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

摘要：

民间文学资源在当代小说中的利用转化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在小说中直接嵌入民间文学作品，增强作品的民族化、地域化、大众化内涵，使文学的审美境界具有丰富、新颖、活泼的感性特征；二是叙述中隐含着民间文学文本中某些突出的类型结构，来反映民族历史、记忆在社会底层的延续和文化符码遗存；三是将民间文学资源进行当代语境下的话语重构，通过置换变形等手段使之成为当代小说文本创造的有机因子。

关键词：民间文学资源；当代小说；河南作家；利用转化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少文学体裁的兴起，都发端于某种民间文学样式的发现及其利用转化。如《诗经》孕育了四言、五言、七言诗，《离骚》、《九歌》等楚辞作品与民间祭祀歌谣密不可分，民间俗曲发展成合乐而歌词，口耳相传的俗讲和变文对传奇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等等。中国现代文学中利用、转化民间文学资源的例子也比比皆是。1918年1937年的歌谣运动吸引了众多文学家的参与，他们搜集歌谣、研究歌谣，将其转化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诗。正如有学者所言“民间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价值尺度、形式借鉴、艺术精神的滋养，并一度成为现代文学发展的方向。”①这种自觉学习借鉴民间文学以创建新文学的尝试，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探寻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学资源。

纵观当代小说，民间文学资源在作家文学中所处的地位及表现形式有几度沉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压抑，民间文学以不完整的碎片方式出现在小说创作中。新时期以来，以“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为代表，作家们开始关注、重视乃至审视民族、民间文化，挖掘利用民间文学资源，但当代文坛同时也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急剧冲击。当代作家中有不少来自乡村，他们自小浸润于民间文学，深深地受到民间文化的浸染和熏陶，这些作家一方面受到中西方创作理论和各种美学原则的影响，另一方面骨子里对熟稔于心的民间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在创作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转化民间文学资源。这种特点在河南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河南地处中原，当失去往昔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之后，进入了长时间相对落后、闭塞的时期，这样的环境氛围最利于保存和发扬民间文化、文学；曾经的辉煌不复存在，残留的传统文化、民间观念反倒成为当代河南人的精神特征。因此，对于那些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河南作家如李準、张一弓、周大新、刘庆邦、张宇、阎连科、刘震云等，民间文学资源是其小说创作的资料库、情感库、储备库，给他们以创作灵感和启示。具体而言，河南作家利用转化民间文学资源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在小说中直接嵌入民间文学作品

作家在创作中直接嵌入民间文学作品，往往与文学的民族化、地域化、大众化特色密切相关。当代小说在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回归民间”倾向，一方面源于对小说创作中一度唯西方文学马首是瞻的反拨，对“历史延续性”的民族文化，尤其是本民族、本地域的民间文学传统进行承接，体现民间底层文化在历史中苏醒，还原复苏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源于对自196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政治意识”和“阶级地位”为中心的文学观念的反拨，国家意识形态重压之后的文学创作对人的日常生活和寻常话语开始重视，使得文学的审美境界中呈现出丰富、新颖、活泼的感性特征。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在生活语境里集体创作、在漫长的历史中传承发展的语言艺术，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那些久远的神话、传说、故事流淌在一辈辈中国人的血液之中，灵魂深处。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鹊桥相会，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想象与生活，构成了我们民族的原始意象与深层心理结构。民间的俗语、民谚、歌谣等等则保留了母语自身的独创性和丰富性。韩少功在谈到“寻根文学”时，对这一文学流派经常利用民间文学资源的特点有过一番评价：“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小说创作中嵌入民间文学作品既能使本土文学获得再生，又是与世界对话的一条重要途径；既丰富了小说的思想意蕴，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又复活、照亮了原有的民间文学作品，让读者对它有新的感悟和理解，民间文学的本源内容在小说创作中具有了重要的文化诉求和审美价值。

