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栖居_参考网

传统的栖居

2015-11-22赖佳

当代文坛 2015年3期

赖佳

摘要：

现实主义作为从西方引介的理论，它在中国的发展关涉到“新传统”论域。作为西方传统文学主流之一，现实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声名甚大。而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我国开始，它也对中国文学及其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如何对待现实主义这样的外来理论问题上，我们不应止于“拿来主义”，对其源头、内涵以及在不同语境中发生的流变都当审慎待之。文章试图通过对现实主义在中国近百年流变情况的梳理以及对其西方传统渊源的考证，来说明和矫正对现实主义的一些“误读”，同时也及时引起人们对理论背靠的传统问题的重视与关注。

关键词：现实主义；理论传统；理论的移植；误读

一现实主义在中国近百年的流变和本土化改造

追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源头，我们不禁会想到《诗经》。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诗经》都被认为是中国现实主义作品之滥觞，而《离骚》则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始祖。在此，我们暂且不论这种提法的正误。的确，就《诗经》的某些篇目尤其是“十五国风”而言，其中似乎确实存在一种“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①的写实倾向；但如果按照严格的逻辑推演，这种说法的漏洞也是存在的。比如温儒敏先生就认为，若以这样宽泛的涵义去定义“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像李白这样公认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其‘精神的积极方面也可以‘概括到现实主义之内去”②。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论是否与现实主义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还有待我们三思。换言之，“现实主义”并非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它作为近代才由欧洲引进的文艺思潮被移植到我国，多半会有一个被新语境逐渐接受、改造的过程。而以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特点来看，“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确实也受到了不同历史时期及其主要矛盾的影响与塑造，呈现出与原理论相隔膜的状况。

我们不妨将晚清视为中国近代对现实主义接受的准备阶段。此时，虽有大量的外国作品译介过来，但是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还在根深蒂固地发生影响，加之小说在我国素来难登大雅之堂的传统地位，使得中国受众对大部分小说（包括译著）仅抱以娱情的态度。这样，对比旧式的“理想派”，成之首先从历史纵深度提出了小说的“写实主义”概念。他说：“小说自其所载事迹之虚实言之，可别为写实主义及理想主义者。……特其宗旨，不在描写当时之社会现状，而在发表自己所创造之境界者，皆当认之为理想小说。……小说发达之次序，本写实先而理想后，此文学进化之序也。”③尽管这种将时间先后顺序作为文学形态及其进化标尺的举动显得颇为荒谬，但成之的言论毕竟率先影响了中国日后对西方现实主义思潮的接受。

真正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接纳源于中国“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内在需求。对此温儒敏说道：“新文学一开始就向世界文学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却采取了自己特有的方式：那就是将西方文学史上纵向递变上百年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概推倒在同一平面上，然后作横向铺排、选择与重铸。”④尽管在新文学的头个十年中，针对国内的政治需求，现实主义被认定是“中国新文学发展首先必经的阶段”。⑤但其间，由于国民启蒙的迫切需要，斯时的文艺界对“现实主义”基本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方式，试图急切地解决中国的现存问题。因此，这段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多流于肤浅地模仿。例如问题小说的“概念化”通病，文研会“为人生”的创作宗旨对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特质的偏离，或在创作中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的做法⑥等都很能说明问题。总之，在没有冷静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现实主义”这个舶来品的情况下，妄图用其来应对危机，解决矛盾，这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围绕“现实主义”名目各个流派或者个人创作莫衷一是、歧见迭出的主要原因。当然也不乏特例。比如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则是较为趋近现实主义精神品质的产物；此外，鲁迅源于对现实主义地认真分析与独特思考后在其某些作品如《呐喊》、《彷徨》中所体现出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⑦对以后的“乡土文学”和语丝派的现实主义创作都起到了提示和推进作用。⑧由此可见，现实主义被我国接受初期就业已与当时的整体政治语境和文学改良运动等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虽然在各方面尚显幼稚，但这种在“胚胎时期”的异变却已显示出它与19世纪欧洲经典现实主义原貌的某种差异。

