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刚　王开志

摘要：不同时期郭沫若的四川叙述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叙述策略方式的选择背后是不同的叙述立场与思想：留学日本时期，出于恋乡的真挚情趣与家国情怀，四川既是能给自己心灵带来无限温暖的恬静自然的故乡，又是军阀混战割据、民众困苦的心痛之地；流亡日本时期，近代四川成为了“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历史叙述框架的纳入影响了其自传作品的艺术表现；抗战时期，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地位得到了全面提升，“我自己也是四川人”的强调是地域身份的自觉认同。

关键词：郭沫若；四川；叙述策略

从四川走出去的郭沫若在此后的人生历程中很少再回来过，故乡四川在很多时候只出现在他的梦想、渴望与想象的叙述文字中。故乡有时是其灵魂可以“得到慰安的处所”；有时在历史考据时把它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抗战时，当年“天天在想着离开”的四川又成为极力形塑的“民族复兴根据地”，“先乱后治”的传统也蕴含着可贵的革命精神。“回首故乡”，难解故土情节，故乡四川的绮丽山水、人文风俗、社会情势等，常常是郭沫若各种文字里的重要题材和内容，承载着浓浓的桑梓情愫。

众多学者对郭沫若与四川乡土文化、巴蜀文化等论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也注意到了郭沫若对故乡四川的叙述，但对以下涉及文学创作发生论的一些问题未有详细的阐释：郭沫若在不同时期里为什么要叙述四川，是怎么叙述的（即各个时期叙述策略、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的选择），以及为何如此叙述（即叙述背后的促发因素、思想资源和叙述立场等）。本文拟选取郭沫若人生历程中的三个重要时期，即留学日本时期、流亡日本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敬请方家指正。

一恋乡的情趣

1913年10月下旬，郭沫若乘船自重庆沿江东下，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实现了离开四川的愿望，开始了十年的日本留学生涯。二十刚出头即远离故乡，郭沫若“不得家音，日夕盼望，不胜饥渴之至”，“思家之心颇切，往往行诸梦寐”。除了家中至亲之外，故乡四川的山水也成为其寄予思念之情的对象。在冈山期间，登日本操山，望青葱可爱山木，便骤然想起四川峨眉山，“山麓均稻田散策，田间四顾皆山焉，恍若如归故乡然者”；而当樱花盛开之时又想起故乡的垂丝海棠。虽身处日本，郭沫若对四川诸事均甚为留意。例如，1914年6月，他说：“近来闻川中匪风甚炽热，灾旱频闻，不识乡中今岁近复如何也。” ①1923年1月，郭沫若在致四川草堂社的书信中对四川多年来的社会颓靡与民众苦难深表同情，对草堂社同仁寄予希望：“吾蜀既有绝好的山河可为背景，近十年来吾蜀人所受苦难恐亦足以冠冕中夏。诸先生常与乡土亲近，且目击乡人痛苦，望更为宏深的制作以号召于邦人。”②这一时期郭沫若的四川叙述至少呈现出两种面相：一种是能给自己心灵带来无限温暖，寄托自己“恋乡的情趣”③的恬静自然的故乡四川；一种是处地偏僻、封建军阀割据的封闭混乱的四川。

真挚的感情流露、游子心灵的抚慰需要，自然是作者文学创作中宝贵的动力，而故乡四川纯净美丽的山水、田园、集镇，也为诗人郭沫若提供了最为自然朴实的题材资源。譬如时而“有威可畏”，时而又在欢笑的峨眉山，夏天泛滥狂吼、冬天却轻歌曼舞的大渡河，田间里“农夫耕耘，时常唱秧歌，我觉得好听，撑船的人和拉纤的人发出欸乃的声音，我佩服他们有力气，冬天不怕冷。牧牛童子横骑在水牛背上吹芦笛，我觉得他们好玩，而水牛可怕。乡镇上逢集的时候热闹一番，闲天又冷下去，人们除坐茶馆，聊闲天之外没有人生……”④故乡山水是郭沫若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就时常梦回的地方。他最初发表诗作时，不仅取家乡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署名沫若， 而且在这一时期或创作了大量以思乡为题材的诗作，或在作品中融入四川的自然人文元素。例如《光海》中的诗句：“十五年前的旧我呀，/