河南当代作家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直接引用有很多，像民间歌谣、小调以及民谚、俗语等。这种特征在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作家身上同样存在，比如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在文本中运用民间歌谣表现了湘西和苏北的民俗风尚，那么，河南作家对当地民歌的运用则彰显出鲜明的中原文化特征。张宇的《乡村情感》中三次引用了爹和麦生伯爱唱的那首河南民间小调：“和成的面像石头蛋，放在面板上按几按，擀杖擀成一大片，用刀一切切成线，下到锅里团团转，舀到碗里是莲花瓣，生葱，烂蒜，姜末，胡椒面，再放几撮芝麻盐儿，这就是咱山里人的面条饭。”这首民间小调既体现了两位中原汉子的至深情谊，又表达出河南人朴实的生活爱好和愿望，隐含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周大新《第二十幕》中的铺床歌：“撩起门帘五尺长，门帘挂在金钩上，打开绣金红罗帐，嫂子替你们来铺床。……床头铺把干麦秸，引个白胖小乖乖；床尾铺个干白菜，引个闺女做国太；床中铺个小竹筷，引来男女双胞胎……”③表达出人们渴望多子多福、儿女健康富贵的强烈心愿。作者有意嵌入这些极富情趣的河南民歌民谣，生动地反映了中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和鲜活情感，反映出富有历史和民族意义的深广内涵。河南作家李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可以看作是一部民谚、俚语的大全。作品中有时政谚语：“灾年谣言多”、“私盐越禁越好卖”；有生活谚语：“打一千，骂一万，正月十六吃顿面”、“月亮再亮，晒不干谷子；女人再好，当不了饭吃”、“笑脸求人，不如黑脸求土”、“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上山擒虎易、出门告人难”、“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有经商谚语：“能舍钱一千、不教一招鲜”、“卖菜不使水，买菜撅着嘴”；有禁忌谚语：“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门前不栽‘鬼拍手”等等。这些谚语反映出河南人民的处世原则、生存智慧和特定的社会心态、价值评判，体现了中原地区的民俗人情，增强了作品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内涵。

民间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文化，它和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与人民大众丰富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河南作家直接利用民间文学资源时往往具有一种文化自觉，要么进行平民化、大众化的叙事，用民间传说、故事等表达叙述人观点，介入文本叙述、调节叙述节奏；要么拓展小说的文化内涵，表现人物的某种特征或形成文体的某种特色，形成奇异的艺术风格；要么展示民众的生活状态，反映他们的精神信仰，拓展作品的读者群，思考现当代文学发展中一直未能完全解决的“大众化”问题。河南作家周大新，他的很多小说中都会插入民间故事。周大新说过：“我生在一个盛产故事的地方。在我的故乡这儿，差不多人人的肚里，都装着一串一串的故事。”④神话、传说故事经常出现在周大新的小说中，诸如楚王庄的传说（《湖光山色》）、梅溪河的传说 （《第二十幕》）、周族祖先的传说 （《泉涸》）、仙女的爱情悲剧神话（《走出盆地》）、柳镇风水塔的传说（《风水塔》）、黄牛的神话（《伏牛》）等等。作家利用这些民间文学资源介入文本叙述，调节叙事节奏，《走出盆地》中把天府三仙女、地府唐妮、阴府湍花三个神话进行断开，分别与人世间邹艾的现实人生故事交叉叙述，平行推进。《伏牛》中西兰、周照进、荞荞等当代人的“伏牛”故事不时地被奇顺爷关于周氏家族“伏牛”的历史传说所插入。这些叙事方法既拓展了小说的历史视域，也丰富了作品可阐释的象征空间。在周大新小说中，民间的传说故事不仅是小说叙述的调节、艺术风格的载体，也是激发读者情感、吸引众多读者的关键。民间文学最能反映广大民众的道德伦理和审美趣味，“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⑤，周大新在小说中对民间故事的利用，满足了读者的精神愉悦，契合了民众的审美习惯和文化心理，为文学的“大众化”之路带来一定的启示。

二小说中隐含民间文学文本的类型结构

“隐含结构”这种运用和借鉴的方法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民间文学关联不大，但实际上，主体意识话语之下却潜藏着民间文学文本。这一点在河南当代小说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很多具有叙事意义的文学作品都包含着河南民间文学中“英雄情结”和“生殖崇拜”这两种类型结构。

从夏朝到宋代3000多年间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中原地区发生了无数的重大事件，涌现出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这些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被人们广为传颂，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英雄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价值观念中。作为承载地域生活、思想、感情的民间文学中自然有很多歌颂英雄的篇章。盘古、女娲、大禹、夸父等神话中都有令人敬仰的英雄主人公。民间传说《有艾不杀》、《洗眉河》、《李闯王渡黄河》等，表现了河南人对英雄起义领袖的爱戴。在河南坠子《杨家将》、《包公案》、《双枪老太婆劫刑车》中，其中的主人公要么为国舍家，要么断案如神，要么神勇机智，无一不表现出民众仰慕英雄、热爱英雄的心理情结和审美倾向。

