷

30年前日本挟强劲的产业优势和出口盈余大举投资美国资产（到1990年日本对美投资总额超过831亿美元；五年中几乎增长了4倍），大有买下整个美国的架势，造成美日关系紧张、美国围猎日本资本的局面，最后导致日本血本无归，经济一落千丈。当年日本在美投资有三大特点：一是在汽车、电子、钢铁等劳动密集的行业挑战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公司；二是日本企业拒绝本土化，以自有商业文化模式和供应商网络对抗美国企业个性化、互动式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文化模式，导致日本企业水土不服，处处碰壁；三是日企大量购买美国地标性地产或有争议的产业，引起美国政府高度警觉甚至普通公民的强烈反感，特别是以房地产、金融业以及影视娱乐业为主的投资，风险较大，通货膨胀时很难收回成本，最终在美国强有力的金融狙击战中铩羽而归，致使日本经济一落千丈。

中国投资者也要防止出现当年日本在美国“购买狂欢潮流”动向。截至2015年3月的前12个月内，根据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NAR）数据，中国买家同期投资了286亿美元于美国地产市场，占到了海外买家成交额的27.5%。2015年上半年，中国资本流入美国商业地产的总投资额高达36.76亿美元，已大大超过2014年全年的19.62亿美元。比起“土豪”的一掷千金，国内领头房企更是不甘示弱，2013年至今以万达、绿地、万科为代表的地产商在美投资已经超过千亿元人民币。

中国企业如何避免走日本的老路？如何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日本的教训值得吸取。一是投资领域要紧紧咬住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尽量不要和美国占主导地位企业形成竞争，脚踏实地、稳健行动是为上策；二是企业要尽快融入美国的管理、商业、文化氛围中，安分守已、规范行事为良策；三是尽量不要大规模染指杠杆作用强的房地产，避免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过度膨胀带来的巨大损失。最后还是要苦练内功、提升自身竞争力，才能在美国成熟的市场上赢得投资先机、站稳脚跟，进而根深叶茂、开花结果。

（二）逾越障碍：如何应对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带来的风险

美国虽然是自由市场，但对外国资本的进入还是设置了重重的门槛和障碍，尤其是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的审查，往往很容易招致投资者的失败风险。这不单单针对中国的投资，对别的国家投资主体都是一视同仁，例如2006年美国政府就拒绝了迪拜港口集团收购六个美国海港的管理权。随着中国成为对美最大投资国，安全审查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并且也导致了一些项目中途流产；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收购案宣布之后四十天即宣告失败；2010年，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并购美国通用汽车旗下的Hummer品牌的竞标失败；2012年北京卓越航空收购美国老牌飞机制造商Hawker Beechcraft（豪客比奇公司）的计划失败等等。中国对美国投资的不断增长，已经引发了美国国内有关国家安全顾虑的担忧，2011年11月，美国国会开始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在美国拓展业务期间是否造成“潜在国家安全威胁”进行调查，随后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指出，华为、中兴的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设立于1988年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代表美国政府，在2012年对114宗海外企业并购本国企业的案例进行了安全详查，其中对中国投资的详查就占据了20%，中国已成为被美国详查“海外企业并购本国企业”最多的国家。

中国企业如何逾越美国安全审查的障碍？一是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和游戏规则，不能用国内的潜规则和想当然解决投资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和实际问题，更不能采用不当手段走捷径，四川腾中重工并购美国通用Hummer品牌的竞标失败的教训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案例。二是做好做足准备工作，稳扎稳打，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如“游说”的方式为投资打下坚实的基础。“游说”是中国企业投资美国采用的惯用手法和公关策略，效果相当好，例如2000年在国会对中国联想集团为了摆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并购审查，聘请了老布什和福特总统任内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考克罗夫特，在收购前就做了充足“游说”准备，最后顺利通过了安全审查。三是要明确投资目标尤其是收购目标，正确判断和把握收购时机。比如中国企业运用最多的一种投资模式即是并购脆弱的或经营不良的商业目标。而对CFIUS重点监控的投资领域的敏感项目要慎之又慎，如通讯、能源、军工、基础设施等等。

（三）制度保障：积极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建设进程

2015年9月习主席出访美国达成了49项共识，其中近20项涉及金融和贸易合作，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也取得了进展，双方承认达成一项高水平投资协定是“两国之间最重要的经济事项”，并承诺要“强力推进谈判，加快工作节奏”。BIT于2008年6月启动谈判，已进行了十几轮磋商，进展十分缓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讨论的内容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投资准入和投资运营、权利平等、投资补偿、资本自由转移、监管透明以及争端解决等等。“国民待遇”问题包括投资准入即“负面清单”的问题，它是BIT中最为核心和敏感的问题。

此前，美国已承诺对中国各类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表明审查中国投资项目采用相同规则和标准、在出口管制改革过程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但是，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对美投资和高科技产业投资钳得过死，而国有企业是投资美国最大潜在者，投资高科技产业才是中国对美投资的最终选择。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尽管艰难，但越早实现，对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美国带来的机会和效益会越多越多，并购和绿地投资所来的风险会更小，这才是中美投资双方互惠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