也还是这么年少，/

我住在青衣江上的嘉州，/

我住在至乐山下的高小。/

至乐山下的母校呀！/

你怀儿中的沙场，我的摇篮，可也还是这么光耀？”⑤

在《黄海中的哀歌》中，又有：“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

我的故乡，/

本在那峨眉山的山上。/

山风吹我，/

一种无名的诱力引我，/

把我引下山来；/

我便流落在大渡河里，/

流落在扬子江里，/

流过巫山

……”⑥

1923年，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王昭君》、《卓文君》，以蜀地历史上两位杰出女性文君和昭君为剧本题材，⑦展示了蜀女的叛逆形象和性格。再如，1924年8月，初秋里一个“风雨飘摇的深夜”，让郭沫若对自己在日本的漂泊生涯生出了无限感喟，写下了著名散文《芭蕉花》。郭沫若首先回忆起了自己五六岁时为给母亲治病，偷偷到会馆摘芭蕉花，却让父母大发雷霆的故事。他写道：“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的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含意隽永的疑问：“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作者虽以报效国家自励，却亦有如影随形的彷徨与苦闷。文章借芭蕉花抒发情怀，在怀想母亲的同时，含蓄地表达出对理想信念坚定执著的追求。⑧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因为首次远离故乡，沦为“天涯羁客”的郭沫若在故乡四川的叙述中有真挚情感的表达，有朴实自然的创作题材，在“奔放的情绪，奔放的形式”中，⑨故乡山水的纯净优美、和谐划一，与作者对现代自由精神和纯美境界的追求完美融合了在一起。⑩

在欣欣向荣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日本社会的见闻和观感，对于从中国西部偏僻乡土社会走出去的郭沫若来说，无疑给予了很多的刺激甚至刺痛。他用着欣赏与索求的目光来审视这里的一切，并以此为参考来观照中国，观照故乡四川。郭沫若稍后曾感慨道：“最近半世纪的日本，从封建社会脱胎了出来的资本制度下的日本，其进步之速真真有点惊人。欧美演进了两三百年间的历程，她在五十年间便赶上了。要说是飞跃，的确是值得称之为飞跃。”“一切都落人后”的残酷现实，使郭沫若强烈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表现出浓烈的报国忧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他一面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怀有殷切期许，一面却总听闻着四川兵戈不断、军阀混战的负面消息。所以，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四川叙述中，我们常能看到他恨铁不成钢的怨叹和对四川政治乱局的批判。如1917年6月张勋复辟，封川军首领刘存厚为四川巡抚，7月中旬，滇军唐继尧发动“靖国之役”，讨伐刘存厚，攻占成都，川南至成都沿线战事连连。8月14日，郭沫若就说：“近阅时报，载川滇两军在犍嘉两地交战，桑梓之邦不知蹂躏到什么地步了……斗米竟值二千二百余文，想乡里贫民不知如何过活？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大兵之后，瘟疫流行。吾川遭此浩劫，言之殊令人酸鼻也。”在自传体小说《十字架》中，主人公爱牟与带信前来劝自己去四川C城医院任职的来客有如下对话，同样是对四川军人割据混战的讽刺和批判：

“医院里面不说是有两个德国医生吗？”

“是，是有两个，中国医生也还有三十几个呢。”

“哦，有那么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但是，人还是不够用呢！‘二军一败，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不能不医，‘一军又一败，又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也不能不去医，所以人手总是不够用。

“那也没有办法了。军人们这么爱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医，恐怕也不够用罢”

“吓，吓，吓吓吓……”

再如，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复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郭沫若认为，中国经此复辟闹剧后应可走上正途，并对段氏寄予期望：“段氏功业甚伟，众望所归。如天佑中华，使段氏得安于位者十年，国家其庶几有起色乎。”所以，在此情形下，时年4月因刘存厚不满川军被裁减与滇黔势力交火，7月唐继尧以“护法”为名率滇军再度进入四川而起的川滇军阀交战，自然让郭沫若十分不满：“近闻川内又起争端，不知又闹到什么田地了。”1922年11月，郭沫若创作《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一文，发表在《孤军》杂志1923年1月的“推倒军阀号”上。文章用拟人化的语气，通过民族母亲河黄河与扬子江的沉痛对话，对四川军阀混战的持续乱局，以及给人民大众带来的深重苦难进行了深刻批评：