这种英雄情结在当代文学“豫军”小说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坛出现了以解构英雄来反思社会政治事件的“反思小说”，河南作家张一弓反其道而行之，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向文坛奉献了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共产党员李铜钟。在“浮夸风”盛行，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铜钟为了给乡亲谋一条生路，向战友借粮，冒天下大不韪“哄抢国家仓库”，最后乡亲们得救，而自己却成了“罪犯”。李铜钟是政治上的“罪犯”，却是民间的“英雄”，叙述者字里行间都体现着对这一民间英雄的肯定、赞美、崇敬。英雄情结经常出现在张一弓的作品中，《最后一票》中的王铁山老汉虽然只是普通老百姓，但在选举的关键时刻体现出英雄气节，宁愿将选票卷了“烟泡”，也不给那些充满私欲的人任何机会，这是改革时代“敢为天下先”的普通人的英雄品格；《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的春妞儿在城乡差别阴影中勇敢闯出生活新路，自尊自强，泼辣能干，是一个“花木兰”式的当代生活中的女英雄。还有《赵镢头的遗嘱》、《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等都有英雄的人物和主题。除张一弓外，在其他河南作家的小说中，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英雄情结。李佩甫的《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中有许多充满阳刚之气、富有生命活力的英雄：孤身一人背犁开垦处女地的季和、冒死进京告御状的李发祥、九州十三县的叫花子领袖盖爷……他们都是大李庄人的先人，为开垦、繁衍大李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着英雄常有的毅力和果敢；《豌豆偷树》中的李文华本是别人眼中的弱势群体，然而作者仍然把他塑造成一位身残志不残的英雄，自己有眼疾，母亲也是盲人，但他却一心一意在乡下教书，并且喜欢打抱不平、扶弱帮友，把微薄的工资捐给贫困的学生做书杂费，最后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坍塌的教室的大梁，用残疾的躯体换回了几十个孩子的生命，书写了当代英雄的凯歌。这种英雄情结同样表现在阎连科的作品中。陈思和曾这样评价阎连科：“小说创造出了一批类似古希腊悲剧意义上的英雄群像，像先爷、尤四婆、司马蓝等人，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里绝无仅有的具有英雄气概的悲剧人物”。⑥《日光流年》中的几代村长竭尽全力来帮助村里的人活过40岁，其忍辱负重、坚韧不拔、永远抗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无疑让我们再次感到了民间文学中的英雄气概，为现代文明体制下人的生命的萎缩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

“生殖崇拜”是民间文学中另一种叙事结构。河南地处中原，以农为本，耕稼为生，农业和人口紧密相连，注重婚姻、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种绝对庄严的意志人的再生产，中原人民多以家族或血缘聚居，所以注重婚姻、看重子嗣等观念根深蒂固。中原神话《龙的传人》给我们留下了生动、真实、宝贵的远古婚姻仪礼习俗，有浓重的注重婚姻、生殖崇拜的意味。民间文学中的这种叙事结构在当代河南作家的文本中得到继承和利用，成为其小说中常见且富于生命力的母题。

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对中原婚俗有非常具体形象的描绘。小说生动地描写了水灾后逃难途中春义和凤英的“水上婚礼”。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乡亲们对这场婚礼也丝毫没有马虎。由徐秋斋充当司仪，念“关关雎鸠”；由蓝五伴奏，吹唢呐曲“上轿调”，接下来新郎新娘拜天地拜父母，众人拼喜桌，垒新居；总之大家都竭尽所能让这次婚礼更趋完整和喜庆，因为百姓心中非常看重婚礼习俗，对此有着约定俗成的理解和思维定式。张宇的《乡村情感》中也详细描写了小龙和秀春的婚礼，从礼炮、鼓镲的地动山摇，到五杆唢呐的热闹喜庆，再到婚礼的繁琐程序，古老的礼节既繁琐又隆重，充分展示了婚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周大新的小说中有很多产育习俗。如《新市民》中描写女人怀孕要去种一棵栗子树的风俗，因为民间流传孕妇种树意味着果树大丰收；《红桑椹》中写豫西南风俗怀孕女人每日要吃五颗桑椹 ，连吃七日，这样孩子会五官正、七窍通，寄予人们对后代的期待和厚望；《滨河地》中一位母亲在五个孩子接连夭折之后，虔诚地到土地庙烧香、祈求，之后果然生下健康的孩子并平安成长，于是她几十年如一日来还愿，虔诚地向土地爷表达感激之情；《家族》中五奶奶在送子娘娘座前跪求赐子的那个蒲团已被跪烂了两个洞，足见跪拜者之多。此外，刘庆邦的《相家》、《春天的仪式》、《走新客》、《回门》等作品也对河南婚姻习俗有着生动的书写，《摸鱼儿》、《夜色》则写出了即将进入婚姻的年轻人对性和生育的探索。

民间文学总会对作家的审美理想、叙事方式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历史的积淀使民间文学以其强大的同化力、内在性、稳定性、永恒性影响着作家的想象、叙述、诗情来源，它的独特的审美经验、人文理想、道德理想在作家创作中已经内化为一种结构性传统。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河南作家而言，英雄情结、生殖崇拜这些类型结构及其呈现形式已经内化为自我的审美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言：“通过对民间叙述以及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形式的自觉借鉴运用，必然会涉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深层意识领域，可以反映出民族历史、记忆在社会底层的延续和文化符码遗存。”⑦正是由于民间性因素在当代文学中的呈现，才使当代小说与本土经验、民间信仰、历史传统等保持着深层的精神联系并内在地制约着当代小说的想象空间和叙事模式。