随着“五四文学革命”演变为第二个十年空前政治化的“革命文学”，现实主义也相应地由一般的“为人生”转向为“第四阶级”说话，也即由主要借鉴欧洲与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转向输入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⑨至此，步入第二个十年的现实主义已基本上实现了“为战时之用”的意识形态功用：即“以党性、人民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表现生活”。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形也历经了曲线式的发展，呈现出另一种理论形态。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阶段性胜利，西方现实主义似乎又有了卷土重来的迹象。因而，“革命文学”与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出现了某种积极的呼应，这在客观上为该时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数次调整和改造创造了适宜的条件。此外，在第二个十年中，以“海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沿袭“五四”现实主义风格的“京派”也成为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两大支流。应该指出，以“海派”、“京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支流为丰富与拓展该阶段有关现实主义的多样创作图景提供了重要资源。但在意识形态相对强化的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尊”地位似乎已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和趋势。这也从侧面部分显示了理论的可塑性在其移植、发展中的影响作用。

而现实主义在以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为背景的第三个十年里显得相对单一和集中化。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作为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它们分别显示了这一时期对待现实主义问题的不同视角。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许多重要内容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现实主义创作定下了一个基调。当然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对社会新兴矛盾以及变化了的现实生活进行认真思考的非主流的现实主义文本，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而“文革”期间的“潜在写作”却试图回归“五四”传统的批判性现实斗争精神，它们体现出在那个非常年代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良知。像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以及年轻诗人的“地下沙龙”、“地下诗社”等都是这样的代表。

新时期文学使“现实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并以多元化的态势繁盛发展。由于中国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动与调整，文艺界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等都以作家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不同视角以及不同感受实现了“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与肉来”的现实关怀。直至今天，随着社会思想与文化的空前开放，各种写作立场业已悄然构成了一种积极的、多元的共时格局：即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对时代和社会责任的承担仍然是在越发突显的私人化写作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存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多样化存在与发展趋势有力地说明了现实主义宽泛的容纳性和不拘一格的理论面目。

因此，纵观现实主义在中国近百年之流变，与之在引入中国之前相比，确实已相去甚远。这些变化的发生每每与政治、时代、社会、历史甚至个体因素都紧密相关。应该看到，这些非文学的外力作用使得作为舶来品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使用发生了诸多改变，以至于逐渐演变为一种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理论对象与创作方式。

二“现实主义”的传统渊源及其在西方的理论变迁

我们发现，现实主义传统在西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朴素的实在论，这种哲学观从一开始就影响了它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的认知，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从现实的角度认识到文艺的模仿本质”的文艺观。亚里士多德曾认为，艺术模仿的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而是“人类社会的行动”。比如《诗学》说道：“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又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优于史诗。可以看出，以亚里士多德“模仿说”为哲学渊源的现实主义并没有拘囿于那种“按照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进行创作的方法。《诗学》第二十五章中指出：“既然诗人和画家或其他形象的制作者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在任何时候，他都必须从如下三者中选取模仿对象：（一）过去或当今的事，（二）传说或设想的事，（三）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我们发现在这三种对象中，无论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还是非客观存在的、为人们主观想象或虚构的事，又或者是应然之事，都没有明确表示或暗中指涉摹仿对象具有一种所谓的内在本质或客观规律。此外，许建民也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其实对现实主义所遵循的“必然律”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与通常所认定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存在矛盾之处。他指出，“（这种‘必然律）一是指事物存在与变化的外部条件以及外部的强迫力量，如呼吸、食品、服药、航海；一是指在外部条件作用下不得不发生的结果。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必然律并不是事物运动的内在规律，恰恰相反，它是指外部的条件以及外部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必然律就是指制造者所给予的外部条件。”