黄河：啊，说起来真痛心极了。你不知道住在北边的人好苦。我自从通过了黄土之后，便带了一身血水出来。他们这几年来没有一天不在流血。他们头上顶着些甚么“毒菌”，更还有许多数不清的甚么“菌队”。这些“毒菌”和“菌队”无日无夜都在毒杀他们，他们的血液流得遍地都是；连我也被他们的血液充满了。啊，我真哀怜他们。

扬子江：唉，黄兄，南边又不是一样吗？你看，我的一身不也是血液吗？我流到四川的时候，还受过些人们的眼泪，他们的血液是被本身的“毒菌”和外来的“菌队”吸完了，他们只剩得些清淡的眼泪在流……那些“菌队”和“菌队”们为争食人肉分赃不平，他们在人头上打起仗来真是厉害，死的人其是不少！你不看我带了许多尸骸出来了吗？

二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有关四川的叙述主要集中在《沫若自传》第一卷，即《少年时代》，包括《我的童年》（作于1928年，原名《我的幼年》）、《反正前后》（作于1929年）、《黑猫》（作于1930年）和《初出夔门》（作于1936年）四部作品。在交代写作动机时，郭沫若开篇即说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我的幼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我现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坑底挖出来”。

郭沫若写作《少年时代》之时，国内思想界正在开展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这场论战起于国民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中期。论战中，人们追问和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如何判定帝国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

《少年时代》诸篇的写作正是郭沫若以特殊的方式参与到这场讨论，回答上述问题的结果。风云变幻的四川近代社会被纳入到郭沫若此时所理解的，也是力图进一步证明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中。所以，与同样在这一时期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情形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也为郭沫若所重。只不过这种研究是通过作者将自己在四川亲身经历的社会风云娓娓道来，以自叙性的文字完成的。这样，郭沫若对中国社会，尤其是近代四川社会进行深刻剖析，同样达到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提出的“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的目的，同样是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的“鸡鸣不已”。有人当时在读了郭沫若的这些作品后就说：“我好像在读着社会进化史般地，听郭先生说着相印证的他自身的故事”，“‘过去种种能够以现在的眼光去分析更能够用社会学者的态度去观察，我以为有趣的在这点。”

例如，在《反正前后》中，从早前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国会请愿活动到四川保路同志会，从成都血案、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成立到赵尔丰的被杀，郭沫若将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历史事实、发展各阶段情形一一叙述出来，并得出以下一些重要认识：

中国的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便改换了形式：从前是与国外的资本主义的斗争，现在是与国内的资本主义斗争了。

保路同志会的运动，乃至结晶于辛亥革命的整个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结果是失败了的，而它的失败却告诉了我们一条路：便是中国的革命自始至终应该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因而这种革命不能由中国的资本家的手里来完成。

这场革命是中国社会史上最典型的一个插话。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也是由经济斗争转化而为政治斗争的……这件史事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上，它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它还明白地指出了将来的中国的去向。

郭沫若认为，帝国主义侵略阻滞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发展不了自己的民族工业，并从革命领导权和资产阶级本身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推动力量。这里，郭沫若的四川叙述是将其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选取四川近代社会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变革大潮，放到阐明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演进规律和阶级斗争观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举证的政治革命话语建构的大框架之中。正因如此，他关于四川的地方性叙述获得了普遍性认可。毛泽东后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同样，郭沫若有关四川反正情形的详细记述，把田汉在湖南长沙“关于反正前后的记忆都唤起来了”。田评论道：“《反正前后》的著者却努力想把我们过去的生活和其背景给他一个分晓”，“关于武昌起义的前因即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运动写得颇为详细，分析得也颇为明瞭，这于我的剧本帮助很多。”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作这本书的本意，我觉得决不是考古，决不是自述，不过是借写那一个时代，来证明历史的经济观而已。”