三将民间文学资源进行当代语境下的话语重构

民间文学资源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作家文学发生着日益深入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民间文学资源在利用的过程中大多已经发生了转化，是对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文学资源进行了当代语境下的话语重构，使之成为当代文本创造的有机因子。民间文学资源的这种转化不仅是民族文学的挖掘和延续，同时也是与当代文学的对接、整合以及当代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必要选择。话语重构往往以置换变形的手段进行，是指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借用民间文学的“原型”，将其“能指”部分保留，而“所指”部分则部分或整体地改动。“原型”概念是加拿大学者弗莱的批评理论。⑧原型理论认为，任何时代的作家都会按其所处社会时代的需要和个人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将文学原型的深层结构置换成多种不同价值标准的作品，其反映的生活和抒发的感情都打上深刻的时代印记和个人的审美趣味。能够以置换变形的方式借原本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原始符号表达全然陌生的深层意义，是优秀小说所能达到的境界。正像有的学者所说：“原型的置换变形不是简单的故事的变化、累加、改造，而是赋予了不同时代人的精神意识、情感变化和审美趋势。”⑨

阎连科的《受活》是民间故事“黄粱梦”的置换变形⑩，作者对民间文学资源进行了当代语境的话语重构，使其具有了现代性的诉求。“黄粱梦”本源的民间故事更多在表现一种“神力”，“化人”扮演着人世间的主导力量，使周穆王穿梭于神与人的世界中。而小说《受活》中，主人公的梦不再与神话相关，而是与人类无限膨胀的私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权力、金钱、美、力量以及对死亡和贫困的畏惧等等。柳鹰雀带领受活庄的人疯狂地到处巡回演出，最大的驱动力就是对权利的贪婪和财富的向往。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大众文化的推行，人们精神层面信仰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信仰金钱、权力，追名逐利、贪慕浮华。小说结尾以柳县长的“黄粱美梦破灭”这一结局来表达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如果说阎连科的小说只是部分置换民间文学原型的话，那么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则全然地改动了历史人物传说和故事。作为民间文学类型的一种，民间传说就是描述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风物或习俗的口头传奇叙事，传奇性是民间传说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点正是作家文学取材民间文学资源并能够进行重构置换的前提和优势。《故乡相处流传》截取了历史长河中的四个典型性的横断面：三国时期的曹袁之争、明朝朱元璋初期、清朝末期慈禧与太平天国革命、建国以后的毛泽东时期。无论是曹操、袁绍、朱元璋、还是慈禧、陈玉成抑或是毛泽东，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真实人物，民间也流传着不少有关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而刘震云的巧妙之处在于将这些民众熟悉的历史人物打造成“熟悉的陌生人”，把这些历史人物传说以民间世俗化想象的方式进行完全的个人书写，将他们塑造得滑稽、荒诞。在这四个历史时段中，无论是天子还是贱民均受到无情的戏弄和嘲讽，“达到对历史权力本质的解构”。文治武功的曹丞相不过是一个长着脚气，屁声不断的无赖，他与袁绍的“官渡大战”是为一个沈姓小寡妇争风吃醋而起；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原来是一个柿饼脸姑娘，她本是穷光蛋六指的对象，到河南延津视察，发动二十万老百姓去捉斑鸠，目的仅仅是为了重温昔日与情郎的旧梦。刘震云曾说，“我想写的就是‘叙述中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叙述，使‘虚拟世界的真实和‘真实世界的虚拟浑然天成。”作家依托民间文化，借助对历史人物传说的“叙述”，使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产生新的意义演绎，从而实现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独到阐释。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故事新编》里的作品，取材自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鲁迅以古今杂揉和反讽描写的手法再现了民间文学中神话和传说的现代意义，展示了民间文学的魅力和对它们进行再创作的文学潜力，通过作家创作主体性的介入来表达对现实的荒诞感受，塑造了一个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利用转化的典型。刘震云和鲁迅一样，借用民间文学资源，以“戏谑”的言说和寓言化结构方式来传达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乡村乃至中国文化语境的整体情绪。民间文学资源在作家创作个性诉求及现代性诉求下转化或更生为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本形态，既保持了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具有了新的表达形态和美学意蕴，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量。

注释：

①王文参：《五四新文学的民间文学资源》，《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②韩少功：《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③周大新：《第二十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④周大新：《漫说“故事”》，《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⑤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⑥陈思和：《读阎连科小说札记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⑦王光东：《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与民间文化关系的一种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⑧[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⑨程金城：《中国文学原型论》，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4页。

⑩陈小碧.：《阎连科〈受活〉中民间原型阐释》，《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周罡：《乡村叙事：戏谑与重构》，《小说评论》2002年第3期。

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3期。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实习编辑刘晓希