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文艺摹仿现实的理解并不必然指向我们主观臆断的那种再现和反映现实的创作方法，而是体现了其本体哲学理念。在《形而上学》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事物的“本体”有三类：质料、形式、个别事物。其中，“质料”指的是没有任何规定性、无形式的纯粹质料，它不是本体；而“形式”是使个别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因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才是事物的本质。因此，“形式”先于“质料”。正因为“形式”赋予“质料”以目的，才使这个“潜能的存在”变为现实。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从本体上说，作为现实存在的东西，因为它已经完全实现了形式，所以在本体性上是高于潜能的”。从中我们发现，“现实”一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不是指按照事物的“质料”来进行模仿因为质料的无规定性使其无法被模仿而是一种完全实现了“形式”的主动创造的能力及结果。朱光潜先生就此解释说：“他（指亚里士多德）的摹仿活动其实就是创造活动，他的摹仿自然就不是如柏拉图所了解的，只抄袭自然的外形，而是摹仿自然那样创造，那样赋形式于材料。”这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艺术模仿现实”的内涵：通过艺术家赋予生活（它们只是一些物质材料因，只具有个别的意义）的“形式因”，使笔下的人物、事件顺应自然界的必然律（或“可然律”），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因此从亚氏哲学源头来看，“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作家基于对世界的独特感知方式，继而将这种个体化体验赋形于“现时”事件中以求产生高于“物质材料因”的新意义。

以这样的认知去指涉我们惯常提及的、特指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与体现纯粹思辨的哲学思维不同，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立足在价值层面上的一次反抗资产阶级艺术理念的思潮。必须正视的是，这场文艺思潮更多偏向和介入了现实政治。它以1855年法国画家库尔贝的画展风波作为发端，此后用来标举19世纪中期出现的文艺思潮和批评。可以看出，“这些在并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文化、文学背景上发展起来的文学运动之所以被赋予‘现实主义的统一标志，是因为它们都是以写实的手法客观地再现了当代的社会现实。”但是在对“现实”的把握上，它与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现实主义”显然大相径庭：前者不仅与当时的社会语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在于它对价值立场的追求已远远超越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手法的自我意识。因此，就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而言，它确实明显存在着一个历史维度与现实语境的问题。正如龚翰熊指出：“我们深切地感到，在人们的现实主义言说中，这个术语已离开其历史本义越来越远。为此，我主张先‘回到历史，在确定现实主义的含义时，‘最好不要和那个时代的基本理论和众所公认的名著脱离联系。”事实上，若单以价值尺度进行比较，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之前的浪漫主义在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上是目标一致的。马丁·亨克尔对浪漫主义的审美批判逻辑曾进行了部分阐释：“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因此，正如马克思略嫌夸大的形容“（这些浪漫主义者）是一种‘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浪漫主义其实使用了一种另类的形式手段履行了现实主义的职责。此外，周宪也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说明。他认为在早期现代性阶段，大致就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发起的这一时期，“审美现代性的观念尚未成熟”，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资本主义深刻的矛盾特性刚刚为人们所体验。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应的文化形态是现实主义占主导的文学艺术”，且大多数的现实主义作家以“模仿得越像，复制得越精确，再现越接近绝对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为其创作标杆，力求不遗余力地反映现实，这一点可以为稍后所出现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所佐证。

事实上，正是一说到“现实主义”，人们就把过多的注意力都放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而非亚氏传统上，因此“现实主义”才人为地被拘泥甚至偏斜了。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亚里士多德对“现实”一词的理解，就会明晰现实主义的恰当内涵其实是指作家对待世界的一种人生态度或体验方式，它是作家重新建构世界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因而很难将其与某一种特定的创作方法相对应起来。据此我们认为，现实主义不应是某一流派的专称，而是一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和态度。就像恩斯特·费歇尔在分析卡夫卡时所提出的种种质疑：“那种认为卡夫卡不是现实主义者，他没有表现现实的论调会使人立即提出这样的问题：何谓现实主义？何谓现实性？如果我们将现实主义的概念严格限定在19世纪盛行于市民世界的那种反映现实的方法的话，那么卡夫卡确实不能纳入这一范畴：或者说只是部分地符合这一范畴。……作家舍弃对他来说非本质的现象，摄取他所认为的本质的现象而创造出了现实， ……那在一种情况下只是次要的细节，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成为发光体：这发光体就不能照亮现实的本质领域吗？”可以说，愈靠近现代性问题史的反思期（周宪语），我们愈发可以确定，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肯定已不再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先驱者们所理解的那种“未经任何歪曲、变形的绝对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实在世界”，而是能够反映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特征的多元领域。与此对应，作为创作手法的现实主义亦不能再以经典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或自然主义的精确记录作为标尺，而应回到现实主义滥觞的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多样化个体经验与内在批判精神的统一中去。正如有人评价卡夫卡作品的深刻意义：“佯装谈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而其唯一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发现来世的可以存在。”简言之，“现实主义”的根本要义是要从对“现时世界”的描述（它往往是虚假的、伪饰的）去揭开幕后的“现实世界”的真实。