正因为郭沫若的自传性作品是将四川叙述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这样的动机影响了作为文学叙述本身的材料选择与艺术表现。郭沫若说：“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什么都可以，主要的在认识。”只重认识，不重材料与表达技巧，使他在叙述时往往忘记了这是在写个人的文学自传体小说，而不是在写一篇社会经济与政治史论。所以，我们在《反正前后》看到，传主自己的生活故事在其中所占比例很小，而且较为零散，更多是大段的对四川保路运动的过程叙述，用作者刚刚掌握的经济政治学知识对晚清民初中国社会性质所进行的剖析。在文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革命领导权等是最为常见的词语。这显然影响到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水平与感染力。当时就有人批评道：“这本书既不是一本经济教科书，又不是一部断代史，而是一册文学的小说，那么对于技巧艺术就至少不该忽视吧”，“以结构说，无头无尾……上下篇没有可分可合的线索，书中的地方，时间，人物，也没有联络或统一……以暗示说，除掉每段末尾一些论经济的话，使人觉得像听演讲而外，引不起人心的共鸣，即引起也是理知，没有情感。”

三我自己是四川人

19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紧逼，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起来。流亡羁绊于敌国的郭沫若焦急万分，也表达出了奔赴国难的坚强意志：“我们母国正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危难。为着她，就是这一瞬间要我舍去我的生命都是所不顾惜的。”此时的郭沫若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民族解放与复兴成为了他抗战时期人生实践和文化学术活动的最高皈依。这一时期在他的笔下，四川的地位与价值得到全面提升，超越地域限制，与抗战全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前途紧密相连；另一方面，郭沫若在多个场合强调“我自己是四川人”，民族与时代问题阐说的地域视角，地域身份的强烈自觉认同，构成了这一时期郭沫若四川叙述的主要特征。

1937年6月，四川达县县立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去信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信中对郭沫若深表敬重之意，以雨果相期许，并希望他能为学校创作校歌。家乡人的知己之音让郭沫若备受感动和慰藉，他很快谦恭地写了回信，作校歌两首，并关切四川遭遇的旱灾，希望全校师生在苦难中支撑，将来为乡梓国族做出贡献。郭沫若说：“我们国族目前是处在危难中的，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最后的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的。”

随着抗战形势的进展，中国内陆地区在全国持续抗战中的地位日渐显现，其中尤以四川最为突出。在郭沫若的叙述中，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形象愈来愈清晰。他希望呈现于世的四川形象是正面的、激励人心的，如果有人对此有一点损益的话，自然要予以回击。例如，1936年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夫人、新文学作家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连载《川行琐记》一文，因其对四川的认识“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偏见”和“侮辱”，在川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言论风波。郭沫若稍后讽刺道：“就如那位主张‘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女士吧，听说她一进四川，便把四川人鄙视得来像石器时代的人种。然而居今日而唱着那样‘安心的躲在爱人怀里的甜沃沃的蜜汁水粉论，说句不客气的话，倒有点像是还没有达到石器时代的水准的大猩猩（Gorilla）社会里的歌调。”再如，1937年10月，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重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士气。郭沫若“由四行仓库八百勇士的壮烈却又想到了我们四川的军人”，然后“非难”拥有重兵的刘湘不出一兵一卒，让四川为全国人民失望。他说：“在这次的抗战上，连偏僻的贵州都早已动员了……但是在四川人中资望最重而部属最多的刘湘将军，却至今还没有一兵一卒开出夔门。这却不免有点使我们失望……我自己是四川人，尤其希望我们四川军在这次神圣抗战中多于替我们争一口气。”郭沫若做完此文不久，刘湘即亲率所部出川远征，后因劳成疾，以身殉国。郭沫若后来承认当时的非难“有点失诸急躁”。而这“急躁”的心理深处就是作为“四川人”的郭沫若在全民族共赴国难的大环境下对四川奋起有为的正面形象的希冀和建构。