如此看来，即使是在现实主义发源之地的西方社会中，由于时代、语境、历史、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现实主义”也不可避免地从其哲学源头逐渐走向背离这种传统的方向。有关它的传承与其异地移植一样，经历着不断变异与“误读”的过程。

三以“现实主义”为例：

对理论背靠的本土传统问题的认识

综上可以看出，如果说欧洲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已然是对其亚氏源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误读”，那么从“五四”时期以来中国对它的使用就如同“影子的影子”。现实主义在中、西方的嬗变使我们认识到，尽管理论常会根据不同语境或生长“土壤”发生改变，但它背靠的传统却是难以泯灭的。按照极端化的假设为例，我们假定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沟通与交流最终会发展到一种“零障碍”阶段，也即文本由于语言差异所发生的多义或歧异现象业已通过圆满的翻译或者某种共用的新符码约定加以消除事实上我们必然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这样是否就能将一个理论“成功”地移植到其它语境中呢？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区分了能说清楚的事情与无法说清楚的事情之间的界线，即对于前者由于是一个事实判断，因此只要遵循客观实情就可以被确认；而后者大多是有关价值判断、态度立场方面的问题，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必须以文化、传统、历史等因素为依托的学科决定了它的主观性、特殊性及语境化特征，而且随着情况的变化，这些因素往往也极不稳定。因此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即便语言之间的这种“零障碍”可以实现，但是由于关涉不同文化的内涵、深层结构、价值评判以及接受者的心理“前见”等，都会对理论原貌构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或干扰。因此，“误读”实则不可避免。

既然如此，面对理论传承或移植过程中所出现的“误读”，我们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从其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上看，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延异”状态中才得以不断地推进与创新。因此，必要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的，也是必然的。况且，不少理论创新也往往都是“误读”的意外收获。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任何一种“误读”也应存有其一定的阈值限度。正如阎嘉教授所说：“（这种误读）只可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把这种积极意义夸大到‘无限的地步，那么只会有损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会扼杀异质文化相互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以现实主义为例，尽管由于对理论背靠的传统的忽视造成了多年来人们在此问题上的短视与误解，但是如果将马尔克斯笔下奇特的拉丁美洲“现实”图景比如会飞的飞毯，瞬间长大的植物，化为沥青的人，持续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大雨等也视为是现实主义的一种表现手法，那么“现实主义”及其所有其它理论流派的特质与界线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旨归不外乎想表达的是所谓“最不可思议的荒诞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每天都发生的本质真实”。

阎嘉教授指出，“在中西思想文化不断碰撞、冲突和交融的时代，人们常常忽视一条基本的分界线：即介绍、引进和评价西方思想文化的资源是一回事，然而，真切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本土自身的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那些并非书本所能说明的现实情况和民间心理结构。”我想在此，对现实主义的这一探讨正是想更加详尽地说明这个问题。为此，我们也更应警惕，如果无视理论背后的传统渊源，而将“误读”的附加意义或歪曲认识全然不顾地注入理论并加以应用实践，那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异质理论交流无疑是有害的。在此问题上，我认为宇文所安教授对待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所持的研究态度是值得深思和推崇的：“……如果我们要成为这些诗歌的真正读者的话，而不仅仅是成为考古学家，那么我们就不但需要恢复或者重构这些早期诗人和读者的无声的形式，而且还要以某种方式栖息于其中。”

注释：

①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②④⑤⑧⑨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第207页，第7页，第47-49页，第76页，第207页，第205页。

③转引自杨春时、刘连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在中国的误读与误判》，《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

⑥例如，茅盾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自来批评家中也有说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区别即在描写方法上客观化的多少，他们以为客观化较少的是写实主义，客观化较多的是自然主义。”参见杨春时、刘连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在中国的误读与误判》，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

⑦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7页。

⑩柳鸣九：《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第19页，第3页，第19页，第19页，第325页，第325-326页。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第336-339页。

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

阎嘉：《文学理论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参见[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1页，第190-191页，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