随着四川军人在抗日战场的英勇表现，郭沫若以前的“失望”、“急躁”情绪没有了，转而在民众中正面阐释和树立四川作为民族抗战复兴基地的信心，激发民族抗战的坚强意志和战斗精神。1938年3月，川军将领王铭章中将阵亡。5月，郭沫若作悼念文章《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称：“因为王师长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向四川的同胞们再说几句话。”“我们四川省号称有七千万人口，这七千万的数目和日本的人口数目恰恰相等。论理仅拿我们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对敌的……有的朋友说‘四川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这话在生在四川的人听来，应该感受着光荣，但同时也应该感觉着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就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决心……王铭章和他的部下，还有在广德阵亡了的饶国华师长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线上阵亡了的或正在作战的其它的四川同胞，他们已经为我们呈出了很好的模范。我们应该以前仆后继的精神，跟踪着前进。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担负起复兴民族的使命。”

1938年6月28日“武昌城下”所写的公开信《告四川青年书》中，郭沫若将“故乡”作为连接自己与四川青年的纽带“当我提笔给你们写这封公开信的时候，我的内心里，正浮起一种文字不能描绘的感情。诸君知道的。我离开故乡已经二十五年了，羁留海外前后整整二十年”，“我想念故乡，更想念故乡的青年”。他希望身处“复兴根据地”的四川青年担负起民族与时代的重任，铸造一个“青年中国”。

1940年7月，《现代读物》杂志第五卷第七期出版“抗战三周年纪念·四川专号”，鉴于四川在全国抗战中之重要地位，旨在“明瞭川省过去政治情形，历史沿革，风俗礼教，民性强弱”。其中刊载有郭沫若的《先乱后治的精神》一文。郭沫若在此文中“变更”了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固有“解释”。郭沫若首先指出，“乱”就是革命，“治”则指“困心衡虑，必使改革趋于至善，天下归于至安”，所以，“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先乱后治的精神应该就是这样。四川人是有这样的精神的，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其次，分析了形成“先治后乱”的原因，进而推而广之，对四川历史文化传统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西蜀是汉民族的发祥地，汉民族乃至一切单音语系的东方民族，如西藏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一部分居民，都应该是起源于四川西部和西康一带。“先乱后治”所蕴含的丰富革命性和彻底建设性，是在四川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中逐渐形成的李冰启发，经由文翁教化、诸葛亮治绩、杜甫诗作感化……最后，郭沫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达了四川人的决心：“是我们四川人发挥后治精神的时候了。我们要倾倒我们无尽藏的人力物力来拯救国族的危亡，更进而实现民治、民享、民有的新中国。大义所在，责无旁贷。”

尾声

当历史的脚步走进1943、1944年后，同其他许多人一样，郭沫若在抗战硝烟密布、政治空气沉闷窒息的现实中，似乎也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这时的他需要与旧时代作别，对现实时代进行讽喻，更寄希望于新时代。而二三十年前生活过的故乡四川，终究属于过去，属于旧的时代，“在我十二三岁时家塾教育开始变革，十三岁以后便离开故乡进新式的学校了。这是划时代的变革。然而一直变到五十三岁的现在，整整经过了四十年的岁月，旧时代的皮却依然没有十分脱掉。中国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

既然故乡四川属于旧时代，那该是向她作别的时候了。在此后郭沫若的笔下，成都“草堂寺的幽邃，武侯祠的肃穆，浣花溪的潇洒，望江楼的清旷，大率都已经变了，毫不容情地变了”；而“海棠香国荔枝湾，苏子当年寓此间”的乐山也是 “云外读书声已歇，空余楼阁对眉山”的荒凉。当年让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山水似乎也不能让他留恋了，他说：“真的，就是现在，我对于它也没有留恋。旧时代的思乡情绪，在我是完全枯涸了。或许是不应该，但我不想掩饰。”“假使要把范围放宽些，乐山城也应该可以说是我的故乡。但不应该得很，我对于它怎么也引不起我的怀乡病了。是我自己的感情枯涸了吗？还是时代使然呢？”

毋庸置疑，“没有留恋”是 “感情”和“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时代”变了，“感情”自然也会变。难怪在解放战争打到1949年，蒋介石试图以四川为最后堡垒负隅顽抗之时，郭沫若号召全四川人民要“活捉蒋介石”，“打破”此前还曾标示着“革命性”和“彻底建设性”的“先乱后治”的老例，“让四川先治起来吧”！

注释：

①郭沫若：《蔽帚集与游学家书》，郭平英、秦川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第248页，第247页。

②郭沫若：《致草堂社》，载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③郭沫若曾在小说《残春》中写道：“几年来不曾听见过四川人谈话了，听着白羊君的声音，不免隐隐起了一种恋乡的情趣。”（《残春》，《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9月）

④郭沫若：《序我的诗》，《中外春秋》第2卷第3、4期合刊，1944年5月。

⑤郭沫若：《光海》，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19日。

⑥郭沫若：《徬徨（诗十首）》，《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1922年11月25日。

⑦关于秭归昭君为何为蜀人，祁和晖、谭继和先生有专门的考证论述，详见祁和晖《王昭君名氏异说》，《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6期；谭继和《巴蜀文化辨思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415页。

⑧郭沫若：《芭蕉花》，作于1924年8月20日，载《山中杂记》，光华书局1931年版，第23-29页。

⑨穆木天：《郭沫若的诗歌》，《文学》第8卷第1期，1937年1月。

⑩当然，这种融合并没有因为郭沫若留学生涯的结束而结束。例如，1928年元月7日夜，在上海居家康复的郭沫若梦绕故园，次日奋笔疾书，写成《梦醒》、《峨眉山上的白雪》、《巫峡回忆》三首脍炙人口的名作，把自己的情感心思和故乡四川的山水紧紧融在一起。

郭沫若（署名高汝鸿）：《日本短篇小说·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3页。

郭沫若：《十字架·漂流三部曲》，《郭沫若全集·文学卷》（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沫若：《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孤军》第1卷第4、5卷合刊，1923年1月。

郭沫若：《我的幼年》，文艺书局1931年版，第207页、前言。

黄伯钧：《黑猫》，载李霖编《郭沫若评传》，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162页。

冯乃超：《郭沫若的〈黑猫〉》，载李霖编《郭沫若评传》，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165页。

郭沫若：《反正前后》，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版，第118页、第127页、第172页、第125-126页、第124页。

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田汉：《读〈反正前后〉》，载李霖编《郭沫若评传》，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145-147页。

傅润华：《评郭沫若的〈反正前后〉》，载李霖编《郭沫若评传》，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155-156页，第157-158页。

郭沫若：《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载王锦厚、伍加伦、肖斌如编《郭沫若佚文集》（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

郭沫若：《复达县县小同学书郭氏回国前的一封信》，《国闻周报》1937年第14卷第36、37、38期合刊。

郭沫若：《旋乾转坤论由贤妻良母说到贤夫良父》，《妇女生活》第4卷第1期，1937年1月。

郭沫若：《由四行想到四川》，载叶兆洲编《闸北孤军记》，战时读物编译社1937年版，第2-5页。

1938年8月15日，郭沫若在此文附记中说：“这篇文章本来是想删掉，因为刘湘将军不久就亲率所部，东出夔门远征，在第二年的春天竟在汉口因劳成疾而以身死国了，这证明我对他的非难，有点失诸急躁，但这篇文章仍然把它保存着，以表示自己的错误。”见郭沫若《由四行想到四川》，《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郭沫若：《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新华日报》1983年5月9日。

郭沫若：《致四川青年书》，载王锦厚、伍加伦、肖斌如编《郭沫若佚文集》（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5-330页。

杨若瑜：《卷首语》，《现代读物》第5卷第7期，1940年7月。

郭沫若：《先乱后治的精神》，《现代读物》第5卷第7期，1940年7月。

郭沫若：《忆成都》，最初收入1947年12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郭沫若：《忆嘉州》，作于1944年4月6日，最初收入《潮汐集》，作家出版社出版1959年版，第270页。

郭沫若：《峨眉山下》，最初发表于1946年12月上海《文艺春秋》月刊第三卷第六期。

郭沫若：《四川人，起来》，《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